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与财产权
人类视外物为自身生存之资料。从衣食住之生活必需品，到装饰、玩物等奢侈品，皆以外物来满足自身需要或嗜好。因此，不论文化程度如何，获取并占有外物以满足自身欲求、根据目的直接消费或保管，是人类生存作用之一大现象。然而，在一些半开化文明社会中，人们有所有之事实，却无所有之权利，其所有物只能通过自身实力与密切注意才可持续，因为更强大者会来掠夺，更机智者会来骗取，甚至不如己者也会来偷窃，在使用外物一事上，可谓毫无保障。在弱肉强食的原始时代，争斗永无停息之日，饥饿亦屡屡而至，人人皆处于不安状态中，因此，此时人类尚未踏上文化之路。然而，如果在如此粗犷的社会中，存在一种超级势力，令人人皆互不侵犯，随后产生“自有、他有”（mine and thine）之观念，那么，此势力便在人类进化之路上开辟出一条途径，令人类的物质水平、知识程度瞬时加速进步。在多数原始社会中，令人们产生“自他专有不可侵”之观念的超级势力，便是禁忌。换言之，自我专有专用之事实至后世有社会公权力之保护、有法律保障其不可侵犯的一大原因，便是禁忌之信念。
在新西兰，所有物之专用几乎悉数由禁忌来保障，因此，一位多年居住岛上并精通民俗的作家曾说过，人的禁忌之根本，来自保护财产之目的。（Old New Zealand，by a Pakeha Maori，pp.94-97）
所谓禁忌，乃人触及某物时灾难忽至，或是得病，或是丧命，遭受种种冥罚。因此，一方面禁忌赋予物体不可侵犯性，将该物与其他人隔离；另一方面巩固了物体与所有者间之关系，由此产生尊重自他所有之习惯，该习惯最终产生法律上之权利。
物体之禁忌成为财产权的理由有两大类别，一类因物体之从属关系而生，另一类因设定而生。
因从属关系而生之物体禁忌，主要来自人的禁忌之延长性或感染性。例如，国王、酋长、僧侣等人具有人的禁忌，他们所持有或使用之物品，无论是住所，还是衣物、器具、兵器、食品、奴隶等物，皆严禁他人碰触，甚至观视，倘若碰触或观视，不必等到人罚，冥罚便立现，或是身体麻痹，或是眼花晕眩。由于人们对此说法深信不疑，面对这些物品，便宛如面对物品持有者或使用者，认为它们神圣而不可侵犯。然而，当出现犯禁者时，即便犯禁者会被心中的迷信与恐惧所震慑，自发地受到超自然力的惩罚，国王等人也不会善罢甘休，必会严惩，因此冥罚与现罚并行，最后又增添法律制裁，保障其物品之不可侵犯性。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土著的信念中，一旦人的所有物成为禁忌，该物体便具有一股神秘威力，非所有者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或触摸。在新西兰，自居所、衣物起，无论何等贵重品，一旦贴上禁忌标示，便可保证主人安全地占有。例如，当人们需要使用林中树木来制作独木船时，便在树干上系上一捆干草，那么其他人皆不可砍伐。当要外出旅行时，人们便以麻编织成绳，悬挂于大门口，这个居所便立即成为不可侵犯之界，即便几年间无人居住也非常安全。这样的物体禁忌乃人的禁忌之结果，由于国王、酋长、僧侣等贵人之身体本身便十分神圣，从而具有禁忌性，因此其禁忌性便延伸至其居所、物品等所有物上。又或者是国王、酋长本身具有禁忌性，他们也拥有通过接触等方式在物体上设定禁忌之权利。例如，在新西兰，不仅是国王、酋长，甚至连小酋长、战士、其他绅士（rangatira），皆可依照各自地位之尊卑，享有一定程度的禁忌性。其身体的禁忌性，通过接触衣物、兵器、日用品等一切财产，使得这些物品成为禁忌物，当他人碰触、损毁、偷盗这些物品时，便会立即遭受冥罚，惹上疾病等恐怖的灾难。而且，由于原始社会并无铁制刀刃，即便是看似简单之物件，在制作上也需消耗巨大的劳力与时间，数量极为有限，其贵重程度是当代文明人难以想象的，因此与占有相关之禁忌的保护作用十分有益。
