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边界和生活半径
处于市中心的羊城村，远远望去，就像圈在高楼大厦的山峰之中的一片石林，房子密密麻麻，在这阴霾、潮湿的南国天气里，让人感到气闷和压抑。压抑的还不只是天气，村子周围越来越多地出现高耸的摩天大楼，使羊城村像群山包围中的洼地。那些遮住阳光和视线的高大楼身以及反射阳光的耀眼的玻璃墙壁，令人目眩、头晕。过去都说农村包围城市，这儿是城市包围村落了。
羊城村拥挤的一大片石林般的楼房，与城市几乎没有了边界。它三面都紧靠城市大街，是完全开放式的，只是在村庄的南面，还有一段矮墙，把村庄与外部世界隔开。可以作为村庄边界标志的，除了这段矮墙，还有过去村口的牌楼，如今正对着车水马龙、人潮熙攘的大街。牌楼的匾额上，写着“羊城村”三个笔锋苍劲的大字，看起来就像某个沿街大门的牌子上写着某某机关大院；而那一段矮墙，则像某个古城外让人怀旧追思的残垣断壁。我调查的时候，曾在这段矮墙下长时间徘徊踟蹰，周边是村民投来的诧异目光。我惊讶于工业化的铁律，怎么会像机器制造饼干似的，把村落挤压成这个样子。如今，羊城村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关于什么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过去一直有很多的争论。费孝通先生强调，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是村落。因为中国乡土社区的基础单位是村落，不管是三家村还是几千户的大村，村落是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是一个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而且是一个人们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这个看法在乡土中国的研究中一直是主流的看法。在这个基本研究单位的确定上，费孝通先生曾与拉德克利夫-布朗（A.Radcliffe-Brown）教授、吴文藻博士、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博士等进行过反复的讨论。他们认为，应以一个村作为研究中心来考察村里居民间的相互关系，如亲属的词汇、权力的分配、经济的组织、宗教的皈依以及其他种种社会联系，并进而观察这种种社会关系如何互相影响，如何综合以决定这社区的合作生活。从这个研究中心循着亲属系统、经济往来、社会合作等路线，推广我们的研究范围到邻近村落以及市镇。（费孝通，1939/1999：5）
施坚雅属于另一派，应当说是较少受人类学研究方法影响的一派。他们研究的关注点，是如何从底层的研究中概括出解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模式和框架。所以在他看来，研究的基础单位不能局限于村落划定的地域边界，要注重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的中心，就是农村的集市（市场）。所以，以集市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社会网络，才是打开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之门的钥匙，才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在施坚雅的分析框架里，从城市的市场到农村的集市，是一个层级联结的结构，只有弄清村落与城市的关系密度，才能准确理解特定村落的社会位置。（Skinner，1964—1965）
其实，以什么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与研究本身的假设有极大的关系。“村落派”假设，乡土社会是相对封闭的，它的那些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及最基本的生活和交往规则，虽经历史风雨的冲刷，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村落就像乡土中国的活化石，这活化石不仅蕴含着历史文化的积淀，还隐藏着解读中国深层社会结构的脉络。而“集市派”假设村落并不是封闭的，它的地域边界并不是经济社会联系网络的边界；村落也不是孤立的，它与一个宏大的市场网络联系在一起；村落更不是不变的，通过文化的传播，它随着宏观的、以城市和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换言之，“村落派”注重解读的是“小传统”，那是人类学和中国乡村社会学的传统；而“集市派”注重解读的是“大传统”，那是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但在以往的学术史上，注重“大传统”而轻视“小传统”是一种普遍的倾向。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Redfield）1956年在他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这一倾向的。雷德菲尔德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他在墨西哥尤卡坦州所做的关于“城乡联续体”的权威研究。他选择了四个规模不同的社区，研究焦点在于比较不变的封闭同质社会与变动的开放异质社会的区别。通过这种比较，他提出，在文化上可以分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反映都市知识政治精英文化的上层“大传统”和在城市之外、生长于村落共同体之中的乡间“小传统”，“小传统”形成的是“俗民文化”（folk culture）。雷德菲尔德的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虽然发展于他自己的墨西哥与中美洲的研究，但是他认为这一观念却最适于研究古老文明的社会，例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他说这些古老文明社会的研究，一向因为他们的上层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较为突出，所以容易引起史学家、思想家以及古典学者的研究兴趣，只有在后来，人类学家与民俗学家才开始注意到代表大多数民众一般生活的小传统文化。（Redfield，1956）
