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的三驾马车
路：我们讨论艺术原理、艺术教育等等，实际都是艺术与人的关系。在哲学上有一种主张，认为“真、善、美”三者有密切的关系，实现真、善、美为人生的至高目标，在文艺上也主张真、善、美三者的融合，您也强调真、善、美应该并驾齐驱，如何理解真、善、美呢？
道：“真”是真实，真如，纯正，率真，质朴。“善”是美善，吉善，安好，善良，完善。“美”是善美，美好，美满，美祥，美质。三者的内涵虽有差异，却是辩证统一的。真的也就是善的、美的；善的也就是真的、美的；美的也就是真的、善的。艺术的真、善、美犹如一辆三驾马车，载着人生的真谛通向崇高的境界。
路：那么，在艺术作品或艺术创作中如何体现“真”呢？
道：人生在世，需要学会认识世界，并尽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直到人生观的建立。但知识来源于学习和实践，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只靠个人的经验又是远远不够的，大量的知识要从社会获得。社会科学在揭示人生方面最为深刻，但也太抽象，不是所有人都能领悟的。自然科学解释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有独到之处，却又往往受到专业的隔阂。唯独文学和艺术，是通过形象的塑造，揭示人生和解释世界。而艺术的魅力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艺术的认识作用是全方位的，包括人生的各个层面。儿童认识事物、游戏、儿歌和玩具，以及看图识字，都是开发智力，增长知识。青年人走上社会，选择职业，树立远大理想，往往会受到一部文学著作或一件艺术作品的影响。即便到了老年，不论是再学习还是回顾人生，也存在一个认识问题。在这里，艺术是大可借鉴的。
艺术是心灵的镜子，它能映现任何辉煌大业，也能照见任何奇形怪状。我们应该重视艺术的事业，使他健康地发展。艺术应该直面人生，表现人生，服务人生。尽管创作的道路并不平坦，那是在认识自身规律过程中的忽明忽暗，与人为的外来干预是两回事，就像“文革”的“三结合”、“红光亮”之类，最终是葬送艺术，给艺术家套上一副枷锁，使他自由不得，行动不得，哭笑不得，甚至找不到真实的感情，哪里还谈得上创作灵感呢？
路：我记得您在论述民间艺术的美学特征时，曾概括为真、全、艳、健，其中的“真”也是艺术创作和表达的真诚。相比之下，由于某些社会因素或客观的原因，职业艺术家作品的真诚有时会扭曲，而民间艺人的真诚却来得更自然。
道：在艺术理论中有所谓“自娱性”与“娱他性”的提法。前者虽然在现代艺术家身上常常也会显露出来，但更主要的是被人们理解为后者。画家的作品入选展览会，自己办展览，画商开办画廊以及市场拍卖之类，多以后者为主，有时还会染上浓重的经济色彩。这也不能说它不是艺术，或者说艺术家完全缺乏艺术真诚，主要是艺术创作的目的有所不同。当然，如果由于孔方先生的干预，连艺术的娱他性也不纯洁了，变成了获取金钱的手段，则另当别论了。
在美学的研究中，美学家也注意到在艺术的创造过程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互交融的关系；但这一关系在业余艺术与专业艺术之间明显地存在着差距。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总希望找到纯然的典型事例，可是在社会实践中又往往掺杂了其他的因素，使事物趋于复杂。民间艺术在这一特征上要纯得多。民间艺术既没有装腔作势、哗众取宠，也没有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有位陕北民歌手说：“有话不说闷得慌，憋在肚里要生疮；站在高坡唱两声，心里才亮堂。”真正的民间艺术也是如此。特别是深入观察作品与作者的关系时，便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传统民间艺术中包容感情最真切的莫过于“绣荷包”了。有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位年青的姑娘为情人绣荷包，针针线线，夜以继日，绣龙凤，绣鸳鸯，绣莲花，绣牡丹，恨不得绣上美好的一切；银针扎破了手，流出小小的血珠，便将那血珠印在荷包的缎面上，绣成了朵朵梅花。这是真正的感情所系。作者在制作的过程中寄托着深厚的感情，也由此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与此相关联的，在全国各地还有民歌“绣荷包”的流传，曲调很多，但内容大同小异。
路：“真”也就是真情实意的流露，唯有真诚才是感人的。民间艺术的质朴、率真，也包括了如童年的纯真，它是一种淳朴之美，也是专业艺术家应该学习的。那么，“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道：人类智慧发展的结果，能够影响于人的精神，特别是影响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善恶的并不只限于艺术，但艺术所起的特殊作用是其他意识形态所无法取代的。通过艺术形象、艺术情节使观赏者了解一定的是非观念，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最主要的内容都属于“善”的范畴。
