后疫情时代建设性新闻对社会心理的调节与引导研究
The Research of the Adjustment and Guidance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on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雷跃捷 侯璐
Lei Yuejie Hou Lu
摘要：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内大规模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目前我国已进入以疫情防控常态化为特征的后疫情时代。社会心理问题作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次生危机，在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针对后疫情时代负面社会心理呈现出的应激性心理持续作用、社交回避行为显著化、个体自信弱化威胁群体信心等新表征，主流媒体可以采用建设性新闻的报道理念和方式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秉持培植积极情绪、设置解决方案、开展务实行动以及面向未来的理念，通过媒介建构文化、社会关系和社会事件来影响社会心理，并将积极心理学技巧运用到建设性新闻报道中，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进而培育健康良好的社会心态。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建设性新闻；社会心理
Abstract：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whole nation，the domestic large-scale pandemic has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t present，China has entered a post-pandemic era characterized by the regular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a secondary crisis cau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social-psychological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In view of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negative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such as the continuous role of stressful psychology，the significant social avoidance behavior，and the weakening of individual self-confidence threatening group confidence，the mainstream media can use the reporting concept and method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o play the role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Specifically，the mainstream news outlets can use the media to construct culture，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events to influence social psychology by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positive emotions，setting up solutions，carrying out practical actions and facing the future，and apply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kills to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reports to create a positive atmosphere of public opinion and cultivate a healthy and good social mentality.
Keywords：post-pandemic era，constructive journalism，social psychology
随着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当前我国已进入以疫情防控常态化为特征的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过去，社会心理问题始终如影随形。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全世界93%的国家的重要精神卫生服务受到干扰或中断，而各国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正在增加。[2]因此，后疫情时代对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科学有效地对社会心理进行调节和引导，建构良好的社会心理以配合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是目前各界亟须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3]在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心理重建过程中，新闻舆论可以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建设性新闻在发挥正确舆论导向、营造健康积极的舆论氛围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建设性新闻指的是媒体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新闻报道，是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立足于公共生活的一种新闻实践或新闻理念。