在设定物体的禁忌上，采取先到先得之方式，物体归属于手快之人，不允许其他人有所侵犯。这种设定方法有三种，分别是宣言、标示与接触。例如，国王、酋长、僧侣、贵族等人拥有设定禁忌之特权，他们只需宣布该物品归己所有，或者附加标志，又或者加以接触，便可赋予该物品禁忌性。若有人偷盗、损毁、接触甚至观视，该侵犯者便会立即遭受神罚而死亡，或者身患恶疾、突然失明等。此信念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对禁忌之恐惧甚于水木刀锯之刑，在保障物品之占有、使用、收益上效果极佳，不劣于文明国家通过法律保护所有权之效果。而且，禁忌的设定者看到禁忌的侵犯者侵犯自身利益，自然怒不可赦，往往不需要等到神明惩罚，自己便会进行复仇之制裁，或是严加鞭笞，或是直接处以死刑。在新西兰的毛利族中，禁忌的侵犯者不仅要遭受神罚，还会引来皮肉之苦，甚至杀身之祸，其所有品也会被邻居任意掠夺一空。由此可见，侵犯禁忌之行为人神共愤，侵犯者会失去社会权力者之保护，成为所谓的法外人（outlaw），这便成为宗教制裁转变为法律制裁之端绪。
在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lands），禁忌乃土地所有权产生之原因。在岛上，禁忌属于神意，由僧侣来进行启示，因此，僧侣便利用此权力在土地上设定禁忌，使之成为自家世袭且不可侵犯之财产。其结果便是禁忌创造出地主阶级的贵族，而僧侣以外的一般百姓则通过渔业等其他劳作度日。（Frazer，Psyche’s Task.pp.18-20）
通过标示设定禁忌使之成为物品专有保障之习俗，在一些半开化文明的民间最为盛行。虽然一一标示令人不胜其烦，但在萨摩亚群岛上盛行的习俗，便是这样一个显著之例。根据特纳在《萨摩亚志》之记载，萨摩亚人最著名的禁忌有五种，均通过标示来设定。第一种是“毒鱼的禁忌”，为了保护芒果，当地人用椰叶做出毒鱼形状，悬挂于果树上，表示该树乃禁忌物。因为当地人相信，违犯禁忌而偷摘果实之人，在大海中必会被毒鱼刺伤而亡。第二种是“白鲨的禁忌”，用椰叶做成白鲨形状，高挂树上，以此警告人们，偷盗果实者，会成为鲨鱼之食饵。第三种是“横木的禁忌”，人们在果树下放置一根横木，表示盗取果实者会全身长恶疮，最后溃烂而死。第四种是“溃疡的禁忌”，人们把贝壳埋于地下，在地面用芦苇编织出头颅的模样，以此作为禁忌之标示。倘若有人挖出有此标示的地下物时，便会浑身长疖子。因为当地人有上述迷信，所以当盗挖禁地之物品者日后突生疖子，便惊恐不已，要到禁忌设定者面前自首，哀求消除禁忌。如果设定者愿意赦免，便给对方草药，以此作为赦免之凭证。第五种是“雷的禁忌”，人们用椰页编成方形的席子，再绑上白布幡，挂于树上，凡接触该树木者或其子女，会因冥罚遭雷击而亡。（G.Turaer，Samoa.pp.185-188）这样的禁忌标示，恰如日本人贴防盗之护符于大门，或者立稻草人于稻田，目的相同，且效力极佳。但是，日本现今盗贼毫无信仰之心，鸦雀亦无惧弓箭，因此仅靠禁忌标示来保护货财、谷物已远远不够。然而，那些半开化文明的民族却不同，全民皆被迷信支配，恶人也被迷信之绳索所束缚，因此，他们对冥罚之恐惧，远比刀枪之威慑有效。