艺术的内容能教育人，艺术的形式能感染人。所以人们乐于接受艺术，艺术也能助人向善，振奋精神，积极地生活。辜鸿铭是我国近代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学者。他在翻译《论语》时，将“礼之用，和为贵”一节的“礼”字，译作“arts”（艺术），可见他的理解，艺术就是礼（《艺术必能建国》，《丰子恺论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当然，这里所指的“礼”不是单纯的礼节，尤其不是作揖叩头。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顺从天理，实现十全的德行。反过来说，世间的一切缺陷与罪恶，都是由于私欲横行、违背天理而来，也就是“非礼”。这种天理和德行，可说是真理和正义、人道。用今天的观点看，给予新的解释，在大公无私的精神上，它与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是不相违背的。
路：在中国历史上论述艺术的教化功能，以“善”为标准的可以说比比皆是，并一直延续下来。诸如晋代陆机所云“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唐代张彦远叙画之源流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都是宣扬艺术与人生的善的关系。
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左传》中记载王孙满受宣王之托去见楚子，楚子意欲夺权，“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所谓“知神奸”，也意在宣扬人知善恶。汉代王延寿也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上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当然后世还有不少论述艺术的功能的，但对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论述艺术的惩恶向善者较多。
鲁迅先生曾说：“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趋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人安。”这可以说是将艺术与道德说得更明了。
当然，艺术的创作者也罢，欣赏者也罢，还有艺术理论中的艺术功能也罢，不能仅仅将艺术的道德观念与人联系起来，但艺术的善恶标准、道德规范还是要遵守的。创作者将社会上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正确与谬误和自己的认识、判断联系起来，并通过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传达给欣赏者，欣赏者通过作品将作者的立场、认识和表达以艺术化的手段和形式来理解并接受，使原本抽象、模糊的道德认识明朗化、形象化，从而加深了对善的理解。
路：既如此，艺术作品、艺术家还有艺术的评论都有责任“善”待艺术，“善”待读者和观者，不能说艺术就以惩恶扬善为唯一目的，但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
道：艺术既然是由人创造的，而且是由艺术家作给大众欣赏和使用的，那么艺术家就应该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也就是说，他只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交给大众，绝没有理由粗制滥造，不负责任。否则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道义的谴责。这里又涉及到艺术的“自娱性”与“娱他性”。职业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能达到“物我”的境界，产生高度的自娱性，但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交给公众。艺术作品的表现有创作、设计、表演、演奏之分，不论哪一种表现，都必须尊重观众、听众、欣赏者和使用者，甚至用社会学的观点看，作者与对象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平等的，亲密的，利益一致的，它构成了社会大家庭的一个和谐的乐章。由于社会职业分工的不同，各行各业协调发展，敬业乐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社会必然发展繁荣。在这里，艺术的职业是非常崇高的，因为它对人负有陶冶性情、怡悦心神、净化灵魂的使命，所以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艺术家是受到尊重的，因为他为社会增添了美丽的色彩，对人民有益，人民感谢他、爱戴他。但是必须清楚地知道，这种荣誉首先是由艺术性质决定的，并非专属于哪个个人。至于某个艺术家的荣誉，则是由他的艺术成就得到人民的赞赏，而得到的回报。可以说，不论在什么时代，也不论在什么制度下，艺术一旦脱离人民大众，都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
路：在艺术界流行的一些“行为艺术”形式，的确令人不得其解，甚至作呕。比如“吃婴儿”的、“钻到母牛肚子里”的，不管其观念和创新如何，我觉得称其为艺术恐怕有待探讨。从理论上讲，艺术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小，一切行为赋予一种观念，就是艺术，也就无所谓艺术与非艺术，而那些恶劣的行为不要说传达美与善，反倒起反作用。
