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 旧版《禁忌与法律》摘录
本论 第五 禁忌与刑法
禁忌是行为之禁讳，其基础是违禁者必蒙受灾祸之信念，因此，恐惧制裁的念头在深陷迷信的民族中强化了禁忌之威力，其作为行为规范的效力，远胜文明国家的制裁法。原始社会并无检举犯罪的警察机构，也不具备审判犯人的司法机关，因此，能保障人民行为相关规范顺利实施者不是警察，不是刑法，也不是法院，而是众人脑中之信念，是对犯禁后灾害必至的恐惧。而且该迷信之威力，远大于秋霜烈日之法、刀锯斧钺之刑。
禁忌的制裁便是恐惧的信念，触犯视听言行的禁讳者，现世或来世必遭受冥罚。例如，观视神体、神器、国王者，会立即失明，擅入神殿、禁苑等禁地者，会身体麻痹无法动弹，触犯其他禁忌者，或是残疾，或是罹患恶疾，或是丧命，或是灵魂下地狱，通通都是蒙昧的人们发挥想象创造出的冥罚必至的迷信。如此冥罚原本只存在于各自信念中，禁忌的制裁属主观范畴，不外乎是自己内心恐惧的苛责，却自以为遭受了神灵、鬼怪以及其他超自然力的冥罚，因此对他们而言，这是主观且他动的制裁。在盛行禁忌习俗的民族中，由于该信念极为强大，使得犯禁者被自己的心魔所折磨，从而实现迷信的制裁，犯禁者或是罹患重病，或是苦闷而死，进一步强化了超自然的制裁力。
上述制裁，虽然在主观上是他动，实际上却是自动。违犯禁忌之行为中，不少报应也直接使他人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犯禁者不仅要独自承受幽冥的责罚，通常还须同时接受来自被害者或者亲族、族人、首领等人的现实的报复性惩罚。在受罚者看来，该制裁也属于他动。例如，当有人侵犯酋长、宗教领袖等人的禁忌时，酋长无须等待神明责罚，便会亲自对其施以笞刑或死刑。此外，人们相信，由于违犯禁忌，神灵作祟会使全族蒙灾。例如，在神圣河流中投掷污物，便会恶疫流行，或者遭受干旱，五谷不登。此时，全族人便会对破戒者进行报复式的责罚，或是流放，或是献上活供品，谢罪于神，以免灾祸。人们也相信，违犯禁忌会令灾祸殃及违禁者亲属，为此，亲属也会因憎恨而严惩违禁者。即便违禁后之灾祸只降临于一人，不会波及其他人，但触犯禁忌者也会被族人嫌弃，或是必须接受处罚。于是，禁忌的制裁从神秘走向现实，因此禁忌的规范也不只有宗教性质，还具备社会性质上的法律本质，其制裁也不只是宗教性质，也具备社会性质，并发展为国家制裁的刑罚本质。
依据上文内容，禁忌的制裁可分为两类：宗教制裁、法律制裁。
宗教制裁是禁忌固有之制裁，基于人们的信念，破戒者会遭受超自然力的冥罚。例如，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病死是最普遍的破戒冥罚。该岛上最盛行的信念，便是犯禁者会因神罚而全身水肿而死。他们认为，名为“atuas”之恶神会进入破戒者体内，蚕食其生命。在汤加，人们相信破戒者会葬身鱼腹，因此，当出现破戒行为却不知破戒者是何人时，当地习俗是将嫌疑人扔入大海，以此决定其是否有罪。
法律的制裁是国王等权力者对破戒者施加的俗界惩罚，因区域不同，其种类严宽亦不同。例如，在夏威夷，国王设立禁忌的监视官，监视官掌管岛上励行禁忌之事务，倘若发现破戒者，悉数处以死刑。在其他岛上，制裁并非如此严峻。例如，在斐济岛，除奴隶外，一般极少会处死破戒者，通常只处以掠夺惩罚。所谓掠夺惩罚，就是允许族人任意掠夺破戒者之财产，通常称为“muru”。在该习俗中，破戒者失去一切所有权，一旦族人得知出现破戒者，亲戚朋友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入破戒者家中，随意掠夺财物，直至破戒者家中空无一物。因为有“muru”习俗，在新西兰，财产之转移颇为频繁。
