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取向——基于10年间(2011—2020年)该社关于叙利亚难民报道的文本分析
龚颖元
摘要:阿纳多卢通讯社是土耳其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通讯社,该社以其“及时传播政府立场”的鲜明特征在土耳其主流媒体中具有代表性。本研究选取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到2020年12月这段时期阿纳多卢通讯社关于叙利亚难民的报道为研究对象,从报道频率、报道信源、议程设置等方面分析土耳其主流舆论场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以及该社通过报道叙利亚难民问题构建的土耳其国家形象。研究发现,这10年里,阿纳多卢通讯社对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报道量有较明显的大小年之分,2017年和2019年是报道叙利亚难民的“大年”,其他年份中的报道量偏少。此外,单一信源的报道较为多见,主要来源于土耳其本国机构和匿名信源。总体而言,阿纳多卢通讯社在塑造一个积极正面、彰显人道主义的土耳其国家形象的同时,勾勒了一批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不尽责、缺作为的他国形象。
关键词:土耳其 阿纳多卢通讯社 叙利亚难民 国家形象
一、 研究背景
2011年初叙利亚内战爆发,同年4月,第一批叙利亚难民进入土耳其。根据土耳其难民协会的统计数据,2011年至本文写作时,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持续快速增长。根据土耳其难民协会发布的数据,2017 年 10 月,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人数达 320 万,主要聚集在东南部的10个省份。约 90%的叙利亚难民生活在难民营中,其中基利斯市的难民人数已超过该市原有的居民人数,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享有“临时保护”待遇,但难民遣返与重新安置工作困难重重。(133)截止到2020年11月,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突破363万。(134)
难民问题是许多国家和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叙利亚内战使叙利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输出国,近10年里,土耳其一直成为接收叙利亚难民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国内学术界展开了一些关于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难民问题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方面构成的挑战(尹婧、黄民兴,2018年),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危机的策略(李云鹏,2017年),土耳其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应对及其影响(崔守军、刘燕君,2016年),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困境(李游、王乐,2017年)等话题展开了讨论。此外,也有学者把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问题放在欧洲难民危机或是中东格局的视野下探讨。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问题主要从国际政治和国家关系的角度切入,而从具体文本出发,分析土耳其政府如何利用舆论场加强政府宣传,借势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研究较为鲜见。本研究选取土耳其最大的官方通讯社阿纳多卢通讯社(以下简称“AA”)自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AA关于叙利亚难民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分析主流舆论场打造的叙利亚难民形象,分析土耳其官方对待难民问题的立场,探究土耳其借“难民问题”之东风,塑造完美国家形象的愿景。
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国内学界已有较充分的阐述。孙有中认为,国家形象是该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 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的。(135)程曼丽认为,国家形象的建构分为“自塑”与“他塑”。“自塑”是指国家通过新闻媒体,对外呈现自身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过程;“他塑”是指国际组织、新闻媒介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对外政策、国家道德、文化吸引等层面对一国作出评价。(136)范红认为,可以从“形象”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来对国家形象进行逻辑思考。“国家形象”的客观性在于“国家”是一个实体,由千千万万的有形物质和客观存在的现象构成。而“国家形象”的主观性则体现在它是公众对一个国家的总体印象,是他们对国家举措的价值判断,常常源于大众媒体的影响,也基于公众自身的认知。因此,“国家形象”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改变国家客观面貌,改善公众主观印象,是树立国家形象战略中齐头并进的两项重要工作。(137)那么,符合土耳其愿景的国家形象是怎样的?参与土耳其国家形象塑造的组织和机构主要有哪些?