在马来群岛，一般都有通过禁忌标示保护果树之习俗。例如，在帝汶岛（Timor），当人们把椰叶作为禁忌（pamali，pomali，pemali，或者为poso，potu，bososo）标志立在果树园、菜园当中时，该土地便成为禁忌物，贼人因恐惧冥罚，便不敢踏足入内。在安波那岛（Amboyna），人们在壶上划出白色十字形，将壶悬挂于果树树枝上，那么偷吃果实者便会得癞病。若在树下放置一个类似老鼠形状之物，那么该树便成为禁忌物，犯禁者的鼻耳处会出现类似老鼠咬过之痕迹。在塞拉姆岛（Ceram），禁忌之设定方法，是将猪颚骨高挂树枝上，犯禁者会被野猪撕咬。若禁忌标示为鳄鱼形状，那么犯禁后果便是葬身鳄鱼之腹；若为蛇形，则会被毒蛇攻击；若为猫形，则怀着盗意靠近该树木者便会感觉胃肠疼痛，好似猫在抓挠；若为燕子形，则贼人眼睛会剧痛，仿佛燕子被啄食。以诸如此类的禁忌设定方式来保护果树之例真是不胜枚举。（Frazer，Psyche’s Task.pp.24-25）(https://www.daowen.com)
关于马达加斯加的禁忌，吉纳普（Gennep）之研究最为详密。吉纳普概述了财产权之起源，认为财产在原始时期均带有宗教性。因此保护财产之方法，在原始时期也带有宗教色彩，禁忌之标示便是所有权之标示。（Gennep，Tabou et Totémisme àMadagascar.p.184）在岛上，要赋予外物神圣的性质，就必须做出有形的标示，通过此法，外物方才享有不可侵犯之性质。换言之，在岛上，一切物体之使用皆为事实上的关系，人们不过是通过自己的智力或体力来占有外物，智力或体力优于他人者，便可恣意掠夺他人之所有物，即便自夸智勇过人，也无人敢责怪。因此岛上的社会尚未存在盗窃罪名，唯有被害者之复仇而已。在这样的社会里，与文明社会中所有权相当者，唯有禁忌之保护而已；与财产相当者，唯有禁忌物而已；与盗窃罪相当者，唯有侵犯禁忌之行为而已。因此，在仅凭信念得以维持之社会中，物体禁忌便等同于法治社会中之所有权。
在马达加斯加，禁忌之习俗与公认偷盗之习俗对立存在，这是解释禁忌是财产权之起因最为恰当的例子。盗窃是对财产权的绝对否认，因此，盗窃与财产权乃水火不容的正反面观念。而且，在马达加斯加，公认盗窃的种族颇多，其中在中南部的萨卡拉瓦（Sakalava）、马哈法利（Mahafaly）、西部的巴拉（Bara）等部族中，盗窃在道德上及宗教上被大众所承认，在此习俗氛围下，全族皆以偷盗为业，族人之间相互窃取谷物、家畜，不仅无人以此为恶，反而认定其为智者之行为，许多人将偷盗作为发家致富的最佳手段。萨卡拉瓦人将偷盗品视为上帝“安卓利亚纳纳哈利”（Andriananahary）之馈赠，当儿童偷盗被发现时，大人会加以斥责，但并非责骂其行为有罪，而是在惩罚孩子因偷盗方法拙劣导致败露。这种斥责，不过是一种教育方法，使子孙钻研偷盗的巧妙手段。（Gennep，Tabou et Totémisme à Madagascar.pp.185，186）
在众人皆认可偷盗，且认为偷盗成功乃神明加护的社会，完全不可能存在财产观念。在此蛮习存在期间，由于利益冲突，各人相互猜疑畏惧，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便脆弱至极，纷争不绝，该社会必不得长久。然而，倘若在如此无财产状态中，产生外物持续使用的相反习俗，那么便可使社会免于崩坏，也可使物质之进步徐徐向前发展。而且，由于公认偷盗之习俗被视为神明加护，因此，可以与之抗衡并加以抑制者，也必须是有神明加护之习俗。