道：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只要有存在的价值，总是会逐渐走向成熟的。我们对“现代艺术”的肯定与否，要对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就像物极必反一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往的艺术曾一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将艺术当作政治和政策的图解。毋庸讳言，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政治的关系，总是相互影响的，不可能硬性割裂；既然同是一个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然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至少是不应发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但若变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有了主从和隶属，关系是单纯了，可艺术的个性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若深刻地揭示生活，哪个严肃的艺术家不是苦心探索？艺术的内容和思想性，在不同题材和形式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文学艺术的“二百”方向和“二为”方针是正确的，必须加深理解和贯彻执行。艺术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既是艺术产生的目的，也是艺术存在的价值。如果艺术不能助人向上，怡悦心神，培养情操，达到美的享受，为什么还要创造它呢？犹如烧饭炒菜，谁不想做得好吃？但若有的想让人吃了害病，只能说是居心不良或别有目的。艺术家的心灵应该是纯洁的、善良的、清澈的、高尚的，应该有社会的、道德的和历史的责任感。就像文化也存在着“负面”一样，“扫黄”之必要就因为它在污染、腐蚀着人们的精神，是道德败坏的人所为。绘画上之画人体，本是专业训练的正常活动，可是前些年竟一时间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裸体画册，甚至要推出所谓“性美术”！难道是认识不清和什么保守与开放之争吗？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对于所谓“负面文化”，禁止是必要的，不能任其泛滥，更重要的是普及正确的艺术理论，加强群众的文化素质，提高艺术的鉴赏力、鉴别力和免疫力。要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文明之风，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舆论，以不文明为耻。前些年美术界出现的“枪击电话亭”、“摆摊叫卖对虾”、“发放避孕套”等所谓“新潮艺术”，给人们留下了什么呢？如果艺术沦落到这种程度，还谈什么艺术呢？现在的行为艺术更是五花八门，当然也并非是全部一棍子打死，有些问题是需要正确认识并认真研究的。
路：如果再以民间艺术为例，我觉得对于理解艺术的扶正压邪、惩恶扬善的主题也是非常突出的。
道：惩恶扬善、乐观进取和追求和合美满是民间艺术的主旋律。在美与丑、好与坏、真与假、善与恶、正与邪等这些对立的方面，中国大众向来都是爱憎分明，颂扬前者而贬斥后者，具有鲜明的态度。在民间艺术中，多表现历史上和传说中的英雄、义士、孝子和烈女；歌颂人间的善事、美事以及坚贞的爱情等。即使描写神鬼，也是慈悲为善，济世救贫，消除人间的不平。
我曾经请教过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太，问她们为什么要做美术的活动？她说：“剪花，描花，为的是心里开花；人不能从早到晚一门心思苦生活，也得讨点乐子。”当问他们为什么喜欢那些传统的神仙、义士时，她说：“做人要正，不能走斜门歪道；人家行善做好事，摆出了式子，为啥不学个样子呢？”在这些朴素的语言中，我们似乎摸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脉搏。
在中国古代哲学和古典美学中，很重视“道”与“艺”和“道”与“技”的关系。孔子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篇》）也是将德与艺统一起来。在这里，我还想引用丰子恺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艺术的善恶观念。
丰子恺在1938年的一次讲演中说：“浅见的人误解艺术，原是难怪的。因为艺术这件东西内容很严肃，而外貌很可爱。不像道德、法律等似的内外性状一致。因此眼光短浅的人就上了它的当，以为它不过是一种消闲的玩意儿罢了。这好比小孩初次看见金鸡纳霜片（即奎宁——本书著者），舔舔看味道很甜，就当它只是一颗糖，不知道里面还有着苦味的药。他们以为这只是糖果之类的闲食，不知道里面的药，力能歼灭病菌，功能使人健康呢！……美好比健康，艺术好比卫生。卫生使身体健康，艺术使精神美化。健康必须是全身的。倘只是一手一足特别发达，其人即成畸形。美化也必须是全心的。倘只能描画唱歌，则其人即成机械。故描画唱歌，只是艺术的心的有形的表示而已。此犹竞技赛跑，只是健康的身体的一时的表现而已。除此以外，健康的身体无时不健，艺术的精神无时不美。可知艺术给人一种美的精神，这种精神支配人的全部生活。故直说一句，艺术就是道德，感情的道德。”（《丰子恺论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善”，并非是一味地强调艺术的道德功能，而是想指出艺术不应违背道德观念。艺术毕竟是艺术，艺术的真与善又脱离不了艺术的审美特征，艺术的“真”与“善”是通过“美”体现出来的。
