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宗教礼仪活动
热爱具有神职职务的宗教，这本身并不是一种对上帝外露的爱，而是对上帝内在的爱，尽管上帝的名字必定会出现在这种宗教中。因为这种爱不包含同上帝直接、即刻的接触。如果宗教礼仪活动是纯洁的的话，上帝就像在爱他人、爱世界之美中那样在这些活动中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显灵。
由于生活境遇各不相同，爱宗教在人们的心灵中所具有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些生活环境使这种爱无法产生，或者在它变得强烈之前就被环境扼杀。一些人在不幸中情不自禁地将对宗教的仇恨和蔑视结合一起，因为某些神职人员为人暴戾，傲慢或腐化使他们受折磨。另一些人从小就在深受这种精神影响的环境中长大。应当想到，在这类情况下，由于上帝的仁慈，如果爱他人、爱世界之类的感情足够强烈和纯洁的话，就足以引导人们的灵魂达到任何高度。
热爱具有神职的宗教，其对象一般是在某个国家或人们成长的某种环境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每当人们想到为上帝服务时，出于某种随同生活在灵魂中养成的习惯，每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这种宗教。
宗教礼仪活动的功效完全可以根据口中念诵佛祖名字的佛教传统来设想。据说，菩萨允诺：凡是呼唤他，渴望得到解救的人都会被他接到身边，进入净土；据说，由于这种承诺，呼唤天主的名字确有改变灵魂的特效。
宗教只是上帝的应许，除此无他。一切宗教活动、礼拜仪式都是念叨天主的名字的一种形式，因而原则上应当具有某种功效，即拯救怀着这种愿望全身心投入宗教活动的人。
所有的宗教都用自己的语言呼唤天主的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好是用母语而不是用外语来称呼上帝。特殊情况除外。当人的灵魂在必须做出一点努力以寻找外语单词——即使是常用词——的情况下，它就不可能聚精会神地从事宗教活动。
若一位作家的母语是一种贫乏的、难以运用的并且在世界上使用面很窄的语言，那么他就会尝试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取得卓越成就的有几例，如康拉德[14]，但这类情况为数极少。除了特殊情况，这种语言上的变化会造成麻烦，使思想和风格受到损害；作家会难有成就；使用外语写作十分不自在。
对灵魂来说，改宗就像作家用另一种语言写作一样。确实，并非每种宗教都适合于以正确的方式称呼天主的名字。当然有一些宗教是非常不完善的中介者。以色列的宗教就是一例，是极不完善的中介者，以致基督被人绑在十字架上受难。罗马的宗教也许在任何水平上都称不上是宗教。
但是，一般地说，宗教的品级是一件极难鉴别的事情，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也许是完全不可能——鉴别的事情。因为一种宗教是从内部被认识的。天主教徒们称这是天主教的特性，其实各种宗教都如此。宗教是一种食粮。用目光去评价从未吃过的食物的滋味和营养价值是很困难的。
各种宗教之间的比较仅由于同情的特殊功效在一定程度上才是可能的。如果在从外部观察人的同时，在一段时间里出于同情而将心比心的话，那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人。同样，如果人们在一段时间里出于信仰将自己置于所研究的宗教的中心，就可能对各种不同宗教的研究有所了解。出于信仰，是从这个词最强烈的意义所说的。
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有些人没有任何信仰；有些人只专一信仰某种宗教，而对他人的关注就像人们注视某些奇形怪状的贝壳一样。另有些人自以为能做到不偏不倚，因为他们只有一种到处滥用的模糊的宗教感情。相反，必须赋予一种宗教以全部的关注、信仰和爱，才可能以最大的注意力、最高的信仰和最伟大的爱想到另一种宗教。同样，正是那些能给人以友谊的人——而不是他人，能够以全部身心关心一个陌生人。
在各种领域里，爱只有倾注在某个事物上才是真实的爱；爱成为普遍的而又不失为真实的爱，仅仅由于相似性和转移的结果。
