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德信工作坊第三十二工作间——欧洲一体化的困境与未来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漫长而曲折,21世纪以来,欧盟不断经受着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冲击。2020年5月5日,中国欧洲学会欧洲一体化史分会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危机连连:欧洲一体化诸问题及其背景”的线上研讨会。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欧洲一体化的本质与表现,分析了欧洲一体化陷入困境的原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欧盟应对、化解危机的方案与可能性,形成了对欧洲一体化历史及未来各方面的共同认识。
理解一体化本质
1950年“舒曼计划”的提出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与许多西欧国家不同,英国政府对一体化机构的“超国家”性质表现出极大的抗拒,这是它起初抵制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原因,也使英国始终与欧盟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并最终脱离欧盟。讨论欧洲一体化的前提是对它的性质进行明确、科学的界定。欧洲一体化是否真的超越了民族国家?欧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中国学者对此有趋于一致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并不同于西方。
(一) “民族国家的行为共同体”
欧洲一体化没有向超越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欧盟是“民族国家的行为共同体”,这是欧洲一体化史分会会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对上述问题的明确回答。他指出,欧洲一体化实际上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互动方式”,欧盟给每个国家提供了协商国际事务的平台,通过某种机制达成行为共识,但最终目的并不是建立新的欧罗巴国家。
换言之,民族国家是欧洲一体化的基本组成单位,而一体化的目标并非实现“统一”。正如《外交评论》执行主编、外交学院陈志瑞教授所言,欧洲的一体化更应理解为“整合”的概念。欧洲一体化并不代表着一定要走向更高、更深的“大一统”方向,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民族国家利益的需求和整个欧洲对内对外利益的诉求,对内外关系进行整合。
“合作”是这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基本行为模式,这能帮助它更好地完成整合。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沈雁南研究员赞同钱乘旦教授对欧洲一体化的定性,他认为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国家在二战结束后所采取的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合作模式。
(二) 从全球史的角度思考欧洲一体化
全球史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于世界史研究中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提倡从全球整体出发观察人类历史活动。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史研究中非常典型的领域,而欧洲一体化又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表现。有鉴于此,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从全球史视角出发审视和定义欧洲一体化。
徐蓝教授点明,全球史理论的最大突破是从学理上颠覆了“西欧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在方法论上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互动和空间关系,总体而言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动与交融。基于全球史理论的方法和要义,可以从以下三重维度分析欧洲一体化:
首先,将欧洲一体化置于二战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理解欧洲一体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其实就是全球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历程。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使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都可以相互获得最佳、有序的配置,若国家间追求绝对利益,则会导致无序,甚至发生战争。二战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全球化发展相对有序,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逐步变成大的跨国公司,这使得全球化得以深化,这种深化是不可逆转的,体现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是同步发展的,欧洲煤钢联营就是大的跨国公司,由此可见,欧洲一体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其次,从整个欧洲的空间位置出发,体会欧洲一体化的曲折进程。尽管英国决定“脱欧”,但欧洲一体化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即便在冷战大格局时期也未停止发展。欧洲一体化以整个欧洲为平台,这个平台不断扩大,逐渐囊括了欧洲大部分空间。在欧洲这个空间里,各国地理位置相近甚至相连,人文历史也很相似,国家之间的利益深刻关联在一起,欧洲各国若要逃离一体化并非易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将欧洲所有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动与交融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欧洲一体化的问题和走向。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之间一直存在互动,也在不断地交融,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互动是否真正平等和足够,以及它是否带来了全方位的交融。