[4]虽然建设性新闻是一个舶来概念，但对于中国而言，新闻的“建设性”属性并不陌生。新闻建设性主要体现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同时强调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报道[5]，近十余年来国内主流新闻所创新的各种正能量新闻、暖新闻、民生新闻、问政节目和调查类新闻等，就有着鲜明的“建设性”特征[6]。随着国内建设性新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建设性新闻实践也在同步展开。《中国青年报》的深度调查专栏《今日出击》和特色周刊《暖闻周刊》均以“建设性”为理念依托，前者倡导用理性的声音推动社会进步，后者聚焦具有新闻价值的温暖故事，传递“真善美”的价值理念，其中《暖闻周刊》已逐渐成长为国内具有成熟运营模式和标杆效应的建设性新闻品牌[7]。此外，凤凰网的《暖新闻》《政能量》栏目以及苏州广电总台的《共筑美好生活 苏城议事厅》节目，都是建设性新闻的中国实践，这些媒体主动生产优质建设性新闻内容的行动业已证明，建设性新闻在中国有其发展土壤。
基于此，相关行业将建设性新闻这种专注积极情感、倡导方案导向，以社会公共福祉为价值追求，以“积极”“参与”“悦纳”为核心理念的新闻生产纳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发挥其通过舆论引导缓解社会焦虑、重建社会信任、动员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为后疫情时代社会心理的调节与引导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建设性新闻调节和引导社会心理的研究现状分析
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给民众的精神卫生健康造成了巨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8]如何做好疫情期间的新闻舆论工作，如何通过舆论引导调节公众情绪、解决社会心理问题，成为新闻传播领域学者关注和研究的话题。在这些研究中，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被多次提及。
党君认为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舆论性心理恐慌问题，舆论引导工作有必要引入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实践，并提出舆论引导工作在实践中应该秉持呈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吸引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倡导建设性舆论监督、引导人民向善向上和传递中国特色价值观这五项基本原则。[9]邵鹏、叶森认为，疫情期间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展现了充满希望的、积极的新闻理念，积极的建设性新闻可以减少负面情绪，有利于人们理性处理和科学应对疫情。[10]殷乐、王丹蕊以“信息疫情”中的公众认知失调现象为中心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建设性新闻能够通过建构积极的环境认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鼓励各方联动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众认知的再平衡。[11]王江蓬、李潇凝论证了建设性新闻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调节公众情绪的有效性，进而从媒体功能的宏观视角、媒体与公众公共协商的中观视角和媒体内容生产的微观视角探究重大突发事件中建设性新闻参与公众情绪的治理路径。[12]
步入后疫情时代，许燕提出灾难具有涟漪效应，社会应激反应在疫情爆发初期有内隐的特点和复杂的特征，会被很多管理者忽略，这会导致后续更严重的问题在后疫情时代逐渐显现，比如价值衰落、国家信任、集群倾向等，对此她从后灾难时代的社会心理建设层面提出了五点策略建议，即加强灾难前端的社会治理、推进灾难过程中的心理服务、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质量、加强后灾难时代的应对策略研究以及加强后灾难时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13]徐平、李明分析了后疫情时期社会心态的变化，并发现这些变化给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复合影响，因此我国需要从价值引领、重点人群心理干预等方面加强后疫情时期社会心态综合治理。[14]但如何通过舆论引导的方式化解后疫情时代社会心理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目前新闻传播学界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本文认为，建设性新闻在疫情期间社会心理的调节与引导上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学界和业界应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建设性新闻在解决后疫情时代社会心理问题方面的能力，做好后疫情时代的舆论引导工作，促进健康社会心态培育与经济恢复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后疫情时代负面社会心理的表征
社会心理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不定型的、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它表现为直接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交往相联系的情绪、情感、风俗、习惯、成见等，具有生动性、易变性、缺乏稳定性的特征。[15]从疫情时代过渡到后疫情时代，危机的状态发生变化，外源性危机向内生性危机转化，即生命危机转向生存危机，负面社会心理也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
（一）应激性心理持续作用
