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和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
在关于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上的两大流派：一派是制度主义（包括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他们强调“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强制性力量，认为个人的行为在制度化结构面前是非常微弱的，除非具有彻底改变结构的集体行动，而新制度主义相对于传统制度主义的区别，不过是更多地强调制度变革的创新能力而已；另一派是理性选择理论视角和个体主义方法论，他们强调有意义的个体行动的建构能力，认为每个人的这种行动都能够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生成，而社会分层结构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在制度主义或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对已有“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通常产生的结论是“精英再生产”，但这个从英文“reproduction”翻译过来的“再生产”一词，译为“复制”可能更为恰当，因为这个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分层结构“龙生龙、凤生凤”的社会复制机制。而在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人们更关注的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社会分层结构，通常产生的分析结论是“精英循环”，同样，这个从英文“cycle”翻译过来的“循环”一词，似乎译为“替代”更为恰当，因为它强调的是个人获得性因素（教育、努力、机会、选择等）对社会分层结构生成的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产生的社会精英更替机制。
实际上，在现实当中，“社会复制机制”和“社会更替机制”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前者侧重于描述“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延续性，而后者侧重于刻画“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异性。在羊城村，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既有“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也有“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在羊城村社会分层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分层因素基本有四个：一是身份和房产，二是组织权力，三是资本，四是知识技能。前两者是“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后两者是“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这些因素对羊城村目前的社会分层结构共同发生着影响作用。
首先是身份上“有村籍”和“无村籍”产生的分层。“无村籍”者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经营和劳动，而“有村籍”者的收入主要来自三块：分红、房屋出租收入和经营劳动收入。分红和房屋出租的收入一般都远远高于经营劳动收入，所以“有村籍”者的经济地位，不仅高于外来“无村籍”的打工者，也远非普通的市民工薪阶层可以望其项背的。所以不少城中村的村民完全靠分红和房屋出租收入过着悠闲的日子，成为新型的“租金食利阶层”。即便是村民自己住宅的铺面，一般也都租给别人经营，他们自己并不屑于从事这种劳累的“微利”生意。村民自视为城中村里的上层，一些富裕的村民已经另购住宅，搬到环境幽雅的地方居住，因为他们认为与外来打工者混居，“影响孩子的成长和素质”。
其次是“有村籍”者内部由于拥有“组织权力”的不同而产生的分层。城中村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社会，但管理体系却有很多的等级，经济联社有财务部、物业管理部、劳资人事部、行政办公室、法律顾问室等，其下属的经济社又有很多分属机构。此外，治安、卫生、市场管理、计划生育、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管理人员都是“本村人”担任，他们都拥有不同的组织权力资源。本村人担任管理工作的薪水都是不菲的，如村一级的领导年薪可达10万元。但组织权力的分层作用还不只如此，因为拥有组织权力的人更能够使他们的房产获得较好的收入，并把他们的存款变成“活资本”。
再次是在“无村籍”的外来人员中因“有资本”和“无资本”而产生的分层。每个城中村居住的几万外来人口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资本”的在街面上从事各种商业和服务业的小业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户”；另一类是“无资本”的完全靠打工生活的工薪阶层。然而，这种“有资本”与“无资本”之间的差异，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么大，这可能是因为，在城中村住的小业主都是从事小本生意的，很多是家庭自雇人员，他们在缴了铺面租金和税费之后，所剩的收入其实也就是略高于普通工薪阶层而已。在这里我们看到所谓“第三产业”的复杂性，在城中村里，本村的“房地产主”和外来的“小业主”从事的都是第三产业，但经济地位和社会等级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要大于农业和工业的差异。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在城中村这样的经济活跃区域，存在很大一块“隐形经济”，像村民租房这样的大宗经营活动，是GDP里统计不到的，所以与一些地区相反，这里的GDP不是因为有“统计水分”而高于实际增加值，而是因为有“隐形经济”而低于实际增加值。
最后是在“打工族”中因拥有的知识技术的差异而产生的分层。“打工族”都是“无资本”的工薪阶层，但由于具有知识技术上的不同而产生“白领”和“蓝领”之分。城中村中居住的“白领”一般是企业技术员、营销人员、教师、医生、出租车司机、编辑、记者、公司文员等，“蓝领”一般是加工制造业雇工、建筑装修业雇工、餐饮商铺等服务业雇工、运输装卸工、散工等。除此之外还有“发廊小姐”之类的“粉领”以及从事非法行当的“黑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近几年来流动“打工族”中出现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外来打工者已经不是都来自乡村，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城市到发达地区城市、从经济不景气城市到经济活跃城市的流动打工者越来越多，这也许是一种新的流动就业大潮的前兆。城中村的“打工族”中的“蓝领”多数过去是农民，而“白领”则多数过去就是城市职工。
