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村落的终结》这个书名的选择，并不是为了赶“终结”一词的时髦，因为时下不少人在谈论“历史的终结”“现代性的终结”等，甚至还有“终结系列丛书”。选择这个书名，是因为我曾翻译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而我的研究恰恰是要说明，农民的终结并不等同于村落的终结。但这个研究的题材，最初是来自我的博士生蓝宇蕴。约三年前，她在拟定博士论文题目时，我提出的要求是，最好选择符合她的知识背景的、她所熟悉的专题，并要具有学术上的对话意义和现实的价值。她提出了几个题目让我帮助定夺，其中关于城中村的研究题目引起了我的兴趣。城中村是她生活的广州市里出现的现象，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很普遍，也很特殊，在其他国家乡村城市化过程中比较少见；而且广州市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规划中，改造城中村是一个重点和难点，由此也引起一些社会冲突。我有一种直觉，村落的最后终结，不是一个轻松浪漫的过程，与农民的终结可能不是同一的过程。恰巧蓝宇蕴在广州的家的附近就有城中村，她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调查起来也方便。而且，蓝宇蕴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硕士学位，那里的学术传统让她对村落研究的路数驾轻就熟。

这样，她的研究题目就定下来了。但我被激发的研究兴趣却无法消退，于是我在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里申请了一个题为“都市里的村庄经济研究”的小项目。原计划只选一个城中村进行研究，也就是写一个调查研究的报告。但在第一次调查之后，我写了《巨变：村落的终结》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上，同年英文季刊《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的秋季刊作为刊头文章发表了该文的英文简本。随后，国内的一些媒体和国外的学者也都发表了表示关注的评论，这使我更进一步意识到，这个研究题目可能具有较大的潜在对话能力。随着研究的深入，兴趣一发而不可收，调查范围的逐步扩大，也使研究经费出现困难。恰好福特基金会资助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第四批“公共政策研究项目”正在征集申报过程中，这样我就以“‘城中村’村落终结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社会政策研究”为题，申报了该项目，经过几轮匿名评选，我的申请幸运地获得批准，也使得该项课题研究在更大规模和更广泛议题上展开。

但在本来认为是最艰难的调查访谈资料完成之后，写作却一度陷入了停顿。一方面是面对一大堆杂乱的访谈记录，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总是难以理出头绪；下笔试写一节，仍然找不到感觉，总觉得缺乏新意，有些“硬写”的滋味，让我不得不中途辍笔。另一方面，我还有其他课题同时进行，这边进展不顺利，我怕事倍功半，就把精力转到别的课题，加之其他的社会事务，致使《村落的终结》一书的笔耕断断续续，进展缓慢，而且写作味同嚼蜡。在此期间，我的博士生蓝宇蕴的博士论文写作却进展迅速，大体上是每月写出一章，从网上发给我审阅，我通过批阅她的论文和提出修改，倒是也没有间断思考，并不断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我原来设想，要重新回到城中村里去住一段时间，从经验感受中汲取点新的灵感和写作激情，才能下笔出神入化。出发的准备都做好了，那时广州虽然已经出现SARS疫情，但给我的感觉是还没有可怕到阻碍我行程的程度。谁知随后SARS在北京和全国的蔓延，造成了全社会的恐慌，并演变成必须用特殊警戒措施来应对的“社会危机”。出差取消了，会议推迟了，亲朋好友不串门了，有病也不敢去医院了，所有的人群聚集的娱乐场所都关闭了，连过去车水马龙的饭店和商店也门可罗雀了，乘坐公共交通和出租车都感到危险了，多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实行轮流值班制度了，学生也都停课了，人们似乎在经历一次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人员实行值班制度，而科研人员全部放假在家“自我隔离”。这是我十几年来经历的最长的在家封闭居住时期，本来应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章英华之邀赴台学术访问的计划，在临行之前也被迫取消了。我也彻底地安下心来，重新开始《村落的终结》的写作，每天写作8—10个小时，穿插着还要阅读一些相关著作，查阅相关的资料，每天除了上网查看疫情进展、督促孩子自学和晚上散步，时间全都用在书的写作上。由于精力的集中，写作进展顺利，专心写作时每天能有3000多字，并整理部分访谈资料。从不晚上散步的我，固定的散步也成了“康德”式的，有了固定的路线和时间。