所谓后疫情时代，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疫情完全消失，一切恢复如前的状况，而是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小规模爆发、从外国外地回流以及季节性地发作，而且迁延较长时间，对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16]虽然大规模的疫情已经过去，但这场疫情对民众生理、心理乃至行为方面的负面影响不是一朝一夕间就能消除的，心理危机在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
具体而言，每当单点式的局部疫情发生，网民仍旧呈现出集体性的担忧、焦虑心理，甚至出现愤怒、焦躁等不良情绪，网络空间激愤的言论很容易成为舆论事件的导火索，扰乱社会秩序，威胁社会稳定。这种应激性心理不仅在疫情爆发期间普遍存在，还在后疫情时代持续作用，加之灾难在影响广度上具有波及性的特点，心理危机不仅体现为个体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扩散表现为群体性的替代性创伤心理。
创伤后应激障碍指的是一次性创伤事件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集中表现为对疾病的过度恐惧、入睡困难、重演创伤事件、接触创伤事件相关线索即产生心理痛苦和生理反应，以及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症状。2003年SARS过后，据统计有10%到25%的人群患有创伤后焦虑症的问题。[17]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因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数可能要比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人数更多，因此疫情后全社会更要关注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尽量做到及时调节民众的心理状态，将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群体性的替代性创伤心理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在经历局部疫情的人们虽然身体行动受到限制，但他们仍可以通过网络与外界沟通。这种由鲜活的个体所描绘出的封闭环境、生理痛楚以及压抑心理的图景，极易激发疫区之外的人们的共情能力，具有强共情能力的人甚至会产生相似的痛苦感受，这些消极情绪在网络空间的积聚叠加将公众情绪推向崩溃的边缘。另外，负性偏向也是替代性创伤心理的影响因素。负性偏向是指人们在面对各类信息时，更容易注意、记住并传播负面信息，并容易将模糊不清的信息解读为负面信息的现象。这种感知机制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环境中的人的生存本能，人们能从负面信息中预知周围环境的潜在危险，从而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但在重大灾难发生时，这种负性偏向对人心理建康状况的威胁也是巨大的。处于疫情外围的人们并没有真正接触病毒，媒介是他们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对疫情担忧、焦虑的心理更容易促使人们关注并传播带有负面情绪的报道，这种非理性传播对人们的损害程度一旦超过心理和情绪的耐受极限，就会导致群体性的替代性创伤心理问题出现。
（二）社交回避行为愈加显著
社交回避主要是指在社交活动中，不喜欢与他人接触、交流，喜欢独处，回避人际交往的现象。有研究者在研究儿童社交回避成因时发现，儿童社交回避行为与抑郁感、社交焦虑感及同伴关系问题呈显著正相关。[18]在后疫情时代，社交回避行为呈现出显著化的特征。
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来看，由于疫情期间封闭式的防控管理，人的社会化关系被迫中断，高压精神状态下缺失同伴导致抑郁感和孤独感水平上升，情绪的持续低落状态削弱了人们的社交意愿，即使疫情过去生活逐渐恢复常态，抑郁的心理也将影响正常的社交行为。此外，长期远离人群的人们再一次回归社交环境，陌生的感觉还容易诱发紧张、焦虑的情绪，易催生自我保护性质的社交回避行为。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印记，人们对疫情仍怀有恐惧心理，聚集性疫情的发生使同伴关系变得紧张，人际关系呈现出脆弱、疏离、信任缺失的特征。这种低趋近动机和高回避动机的交往心理加剧了社交焦虑，人们便容易产生社交回避行为。
（三）个体自信弱化威胁群体信心
由于灾难在持续时间上具有滞后性效应，有时灾后的损失甚至会大于灾难期间的损失，灾难滞后效应尤其表现在经济与社会稳定方面。[19]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报告指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世界经济衰退使全球中产阶级减少了5400万人，这是该数字近30年来的首次下滑，同时贫困人口增加了1.31亿。[20]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失业危机和就业困难带来的生存压力就像悬在人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整个人类社会。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首次超过1000万，预计达到1076万人，增量创历史新高，就业形势复杂严峻。[21]强竞争的态势给疫后初愈的社会心理带来巨大挑战，屡屡受挫的就业经历甚至会给个体自信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个体对生活的期望被迫降低，自我驱动力下降，出现“躺平任嘲”“甘做咸鱼”等消极悲观论调。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群体社会心态来源于个体心态，个体自信的弱化必然会影响群体信心的提升。而且群体心态不是个体心态的简单累加，群体心态是蕴含更大能量、拥有更大影响力的情绪聚合体。经济压力带来的竞争压力削弱个体自信，规模化的个体自信弱化导致的群体信心缺失又以更大的力量反作用于经济，形成恶性循环。
三、建设性新闻对后疫情时代负面社会心理的调节和引导