顺便说一下，对何为相似性和转移的认识——数学、各种自然科学和哲学为这种认识作了准备——与爱建立起直接关系。
今天在欧洲，也许在世界，比较宗教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人们甚至没有对这种知识的可能性的概念。即使不存在对我们构成障碍的种种偏见，对这种知识的预感也是异常困难。在宗教生活的各种不同形式之间，存在某些隐藏的对等性，作为可见的相异部分的补偿，只有最锐利的分辨力才可能察觉出这些等同性。任何宗教都是内在真理和外露真理的巧妙结合；在某种宗教中是外在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宗教中是内在的。内在的信仰真理有时会同外在的信仰真理具有同样的功效，有时甚至具有更多的功效。了解人们内心秘密的人，也是唯一了解信仰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奥秘的人。不管人们说什么，这种奥秘并没有泄露。
当人们在某种并非异常不适于呼唤天主的名字的宗教中诞生，当人们以一种纯洁的、专注的爱热爱着本土宗教时，当同上帝直接的接触尚未使灵魂服从于神灵的旨意时，难以设想有正当理由抛弃这种宗教。超过这个限度，改变宗教就只是在出于服从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历史证明，这种情况事实上很少发生。往往，也许总是这样，达到精神领域最高阶段的灵魂，在热爱作为它的阶梯的传统中得到了肯定。
如果本土宗教过于不完善，或者如果它以某种过分蜕化的形式出现在本土环境中，或是具体境遇不允许人们热爱这种宗教或扼杀人们对这种宗教的热爱，那么，接受外来宗教是正当的行为。这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正当的和必然的，当然并非对所有人都一样。对那些从小到大从未参加过任何宗教活动的人来讲也一样。
在其他情况下，改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决定，鼓励他人改宗更为严重。在被征服的国土上，施加官方的压力迫使人们改宗，则是严重之极的事。
反之，尽管在欧洲和美洲之间，存在着宗教分歧，我们可以说，在法律上，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无论从近处还是远处，天主教是所有白种人的精神家园。
宗教活动的功效，在于同完全纯净的东西接触，以摧毁恶的有效性。人间没有完全纯的东西，除了世界的整体美以外。对于这种美，我们在奔赴完善之前，是不可能直接深刻感知到的。虽然这种整体美在某种意义上是敏感的，但它并不包含在任何敏感的东西中。
宗教事务是人世间存在的特别敏感而又异常纯净的事务。这并非由于宗教事务作为高尚事业而存在的那种方式。教堂可能是简陋的，圣歌也可能会唱走了调，神父可能受腐蚀，信徒们也可能是些心不在焉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毫无关系。如果一位几何学家为正确演示而画了一个图形，上面的线条扭曲，圆成了椭圆，这没什么关系。从法规、理论、假设、定义和习俗上说，宗教事务是纯净的。因此，它们的纯净是无条件的，任何污浊都不能伤害这种纯净。因此，它是完美的。但是，这种完美并非像罗兰的牝马那样，尽管它有各种美德，但是它并不存在。人类的习俗并没有效力，除非有某些推动人们去遵守习俗的动机附加在内。习俗本身是一些一般的抽象概念；它们是非现实的，不会起任何作用。根据习俗，宗教事务是纯净的，这习俗是上帝自己确定的。因此，这是一种有效的习俗：包含着功效的习俗，其自身能起某种作用的习俗。这种纯洁性是无条件的，完善的，同时又是现实的。
这是一种事实上的真理，因此，它不可能加以演示。它只可能作实验性的证明。
事实上，为信仰和爱两者俱全，宗教事务的纯净性在各方面几乎都以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弥撒的语言娓娓动听；尤其是基督的祈祷，是完美无缺的。同样，罗马式的建筑，格里高利的单旋律圣歌是美妙无比的。