路：“美”是大家时常挂在嘴边的，比如山水草木的自然美，电器服装的物品美，绘画雕塑的艺术美，可是说一个人道德高尚也说“心灵美”，可见“美”是十分宽泛的。“美”好像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美学中所讲的“美”的含义，它还有中国人独特的解释。
道：究竟什么是“美”？尽管人们都接触它，却很难说清它。从文字学家到哲学家和美学家，几千年来都想弄清楚，可总是讲不圆满。许慎《说文》说：“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中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甘部曰：美也。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羊大则肥美。……膳之言善也。羊者，祥也。故美从羊。”这里，显然是就字面训诂。按照汉字的字义，“美”字可释为甘也，好也，善也，赞也。所谓“羊大为美”，除了作为膳（甘）之表层外，实际上是古人以财富而论。早在汉代和汉代之前，以羊这种家畜的肥大和数量来计算财富的拥有，是那时的生产力和生活所决定的。由此可见，美的概念，在古人的心目中始终是同具体事物连在一起的。如在汉语中称美貌女子为“美人”，美好的文章为“美文”，美好的言词为“美言”，善意和好意为“美意”，高尚的品德为“美德”，快乐圆满为“美满”，好看和漂亮为“美丽”，美好的观赏为“美观”等。
“美”与“好”连称，实在是衡量事物不可分的。《考工记》所说的“材美工巧”，“巧”字中固然包含着美，而前一个“美”字实际也就是好。“美好”一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确实是难解难分。孔子把“中和之美”视为最高审美理想，主张“文质彬彬”，内容美与形式美相统一。老子看到美与好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提出“美恶相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这些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论美，并没有将“美”孤立起来。
路：从中国古代对“美”的理解来看，美与善、与真都是相联系的，甚至是同意，与西方美学史上“审美是不带功利性”的观点有所不同。
道：在国外，自古以来也有各种学说，如和谐说、形式说、典型说、理念说、客观说、主观说、关系说、实践说等等。这些学说各有道理，也各有偏颇。因为人们对于美的感受与认识，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固定的，它随着各种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情人眼里出西施”，固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触景生情”，也不全然出于客观。这是否就意味着“主客观结合”呢？看来也没有如此简单，矛盾还有主要和次要，主导方面和从属方面，况且还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在此与彼之间是大不一样的。
抽象的美是不存在的，它总是渗透到各种事物之中，这事物也就成为美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是无处不在的。就像选择食物，人们总是要考虑哪些是营养最丰富的。因此，在人的创造中，最能集中显现美的也就是艺术。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提倡美术，主张家庭、学校、社会全面实施的“全民美育观”，这是很有远见的。学校中开设美术音乐课，无疑是集中地最能体现美育的课程，但远非如此。按照蔡元培先生的观点，“凡是学校所有的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也就是说，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应注意到美育问题，就像德育不仅体现在德育课中，也同样体现在一切活动之中一样。
路：艺术与美育关系密切，是人生发展不可缺少的营养。那么，什么是审美，艺术如何提高审美能力？
道：审美即人的审美活动，也即通常所说的欣赏，在美学上有的使用“观照”一词。审美是在欣赏和创造美的过程中，人们感受、体验、判断、评价美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它以客观存在的美作为对象来源，依据人的主观条件——一定的审美观点、审美能力、审美态度等，通过感官，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发挥作用。因此，从生动直观的感性形象到理性思维，从非功利的实用性到隐伏着的内在的目的性，不断完善和统一。表现在艺术上，审美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同时审美也体现为人的一种修养、素质和文明的程度。
