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做人之德
路：常听人说先生为人正直，不说假话，不谋私利。请问这与做学问有直接的关系吗？
道：这种传闻有时也会流到我的耳朵里，应该说有毁也有誉。对此我考虑得不多。因为我是一个凡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只是脚踏实地地做点学问，不过是一芥书生，从没有把自己看得太高，但也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低三下四，没有非份的思想；所谓“清高”，我以为在现代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可是我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不论什么问题都想弄个明白，喜欢所谓“打破砂锅问到底”，包括自己的不足和过失。在我初带研究生的时候，曾经主动给他们讲过一次课，题目是《我是怎样出洋相的》，告诉学生我在年轻时，初写文章所犯的错误。有的是自以为是，有的是引文不当，也有的是硬充知识里手。我们常说在学问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确实如此，自己的经验更有说服力。在我的一生中，每前进一步，往往都伴随着错误。有的是思想欠缺，问题没有弄清楚就乱下雌黄；有的是感情用事，凭着一时的冲动便议论是非。孟子是个哲人，能够“一日三省吾身”，我就做不到，甚至在没有认识之前坚持自己的错误。可见，做人要严于律己也是不容易的。
但人应该向高处走。谁说我没有“私心”呢？遇到切身的利害得失，经常会在思想上产生矛盾斗争，只是有一条，我不会做损人利己的事，也不敢弄虚做假和颠倒黑白。至于它同做学问、搞业务的关系，应该说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都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能做学问、搞专业，如果做人不正，心地不善，做起学问来也很难说能够“学术为公”。人们在评论画家作家时常用“如见其人”来形容，所谓作品如人品，只能相对而言，希望两者能够统一起来，仅仅是指其气质，但又不可能那么准确，它与人的品格毕竟是两回事。我共事、交往、相识的艺术界的人很多，有前辈、同辈和晚辈的年青人，甚至还有外国人，若论好坏，当然是好的占多数。有我敬重的长者，有我要好的同辈，也有我喜欢的晚辈。这是人之常情，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美德，如果人间缺少了这种美德，社会便会干枯了。
路：心地不善、心术不正和极端自私的人也能学好专业、做好学问吗？
道：在这之间不是等同的，也不是无关的，只是人生观对于专业的取向问题。也就是说，做学问也好，搞专业也好，其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事业而献身，有人不过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人处处打着个人名利的小算盘，往往经不住挫折，一旦遇到困难，很可能就跳来跳去，企图找一种能够图利、讨便宜的捷径。因为他把做学问和搞专业当作一种获取个人名利的手段。
50年代我国高等学校里曾有过“红专道路”和“白专道路”的辩论。当然辩论的双方是不平等的，只能前者批判后者，不允许后者讲述自己的理由，这样也就把事情简单化了，甚至有人得出结论，以为只要“红”了，自然也就“专”了，以致害了不少人，不敢提个“专”字。那时候是忌讳“专家”这个称号的，只能叫“艺术工作者”。
我有一个同学，是个极端自私的人物，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被他的假相蒙蔽了；反而觉得他非常“革命”，比谁都积极。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个最自私的人，几乎时时处处都是精打自己的小算盘。在“文革”中也是处处都想捞到好处。在批斗会上，他批判以前的校长为了破坏革命，把他派到苏联去学“修正主义”，并且“愤怒地”打了那位校长的耳光。我曾想以此人为模特儿写一部小说，已经起了腹稿，书名叫做《灵魂的赌注》，只因以后事情太多，没有时间，再说我也未写过长篇小说，一直没有动笔。至今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较完整的素材。之所以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说如像这种人，不能说在业务上没有成就，而是说心术不正，做不出好事来。你们不必打听他的真实姓名，那是没有意义的。
路：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有这种人。
道：其实，不必大惊小怪。偌大一个中国，各色人等，才显得社会的热闹。虽然说好人与坏人都存在，在人的好坏之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但要时常提防坏人作怪，防止损人和损伤事业。
路：人的好坏是不是性质所然？