但是在核心本身，有某种无美可言的东西，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使纯净性显示出来，这是某种纯属习俗的事。事必如此。建筑、圣歌、语言，甚至言词都由基督将它们汇聚在一起，一切都不是绝对纯洁的。绝对纯洁在我们凡夫俗子眼里是某种特殊的东西，这只可能是习俗之习俗，而非他物。这种位于核心地位的习俗，便是圣体圣事。
真正显灵的教义的荒谬性构成圣事的品德。除了食物的动人的象征意义外，在面包中，信仰上帝的思想不可能与任何东西有关系。因此，神灵显灵的习俗特性是显而易见的。基督只是由于习俗的缘故而可能在某物某事中显灵。上帝因此可能在其中显灵，只能秘密地在此世进行，因为我们思想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可能接触到这种奥秘。因此，上帝的显灵是完全的。
对于并不存在的笔直的直线和完全的圆所作的推论在技术中已有实际应用，谁也不会对这一点感到惊讶。但是，这却是难以理解的。圣体圣事中神的显灵的事实更为美妙，但并不是更难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类比可以说：假定基督在圣餐中显灵和几何学家说的“一个三角形中有两个等角”的假设是一样的。
因为这所涉及的是习俗，唯有圣体圣事的形式是重要的，而不是做圣事的人的精神状态。
若这不是习俗，那至少是一件部分世俗的事，而并非完全是神的事。真正的习俗，是一种超自然的和谐，从毕达哥拉斯意义上说的和谐。
在尘世间，唯有习俗可能是纯净的完美，因为任何非习俗的纯净或多或少都是不完美的。习俗能成为实在的，这是神的仁慈之爱的奇迹。
佛教徒口中呼唤佛祖的名字具有同样含义，因为名字也是一种习俗。然而，我们的思想习惯于把事物同它们的名字混淆在一起，这使我们很容易忘却其含义。圣体圣事是更高层次上的习俗之事。
甚至基督肉身在人间显灵也非完美、纯净，因为他曾指责过称他善良的人，因为他曾说过：“我离去，对你们有益。”因此，他在圣餐面包中更完全地显灵似乎是可能的。他的显灵越神秘，也就越完全。
但是，当大祭司派人抓住他，就像抓住一个惯犯的躯体时，在他的肉体中的显灵就更完全，因此也更秘密。然而，他被众人所抛弃了。他的显灵太充分了。这对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圣体圣事的习俗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对人是必不可少的；完美纯净的显灵对于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只能对某种敏感之物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有时，人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完美的纯净性上。唯有这种行为通过转移能使人铲除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恶。因此，圣餐面饼确实是消除罪恶的上帝的羔羊。
每个人都感觉到自身存在的恶：为此感到恐惧并想排除这种恶。在我们自身之外，我们看到两种不同形式的恶：苦难和罪过。但是，在我们对自己的感觉中，这种区别显现不出来，或者说只有抽象的通过反射的显现。我们感到在我们身上有某种东西，它既不是苦难，也不是罪过，但同时又兼为二者，它们有共同的根源，是两样东西的模糊的混合物，既是污浊又是痛苦。这是我们身上的恶。这是我们身上的丑。我们感觉到这种丑恶，它让我们感到恐怖。我们的灵魂就像呕吐那样唾弃它。灵魂通过转移的方式，将它移植到我们周围的事物上。但是，在我们看来变丑和被玷污的事物，又将我们移植于它们的恶推给我们。它们推回给我们的恶，数量更多。在交往中，我们身上的恶变得越来越多。这时，我们觉得我们所处的境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把我们禁锢在恶之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激烈。这是一种极令人不安的状态。当灵魂受到这种焦虑不安的侵扰而精疲力竭不再感到焦虑时，灵魂也就很少有希望得救了。
这就是病人憎恶自己的病房，犯人憎恶囚禁他的牢房，而更多的情况是工人憎恶自己工作的工厂。