然而，审美又是一门学问，有其一定的规律和标准。审美能力的提高，是由审美实践和审美教育来实现的。具体地说，艺术家对美的理解和群众对美的理解往往表现出差距，双方之间需要沟通，才能产生共鸣，不能只是消极地迎合。因为对艺术的欣赏也要学习和提高。马克思说过：“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对于美术也就是“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出有音乐感的耳朵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呢？他认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由于我们在以往的社会实践中，只强调迎合式的“服务”，不但降低了艺术的水准，艺术家提不高，群众也没有提高。这个问题既是理论的，又是现实的。且看当今的一些影视、书刊、娱乐场所，不是一味地在迎合，处于艺术的恶性循环之中吗！
路：艺术家在宣扬美、宣扬艺术时同样肩负了神圣的使命，当然这其中不仅是宣扬艺术的内容美，还有形式的美，形式美也算是一种真、善的表现吧。
道：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我们曾有一个公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否则，便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这个公式对于某些重大题材的人物情节处理是很重要的，但却不能简单化地、机械地强加于所有的艺术。若是这样，便限制了艺术形式对艺术内容的积极作用。实践证明，艺术的多样化结果，使得对形式的追求达到更高的水平，已成为审美的单独表现。这使我联想到，深海的软体动物为了保护自己，做了一个钙质的小房子，连着自身慢慢地移动；而当它死去后，那美丽的贝壳不是照样发着光辉吗？
艺术的形式只要能满足欣赏者的视觉、听觉对形式美的要求，它的审美功能也就具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如果能培养人们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欣赏音乐的耳朵，不就是对社会、对人生的贡献吗？这当然也是一种善举。
路：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真、善、美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有着与物质生活同样重要的价值，二者不应该偏废。
道：精神对于人来说，首先是要维护做人的尊严，要有自尊心。应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提高文化素质，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和“独善其身”。常听到一些人把社会上的不文明现象归结为物质水平太低，好像愚昧和贫穷是共生的，一旦人们富起来，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文明也会相应提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某些方面会有所影响，但从整体上看，精神文明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吗？有人发了财，钱多不会花，以致走上堕落的道路。也有人在物质生活上进入了高层次，可是依然肚子里空空；全身是西装革履，仪态不凡，可是一开口便粗野污秽，满脑子肮脏的思想。在汉语的词汇中，“聪明”和“狡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聪明者耳聪目明，天资高，智力强，能够明智聪察，居处好学，弘敏而多奇，雅远而聪哲。其实，狡猾者何尝不是聪明机灵呢？问题在于这种人诡诈成性，凡事都喜欢玩弄“小聪明”，贪点小便宜。这种人见利忘义，置做人的大道理于不顾。
精神与物质是互相区别、互相联系又互相转化的。精神不同于物质，然而它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和产物，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宗教信仰者和唯心主义者所讲的精神，是对意识的神化。唯物论者坚持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意识）的第二性；同时又重视在一定条件下，精神能够能动地反过来对物质的发展起巨大的作用。我们通常所说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是指人的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即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并非是简单地自然地变换。
问题在于，物质满足的富有者与精神满足的富有者，能否统一起来呢？这正是理想人生的最高要求。只有两者统一（或者相对地统一）起来了，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满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有。