禁忌的制裁，最初多是自动且带有宗教性的，之后才逐渐演变为他动。在他动制裁中，僧侣、女巫等人下达之责罚，尚可视其为宗教性质，但酋长、族人等世俗权力者下达之责罚，则可视为法律制裁。因此，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政治组织之程度时，针对犯禁行为两种制裁并行，但在最初，宗教制裁之效力远在法律制裁之上。汤姆森在论述新西兰毛利族（Maoris）之禁忌时说过：“违禁者人神共罚。后者罚其病或死，前者将其处以死刑、没收其财产或流放。而且维持禁忌之效力，并非存在于对人之恐惧，而是对神之恐惧。人之目尚可欺，神之目不可欺。”（A.S.Thomson，The Story of New Zealand，ⅲ.103）然而，随着原始社会开始具备政治组织，法律制裁也随之增多，最终禁忌由宗教的禁讳转变为法律的禁讳，其制裁也从宗教惩罚转移为法律惩罚。
美拉尼西亚群岛与波利尼西亚群岛不同，人们不会对违禁者做出宗教制裁，只让违禁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大概最初该岛也与其他岛屿相同，存在宗教惩罚，只不过最后仅遗存法律惩罚。
此外，针对犯禁行为举行除灾仪式便可免除冥罚。例如，针对污秽之行为，一般的除灾仪式便是祓濯、洒水净身等，人人互相效仿，便将此仪式推广至污秽禁忌之外的诸多破戒情况，最终一切破戒皆可通过除灾免除冥罚。而且，人根据自己的肖像来塑造神明，因此也认为神与人一样具备感情，便向神祷告谢罪，乞求赦免冥罚。在部分民族中，人们为了赎罪，向神明供奉衣食等财物，以平息神怒。此外，向神明祷告、乞求宽恕其罪时，也须向僧侣等祈祷者馈赠物品，乞求禳灾。同时，若触犯首领之禁忌，必须向首领献上物品，以乞求宽恕。如果因触犯禁忌而给他人造成损失时，通常要向被害者赠送物品进行赔偿，以免去报复性责罚。因此，针对违禁行为之制裁，不只成为刑事制裁之原因，同时还是民事制裁之原因。例如，在萨摩亚岛上，人们迷信犯禁便会生疖子，因此，当破戒者身体生疖子时，便惊恐万状，跑到被害者面前自首，赠赎罪品以谢罪，被害者便给他除灾之药草。从该习俗中可看出民事损害赔偿之端绪。
日本古俗中之祓，在禁忌除灾仪式中最为普遍，可作为南洋诸群岛上盛行之仪式之典范。据贺茂真渊《祝词考》与本居宣长《大祓词后释》之记载，所谓祓，是丢弃污秽物以洗去身上污秽、献上赎物做祓具[1]的三种方式的通称，最知名之例，便是伊邪那岐命自黄泉国归来，意欲洗净秽浊，在筑紫国的橘小门将身上之物悉数丢弃，沐浴身体，祓除不详；还有须佐之男命[2]背负着千座置户[3]被驱逐的故事。此后，祓成为祭祀与政治之大事，在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末日，朝廷惯例要举行大祓，解除官人的“过犯诸罪”。其他时候则不定期举行大祓，或者令各国举行大祓。在任何一场大祓中，按惯例均要献上赎物做祓具。大祓有时也写作“大解除”，意为祓清一切罪行，解除其责罚。在触犯禁忌的情况下，通过类似的方法解除责罚之习俗，在原始民族中广为流行。
所谓赎物，《公事根原》解释为“赎身上灾祸之物”。伊势贞丈曾说过：
为祓清身上之罪，以任何之物代此身，课其物罪科，祓除弃之，称代身之物为赎物。昔有赎铜，当重罪之人行重刑罚时，若出铜，其刑轻行，与赎物同义。