处于这种状况的人们，向他们提供美好的东西全然无用。因为没有一样东西通过这种转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不被玷污直至使人感到恐怖的。
唯有完美的纯净能够不受玷污。如果在灵魂被恶侵袭之时注意力集中在某件完美纯净之物上，同时向它转移一部分恶，那么这事物并不会因此蜕化变质。它也不会将恶推回。这样，注意力集中的每分钟确实能铲除一些恶。
希伯来人想通过魔法在替罪羊的祭礼中所做的事情，在尘世间只能通过完美的纯净来进行。真正的替罪羊便是“上帝的羔羊”。
当尘世间出现完美纯洁之人的时候，汇聚在他四周的众多的恶便会自动地以苦难的形式集中在他身上。在罗马帝国时代，人所遭受的最大不幸和最大的罪恶就是沦为奴隶。因此，他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受奴役的极度不幸。这种转移，神秘地构成赎罪。
同样，当人的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在“上帝的羔羊”——圣餐面饼上时，人自身所存在的一部分恶就移植到完美的纯洁上，并且在那里被铲除。
与其说这是铲除，不如说是转移。同完美的纯净的接触，使苦难与罪过之间不可分解的混合分离。灵魂在这种接触的火焰中得到锻炼，灵魂中的一部分恶仅仅变成为苦难，一种浸染着爱的苦难。
同样，在罗马帝国时代，这种集中在基督身上的恶，在他身上仅仅变成苦难。
倘若在尘世间并无完美无限的纯净，倘若仅有在同恶的接触中，随着时间推移而耗尽的有限的纯净，那么，我们就永世不能得救。
刑事司法对这个真理提供了惊人的佐证。在原则上，这是一件纯净的事，其目的是追求善。但是，这是不完善的、有限的、人世间的纯洁性。因此，在同罪恶和不幸的混合体的不断接触中，这种纯净性消耗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同罪恶总体几乎等量的污浊，这种污浊远远超出个别罪犯身上的污浊。
人忽略了在纯净的源泉汲取养料。但是，如果这个泉源在罪恶和不幸之处不喷发的话，那么，创世便是一种残酷行为。倘若，在两千年以前的时代，在基督教不曾传播到的国度里，并无罪恶和不幸，我们可以认为教会拥有对基督和圣事的垄断权。如果人们想到在二十二个世纪以前基督尚未降生，任何形式的圣事都不为人知，那么怎么可能接受那时有一名奴隶在十字架上殉难的事实而不指责上帝呢？确实，人们很少想到二十二个世纪以前在十字架上殉难的奴隶。
当人们学会了用目光注视完美的纯净时，只有人的有限的生命阻止我们相信在尘世间能达到尽善尽美，除非出现不忠。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存在；我们身上的恶也是有限的。我们所看到的纯净是无限的。尽管目光每一次只能铲除很少一部分恶，可以肯定，如果不受时间限制，那么当我们经常重复这一动作时，有一天恶必将被除尽。用《薄伽梵-吉达》中的名言来说，那时我们将战胜恶。我们为“真理之主”铲除恶，正如埃及《亡灵书》所说，我们为主送去真理。
今日鲜为人知的基督教的重要教理之一是：目光是拯救之物。建起青铜蛇塑像，目的在于使堕落者、身遭不测的人看着它能得到拯救。
当人们处在最不利的境地时，觉得自己的灵魂不可能升华到从事圣事的高度，在这种时候，目光注视着完美的纯净最能见效。因为在这时，恶，或确切说碌碌无为，浮现在灵魂表层，处于同火焰接触被焚毁的最佳位置。
但是，注视的行为在此时几乎不可能。灵魂中平庸的那一部分对死亡的恐惧，比肉体临近死亡时更加强烈，这部分灵魂起来反抗，制造谎言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不听这些谎言（尽管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去相信），努力注视纯净便成为某种异常激烈的事；然而，这又完全不同于人们一般称为努力、对自身施暴、意志的体现等行为。必须用另一些词来表达，但是语言中并无这类词。
灵魂自救所作出的努力类似于人们注视、聆听或未婚妻同意婚事时所作出的努力。这是一种注意和赞同的行为。相反，在语言中所说的意志，类似于某种肌肉紧缩。
意志属于灵魂中的自然部分。善于运用意志无疑是拯救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条件又是遥远的、不充分的、极富依赖性的、纯粹消极的。农夫用力拔野草，但只有阳光和水才能使麦子生长。意志在灵魂中并不产生任何效益。