路：就物质与精神的现实来讲，精神的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较物质财富的满足更难，因为精神产品还有许多假、丑、恶的东西，时常在干扰着和迷惑着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精神的不良影响呢？
道：物质的粮食能充饥，精神的粮食能暖心。那么，作为“精神粮食”的艺术，有没有不能暖心反起消极作用的呢？就像物质产品有假冒伪劣一样，精神产品也存在不健康的东西，如传播黄色淫秽、凶杀暴力、消沉颓废、低级下流等，虽然不是主流，却也不能等闲视之。它是人类文明的一支腐蚀剂。它不仅违反了艺术创造的积极精神，不但不能助人向上，乐观进取，相反变成了消磨意志、败坏人格的文化垃圾。所以称这些东西为“负文化”（即负面文化）。或有人问，负面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呢？回答也很肯定，当然是坏人所为。它反映了社会的复杂性。其实这种人的头脑也是清楚的，只是由于私心和利益的驱使，见利而忘义，不顾人格与道德的尊严，做出这种下流事。人与金钱的关系，不外两种态度，一是合理的、正当的取得；二是损人利己、非法牟取。
负面文化反映着一种阴暗的心理。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制定有效的法规和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都是应该的。但是，根本的办法还是尽快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以抵制假、恶、丑的侵蚀和影响。鉴别力的提高也即是免疫力的增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艺术有层次之分和高下之分，欣赏和审美也有层次和高下之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同时存在的，即使艺术水平较低，但与假、恶、丑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我国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劳务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经济的金钱关系，艺术劳动的合理报酬和有偿服务是正常的。艺术如何进入市场，艺术品和艺术演出如何成为商品，不论在机构上和管理上都有待于建立一套完整的体制。但不论怎么说，精神产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必须保证它的社会效益，不能在“孔方”先生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甚至低三下四。在同样的谈钱谈经济的情况下，这种考虑和做法，与上面所讲的艺术的败坏，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
路：对于真、善、美的理解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应该说它既是人生的追求目标，也是艺术的目的与功能，而真、善、美三者无论在人生的旅途上，还是在艺术的价值中，应该是融合统一，不可分割的。我也希望能乘坐真、善、美的三驾马车驶向未来。
道：美是属于精神的，也属于物质的；它是人类所专有的，是一种理想，是人类历史的经验所形成的结果。就像人的“气质”和中医所说的“脉理”，是解剖人体为基础的医学所无法理解的一样。人们可以发现美、运用美、创造美，并通过不同的物质材料来体现美，但是就其形影踪迹和本质规律来说，却是三言两语难以说得明白。当然，我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寻，而是说不能过于简单化地理解。
社会是复杂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也各式各样。“真、善、美”的对立面是“假、恶，丑”。假、恶、丑的艺术是由心地不良的人制造的，这种人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以个人为中心，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只为自己，见利忘义；获得艺术的一技之长，不过是当作一种谋取私利、吹嘘高攀的手段。而以假乱真，混淆善恶，美丑不分，是故意造成混乱，以在浑水中摸鱼。如果看一看工商界的假冒伪劣产品是怎样制造的，和“打假”、“扫黄”之必要，便会晓得文艺界并非清水一潭。
文艺的百花齐放需要雨露，更需要肥沃的土壤。艺术的繁荣不仅需要艺术家的努力，更需要千千万万观赏者的支持。没有对象的艺术是可悲的，但艺术的对象不懂得艺术欣赏也是文明的羞涩。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素质，并不要求每个成员都是艺术家，但都应该懂得艺术，热爱艺术，使艺术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多彩的人生需要艺术的多样，充实的生活呼唤丰富的艺术。它是精神食粮，不能看作可有可无、无关大局的东西。
人创造了艺术，艺术也影响了人。艺术成就了人生，也装点着人生。愿真、善、美充满人间，愿人生更加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