全球化促使每个民族国家都要适当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以获得应有的回报,欧洲一体化同样涉及民族国家主权的保护和让渡,而这会引发矛盾。民族国家和一体化之间的张力在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应让渡到何种程度才能使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能够使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困扰诸民族国家的重要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欧洲一体化过程就是协商和解决主权让渡问题的过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研究员提出,虽然有人认为一体化出现了逆行发展,但其根本意义在于回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民族国家如何更好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为了和平与发展,民族国家需要深度合作,甚至需要分享部分主权。欧洲一体化一直是地区的试验,欧洲人始终在衡量究竟要让出多少主权、能得到多少利益,这一过程越走越复杂,欧洲70多年的尝试对世界其他地区有着重要意义。
解释一体化困境
当前,欧洲受到了一系列内部与外部危机的困扰和冲击,一体化正面临困境。如何看待这些困境并寻找困境产生的根源,是全世界学者关心的话题,也是此次中国专家学者线上聚首的核心议题。
(一) 危机四伏的欧洲
对于一体化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称自己在20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一幕。在当时国内普遍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持乐观态度的环境下,陈志强教授已经意识到,一旦涉及主权让步问题,所谓欧洲一体化就会立刻遭到挑战。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欧洲所遭遇的疫情危机并不是新危机。据陈志瑞教授总结,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三场危机,分别是宪政危机、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对应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
欧洲最显著的危机来自外部世界。陈志强教授指出,欧洲一体化危机不仅体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上,还包括整体经济下行以及国际危机等。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赵怀普教授指出,欧洲一体化面临的危机具体包括债务危机、经济危机、恐怖袭击、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以及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除此之外,中东欧国家自己制造的危机也给欧洲带来了挑战。自2010年以来,匈牙利、波兰相继走上所谓的“非自由民主”的道路,通过合法的方式,取消、制衡和动摇法制。欧洲一体化史分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并不赞成用“非自由民主”来界定这一现象,而是倾向于称其为“新的威权主义”或“软性的威权主义”。欧盟目前还未找到对付这种危机的有效方式,它很可能会形成长期的挑战,它对欧洲一体化会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二) “有福同享,有难不一定同当”的欧洲
中国古语有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显然不能反映欧盟成员国面对危机时的心境。钱乘旦教授指出,就目前欧盟状况而言,各国有福可以共享,但是有难却难同当,欧洲各国在应对疫情时各行其是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困境。
陈志强教授直言不讳地称欧盟实际上是“富人俱乐部”,成员可以在其中享受好处,但一旦发现付出大于所得,就会出现离心趋势。着眼于全球化的长时段发展,徐蓝教授认为一体化在各国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换言之,越富有的国家越希望推动全球化,获利也越多,如今,类似英国这样比较发达的国家不想为欧盟中比较落后的国家承担义务,而相对落后的国家又无力自我拯救,致使一体化遭遇瓶颈。
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或不平衡在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姜南研究员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她注意到,疫情之下欧洲主要大国所呈现的民族性格差异很大,政府和民众对于疫情的应对政策和办法也非常不同,这些差异反映出欧洲各国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理念,以及政府不同的执政方式。具体而言,马克龙称法国的福利体系尤其是全民免费医疗体系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和必不可少的优势,而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显示出必须将某些财产和服务置于市场法则之外;德国民众在疫情中表现得较为理性和冷静,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经济实力雄厚,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医疗体系以及国人注重科学、严谨和守规矩;相较而言,英国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民众并不总是服从政府,所以首相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用“群体免疫理论”让英国人做到自我隔离。