笔者对比了土耳其《国家第10个五年规划2014—2018》(以下简称“十五规划”)和《国家第11个五年规划2019—2023》(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138),与十五规划不同的是,十一五规划在“强民富国”章节专门开辟了“外来移民”小节,同时在“法治、民主和治理”章节专门分项阐述了“加强塑造土耳其国家形象”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具体包括“国家应积极开展各类文化和外交活动,增强国家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形象,同时,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舆论场,为有效传播土耳其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此外,十一五计划还明确提出了宣传土耳其国家形象的具体措施,如使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加强公共外交活动,通过研讨会、论坛等形式增强土耳其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加强与国际重要舆论场的合作,密切与开展土耳其国别研究的国际机构和组织的交流,加大力度资助宣传土耳其国家形象的国际组织。从总纲到细则,十一五计划充分体现了土耳其从国家层面对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视程度,在具体实施中以AA、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为代表的国家级官媒成了构建国家形象的主力。
AA成立于1920年4月,是在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倡议下创办的通讯社,是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AA已成为土耳其最大的通讯社,在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代表处和分支机构,积极开展同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新华社等在内的多家世界级通讯社的合作关系。AA实行企业法人制度,其独立法人的地位受土耳其宪法保护,但由于该社一半左右的股份由土耳其财政部所有,且人事权在政府之手,因此虽然该社的公司章程中以“半官方机构”示人,但是从舆论宣传的导向性来看,是完全代表土耳其官方立场和主张的国家级媒体。基于此,研究这10年来AA关于“叙利亚难民”的报道至少可以抓住“明”与“暗”两条线。明线上,AA打造的“叙利亚难民”舆论场和营造的意见环境能较全面地反映官方舆论场在难民问题上的认知和态度,有助于我国学界更准确地理解土耳其官方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态度;暗线上,通过AA营造的“叙利亚难民”舆论场可以窥探土耳其政府借题发挥,借势发力从而达到塑造其国家形象的路径。
二、 研究设计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框架”的概念,指出框架是一种为了组织和凸显意义而对特定时间和活动进行解读的计划方案,这一概念很快被运用到传播学领域。根据框架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新闻报道,表面是在报道一个客观事实,实则是记者、媒体和编辑都会不自觉选择的取景框。内容分析法是一种主要以各种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方法,通过将非定量的文本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对文本内容进行定性分析,进而对事实进行判断、推论。本研究使用中国传媒大学舆情大数据研究团队自主研发的数据软件,通过搜索关键词“叙利亚难民(Suriyeli mülteci, Suriyeli sı
ınmacı)”,获取了AA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至2020年12月的新闻报道文本,除去重复项和不相关项等无效文本后,共获取任意部分含有关键词的有效文本200余条。本研究主要采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报道频率、报道信源、框架结构、文本话语等四个方面对有效文本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并主要尝试回答了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AA对叙利亚难民的报道频率和信源呈现哪些特点?
第二,AA对叙利亚难民的报道主要关注了哪些议题?
第三,AA对叙利亚难民的报道构建了怎样的国家形象?
三、 研究内容
(一) 报道总量
从报道时间来看,AA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和难民入境的首年没有相关报道,首篇关于叙利亚难民的报道大致出现在2012年3月。该报道传递了两方面信息,一是逃亡土叙边境省份哈塔伊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在不断攀升;二是为接纳难民,土耳其政府正在积极筹建难民营。(139)从AA首次报道的时间上看,该报道与叙利亚难民的入境时间之间存在较长时间差。2012年全年关于叙利亚难民的报道只有零星几篇,大部分报道仅传递了土叙边境的难民人数迅速增加的信息。总体来看,AA对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反应速度是较为迟缓的,而从报道内容来看,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报道只是在通告难民人数和描述难民营的生存环境,如较多地援引联合国难民署驻
图1 2013年1月—2020年12月AA关于叙利亚难民报道对比图
土耳其代表的言论,向国际社会传递“虽然难民人数在极速增加,但土耳其对无辜的叙利亚难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的讯息。另一类报道则主要宣传以土耳其红新月会为代表的救助团体展开的帮扶行动。
从报道频率来看,2012—2014年间AA仅以每年个位数的篇幅报道了叙利亚难民。叙利亚难民问题真正进入舆论场中心的时间大致是2016年末或2017年初,2017年和2019年是叙利亚难民报道的大年。2017年1月是一个较为突出的拐点。仅2017年1月,叙利亚难民的相关报道就达6篇,涉及的话题包括:马尔丁省某研究所(140)为女性难民实施的帮扶项目;15岁的叙利亚难民在德国遇害;欧盟签署关于为叙利亚难民提供财政支持的协议(141);土耳其卫生部在援助叙利亚难民方面取得的成果(142);土耳其尚利乌尔法的某房东给叙利亚难民免房租;一名2个月大的婴儿在希腊的叙利亚难民营夭折。上述6篇报道中的3篇没有采用官媒惯用的宏大叙事,而是从小人物着手,塑造了一个为难民提供各类救助的、充满人道主义的土耳其政府形象。第二个拐点出现在2017年9月—10月,这两个月的报道各6篇,共计12篇。涉及的话题包 (https://www.daowen.com)