意志力只是尽自身的严格义务。凡是没有严格义务之处，应当遵循天生的爱好，即天赋，也就是上帝的旨意。天生的爱好产生的行为显然不是意志力。在顺从上帝的过程中，人是被动的；不管顺从上帝要付出怎样艰辛的代价，也不管表面的活动如何展开，在灵魂中都不会产生任何类似紧缩肌肉的效果；通过苦难和欢乐的方式，只有等待、集中注意力、寂静、静止。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是一切顺从上帝行为的楷模。
这种被动行为，是一切行为中最高层次的行为，在《薄伽梵-吉达》和《老子》中都有清楚的描写。在这些作品中，有对立面超自然的统一，以及从毕达哥拉斯意义上所说的和谐。
意志追求善的努力，是我们灵魂中平庸的部分，担心被摧毁而散发的谎言之一。这种努力对灵魂中的平庸，并不构成任何威胁，甚至不会影响它的安逸，即使这种努力要付出许多困苦的代价。因为我们灵魂中的平庸部分并不怕劳累和苦难，而是担心被毁灭。
一些人试图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就像缚上双脚不断向上跳的人，由于每天不断跳得越来越高，于是希望有一天会不再落下来而能升天。他专心致志地蹦跳，不可能仰望苍天。我们不可能向天上迈进一步。垂直方向是我们的禁区。但是，如果我们久久地凝视上天，上帝会下凡将我们带走。上帝很容易将我们带走。正如埃斯库罗斯[15]所说：“神圣的东西无需费力。”在灵魂的拯救中，有一种比一切努力更为艰难的易行性。
格林童话中有一篇故事讲一个巨人和矮裁缝之间的较量。巨人向天上抛出一块石头，他抛得很高很高，过了很久才坠落地上。矮裁缝放出一只鸟，它却不会坠落。没有翅膀最终总会落在地上。
正因为意志无力拯救，因此无神论道德观念是一种荒谬的理论。因为人们称为道德的那种东西，只求助于意志，而且是从绷紧肌肉意义上所说的意志。相反，宗教同意互相沟通，正是愿意拯救灵魂。
被扭曲的罗马斯多亚主义，也求助于绷紧肌肉的意志。但是，真正的斯多亚主义，即希腊的斯多亚主义，圣·约翰——也许基督——从中借鉴了“逻各斯（Logos）”和“普纽玛（Pneuma）”[16]，这种斯多亚主义仅表示愿望、怜悯，它充满了屈辱。
当代的基督教在这方面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受到它的对手的影响。寻找上帝的隐喻需要意志力。帕斯卡尔为创造这种隐喻做出了贡献，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信仰和自我启示。
在神话和民间故事中，在《福音书》的寓言故事中，是上帝寻找人。“你寻找我，厌倦了，你便坐下了。”《福音书》中，从头至尾都不存在人寻求上帝这种事。人如果不是被推动或受召唤就不向前迈一步。未婚妻的职责就是等待。奴隶等待着，熬夜守候着，主人则在欢庆作乐。在婚礼宴会上，路人不会不请自来，也不会希求得到邀请；他几乎是出乎意外来到婚庆典礼；他的职责仅仅是穿着得体。在田地里找到一颗珍珠的人，卖掉全部财产后买进这块地；他无需用铁锹翻地把珍珠挖掘出来，他只要卖掉全部财产。渴求上帝，抛弃其余的一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拯救。
拯救的行为不同于任何一种活动。希腊词hupomene表达这种行为，patientia（耐心）一词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其意，它是等待，全神贯注、忠诚的静候，这种静候无限延续着，并不为任何冲击所动摇。守候在大门旁听到主人敲门声立即开门的奴隶，便是最好的形象。他必须准备死于饥饿和困乏而不可改变姿态。他的同伴叫他、同他说话、打他，他都不回头。甚至有人告诉他主人已死，即使他相信是真的，也不会动一动。倘若有人告诉他主人对他很恼怒，并要打他，即使他信以为真，也不会动一动。
积极的寻求不仅对爱有害，而且对智力有害，智力的规律类似爱的规律。只需等待某个几何习题的解答、某个拉丁文或希腊文句子的含义出现在头脑中。对某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对优美的诗句，更是如此。寻求会导致谬误，对各种真正的善来说概莫能助。人除了等待善和排除恶之外，不应当做其他事。人做出体力上的努力，仅仅是为了不被恶所动摇。在构成人类境况的曲折过程中，各种领域中的真正德行是否定性的事物，至少表面上如此。但是，等待善和真理，是比任何寻求更加紧迫的事。