可见赎物不限为何物，《日本书纪》神代卷一书中，记载素盏呜尊为祓清罪孽，拔除手脚指甲作为赎物。根据《延喜式》记载，御舆形[4]、金人、银人、翁等都可做赎物，其他也有马、器具、衣物等。也可做人偶代替自己。时至今日，在夏越[5]、师走[6]的祓仪式上，将做成人偶之纸片在身上擦拭，随后添钱丢弃，便是为了除祓。
大祓是为祓清诸天罪、国罪而举行。根据本居宣长之解释，“都美（つみ）[7]”是“都々美（つつみ）”之缩略，“不仅局限于人之恶行，凡病、诸祸、秽事、丑事等世人所憎恶之事，皆为都美（即罪）”。因此大祓词中所举之罪名中有秽、奸、灾、恶行四种，任何一种皆可通过宗教的除灾仪式得到解除。而且，为了祓清罪孽，原先作为祓具，须献出赎物，尔后逐渐产生赎罪金等财产刑与民事赔偿之法律，若罪大恶极，则国家要处以其他刑罚。本居宣长在《大祓词后释》中论述刑与祓关系的一节文字，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宗教制裁与法律制裁的分化途径，在比较研究方法尚未兴起之当初，采用如此见解，足以显示本居超凡之学识。原文如下：
余尝细思，上古所治之诸罪中，有刑与祓，而应刑之罪与负祓之罪有何异？所异者，曾见重则刑，轻则祓。亦曾见宥其重刑，使负重祓。又曾见不论轻重，只依罪色，或使负祓。又，与神事相关之罪，虽重亦为负祓。又，虽非神事，但为神之祟，其罪亦同。此等事，考史记上古之迹便可知。然，虽为此大祓中所举之条目，诸罪中，若非应刑之罪，则必为各类应祓清之罪。世事变迁，刑愈固，而祓则渐少，至中古，祓法仅用于神事。至后世，神事亦绝负祓之法也。
大祓词中之天罪，有畔放[8]、沟埋、樋放[9]、频莳[10]、串刺[11]、生剥、逆剥、屎户，国罪有生肤断[12]、白人[13]、胡久美[14]、犯己母罪、犯己子罪、犯母与子罪、犯子与母罪、犯畜罪、昆虫灾、高津神[15]灾、高津鸟灾、畜仆志[16]、蛊物[17]为罪。如本居宣长所说，上述罪名虽可分成秽、奸、灾、恶行四种，但从祓之目的来看，它们的基本观念皆为秽。《贞观仪式》之大尝祭中的“预秽恶事”之注释写道：“祓词所云，天罪国罪之类，皆神之所秽所恶也。”本居宣长解释为“祓之要，不以恶行为主，以秽为第一罪”（《大祓词后释下》），可谓切中肯綮。
天罪、国罪至后世皆成为刑法罪名。天罪中之畔放、沟埋、樋放、频莳、串刺皆是侵犯土地所有权、危害耕作之行为，在后世刑法中，作为侵害财产权之罪及侵害农业之罪，须受到处罚。犯己母罪、犯己子罪、犯母与子罪、犯子与母罪、犯畜罪在后世刑法中，则成为奸淫罪及有害风俗之罪。其他如为蛊物罪，在半开化国家作为诅咒罪须被严惩。唯有白人、胡久美、昆虫灾、高津神灾、高津鸟灾，原本便不是禁忌，只是作为触犯禁忌之结果而使全族蒙受灾祸，因此，有修祓解除之目的，却不成为后来刑罚之目的。
神祗令之集解中引用的延历二十年五月十四日之官符，显示出当时祓与刑法并行，罪重者已依刑律处罚。此官符以触犯禁忌之情状为基础，制定祓具之种类及数量，大祓之赎物有二十八种，上祓之赎物有二十六种，中祓之赎物有二十二种，下祓之赎物有二十二种。文末写道：
其殴伤若重者，祓净之外，依法科罪，斋外斗打者依律科决，不在祓限。又祝袮宜等与人斗打，及有他犯事，须科决者，先解其任，即决罚。神户百姓有犯失者，行斋之外，决罪如法，云云。
由此可知，当时犯禁之行为不仅是对神祗之亵渎，也是对国家犯罪。