这种差异还体现在文化方面,姜南指出,文化一体化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欧洲各国都拥有民族文化自豪感。法国人不会认为文化一体化就意味着法语的消失;英国人对自己的绅士风度和民主制度保有优越感;北欧人对国家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政策感到自豪。这些表明,在语言文化和发展模式方面,各民族国家都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和对之加以保护的决心,包括本国的语言、选择何种道路、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福利模式等。具体到此次疫情,从整个欧盟的角度来看,成员国将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首位,如关闭边界、拦截防疫物资等。直到2020年4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才公开向意大利道歉,为疫情初始阶段欧盟成员国各自为政感到遗憾,并承诺欧盟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调配医疗资源,并在经济援助上达成协议。
(三) 一体化困境的源头
欧洲一体化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原因,必须从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去追溯其源头。与会学者所提供的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洲的范围始终未真正确定。譬如,地图上的欧洲以乌拉尔山为界,包括了俄罗斯很大一部分领土,欧洲一体化是否应该包含俄罗斯就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欧洲一体化史分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陈晓律教授认为,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政治身份出发,如何界定欧洲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对欧洲的范围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么讨论欧洲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便是存疑的。
第二,欧洲一体化组织对成员国的身份没有精准的界定或限制。例如,土耳其的成员资格被限制,但欧盟并没有就其原因给出明确解释。此外,欧洲目前人口老龄化严重,各国原有的人口都在萎缩,大量移民涌入欧洲,他们的身份认同亟需解决。在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下推进欧洲一体化势必带来混乱。
第三,日益增多的成员国在利益、政治、文化、地理、宗教上存在差异,导致即使是功能性层面上的合作都举步维艰。欧洲内部的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出现明确的表征,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经济发达的北欧与欠发达的南欧之间矛盾很大,北欧不愿完全救助南欧,而南欧却觉得北欧应该施以援手。在欧盟东扩之后,欧洲一体化就没有太大的进展,因为国家间的利益差距实在太大。(https://www.daowen.com)
第四,民粹主义兴起。冯仲平研究员认为民粹主义是欧洲一体化最大的敌人。民粹主义不仅不允许国家继续让渡主权,还试图将过去让渡的主权收回。民粹主义的崛起源自2008年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以及关系重大的难民危机,而此次疫情演变出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很可能会进一步刺激欧洲的民粹主义。
第五,目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动力不足。欧洲一体化设计的初衷是在美苏之间建立缓冲地带,维持欧洲国家内部和平,之后又与美国和亚洲几大经济体保持竞争,而现在欧盟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一体化缺少新的发展动力。
第六,二战以来欧洲的科技优势越来越弱,致使欧洲一体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变弱。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雷建锋副教授认为这是欧洲一体化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雷建锋副教授借此分析目前欧洲的局势,认为科技实力强,则生产力会得到发展,生产力发展,则向心力会增强。进一步而言,当欧盟在经济和科技上比较强势时,欧洲人的信心、欧盟核心国家的信心、愿意加入欧盟的国家的信心也会大增,欧洲一体化的“软权力”也就较强。二战虽然使欧洲许多地方沦为废墟,但欧洲科技实力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最后十年,然而,在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欧盟在科技上的投入减少,市场总体狭小,加之缺少高素质的劳动力,导致欧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科技实力受到很大冲击,欧盟的信心逐渐减少,其凝聚力也随之减弱。
解答一体化难题
欧洲一体化面临的困境也是人类发展需要解决的难题,每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中国学者不仅看见了欧洲一体化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多样的解决方案。
(一) 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徐蓝教授认为,一体化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深化国家发展的同时保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从而构建起一个可以保护国家主权、符合广大欧洲国家利益的框架。在历史上,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几个原则:一是克服极端民族主义;二是实行政府主导;三是通过各层次不同的机构寻求妥协,找到国家主权和超国家一体化的结合点;四是实行灵活渐进政策,排除强制性一体化。这些既是一体化表现出的特点,也是欧洲一体化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当前解决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瓶颈也应当遵循这些基本的原则。
自一体化启动以来,德国始终是整个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因此,陈志强教授相信,欧盟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德国的发展。一方面,德国不仅要继续为欧盟出钱出力,还需要将许多利益让渡给其他小国;另一方面,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合作质量也至关重要。