对自愿的德行而言的恩惠，对精神或艺术劳动而言的灵感，如果被人们正确理解的话，这两种概念表达了等待和愿望的有效性。
宗教活动完全由受愿望推动的全神贯注所组成。因此任何道德都无法取代宗教活动。但是，灵魂中的平庸部分自身贮藏着许多谎言，这些谎言即使在做祷告或做圣事时也能保护自己。在目光和完美的纯净之间，它蒙上帷幔，并美其名曰这就是上帝。这些帷幔，便是精神状态，情感快乐的源泉，希望、慰藉、安抚或平息的源泉，或者是各种习惯，或者是一个或几个人，或者是某个社会阶层。
有一个难以躲避的陷阱，就是人们会竭力想像宗教要我们热爱的那个神的完美无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想像到比我们自身更加完美的东西。这种努力想像，使圣体圣事的神奇功效化为乌有。
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智力训练，才可能在圣体圣事中只看到在定义上所包含的内容；即某种我们完全不知的东西，如柏拉图所说，我们仅仅知道“这是某物”，而不希求任何其他东西，除非出于谬误。
陷阱中的陷阱，几乎无法避开的陷阱，是社会陷阱。无论何时何地，社会感情为人们提供一种对信仰的完美无缺的模仿，也就是完全骗人的仿效。这种模仿的最大好处是满足灵魂各部分的要求。灵魂中渴望获益的那部分获得养料。灵魂中平庸的部分也没有被光明伤害。这一部分悠然自得。这样，各方都满意，灵魂平静。但是，基督说过他并不是送来平静。他带来了利剑，正如埃斯库罗斯所说，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
区分信仰和社会对信仰的模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灵魂中可能有一部分真正的信仰和一部分模仿信仰的东西。进行区分几乎不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目前情况下，拒绝社会对信仰的模仿对于信仰来说也许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为了清除污浊，完全纯净的显灵的必要性并不限于教会。人们将污浊带进了教会，这很好。但是，除此之外，基督前往充满污浊的可耻、贫苦、罪恶和不幸的地方，前往监狱、法庭、贫民窟，则更加符合基督精神。法院开庭和休庭时，法官、警察、被告和听众都应当一起做祷告。凡是人们工作或学习之处，基督都应当在场。所有的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身处何地，每天都应当注视青铜蛇塑像。
但也必须公开、正式承认，宗教并不是它物，它仅存在于目光中。一旦宗教欲成为其他，它就不可避免地被封闭在教会里，或在它所处的其他地方窒息一切。宗教在社会中除了占有适合于灵魂中的超自然爱的位置之外不应当企图占有其他位置。但是，确实有许多人使仁爱在他们身上贬值，原因是他们要让仁爱在自己灵魂里占一席过于重要、过于显眼的位置。我们的天父秘密地存在。没有羞涩之心就没有爱。真正的信仰蕴含着高度的审慎，即使是针对自身。它是存在于上帝和我们之间的一种秘密，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爱他人，爱世界之美，爱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完全非个性的爱。爱宗教很容易不属于这类爱，因为宗教同社会环境有关。宗教活动本身应对此进行补救。在天主教的中心有一个无形的物质，一些面包。对这小部分物质的爱必然是无个性的：既不是我们所想像的基督这个人，也不是我们荒谬想像中的天父这个神，正是这块物质处于天主教的中心地位。这是天主教中最遭人诽谤的，但天主教最妙不可言的美德也在于此。在宗教生活的各种真正形式中，同样有某种东西保障宗教的无个性的特性。只要同上帝没有直接、个人的接触，爱上帝就应当是无个性的；否则，那就是想像出来的爱。然后，这种爱应当同时是个性的和在更高意义上所说的无个性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