这样近两个月下来，就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而此时我的学生蓝宇蕴的博士论文也已杀青，并定名为《都市里的村庄：关于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只是她在最后阶段，于“五一”节不听劝告，返回疫区老家广州，回来后被拒绝进入研究生院，在校内隔离居住半月，手边没有任何书籍，致使论文的扫尾有些仓促。不过她的努力还是得到了承认，她的论文在答辩中得到答辩委员会委员们的较高评价，被系学术委员会评为社会学系年度优秀论文，并被纳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计划，我也为此感到欣慰。

现在，我的《村落的终结》和蓝宇蕴的《都市里的村庄》都即将出版，这两本书成了参照读物。但这两本书又的确有很大的不同，她是写一个村庄——珠江村，而我是虚拟了一个羊城村来综合城中村的特征；她更注重村落的社会层面和本土资源，而我则偏重于经济运行的社会规则；她的调查更加深入，资料也更加细致和丰富，但我是“功夫在诗外”，是试图借“羊城村的故事”来提炼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想我的书可以更好地说明她的论文的意义，而她的论文可以进一步验证我的结论的真伪。

这两本书都是写村落终结的过程，在宏观层面上也有一些共同的结论和意义：一是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终结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不是非农化、工业化和户籍改革就能解决的，村落的终结更加艰难，更加漫长，一蹴而就的结果往往是造成社会的断裂；二是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产权的变动和社会网络的重组，其间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需要建立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新的合作和整合机制；三是村落组织的传统本土资源，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融入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在所有被视为对立两极的中间，都存在连续谱式的过渡和多样性；四是城中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贫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摇篮和跳板；五是城中村的研究，为我们最终揭示从村落非农化到村落终结的变迁逻辑提供了可能。(https://www.daowen.com)

参加这项研究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王春光研究员，他参加了调查和研究的全过程。王春光祖居温州，对民间社会有很深的真实感受，他研究北京“浙江村”的博士论文出版后颇得好评。他还追寻温州人的足迹，远赴巴黎调查，写出《温州人在巴黎》一书。我们两人曾合作写作《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交换论》，在这次调查中他给我讲述的许多关于村落里的故事、晚上经常有的彻夜讨论，以及他对底层生活的关切，都对我村落研究视点的确立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次《村落的终结》的写作，本是我们两人的合作计划，而且已经讨论了写作提纲，并进行了初步分工，无奈各自手里都还有其他的课题，他一直是一项社会分层大规模调查研究课题的主要成员之一，也很难集中精力于关于村落终结的写作。我们原本打算一块去城中村调查和实地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专心写完这本书，但SARS危机改变了所有既定计划，也使《村落的终结》最后终结，变成我一个人的苦役。

我真诚地感谢折晓叶、苏国勋、张晓山、景天魁、孙立平、秦晖、王晓毅、王延中等人，他们对我和蓝宇蕴关于城中村研究的关注、建议、评述和批评，使我受益匪浅，蓝宇蕴最后的博士论文答辩，使我也感到是对自己学术眼光的考验。我一直认为，知识生产需要一个学术团体的氛围、思想的碰撞、智力的交锋、理解的交换以及同行的评价和刺激，这些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动力。历史上学派的产生，通常都与一个有内部激励机制的学术团体相联系。

费孝通先生于93岁高龄欣然命笔，为本书题写书名，令我受宠若惊，也深为惶恐，但愿本书学术质量不负先生的墨宝。

最后，感谢历史悠久并在出版界富有声望的商务印书馆，愿意出版拙作，我将此作为一种荣幸。

李培林

2003年6月18日于北京

补记：现在（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奖系列的一本，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