陈志强教授寄厚望于德国,事实上是希望欧洲全方面摆脱“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他强调,英国“脱欧”不是简单的利益问题之争,而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之间的冲突。发达国家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而“莱茵模式”是许多欧洲国家多年以来保持稳定发展,始终走在欧洲前列的重要因素。这是由欧洲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因为在欧洲狭小的地理空间里聚集了如此多实力相当的民族、种族和民族国家,其冲突是全球其他地区少见的。在这种情况下,“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所倡导的、也是美国现在所推崇的大帝国模式,其实并不适用于欧洲。
(二) 欧盟共同防务建设的成就、局限与出路
据赵怀普教授判断,欧洲一体化危机的共同点就是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短期内恐怕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可能会使欧盟在较长时期里陷入内部反思与调整,包括改革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调整各种复杂的关系,以便维持欧盟团结和欧洲一体化的效率。
赵怀普教授十分关注欧盟的防务合作,因此,他尝试从具体防务问题出发讨论一体化困境的解决之道。“永久结构性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简称PESCO)是《里斯本条约》中唯一实质性的军事合作倡议,2017年底PESCO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欧盟共同防务建设成为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热点,在国际上备受瞩目。PESCO作为欧盟在防务领域采取的战略举措,其对内目标是通过整合成员国的军事资源以增强欧盟整体防务能力,以便能够有效地保障欧盟自身的战略利益,同时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对外则致力于为欧盟争取更多的独立和战略自主权。内生动力和外部压力共同构成了其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PESCO启动至今,合作项目的数量从最初13项增加到目前47项,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也展现了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与此同时,PESCO也存在局限性和问题。一方面,启动的合作项目大多数属于难以实质上提升战斗能力的“软军事”项目,主要集中于联合训练和技术研发。这对于欧盟提升自身综合军力和战略自主权的影响相对有限。另一方面,虽然PESCO强调合作程度的约束力,但仍然为参与合作的成员国留下了较大的灵活空间。具体而言,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意愿自行决定参加哪些合作项目,这导致事实上参与每个项目的国家数量十分有限,只有三到七个国家参与了所有的47个项目。与之相应,参与国还呈现出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参与项目较多的几乎都是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而那些传统上对于欧盟防务合作意愿较低的欧洲国家,仍然较少参与这些项目。这种情况显然会制约PESCO在现有防务资源上形成规模效应的能力,并且在成员国多元利益纠纷严重的情况下,其灵活性可能会严重影响决策的效率。总之,当前只是数量有限的参与国在一些比较边缘化的领域进行了缺乏统筹的有限合作。
PESCO的外部影响因子或阻力主要来自北约和美国的打压。美国仍需通过北约来维持在欧洲的驻军,以及对欧洲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并希望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军费来采购更多美国的武器。但欧洲许多国家有自己的想法,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明确表示,增加军费是为了建立自主的欧洲军费,而不是用于购买美国的军火,欧盟与美国和北约的矛盾就此突显。北约和美国对PESCO持有警惕,它们告诫欧盟,称PESCO应加强北约框架下的欧洲军事能力,而不是同北约竞争,或是建立一个北约的替代品。由此可见,欧盟提高防务能力的举措必然会受到北约的阻挠,而欧盟恐怕也惮于直接挑战北约。
赵怀普教授认为,若想将PESCO目前的防务能力转化为欧盟可以实际利用的、付诸行动的对外军事行动能力,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这取决于成员国能否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使用防务能力等中心战略文化上形成更多共识。
展望一体化前景
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作为此刻正生活在中国的“剧中人”,我们无法保证能对未来作出完全准确的判断,但学者们仍然乐于从自己的经验和学识出发,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进行积极展望。
(一) “欧盟不会垮台”
尽管欧洲一体化会遭遇很多挫折,但与会学者普遍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表示乐观。陈志强教授认为欧洲一体化仍会向前推进并最终走向光明。在赵怀普教授看来,目前欧洲一体化的步伐会放缓,欧盟的战略与政策会更趋于内向,国际行动力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下降,但欧洲一体化并不会完全陷入停滞状态,欧盟也不会在危机冲击下垮台。
冯仲平研究员提出了欧洲未来发展的三种可能性:第一,出现“双重欧洲”。一部分欧洲国家在一体化道路上越走越远,还有一部分国家原地观望,待一体化能够符合自己的利益时再加入,但这必然会形成核心国和边缘国的分化,导致欧洲内部分裂。第二,形成“志愿者联盟”。即不同的国家会在不同的领域,根据自己不同的利益形成结盟,其目的是捍卫欧洲利益,以抗衡中国和美国。第三,维持现状。他认为第三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最大的。无论如何,正如马克龙所言,只有欧洲进一步联合,才能够找到欧洲的自主性。
对欧盟前景的乐观展望源自对欧洲一体化历史的深刻认识。首先,欧洲一体化实现长久和平和欧洲自强的目的基本上得以实现,成员国已经享受到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其次,欧洲一体化就是在不断的冲击和调整中发展而来的,拥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欧洲一体化提供了一种平台、一种框架、一种规制和约束,这都值得人们重视。