禁忌是基于神意的习俗，违犯禁忌者应受冥罚，因此，即便是在马达加斯加这样偷盗横行的国家，由于禁忌习俗之存在，社会上势力阶级的财产便通过禁忌得到等同于所有权的保障，此习俗逐渐普及，社会便可免于陷入全无财产之悲境中。
在上述蛮习盛行之社会中，寻常财产可悉数称为盗窃之目的物，为了使财产免遭盗贼的毒手，主人必须在物体上设置明显表征，令该物体的禁忌性一目了然。基于该原因，在马达加斯加，禁忌的设定方法几乎全是标示。
马达加斯加岛上最常见的禁忌有四种，分别为通行的禁忌、果实专有的禁忌、边界的禁忌以及动产所有的禁忌。要标示通行及果实专有的禁忌时，寻常方法便是在长竿上绑上一捆干草，然后立在地上，这种方法被称为“Kiady”，意为“立竿禁止”。当该禁忌标示竖立于地面时，该土地便成为禁忌地，不许他人通行，地里所长蔬菜瓜果也悉数成为禁忌物，不许他人盗取。边界的禁忌是用土墙、栅栏、围墙等方式圈出一个区域，区域内的土地便是禁忌地，他人不得侵入。该区域的土墙、栅栏、围墙等物，不仅是事实上的防入侵障碍物，也是精神上的障壁。
至于动产，尤其需要标记出任何人皆可轻易识别的记号，以此提醒众人禁忌物之性质。一般器具上要做出从外部便一目了然之标示，防止被盗。动产中最易被盗且最易与他人之物混淆者便是家畜。因此畜牧民族通常都在家畜身上做记号，以便区分。在马达加斯加这样偷盗成风的国家，最有必要将家畜设为禁忌物，因此标示家畜的禁忌方法亦最为发达，或是在身上烧一烙印，或是切掉一只耳朵，种种符号同时也成为禁忌的标示。偷窃有禁忌符号的家畜及其他动产者，毋庸置疑，必然会受到宗教上之冥罚，但是被盗的受害者并不会因为贼人遭天谴而压抑怒气，从此不闻不问，这不是人之常情。因此，无论是贼人现场被抓，还是数日后才贼行暴露，受害者必然会施加报复，即便不报复，也会要求一定赔偿。例如，萨卡拉瓦人不将盗窃寻常家畜的行为定罪，然而，倘若偷窃的是有禁忌符号的牛，则偷一赔十。而偷盗并更改禁忌符号，等同于擅自解除禁忌，使禁忌物成为偷盗的目标，该罪名重于单纯偷盗，盗窃一头牛并更改其身上禁忌符号的贼人，需要支付四十头牛的罚金。（Gennep，Tabou et Totémisme à Madagascar.ch.ⅲ）这个习俗，明显展现了宗教惩罚转变为法律惩罚之过程，由此可知宗教上之禁忌进化为法律上之所有权的路径。
上述种种事例足以证明，在半开化文明的民族中，外物的持续占有通过禁忌习俗得到保障。吾将禁忌视为半开化民族产生所有权观念之一大原因，但同时也必须特别申明，此习俗并非所有权发生之唯一原因。一切财产权之基础都在于人类生理上之需要，因此，所有权之起因发于人类对生产资料的欲求，在个人需要与他人共存之情况下，在生存竞争上要安全地占有自己欲求嗜好之物，防止他人掠夺，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人类要采取占有及防护物体的方法。当所有物被盗时，人们便忿恨不已，意欲报复，由此产生因恐惧他人报复而不敢侵犯之风俗。至社会组织稍有整备，面对共同生存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人们便采用以社会力进行调和的种种方法，历经几代变迁后，最终确立财产权之观念。因此，不一定仅依靠禁忌习俗便能产生财产权观念，但是，禁忌通过基于强大信念的忌讳赋予某些物体不可侵犯性，依靠人们对超自然力制裁之恐惧而得以维持，由此便可明确得知，禁忌是所有权观念形成过程中最强有力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