建设性新闻是近年来国内外普遍运用的一种建构在积极心理学理论之上的新闻理念和实践。国外评估建设性新闻效果的研究证明，阅读带有积极情感的、对现有社会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新闻会让读者感觉更好，更能激发人的积极情绪，使人们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意愿更强。[22]国内学者欧阳霞、王江珹等运用实验法，从受众情绪、媒介可信度、受众行为（媒介参与行为、亲社会行为）三个维度探究了建设性新闻的本土化传播效果，实验结果发现，中国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报道框架对受众形成积极情绪以及提高其媒介信任度有显著影响。[23]这些实验均表明，建设性新闻能够从积极心理层面影响受众，这为媒体引导调节和疏导后疫情时代的群体焦虑、社交回避等负面社会心理提供了新的理念和实践方式。较之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建设性新闻强调从负面报道向倡导积极心态、提振公众情绪转变，从关注现象向发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转变，从告知信息向介入事件、促进公众参与转变，从报道过去向面向未来、给予公众希望转变。建设性新闻在报道理念和方式上以新闻积极对冲社会消极，在调节和引导社会心理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一）以积极心理引导公众情绪
积极心理学是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来源，吉登斯泰德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新闻如果在报道手法上遵循积极心理学原则，则其既可有效引导公众情绪，又能不失客观、公正与平衡。[24]在《持续的幸福》一书中，美国心理协会前主席、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教授提出“PERMA”这一幸福理论。作为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马丁·塞利格曼把获得满意的人生称为幸福1.0理论，而随着对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他认为自由人的终极追求是实现蓬勃的人生，此即幸福2.0理论。幸福2.0理论认为，一个人要想实现人生繁荣和蓬勃发展，就必须有足够的“PERMA”，它代表着构成幸福人生的五个元素——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参与（Engagement）、关系（Relationship）、意义（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25]
围绕积极情绪展开的建设性新闻建构，将“PERMA”理论引入新闻生产，从新闻报道的主题策划到采访提问、故事框架和叙事风格都强调激发公众的积极情绪。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报告》显示，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偏好传播疫情防护知识和抗疫事迹（见图1）。[26]防疫科普知识和抗疫一线感人事迹所获得的高关注度和高转发率，说明这些蕴含解决方案和积极情绪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和抚慰人心的作用，激发了公众的积极情绪，这些信息获得了二次传播。因而对于后疫情时代公众情绪表现出的不稳定、低承压和高敏感的特征，我国媒体仍应继续践行建设性新闻的理念，用正向的情感激励人，以积极的报道内容鼓舞人，召唤社会信任的回归，努力将公众情绪带离悲伤、低落的洼地，培育和涵养良好、健康的社会心态。
图1 公众关注和转发的TOP10疫情相关话题
（二）以解决问题缓解社会焦虑
建设性新闻关注的议题主要集中于关系公众福祉的社会公共问题，麦金泰尔通过两个认知心理学实验得出结论，包含积极情绪和解决方案的新闻能使公众获得更为正向的情感体验。[27]建设性新闻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将解决问题作为主要原则，通过调查分析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回应公众关切，这种务实的实践态度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有助于增强公众的安全感，进而缓解社会焦虑情绪。
进入后疫情时代，公众焦虑情绪主要来源于对疫情还未彻底消散的担忧和经济低迷引发的生存危机。主流媒体在对这两个公众普遍担心的议题进行报道时，积极采用建设性新闻的模式。在报道国内散发的局部疫情方面，建设性新闻更多关注当地政府的行动，并联系专家对防疫政策进行解读。比如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的《国家卫健委：我国疫情防控坚持“动态清零”而非零感染》，通过报道对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的专访，让公众明白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的目标不是“零感染”，而是“动态清零”，政府有能力及时有效控制疫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28]
在报道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情况时，建设性新闻没有规避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面临的诸多困境，而是在提出失业率升高、就业困难等问题的基础上，为促进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提供可行性方案，如援引政府关于促进就业的相关文件、为公众提供与政府进行沟通的渠道等。这样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不仅可以通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公众提供就业等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来帮助个人进行决策判断，“解决方案导向”的报道框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焦虑、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化解社会危机。
（三）以行动导向促进公众参与
