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疫情直击:留学生的标签化与边缘化困境
桑 蒂(https://www.daowen.com)
作为一个在英国学习社会科学的留学生,我最近一个月最大的感受却是对社会的无力感——当你所学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常规的情景(context)中时,似乎学者们未曾考虑过如新冠病毒般汹涌的冲击。正如英国媒体所言:在一个月之前,没有人想到事情会发展至如此。在雪崩来临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可以幸免于难——每个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边缘化的留学生:一篇口罩引发的焦虑
伦敦既是国际化、多元化的世界城市,也是充满着冲突、误解和强调自我的城市。走在伦敦的街头,几乎每个人聊天都加了“密语”,你很少能听懂他人的言语。按理来说,作为外国人,理应更容易融入进这没有刻板范式的、更为包容的社会中,但事实并不尽如人意。从一场疫情到一片口罩,在英国的部分中国人似乎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如果你在街头遇到另一位戴口罩的人,你就可以自信地开口和对方讲普通话,八九不离十。我在这里不想谈口罩是否有用,因为这是医学专家们需要讨论的;我也不想谈论每个人是不是有权戴口罩、戴口罩是不是就该被歧视,因为这不需要讨论、事实一目了然;我想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口罩在疫情暴发前的英国社会中,成为一个排斥性(exclusive)的符号、成为和“口罩”本身寓意所绑定的意象——戴口罩的人是病人、脆弱的人和中国人。社会上本就有个别人对中国人有所偏见,这一片口罩更是给了这些人新的借口、甚至更明确的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个别留学生因口罩被歧视乃至遭受殴打的事件后,所有华人都会倍感压力——戴上口罩就像在告诉那些人:我就是你们在寻找的歧视对象。伴随着当地主流媒体对于“口罩无用论”的宣传,口罩成了“边缘化”中国留学生的推动者,让很多留学生想戴而不敢戴。我们作为异乡人,是十分担心被所在社会孤立而引来祸水的,哪怕只是路人一个不友善的目光,都会让人倍感焦虑。
然而,正是疫情初期英国当地人们的意识淡薄和政府的措施不力,给疫情的暴发埋下了伏笔。到了2020年3月上旬,疫情形势显然比之前更为严峻。我曾在与国内的同学交流时说,2020年3月底之前英国肯定会停课、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场所一定要戴上口罩;即便如此,我仍然心存忌惮——尤其在身旁没有其他人戴口罩时,我仿佛是个异类。当低峰期地铁车厢空旷时,我就会摘下口罩,直到下车或者换乘的时候才戴回来;当在上课时,我也很难说服自己戴着口罩与同学们讨论和交流,因为我无法确定他们能否接受这样的举动或者是否会引发恶意。坦诚地说,在我意识到了英国疫情的严重性后,我曾试图做一些来改变身边的情况。我和班里的外国同学说大家现在做得还不够,每个人都在不自觉地摸脸,并且不是每个人咳嗽都会捂嘴,政府实施的措施力度完全不够;但同学却说:“我认识的医学生都说这(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什么大事,不用担心。”我苦笑着把免洗洗手液递给她:“那你洗洗手吧(这是英国政府说的)。”她也微笑着但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上课的时候,我问给我们上课的教授:“您担心病毒吗?”教授也表示并不担心,微笑地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的”。我深感无奈,也知道没有政府的正确引导,我所说所做的只是杯水车薪。“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两个月的信息轰炸,他们不会懂的。”一个和我非常要好的中国朋友说。此话没错,我们这些小心谨慎、甚至想回家的人仍旧是当地社会上的“异类”,是和英国政府呼吁和政策相悖的“边缘人”,被排斥在主流的疫情话语乃至主流的留学生话语之外。
群体免疫之殇:停课、告别与转折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Sir Patrick Vallance)第一次将“群体免疫”的概念公之于众时,英国人突然意识到政府已经“躺平”,而我们也不能再依仗政府来保护我们。在此之后,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媒体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许多外国人对纸质媒体并不十分信任,认为他们经常夸大其词、耸人听闻来博取关注度,转而信任社交媒体。而这一天,他们发现即便在社交网络上,对疫情暴发的焦虑和担忧也已经扑面而来。我们项目(programme,即国内大学的“专业”)的同学在最后一天上课后,一起开了个告别派对,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喝酒、一起吃零食,同时疯狂地用免洗洗手液擦手。我们都知道危险就在身边,可就是没有人愿意承认、没有人愿意向疫情“投降”而不辞而别。之前和我说“这个病毒不是大事”的那位同学,如今和我一边骂鲍里斯(英国首相),一边喝着科罗娜(Corona)啤酒来发泄对于新冠病毒(Coronavirus)的情绪。幸运的是,尽管在这场疫情里,我一直在社会的边缘徘徊,但学校给了我最强烈的归属感。校长的英明果断让我校成为英国最早停课的学校之一,系里的老师放弃周末抓紧研究上课、研讨会和考试的方案并酌情延期,同学之间分享信息并相互鼓励、互相扶持——这些都让我终于有了做主人翁的感觉,让我感受到自己是被接纳的、被照顾的和被关爱的。相比有的英国学校在封城前一周,仍然坚持将留学生提前回国按退学处理的“头铁”手段,我真得很幸运来到了我的学校,感受到了来自社区、来自集体的关怀。