以上是羊城村里“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但这个结构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个体理性选择的机制下，正在“生成的”或“建构的”分层过程并不是原有结构的“复制”。城中村里的小业主和“打工族白领”，他们或者是由于具有旺盛的创业精神而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积累，或者是由于具有知识技术的优势而在分层体系中具有良好的社会升迁前景，总之，从羊城村这个“闯世界”的客居地里，已经走出了一批批成功的创业者。而一些属于羊城村上层的“租金食利者”，他们在知识技术上的劣势地位使他们难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安逸和无所事事的生活又泯灭了他们的进取心和创业精神，所以在流动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具有下滑的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会成为不进则退的农业文明的守业人。
羊城村的社会分层结构情况，也使我们看到社会分层标准的复杂性。实际上，根据不同的分层目的，可以有不同的分层标准。虽然社会分层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观察和分析社会分层结构的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可以有不同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结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并不是只存在一种观察角度。只从一种角度观察，很可能得到的是“瞎子摸象”的结果。有时候，一种新的视角的出现，甚至会改变人们既有的社会分层结构的观念。
比如，人们比较早地有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区分，有了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和棕色人种的区分，又有了天主教、新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无神论等宗教信仰的区分，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士、农、工、商的区分。
每一种区分方法的后面，实际上都有一整套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最初来源，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社会上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主要阶级。古典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一个社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种基本秩序，所以就产生了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和社会声望区分人群的三种基本的分层系统。
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物，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活体，它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人们从两个方面参与这种建构。
一个方面是人们的行动。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他处于流动之中，社会的发展变化越快，他流动的频率就越高。他对各种机会的选择，都参与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建构。当然，每个人或群体的建构目标，与实际的社会建构结果常常是逆反的，比如在正常的股票市场上，人人都想发财，但分层的机制决定了最终发财的总是少数。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吉登斯（A.Giddens）认为，社会根据三种“市场能力”划分为三种阶级，即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的上层阶级、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场能力的中产阶级、具有体力劳动的市场能力的下层阶级。但他同时认为，从确定的市场能力到阶级形成之间，还有一个过程，而这个结构化过程是由流动机会的分布来控制的。一般来说，流动机会的封闭程度越强，越容易形成阶级的冲突，反之，流动机会的开放，可以缓解阶级关系的紧张。（Giddens，1976）
另一个方面是人们的观念。一个社会或一代人的观念，具有很强的继承性，观念的改变常常比现实的改变更困难、更迟缓。而这种观念，又成为影响人们行动和看法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个老年的工薪阶层，习惯了一辈子省吃俭用，闲暇时间顶多打打麻将，尽管他可能有不少银行存款，但他的生活方式使他自己和别人都认为他属于中下层；而一个年轻的工薪阶层，接受了新的时尚，虽然没有多少积蓄，但常去听听音乐会、泡泡酒吧、参加郊游或打个网球什么的，他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他属于中上层。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布迪厄（P.Bourdieu）有一句名言：“分类者是由分类的方式来分类的。”他通过不同的人群对吃、穿、住房、商店、诊所、家具、汽车，以至音乐、书籍、戏剧、宠物、花、儿童玩具等的消费品位偏好，来分析和揭示这些消费品位偏好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他认为消费品位偏好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很大的影响力，造成社会分层结构的复制和再生产。（Bourdieu，1984）
现在，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不同的分层目的而使用的分层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消费偏好、象征性权力、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而比较共同的看法是，要全面地把握社会分层的状况，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标准，这样人们就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https://www.daowen.com)