有学者基于角色理论将西方新闻业的社会角色归纳为八种，即把关人、守望者、支持者、策展人、释疑者、解困者、消遣者和局外人，并指出传统新闻业的社会角色更多局限于把关人、守望者、消遣者和局外人这几方面，但忽视了其他几个角色。[29]建设性新闻可以看作是对新闻业“支持者”“策展人”“释疑者”和“解困者”角色的补充，建设性新闻不是对新闻事件的简单描绘，它要求记者转变身份，不再置身事外，而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介入事件，更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建设性新闻生产中，记者不仅凭借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努力创造准确、高质量和富有吸引力的报道，还十分重视公众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作用。建设性新闻摈弃了传统报道惯用的二元对立框架和冲突框架，力求体现多元的声音并促成公共协商。建设性新闻通过对事件进展进行持续性报道，网罗多方建议，并以“参与者”的身份从中沟通协调，为公众和政策的制定者等多方主体创造对话的可能，努力调动起公众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性。如2020年年中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陕西团组织发放亿元贷款“输血”青创企业》一文，文章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陕西众多小微企业陷入融资困境。‘秦青优惠贷’项目的及时出台，为创业企业切实解决了资金难题，起到输血、救急作用，得到广大创业青年的一致点赞。”[30]《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报道关注疫情逐渐平息后的现实问题，表明了小微企业和创业青年的诉求，并通过多方采访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彰显了建设性新闻的“参与性”与“行动力”。此外，建设性新闻还致力于为公众参与搭建平台，强调发挥公众提供新闻线索、专业知识以及政策建议的作用，使公民产生为社会做贡献的荣誉感[31]，形成“积极报道—情绪赋能—公众参与”的良性通路。
（四）以未来视野唤醒公众希望
疫情期间的一项积极心理学研究提出，“使用时间距离”的方式对调节焦虑有所帮助，即想象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后我们会怎样看待现在的负性经历，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会对孙辈讲起2020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大爆发，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他们我们是如何渡过难关的。[32]这种诉诸未来的思考方式提醒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一切都只是暂时性的，能帮助人们重燃希望并阻止极端焦虑情绪的产生。而建设性新闻被视为一种未来新闻[33]，面向未来是其固有属性。区别于传统报道关注事件的过去和现在，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新闻模式，需要向事件的未来走向发问以得到最新的消息，从而站在未来的角度指导方案的制定。在重大突发灾难的报道中，这种对事件未来的关注为重塑公众集体记忆提供了契机。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过后，公众心理刚刚从紧张、高压的环境中挣脱出来，但疫情期间密集的负面报道所建构出的危机社会图景仍影响着脆弱的公众情绪。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满足这些较低层的需求之后，人才会产生情感和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关注社会心理的多重需求，拒绝再次揭开痛苦的伤疤，而以蕴含人文关怀的未来视野报道恢复与重建、复苏与发展。例如，新华社的视频报道《曾经的战“疫”阵地，如今花开春归》，展现了浙江省第一个整村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新政村——新河村，疫情散去春暖花开的蓬勃景象[34]；《人民日报》微信端的《从湖北回杭州复工，打开家门他当场哭了》一文聚焦复工复产，讲述了邻居之间互帮互助、共克时艰的温情故事，为疫后复工注入了温暖的力量。[35]这些建设性新闻都将提升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落脚点，用真挚动人的故事疗愈受伤的心灵、唤醒公众的积极情绪，因为面向未来就意味着面向希望。
四、后疫情时代建设性新闻调节和引导社会心理的途径与策略
遭遇危机、应对危机是人类的基本在世状态。[36]建设性新闻作为媒体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新闻报道[37]，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关注和积极行动解决问题的导向是其建设性的集中体现。因此，面对后疫情时代社会心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建设性新闻对社会心理进行调节和引导，是媒体做好后疫情时期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面向。
（一）后疫情时代建设性新闻调节社会心理的途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将真实的场景呈现在公众面前，使公众对疫情可知可感，可以说，人的体验和媒介运作共同建构起公众对疫情的整体认知。人的心理是由文化、社会关系、社会事件建构的。[38]那么，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建构或改变文化、社会关系和社会事件，就可以对人们的心理进行调节或建构。
1.媒体通过建构或改变文化进而调节社会心理
新闻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媒体通过改变新闻的文本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文化，进而调节社会心理。新闻话语修辞是新闻文本建构的方式，新闻话语利用各种修辞手法赋予客观的人、事、物、时间、地点以象征意义，将客观现实以符号化的形式投射到主体的意识之中，形成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后疫情时代，媒体可以在建设性新闻文本的建构过程中因事制宜采用合适的修辞手法，以温暖、细腻的文字为公众创造积极的情感体验，持续向社会传递团结协作、互助友爱的正能量，在乐观向上的社会氛围中，引导公众以积极心态面对困难，从而对群体应激性心理进行调节和疏导。如2020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的《火雷兄弟，江湖再见》一文，该报道回顾了为援建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武汉的建筑工人们的温情故事[39]，“火雷兄弟”成了民众不能忘记的感人记忆，也鼓舞了人们在疫情过后重启生活的信心。