在经历了社会人士和各学科专家的批评和指责后,英国政府的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弯”。3月23日,我校停课一周后,英国政府终于发布了极为严格的封锁措施(Lockdown)。这可以理解为英国的“封城”——除了四种必需的情况,民众一律不许外出,并且警察有权力对违反规定的人进行处罚。虽然政府被诟病防疫措施来得太晚,但聊胜于无——至少政府没有再消极地应对疫情,以实现不尊重生命的“群体免疫”。但出乎众多留学生意料的是,千辛万苦盼来了英国政府的积极应对后,另一场不见硝烟的回国之争——或许称之为“回国之挣扎”更为合适——才刚刚拉开帷幕。
留学生的下半场:回家的焦虑与彷徨
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我们身处国外的留学生突然站在了国内抗疫努力的对立面,与之前为国内捐款捐物时获得的评价完全不同。国内外媒体只言片语、夸大其词的信息无不在留学生群体中传播着焦虑,也让在国内的家长对孩子愈发担心。“回家”,成为所有留学生乃至在英华人都曾考虑甚至盼望的事情。国内的疫情刚刚稳定并趋于落幕,而国外疫情又风声鹤唳,大多数留学生在海外又因独居而缺乏关心与照顾。疫情之下,有舍友比没有舍友还令人提心吊胆,出现这样的想法不足为奇。但国内境外输入案例的不断增长既证明了回家路途的危险性,也增加着国内民众对归国人员的反感情绪。国内的民众在家“闭关”熬了足足两个月,面临着企业难以为继,收入锐减的生存压力、缺乏收入却依旧高举贷款的经济压力、长期居家缺乏正常社交生活的精神压力——种种压力让人们对于任何新增的病例极为敏感。不巧的是,媒体的报道刚好触动了人们此时敏感的神经。从“留学生要纯净水”、“海外华人归国不戴口罩跑步”到 “机场辱骂检疫人员”,都给此时归国的华人华侨贴上了极为不光彩的“标签”。利益的冲突外加集体主义的情愫,都被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继续放大,最后升级成了社交网络上的冲突与争论。无论是社交平台、新闻媒介,乃至网络体育社区,都可以发现相关问题的讨论。而留学生大多为青年人,又在社交媒体中异常活跃,让这场矛盾逐渐聚焦到了留学生身上。而我们一边带着信息被简化后贴上的标签,一边和各国每日都在大幅变化、机票随时取消的航司做着斗争。这场挣扎最后以中国民航局宣布从2020年3月29日开始执行的“五个一”(即一航司、一国、一城、一周、一班)政策而结束,大多数普通留学生回国的大门就此关闭,而国内也将有更多的资源来消化之前恐慌返国的华人华侨们,解决之前输入病例的危机。
然而,留守学生的焦虑并未随着机票的取消而被打散,回国的需求仍然高企。我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理性来讲并不想也未曾打算现在回国的,而且身边相当多的同学有类似想法。但现在大家最大的焦虑在于,如果回国的航班不会增加、回国的政策不会放松、回国的隔离不会解除、所在国已经做好了疫情持续到秋天的准备——那么本应在六七月份毕业回国的大量留学生该何去何从呢?6月份对于英国乃至欧洲的留学生都是重要的节点,这是很多学生房租到期的时候,是很多学生完成课业回家调研、写论文的时候,是许多人准备投身暑期实习、找工作的时候。而大家看着意大利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疫情高峰期仍未转折,以及国内难见宽松的政策,也难免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担忧。而物资供给减少势必导致价格升高,这是价值规律告诉我们的道理。可事实是,大多数留学生真的不像某些微博“大V”所想的那样,出身富贵、家境殷实、从未打算报效祖国。恰恰相反,家境殷实的学生反而有更多途径、更多可能回到国内,而留在国外的大多数留学生因无法及时退款的航司而囊中羞涩。普通家庭已经拿出相当积蓄让留学生出国,这些学生又怎敢让家里因为航司问题而浪费数万元,最后换来一年内都用不上的航司代金券呢?
结语:潮水仍未褪去,有祖国才有希望
3月底,祖国派来了山东省专家团队以援助英国,给在英国以十万计的学生学者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通话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对于在英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关心与爱护,要求相关方面做好足够的措施保障大家的安全,这也让我们在脆弱的、面临被挤兑风险的英国国家医疗系统(NHS)面前不再孱弱、更富信心——强大的祖国,永远是面对危机时最好的良药,我也相信国家会再接再厉,一举战胜疫情,给留学生们的未来更多信心。尽管国内对留学生的舆论还有些不理智的声音,却也因为逐步收紧的政策和国家明确的表态而缓和许多,至少“留学生”相关的话题少见于“热搜”之中;而国外的街头也在严格的管控下变得繁华不再,许多外国人也主动戴起了口罩或者围巾,有意识地和他人保持距离;超市里充足的卫生纸、水和冷冻食品也熬过了抢购危机,恢复了正常的供给——尽管居民在进入超市前需要等待数十分钟,以控制超市内的人数。疫情袭来的第一波潮水逐渐褪去,而国外对抗疫情的斗争,则远未来到高潮。
作者简介:桑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