不过，为了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现在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含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把资源占有作为基本维度，并附以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的测量，也比较容易与常识衔接，为一般人所接受。我曾在地摊上买到一本《当代民谣顺口溜》，辑者是一个叫“鲁文”的人。他说，明代有杨慎辑的《古今风谣》，清代有杜文澜辑的《古谣谚》一百卷，所以他现在要编辑这本“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的《当代民谣》。他在书中辑录了民间流传的各种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的顺口溜，多数都是饭桌上的谈资和话语作料，但这些社会分层顺口溜的共同特征，也都是把职业和消费特征作为分层的标准。
不过在现实当中，有些人群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划分就比较困难。例如“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个概念，现在各种传媒上的文章多数是从刻画生活状态上定义，就像人们在刻画边缘群体或“布波族”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一样。这种被塑造的典型中产阶级生活图像是：“三间房一部车，月薪收入五千多，消费手持信用卡，周末郊外度假热。”这让人想起过去小农对小康生活的憧憬：“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以及过去小农朴素的生活理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类似的生活理想自古就有，孟子的描述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
一般民众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朴素理解并没有错，中产阶级当然首先是一个生活水平的概念。但是，中产阶级又不是生活水平的标准可以完全说明的。比如说，羊城村里有没有中产阶级？有的话又应当包括哪些人呢？
从“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看，羊城村里生活富裕的是那些出身农民的有房产、有分红的原村民，他们在地价和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城市化过程中，通过自己出租屋的丰厚收益，达到了大大高于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但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自己也不认为，他们属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实现进入中产阶级的职业转变，他们的意愿、社会态度、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等，与中等收入职业阶层也相去甚远。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一个很有社会结构指标意义的群体，在学者的研究著作和社会分层研究的统计分析中，农业劳动者是很少被作为中产阶级来看待的，但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统计分析却表明，他们属于中等收入和生活水平。如果说发达国家的中下社会阶层是传统政治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的话，那么农业劳动者却通常是传统右翼政党的选民基础，他们的社会态度也通常倾向于保守，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他们也常常被作为家庭、婚姻、宗教信仰等传统价值的化身，与中产阶级追求现代生活价值的趋向形成鲜明对照。
所以说，“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描述“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的，特别是反映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个发展阶段从就业结构上看，既不可能是农业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体力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按照国外一些著名学者的说法，中产阶级的扩大必然与“新服务阶级”（new service class）的兴起相联系。中产阶级的扩大要依托于社会职业结构的转型和一些特定社会职业阶层的成长。金融、房地产、旅游、保险、商贸、传媒、法律、咨询、策划、社会服务、公用事业等领域的职员，科教文卫体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企业里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农业的专业户等，一般是中产阶级的社会职业主体。比如，香港目前出现一个人们谈论很多的“负资产阶层”。过去香港的房价奇高，港岛上的一个单间套房售价也要100多万港元，传统中产阶级的最大期求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满意住宅，所以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主要投资通常是按揭供楼，即通过贷款和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住宅。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后，由于香港房地产价格大大跌落，房屋的市值大幅度缩水，过去按500万港元价格分期付款的住宅，现在市值可能不到300万港元，但你又不得不继续供楼，每月仍然要按过去购买的价格分期付款，从而导致资不抵债，沦为“负资产阶层”。但是，这个“负资产阶层”与企业破产、职工失业又有很大不同，尽管生活质量特别是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但他们的职业、消费偏好、生活方式等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总体上仍然属于他们过去属于的那个中产阶级，当然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社会态度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再比如，羊城村里住着一些到羊城打工的出租车司机，现在他们平均每月的净收入在2000—3000元，可以说是羊城的中等收入水平，可他们一天要工作13—14个小时，还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特别是还不能生病，因为即使一天不干也要上缴170—180元的“份钱”（租费和管理费），你说他们的生活质量能属于中产阶级吗？即便是在香港，出租车司机平均月毛收入在4万港元左右，扣除每月的2万港元车租和3000港元油费，每月净收入1.5万港元左右，但他们同样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学者认为他们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羊城村里也住着一些白领工薪阶层，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目前并不如羊城村的原住民，但他们却似乎更接近正在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里的中产阶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Sen）的研究成果表明，贫困的标准并不仅仅在于收入和消费水平，更重要的是对教育、医疗、职业等的选择自由度，以收入指标衡量的贫困是工具性贫困，对贫困的实质性衡量必须使用“能力”的指标，饥荒是对人的能力的完全剥夺，而贫困是对人的能力的慢性剥夺。在森看来，能力同时也是一种自由，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力，不仅包括他所拥有的权利和物品，而且包括这个人使用这些权利和物品的能力。（Sen，1999）森对贫困的判断标准，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对中产阶级的定义。