正如上文所述，蛮民将犯禁视为污秽行为，个人丑行会使污秽殃及全族，因此，神灵把对个人犯禁之惩罚波及至有此污行之种族及土地，个人的犯禁之举使得全族蒙受灾害。人们由此产生新观念，犯禁不只是冒犯神灵之举动，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之行为。从《利未记》里耶和华之神嘱中便可得知，犹太人亦有此信念，个人犯禁，却给全族及土地带来污秽。耶和华告诫摩西，近亲交配、通奸等种种奸淫罪必须严禁，原文如下：
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它的居民。（《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节以下）(https://www.daowen.com)
在索福克勒斯之诗篇中，忒拜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因为杀父娶母，王国中草木枯萎，恶疾流行，人畜均不产子，国民因恐惧神谴，纷纷外逃，致使全国土地荒废，竟成无人之乡。德尔菲之神谕显示，若不废除并流放国王，便无法免去亡国之灾难。由此可知，在古希腊，弑亲、近亲通婚等恶行，会因受到神罚而使灾难遍及全国。（Sophocles，Oedipus Yyrrannus 22 et seq.95.et seq）在古罗马，克劳多斯皇帝（Claudius）时期，曾发生一起贵族娶姐妹之事件。之后丈夫自杀，妻子被流放，克劳多斯皇帝命人在狄安娜女神（Diana）之圣林中举行除灾仪式。因为狄安娜女神专司农作物之丰收与人畜之繁殖，罗马人唯恐近亲结婚触犯神威，从而导致国内五谷不登、生民绝迹。（Frazer，Early History of the Kingship.pp.13.et seq.17）据爱尔兰之古传说所载，三世纪时，国王娶姐妹中之一人后，饥馑、疫病等灾祸频发，于是贵族便将原因归结于国王的乱伦行为。为免除灾害，他们便逼迫国王将此污秽婚姻之产物——两人之子烧死，再将骨灰撒向河川，以此祓除不详。
正因为族人皆有强烈信念，个人之匪行会给全族带来灾难，因此便产生惩罚犯人以平息神怒之习俗，或是将犯人处以死刑，或是流放族外，总之，必须将灾难原因扼杀于萌芽状态。古代法律中仍存有不少此习俗之痕迹。《汉谟拉比法典》中规定，对于通奸者，要处以绞刑，后投入河中，对于母子相奸者，则处以火刑。（Code of Hammurabi，129.157）《摩奴法典》规定，奸妇须在公共场合被狗啃食，而奸夫则须被置于热铁板之上活活烙死。（Laws of Manu，ⅲ.371.et seq ；Gautama xxⅲ.14.et seq）摩西之法则处通奸者死刑，“将此恶事从以色列中除掉”（《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撒克逊之古法命奸妇自缢，随后烧掉尸体，或者令同村妇人将奸妇鞭打至死，或以刀了断，而奸夫则被投入火中烧死。设置如此酷刑，皆因往日人们恐惧通奸之丑行会殃及全族。
后论
由上述论述可知，禁忌是人类规范有制裁后果之行为的起因，法律实际上就是该原始规范之进化产物。人类之所以能够开始社会生活，是因为除了对同一祖神之崇拜，对同一图腾之认识，对同一勇者、僧侣、预言家、药师之崇敬、畏服等心理向心力之外，还有同社会成员间之男女性爱、血族间之亲情、同种族之认同等心理凝聚力。社会之向心力越强大，社会成员间之凝聚力便越牢固，换言之，社会便成为团体存在竞争中之优胜者，只有积极或消极维持此向心力与凝聚力之势力先存之后，方可期待社会有所发展。而且，禁忌便是消极维持此向心力与凝聚力之势力。