道：我不认为人在娘肚子里就是坏种。小时候读《三字经》，一开头便是“人之初，性本善”，古人也争论过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至今也没有弄懂。我没有学过遗传学，也说不清“基因”的关系，自然有其中的道理。为人处世，会接触各种人，稍有一点阅历便会认识到，一个人的好坏都有主客观的因素，有的受到影响，好的变坏了，坏的也可能变好了。历史上的周处除“三害”，不就是变好了吗？当然，由于素质偏低，受到社会上各种利益的诱惑，变坏了的也不少。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不仅生产力受到了阻碍，把人的思想也搞得僵化了，而在近代又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说，从鸦片战争起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热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由反抗到取得政权的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还需一个世纪，即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祖国的复兴，要从事改革和建设，使我们的民族进入先进的行列，达到富裕的水平。
这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有着壮阔的前景。当然，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大河奔流，必然会泥沙俱下。很明显，在这样一个时代，经济大潮冲击着社会，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碰撞，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也必然受到一次洗礼。社会的变革促使每个人都要重新定位，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取向。
我们前面所讲的人的思想的变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虽说人的变化不能以简单的好坏来论定，然而在经济的、职位的等各种利益的诱惑下，有些人急功近利，是难以固守原来的信念的。
一个人的信念的形成，是以理想为前提的，并且，要付出相当代价，如果仅仅用世俗的眼光看事业，势必考虑到“合算”与否和“实惠”的问题。有人就曾问我：读博士有什么好处？你说，我如何回答是好呢！
由于价值观念取向的变化，曾经为某一事业立志献身的人，也会在时间面前改变其初衷。我一生走了教育的路，而且是从事艺术教育，深深感到“为人师表”的重要和难度。“师道尊严”的被糟蹋另当别论，总以为能培养出一些学有成就的人，于国于己都感到光彩。自古以来，一个“教书匠”图的是什么呢？是名还是利？俗说“只能有做状元的学生，不可能有做状元的老师”，也没有听说当老师发了财的。如果为人没有“敬业精神”，便无法坚持这种职业。几十年来，我培养了很多学生，经过他们的努力，有不少人事业有成，当了教授，取得了博士学位，也有的走上了领导的岗位。当他们来看我，喊我一声“老师”，真感到莫大的欣慰。但也有例外者，他们将本领用在了别处，当利害冲突认为我对他已经无“用”的时候，甚至对我采取了无情的手段。“文革”中的“造反派”们不必再说了，那些打人的、抄家的、烧物的已经受到了谴责，有的也真诚地反悔了。若干年前，为了编杂志筹办经费，我放手交给年轻人去做，有人干得很卖力，结果把钱落进了自己的腰包；有人做了领导，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暗自设立了往上爬的祭坛，不惜以我为牺牲；也有的学到了一点本领，竟然目空一切，极度膨胀，简直是老子天下第一，恨不得要扫除所有不利于他自我发展的障碍，包括他的老师。令人痛心的是，有的曾经跟随我二十多年，我也曾为培养出这样的学生而骄傲，万万没有想到会到了这一步。说实在的，这些人对我的损伤倒是次要的，所痛惜的是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连人生的意义都模糊了。俗说聪明人应该会用聪明，但不能玩弄“小聪明”。玩弄小聪明的人即使暂时得到一点小便宜，但最终要自食其恶果。面对这些现象，我曾经苦恼过，为此生过一场大病。甚至百思不得其解，责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学生呢？有个学生劝我说，如同种了一棵桃树，结了很多桃子，其中难免会有几个烂掉的，何必为那几个烂桃子苦恼呢？话是对的，但我总想让桃子好一点，真希望他们能从个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路：做人确实很重要。在我报考先生的研究生时，对此已有所闻，只是听到的不具体。这是一种堕落，是做人的悲哀。我之所以投到先生的门下，既是敬佩您的学问，也是仰慕您的为人，先生的道德文章是世人皆知的。请老师放心，我们也有私心，考虑个人的问题，但还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绝不会干出忘恩负义的事。
道：不论是什么工作和职业，我主张做人要厚道，要真诚，不能只考虑自己。人之为人，首先要区别于动物。动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传种接代，弱肉强食，互相残杀，有人观察到这一点，以为是保持“生态平衡”的规律。实际上，在动物中也有本性群居，相互依靠，甚至牺牲自己的，如昆虫中的蚂蚁、蜜蜂等。人自从动物中分离出来，除了动物的本能之外，还有思想，能创造，应该大大地高于动物。而且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已积淀起高度的文明，就应该做个文明人，这是做人的基点。一个人的聪明、智慧和本领、能力，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将意味着什么呢？譬如说小偷，这不是一种职业，是受到不劳而获思想的指使所干的一种损人利己的事。偷人财物的人，论智商和聪明的程度并不比一般人差，相反，是过分相信了自己的“本领”，去干不道德的事。从理论的角度看，他们也知道偷窃不好，甚至知道羞耻，不敢公开自己的行为。这说明他的行为和道德标准的不一致，为了私利不顾道德，但表面上还要面子，主要是缺少自觉和自律。值得注意的是，带着这样的世界观，即使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岂不和小偷一种性质吗？