在过去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人们主要的关注点是“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虽然“社会流动”的研究本质上是在探索“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但这种探索一般都是假设分层结构的变化是由于分层的主要因素从传统的“先赋性”（ascribed）因素转变成现代的“获得性”（achieved）因素。但在某些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如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中，在分层中起重要作用的“获得性”因素本身，其内涵会发生很大变化，以至于造成某种“获得性”因素“失灵”的现象。
羊城村里住着很多外来打工的人，他们有的从农村来，过去就是种地或者已经有了务工经商的经验，文化程度一般在初中以下；也有的是从城市里来，如国有部门的“下海”职工、刚毕业出来闯世界的学生、希望发财的淘金者等，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但仔细分析那些从羊城村里走出去的创业成功人员，就会发现，他们的创业成功其实与他们的主要获得性因素“受教育水平”并没有密切的相关性。羊城村就像是一个新的竞技场，把不同的外来者放在一个共同的起点上，计划体制下的学校教育和国有部门中的工作经验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新的市场竞争领域中出现了“失灵”，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而市场竞争中的知识和经验成为实现创业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力资本失灵”其实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例如现在的大学教育中，有些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还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知识的更新，培养出的学生很难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同样都是大学毕业，因学校、学科、专业和课程等而造成的知识效用差距，会使“人力资本”的含量也产生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比“先赋性”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之间的差异还要大。我们所做的一项关于下岗职工的研究也表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收入水平、阶层主观认定以及社会态度的理性化程度，都与他们下岗之前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职称没有直接的关系，出现了转业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失灵”，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再就业也意味着从一个计划经济知识编码系统向市场经济知识编码系统的转换。
人们主观认定的社会阶层与客观指标所区分的社会阶层，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我们在羊城村所做的简单的上、中、下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定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对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定，事实上与收入、财富、教育、过去的社会地位等客观指标的分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几乎在所有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定的调查中都有显示。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差距，影响着人们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定呢？
从羊城村的调查来看，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人们对“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的预期。认为自己的“素质”会使自己以后有较好的“发展前景”的人，其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定通常会高于其客观指标显示的社会地位；而认为自己缺乏发展潜力的人，其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定一般又会低于其客观指标显示的社会地位。在快速转型时期，由于收入、权力、声望三大分层体系的错位，这种情况会更加突出。在改革的初期，个体户曾一度收入地位很高而社会声望很低，而知识阶层也曾一度社会声望很高而收入较低。羊城村里依靠租屋收入生活的村民，收入要远高于村里租房而居的职业白领，但职业白领在那个“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却具有更好的未来发展前景。所以说，“存在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社会阶层认定之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关于“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对于理解人们的行为选择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由“存在的”社会阶层地位来决定的，而是深受自己对“生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处地位的预期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