针对处于社会向心力中心之主权者，通过视听言行之禁忌来维持其神圣不可侵犯性，来预防向心力之松弛，同时，又越发强化主权者神秘之权威。而对于同社会之成员，通过生命、身体、婚姻、财产等禁忌，来使其互相忌避情欲、性欲、物欲之侵害，来预防凝聚力之松弛，同时，又越发巩固人民之团结。社会只有先巩固其存在后，才可开始文化发展。因此，社会中最初发生之规范，必须具备防止社会崩坏之作用。这便是为何原始社会之规范无论是宗教性、德义性抑或是法律性，基本皆为消极作用，多数在禁止有破坏社会倾向之行为。禁忌是具有强力制裁的消极规范，具备防止社会崩坏之最佳作用。而且，在原始社会，当某一类行为之避讳通过人们的强大信念被数代人遵守时，人们便逐渐驯化出服从之习性，粗野蛮民亦逐步习惯规律生活，开始具备他日进入法治生活之素质。
禁忌规定应避讳之行为种类繁多，本论所载内容不过一斑而已，仅择取法律起源相关内容，以作例示。除此之外，酋长、僧侣等权力者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或嗜好，也会将某种行为定为禁忌。也有部分忌避习俗因人们恐惧天变地异之自然现象而产生。民族、地区、时代不同，禁忌亦千种万样，但禁忌能长期存在于各民族之中，不外乎是禁忌维持了社会之向心力与凝聚力。拥有此普遍性的禁忌，日后因公权力的制裁而被强行实施，并改变其范围与形态，最终成为国家之法禁。
幼稚的人民如同幼稚的个人，无法具有抽象观念或综合观念。因此，原始人尚无诸如善恶之抽象观念，即便待到他们稍稍具备综合能力后，最初之表达方式，也只是具体形容出道义观念。当他们想综合表达有害行为时，往往将此类行为比拟为最忌嫌之事物。污秽之事物在视觉、嗅觉上皆令人产生强烈的不快感，而且，仅凭原始人浅薄之经验也可认识到，污秽可成为疾病之媒介。尤其是疾病，他们认为是“怪物”“魔神”所为，因此越发忌讳不洁，结果便是他们将最厌恶之事物通通概况为“秽物”“污物”“秽”。在产生道义上善恶之抽象观念之前，便以直线、曲线之形态来形容，产生如“直行”（意为正直）、“曲行”（意为歪门邪道）、“曲直”（意为正邪）等类似词汇。
前文已述，禁忌之目标事物，非神圣即污秽。禁忌之目标事物若为神圣，那么道义上便产生善之观念，法律上便产生权力或权利之观念。而污秽之观念在道义上便产生恶之观念，在法律上便产生罪之观念。而此观念发生变化，是在社会的政治组织稍有整备、公权力极大发展、法律之禁令取代禁忌的时代。
[1] 祓具：大祓仪式上用来赎罪之物。——译注
[2] 须佐之男命：即素盏呜尊。——译注
[3] 千座置户：摆放在很多台上的祓物，宗教上用以赎罪。——译注
[4] 御舆形：做成车轿形状的祓除道具。——译注
[5] 夏越：六月驱邪，日本的祭典仪式之一。——译注
[6] 师走：腊月。——译注
[7] 都美（つみ）：“罪”的意思。——译注
[8] 畔放：破坏田埂。——译注
[9] 樋放：破坏灌溉用水路。——译注
[10] 频莳：在别人已经播种之后，再次播种，妨碍谷物生长。——译注
[11] 串刺：用铁扦子扎别人的土地，并占为己有。——译注
[12] 生肤断：使活人的皮肤受伤流血。——译注
[13] 白人：肤色为白色的人。——译注
[14] 胡久美：生瘤。——译注
[15] 高津神：高飞天上，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神。——译注
[16] 畜仆志：杀死家畜。——译注
[17] 蛊物：向神灵祈祷降灾的法术。——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