2.媒体通过建构或改变社会关系进而调节社会心理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互动和交往是结成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心理是社会成员心理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关系的心理学表征，因此，互动是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的关键。建设性新闻的互动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互动的主导权往往掌握在社会地位较高、知识水平较高和控制力较强的一方手里，所以拥有更多资源的专业媒体居于互动的上游位置，可以对互动的内容、方式等进行调整，因此，建设性新闻可以将积极的思想观念、向上的精神力量融入媒体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从而影响社会心理的形成；二是建设性新闻理念强调改变以往传统新闻报道的单向传受关系，重视赋权公众促进多方对话的作用，话语权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积极性，建设性新闻提供的公共协商平台使得公众不仅可以依靠国家的力量走出疫情，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摆脱疫情的阴霾，这种多方主体的良性互动对形成良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具有积极作用。
3.媒体通过建构或改变社会事件进而调节社会心理
新闻媒体是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人们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和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客观事物进行判断和评价。新闻报道虽然不能改变客观社会事件，但可以通过设置报道议题有选择地对社会事件进行报道，从而影响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和评价。需要注意的是，媒体选择性地呈现社会事件不是建构虚假的现实，而是借助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将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社会事件推到公众面前，通过公共性质的讨论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与建设性新闻的报道理念相吻合。后疫情时代是困难丛生的时代，是矛盾迭起的时代，是备受挑战的时代，社会的复苏与发展需要积极情绪的引领，建设性新闻应放下疫情的沉重，将目光投向疫后恢复，选择将拉动经济、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等关系公众福祉的社会事件作为报道的主要内容。2020年5月到6月间，《中国青年报》集中刊发《发放援企稳岗补贴 支持复工复产贵在“精准”》[40]《招收40多万新教师为教育谋未来》[41]《以保促稳·突出民生·实干为要——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42]等文，积极回应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给疫后恢复重建打了一针“强心剂”。可见，后疫情时代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应始终以积极的报道理念、生动的报道内容关照个体的发展，为公众描摹生活回归正轨、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社会景象，为增强公众信心提供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心理。
（二）后疫情时代建设性新闻调节社会心理的具体策略
新闻媒体通过有意识、有计划地报道事实和发表言论，可以对社会心理产生影响，引导舆论朝着新闻传播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43]积极心理学作为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源泉，为建设性新闻实践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实用心理技巧，主流媒体可以将这些技巧运用到后疫情时代新闻报道策略的制定中，引导社会心理走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创造和谐稳定的舆论环境。
1.利用近因效应，改变公众认知
近因效应是指在对事物形成总体印象的过程中，新近获得的信息比以前获得的信息对人的认知影响更大的心理现象。[44]近因效应的发生前提是人们原本已经对某一认知对象有所了解，但因为时间的流逝对该事物的记忆或印象有所淡化。后疫情时代的新闻报道要充分利用这一效应，在报道中更多强调现阶段疫情的可防可控性并积极报道防疫成果，改变公众对疫情的固有认知，从而预防局部单点式疫情发生时公众应激心理的产生。2021年6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传染病医学史上的中国抗疫奇迹》一文，“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面对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传染病，中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对此次疫情大考，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急事、办难事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98天成功研制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并成为全球首家获得临床批件的新冠病毒疫苗”。[45]这些振奋人心的文字无疑给危机过后的人们带来了巨大鼓舞，也更新了人们对疫情现状的认知。正如这篇报道一样，建设性新闻就像一把刷子，将灾难的苦痛记忆淡化，以新生与希望、美好与幸福为底色，重新绘就新生活的图景。