这种乐观也基于对欧盟现状的充分了解。赵怀普教授指出,欧盟现有的实力、制度安排、广泛多领域的共同政策、诸多灵活性的措施,使它仍具有应对危机与挑战所需的物质基础、制度工具与政策手段,甚至会在个别领域取得进展,以维护欧洲一体化继续前行的动力,维持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捍卫欧盟存在的合法性。雷建锋副教授将英国“脱欧”视为偶然事件,指出不能按照必然的逻辑解释偶然的事件,他认为欧洲一体化最初发展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基础依然存在:法国、德国等大国需要欧盟来保持其大国地位;统一大市场对欧洲各国都有益处;欧洲各国仍然需要共同应对俄罗斯的挑战。
这种乐观也建立在对世界潮流的精准把握之上。沈雁南研究员认为,欧洲一体化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即这种合作方式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一方面资本扩张的本性不会改变,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已经连成一片,产业链不会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内部大多数国家很难在国际舞台上独自行事,它们之间不会有明显的分裂,但会呈现碎片化和重新组合的倾向。
“欧盟不会垮台”的结论还有充分的民调数据支撑,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贾文华教授及其团队的工作成果。贾文华教授首先承认,近两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信息和数据反映出了欧盟濒临垮台的趋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所谓民粹政党控制的席位增多了,此外,欧洲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欧盟持消极看法的比例也在上升。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贾文华教授的团队对“欧洲晴雨表”等主要欧洲民调的数据作了初步统计,综合各类民调数据,可以看出对欧盟的整体评价还是呈现积极趋势。贾文华教授因此判断,欧盟还未处于立刻垮台的危机中,但欧洲一体化若想继续大踏步前进,则至少需要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同时,欧盟必须进行改革,处理好难民、移民和官僚体系等具体事务,从而化解功能解体的风险。
(二) 中国与更加“现实主义”的欧洲
展望欧洲一体化不免使人联想到大变局背景下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冯仲平研究员认为目前欧洲内部正在浮出水面的共识是中美对抗,即新两极格局出现的情况下,欧洲应处在什么位置,又如何保护自身利益,这很可能会形成推动一体化发展的新动力。
欧洲和中国拥有良好的合作前景。陈志强教授提到,欧洲是区域化的典型代表,欧洲已经出现逐渐摆脱美国的势头,在中美对抗背景下,未来的欧洲不会再有“选边站”的冷战思维。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受利益牵动,民族国家的形态还会继续强化,短时间内欧洲国家难以就主权让渡程度达成共识,但是,德国的经济发展将是未来欧洲取得独立性的重要一步。由于德国的经济并不像美国那般虚拟化和空心化,这也恰恰是它能与中国形成良好合作的重要方面。
欧洲对中国崛起的态度较为现实和全面,也更加理性。中国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代表事件,冯仲平研究员指出,解读各个国家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时应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美国的态度已经逐渐明朗,民主、共和两党的核心共识就是中国不能超过甚至取代美国,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也会阻止中国的发展。思忖良久之后,欧洲也在2019年3月12日给出了答案,主张与中国该合作时要合作,该竞争时也应竞争,该对抗之处仍旧对抗。具体来说,欧洲认为应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新能源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在高科技领域相互竞争,在体制和治理模式上则与中国对抗。陈志瑞教授认为,欧洲争取战略自主或出现欧洲壁垒将是必然发展趋势。这意味着中国日后将会面对更难打交道、更现实主义的欧洲。
关于疫情防控问题是否会导致地缘政治或权力转移,目前国内外产生了许多争论,在陈志瑞教授看来,尽管疫情会加剧欧洲很多方面的压力,但这些压力同样是中国、美国、非洲以及其他地方需要面对的,因此还需进一步冷静细致地观察和分析,不能仅凭确诊人数或死亡人数就简单判断疫情防控是否到位或者质疑其国家制度是否出现问题。例如,意大利的高死亡率事实上与其家庭结构、人口结构、欧洲文化传统、社交方式等有着很大关系。
深化一体化研究
中国学者对欧洲一体化的走向持乐观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是轻松的,因为其中还包含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嘱咐和殷殷期盼。面对欧洲一体化的复杂历史和未来可能出现的走向,学者需要在研究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为此,陈志瑞教授从学者的职责出发,倡导从三个新方向进行“欧洲研究”:第一,加强历史研究,如重新梳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研究欧洲各维度上的疆域演变,不仅是地缘政治和法律上的演变,还应包括文化、心理、情感等方面;第二,重视国际关系视角,关注和思考欧洲一体化内外环境的变化;第三,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解构和还原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展开对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层次研究,拓宽欧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钱乘旦教授表示,欧洲一体化进程一直是国内欧洲研究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背景下,思考欧洲一体化的困境和未来有着深远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今后学者仍然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欧洲一体化,通过分析一体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从而得出不同的见解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