后来，多数学者在解读雷德菲尔德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时，都把二者对立起来，赋予“小传统”以更加真实、更加深层的意义，并以此来批判“大传统”的遮蔽和霸权，甚至认为，那些表面看起来的“小传统”，才是真正的“大传统”。这种倾向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符号”和“本文”、“能指”和“所指”、“结构”和“建构”的解说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实际上，雷德菲尔德认为，不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对了解该文化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在一次关于“中国文明的民间文化基础”的演讲中，专门阐释了雷德菲尔德这一思想，认为这两个传统是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文化的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如果只注意到其中一部分，而忽略另一部分，总是偏颇而不能综观全局的。余英时在《论士衡史》里谈到如何理解对“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时说，“这个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强调这两个传统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交流的关系。这与西方人一向强调上层与下层文化或思想互相对立与冲突确是不同”。（余英时，1999）
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村落的自然边界和社会边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折晓叶在研究“超级村庄”（政经社合一的发达村落经济集团）时发现，由于村落经济的扩展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分化，村落的边界也多元化了，传统的村落社区边界，即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边界，以土地所属为依据的村界，行政关系制约下的村组织行政界限，都无法再限制村落经济的扩展疆域。“这种经济关系的结构也像一个网络，以村公司为中心，既沿着经济的从中心至边缘的差序格局，也沿着‘利、权、情’的差序格局向外推展，直至参与国家大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折晓叶，1997：287—288）
村落边界的多元化，似乎在增强学者们对施坚雅等“集市派”的市场网络的认同，也部分地动摇了关于村落作为相对独立的基本分析单位的看法。但折晓叶却坚持认为，村落始终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社会单位，无论是过去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变动（如自然村变行政村），还是工业化和在此基础上的自然城镇化（如农业村变工业村），都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化了它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功能。（折晓叶，1997：341）
贺雪峰在一篇短文中认为，抽象地讲，村庄共同体由三种边界构成，一是自然边界，二是社会边界，三是文化边界；一个村庄同时具有自然、社会和文化的边界，我们说这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三种边界不很健全的村庄，不一定不构成共同体，但这种共同体不太完整。自然边界构成人们交往的空间与基础，当前村委会一级的自然边界一般都很清晰。社会边界是对村民身份的社会确认或法律确认，具有村籍就具有村民的公共待遇，就可以承包村集体的土地，就可以从村集体收益中享受再分配的好处。文化边界即村民是否在心理上认可自己的村民身份，是否看重村庄生活的价值，是否面向村庄生活。这三种边界以社会边界最为重要，因为村庄的社会边界决定着村民的村籍和他们在村庄的法律地位。（贺雪峰，2002）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像“超级村庄”或城中村这种边界多元化的村庄，是否还是“完整的”村落共同体？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社会单位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村落终结的标志是什么？
根据各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其实具有五种可以识别的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文化边界是基于共同价值体系的心理和社会认同；社会边界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圈子；行政边界是基于权力自治或国家政权下乡的管理体系；自然边界是基于土地属权的地域范围；经济边界是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力的网络和疆域。