我所以重视做人，还有一种意义，就是从事艺术是做心灵的净化工作，自己不净焉能净人呢？艺术是圣洁的，从事艺术的人要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提倡真、善、美，发挥助人向上的功能。当一些不纯洁的人插手于艺术，艺术也就受到了污染。我们从事艺术的理论研究，无疑要同书籍的出版打交道。且看当前的出版界，为什么会出现非法的出版物？有人制造黄色淫秽的东西，有人偷印这些东西，并有人贩卖这些东西，包括盗版、侵权在内，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钱”字。他们把学到的一点本领，用在了这种邪门歪道上，唯利是图，丧失了道德和人格去干损人利己的事。这是艺术的一个负面，虽然人少影响也不很大，其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我不是说你们会有人走上这条路，而是说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警惕这类事情的发生。
按理说，到了博士这个层次，论学养已经很高，特别是学人文科学，应该在做人上严于律己，即使不考虑别人，也要使自己的言行一致起来。言行不一致的人，怎么能受到别人的尊重呢？自己写的说理文章又怎能使人信服呢？一个社会的提高，一个民族的兴旺，要有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为之支撑，相比之下，那些仅为自己紧打算盘的人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做人重德，人贵德行，我希望中国未来的博士们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完人。
路：我一定为此而努力。
道：一定要努力，这是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我是在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是在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深深体验到的。我过去所走过的路相信你们不会再重复，但是必然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你必须锻炼出能够驾驭自己、对付外力干扰的能力。我年青时的性格与现在不同，那时候不爱在人前讲话，有点腼腆，但是在自信中包含着几分傲气；后来才变得像只爱斗的公鸡，现在“斗”性也不强了。原以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当强大的外力压在你的头上而无法摆脱时，只好相信“命运”的主宰和摆布。从50年代的“反右”运动到十年动乱的“文革”，生活上的困难和人身受到的侮辱都是不足挂齿的，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压抑。当一个人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最困惑时确实想结束自己，但是出于对生活的留恋，特别是对人生的自信，才坚定起来。是艺术给了我力量。我从艺术中懂得了热爱生活和热爱人民，从博大精深的艺术传统中懂得了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也从艺术中使我学会了鉴别好人和坏人，好事和坏事。人是有感情的，问题在于感情的是非要受到理性的指导和约束。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总是胸怀宽阔、乐观向上的。那些常在人前人后嘀嘀咕咕的人，不但目光短浅，也成不了大器。人是不能缺德的。
有时与青年朋友谈起伦理道德和为人处世，他们会在背后议论我“清高”，说我“书生气”，对此，我是不同意的。这些词，不知你怎么理解？“清高”之对，只能是浑浊和低下，难道这样才好吗？我本是一芥书生，书生只能有“书生气”，不可能有做官的“官气”，霸主的“霸气”，商贾的“铜锈味”和闺房的“脂粉气”。所以我看还是有点“书生气”好。另外，我还有一种“老”思想就是“安贫乐道”，这是从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现在的年青人已难以接受。我以为关键不在于接受与否，因为那个“贫”字我无法解决，没有说服力，但“乐道”是应该的。没有乐道也就没有敬业精神，还谈什么做学问呢？
我们经常说做学问要做到实处。一个“实”字，我理解有两层含意：一是学问本身，不能弄虚做假，搞花架子，哗众取宠。譬如说写文章，必须是有感而发，论文要讲究论点和论据，强调说理和逻辑性，吃不透的问题绝不轻易发表意见。二是要做到身体力行，应该把言行不一致看作可耻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说的话、写的文章很漂亮，结果满脑子肮脏思想，不了解的人可能上当受骗，如果知道内情，有谁会相信此人此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