2.强化自己人效应，拉近心理距离
在人际交往中，如果对方把你和他归为同一种人，就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和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自己人效应。“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舆论的主体是人民，媒体要想真正发挥好舆论引导的作用，就必须与人民站在一处，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时刻牢记和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人民的“贴心人”。后疫情时代，新闻媒体要强化自己人效应，积极采用建设性新闻的生产方式，将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作为报道的重点，传递人民的声音，坚持解决方案导向，为人民排忧解难。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中国青年报》连续刊发了《结对帮扶“手拉手”共同走上致富路》[46]《杭州下城区减税费优服务提振住宿业发展信心》[47]《央企携手小山村共奔小康》[48]等文，将人民群众关心的生产生活问题作为重点报道内容，拉近与公众的心理距离，从心理上抚慰公众，真正掌握舆论的主动权，促进社会平稳发展。
3.发挥权威效应，凝聚社会共识
权威效应又称权威暗示效应，是指当一个人地位高、有威信、受人敬重时，其言行较他人的言行更受重视并具有引导性，人们更容易相信其言行的正确性。[49]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积极利用权威效应进行舆论引导，借助钟南山、李兰娟等意见领袖持续进行科普、辟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入后疫情时代，面对疫情多点散发、经济增速放缓、竞争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等情况，主流媒体应继续借助权威专家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力量扩大信息的传播面和影响力，及时、准确、有力地将国家关于疫情防控、稳定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传递给社会公众，形成主流媒体“设置公众议程—精准引导舆论—凝聚社会共识”的舆论引导路径。2021年3月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的《钟南山、高福、吴尊友、张文宏呼吁：尽快接种疫苗以达到群体免疫》[50]一文就是利用权威效应的典型案例，这篇报道通过引用四位防疫专家的讲话，向民众传达了只有“更多人群进行新冠疫苗接种，才能最快达到群体免疫，让疫情尽快结束”的观念，让人们从思想层面认识到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对国家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有所助力。
4.善用习得性乐观，培育积极心理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教授在长期研究习得性无助理论的过程中发现了“习得性乐观”现象的存在。面对生活中不可控事件的发生，人通常表现出“悲观”和“乐观”两种解释风格。塞利格曼通过心理学实验证明，具有悲观解释风格的人，遭逢厄运后会出现抑郁倾向，与之相反，具有乐观解释风格的人，遭逢厄运后能抵抗抑郁。[51]抑郁是个体长期无助的结果，那么一个人长期坚持对乐观心理进行训练，就有助于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因此，后疫情时代，我国要警惕“躺平”、颓废等“丧文化”的侵蚀，避免人们因对现实不满和失望而造成的习得性无助，新闻媒体要采取积极的建设性新闻生产模式，以乐观的解释风格报道社会事件，比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新京报》发布的《从封闭小区到医院，他们接力为白血病儿童送饭》[52]《因疫情74岁老人滞留医院数天 志愿者连夜驱车护送回家画面暖心》[53]等，都以乐观积极的笔触报道疫情信息，努力构建阳光积极、互助和谐的社会舆论环境，增强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念，培育乐观向上的社会心理，鼓励人们追求塞利格曼所强调的“持续的幸福”。
结论
当国家层面的宏观困难逐步解除后，对于社会的细胞——公众而言，灾难留下的心理创伤和现实困顿远未消弭。后疫情时代，是一个人们需要逐渐克服慌乱与焦虑、认知病毒并长期与之共存的时代。探究建设性新闻对后疫情时代社会心理的调节与引导功能，是学界和业界从舆论引导角度，同时也是从社会治理角度对解决因疫情导致的社会心理问题的回应。建设性新闻凭借积极的情绪引导、解决问题的方案导向、促进参与联结对话的实践方式和面向希望的未来视野，并在新闻报道中融合积极心理学的实用技巧，构建起疫后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实现对社会心理的有效调节和正向引导，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建构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这之中，主流媒体将发挥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的重要作用。同时，后疫情时代建设性新闻调节和引导社会心理的良好实践，也对未来新闻学学界进一步探究媒体参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路径提供了理念指引和有益参照。
〔雷跃捷，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侯璐，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级舆论学博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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