对于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落来说，这五种边界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些边界划定的范围，也就是一个农民一生的生活半径。但随着村落的开放，随着村落的非农化、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城市化，村落的边界也发生了分化，这五种边界也变得不再重合了。但是这个边界分化的过程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有一个从边缘到核心、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基本次序。
在开放社会的大趋势下，羊城村很难再保持完全封闭的状态。经济的逻辑和铁律，不可避免地要侵入羊城村这个工业文明海洋中的孤岛。和其他那些经济上发达起来的城中村“超级村庄”一样，羊城村首先以其经济上的实力冲破村落边界的限制，把村落经济活动的触角，通过市场的网络，与城市和整个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在经济边界拓展以后，自然边界也很快发生变化，对地处乡里的“超级村庄”来说，这种变化是地域范围的增加，而对于羊城村这样的城中村来说，则是土地和地域范围的缩小。随后变化的是行政边界，经济集团的拓展已不满足狭小行政的束缚，不再是行政权力驾驭经济权力，而是行政权力依附于或合并于经济集团、经济联社、公司等各种村落股份合作组织。这时文化边界和乡土认同也被动摇了，自然城镇化的趋势使得村落价值体系也多元化了，村落中越来越多的人趋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最后，社会边界也难以保持完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步淡化和消解，社会边界的彻底解体，意味着村落的终结。
在乡土中国的大变迁过程中，一些村落壮大了，一些村落衰落了，但不管是壮大还是衰落，村落边界分化的过程，大体上都是沿着一个从边缘到核心的次序。我不敢说羊城村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次序就一定是“普遍的”次序，中国村落的情况千变万化，特殊的例子总是有的，但在一般经验感知和理性思考的层面，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和“自然的”次序。由外在力量决定的行政边界和地域边界的变动，不在这种考虑的范围。不过，这里的核心和边缘概念，只是表示次序先后的概念，不是在某种村落边界对于村落的重要性程度上使用的，作为村落核心边界的社会边界，其存在与村落经济利益上的排他性，其实是联系最密切的。
当然，一些新技术、新制度的产生和普遍运用，也许会打破这种村落边界变化过程的基本次序，如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视的普及、互联网的快速传播，使世界上过去长期封闭的一些乡土社会，也能实时地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各种强势广告、肥皂剧、商业大片、流行歌曲等，也在不断灌输与村落价值异质的文化。所以，对一些村庄来说，文化边界也许会成为最先被动摇的村落边界，但无法改变的是，社会边界必定是村落边界分化的最后堡垒。
在过去衡量人的“现代性”的各项指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指标，即人的“生活半径”。生活半径越大的人，现代性程度也越高；而生活半径越小的人，乡土性程度越高。过去在那些封闭的村落，一个老农一生的生活半径，可能也就是几十公里，他生活半径的边缘，通常是几个村落共有的集市，“赶集”就是传统农民生活半径可以伸展到的边界。而能够“进城”，已经是属于传统村落中见过“世面”的人。
在村落的五种边界高度重合的时候，“乡下人”的生活半径虽然也有差别，但总体的分化程度很低，所以比较容易保持共同的文化和社会认同。而一旦村落边界发生剧烈的分化，同一村落中的“乡下人”，生活半径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差异。我在东南沿海一些发达村落调查时，经常会碰到一些乡下的精英人士，他们对天下时局、现实机理、发展大势的深刻见识、精辟分析和优雅谈吐，真是远胜于我在北京各种理论研讨会上听到的发言。一般来说，“乡下人”生活半径的扩展，基本上也是沿着从边缘到核心、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基本次序。“乡下人”靠农业积累有本钱了，要出去做生意、办产业或者外出旅游开开眼界，无钱又无法靠土地自养的年轻人，则出去打工闯世界，这是村落人生活半径的经济边界的开放；城市的生活诱惑使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城市生活和工作，这是自然边界的开放；而后举家迁到城镇，或者在城镇成家落户，甚至改变农村户籍，这是行政边界开放了；等到自己不再认为自己是“乡下人”，而是“城里人”了，就是文化边界开放了；最后，基本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在城市里建立了，乡下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从属的网络了，社会边界也就最终开放了。当然，这个生活半径从边缘到核心、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次序，只是一个“抽象”出的、一个大概的基本次序。很多个案可能不符合这个次序，但作为群体，大体上符合这个次序。
同样，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送成本的大大降低，人生半径的扩展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载体。“乡下人”不仅可以坐着牛车、骑着自行车赶集，乘着汽车、轮船进城，也可以乘着火车、飞机远游，还可以通过电视、无线电话和互联网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
村落边界开放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农民生活半径扩展的过程，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