括:黎巴嫩官方统计的难民人数(150万)与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据(101.7万)有误差;叙利亚难民被叙利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当作人肉炸弹;土耳其财团举办叙利亚国别展;叙利亚难民希望德国寄养家庭把孩子送回土耳其;土耳其妇女与民主协会援助难民举措;土耳其艺术家在巴黎展会展出以叙利亚难民儿童为主题的作品;土耳其从人贩子手中解救难民;叙利亚难民画笔下的埃尔多安惟妙惟肖;在难民问题上韩国是给予土耳其最大支持的国家之一;叙利亚收藏家因内战逃往土耳其,等等。这些报道浓墨重彩地对比了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和在其他国家的境遇,旨在凸显土耳其政府在难民问题上取得的成绩,丑化或贬低其他国家在处理难民问题上的形象,同时绝大部分报道通过转引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彰显土耳其在接收叙利亚难民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第三个比较突出的拐点出现在2018年2月—3月,这两个月的相关报道各5篇,共计10篇。涉及的话题主要有:库尔德工人党对叙利亚平民定居点发动袭击造成难民伤亡;库尔德工人党强迫难民加入其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对土耳其的难民援助工作表示赞赏;土耳其妇女与民主协会长期关注叙利亚妇女难民群体(143);总统首席顾问在联合国阐述土耳其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三大政策(门户开放、临时保护、绝不遣返);土耳其教育部和德国开发银行签署的在叙利亚难民集中区建立太阳能发电厂的协议。第四个拐点出现在2019年1月,共8篇报道,涉及的话题主要围绕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的困窘生活,同时通过转引黎巴嫩某地区负责人的积极评价,彰显土耳其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巨大贡献。此外,还有关于土耳其家庭、劳工和社会服务部与土耳其就业中心共同举办展会为叙利亚难民提供就业机会的报道(144)。最后一个较明显的拐点出现在2019年10月—11月,这两个月的相关报道各4篇,共计8篇,主要涉及土耳其驻兵伊德利卜(145);匈牙利外长表示支持“和平之泉”行动;北约秘书长为土耳其的难民救助行动点赞;荷兰首相呼吁北约盟国在难民援助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支持土耳其。与之前的拐点相比,这一时期的报道聚焦在国际社会对土耳其的声援方面。
2020年是叙利亚难民报道回落的一年。报道话题基本沿袭了此前的风格。如2月报道某叙利亚籍艺术家称赞土耳其给予叙利亚人民的援助;6月报道某孤儿院帮助71名叙利亚孤儿成功寻亲;11月报道布尔萨一家职业高中为叙利亚难民提供与当地学生同等的待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月份的3篇报道。这3篇报道以3天连续跟进的方式,聚焦了“希腊方面对偷渡的叙利亚难民开火,造成1死5伤”的事件。2月、8月、10月均出现了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生存困境以及难民问题令黎巴嫩政府不堪重负的负面报道。此外,多次援引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通过数字上的反差凸显土耳其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及取得的良好成效。如“截止到2019年6月,土耳其接纳的难民人数达390万,其中叙利亚难民占到难民总数的92%。哥伦比亚是继土耳其之后接纳难民人数第二多的国家,共接纳180万委内瑞拉人。德国排第三,共接纳150万人,其中42%是叙利亚难民。”
(二) 报道信源
在本研究中凡是在报道中被引用的信息来源都被视为报道信源。理论上说,采访核心信源,并以多个信源交叉印证,是新闻报道的基本操作规范。然而在实践中,以单一信源构成的新闻报道较为多见。通过分析归类,在200余篇报道中,信源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为土耳其的政府部门和协会组织提供的各类数据和实施的难民救助工程,牵涉的部门和组织主要包括内政部灾害与应急管理局,移民管理局,外交部,教育部,卫生部,家庭、劳工和社会服务部,就业中心,红新月会,妇女与民主协会等。第二大类是消息来源无法证实的匿名信源。第三大类是各类国际组织,主要是联合国难民署、人权观察组织(HRW)的报表。第四大类是间接引用各国政要的表述。
第一类信源多见于报道土耳其关于难民问题的举措和成效,第二类匿名信源大多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叙利亚难民”“一位名叫X的叙利亚难民”的直接引语开场,出现在所有报道叙利亚难民在其他国家困窘生活状态的文本里。这两类信源在文本中占绝大多数。第三类信源主要是引用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难民数据,多次强调土耳其在难民问题上的重要贡献。第四类信源主要用在国际社会对土耳其难民问题的声援方面。总体而言,从各类信源比例来看,第三类和第四类信源比例远低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信源。具体来说,200余篇文本中有四分之一的文本全篇为匿名信源或无信源。此外,还有少量文本,虽然出现了多条信源,但全文除了个别明确的信源之外,支撑核心观点的信源均面目不清,难以辨别。从报道信源分布的地缘来看,大部分均来自土耳其境内的信源,以政界和民间信源为主;其他少部分信源来自英国、美国、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等国家的官员或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具体例如:总部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网(SNHR),美国国务院负责人口、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前国务卿助理,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约旦内政部难民管理局官员,黎巴嫩前总理萨阿德·哈里里,黎巴嫩总理府新闻办公室,黎巴嫩气象总局,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领导人,北约秘书长,匈牙利外长,荷兰首相等。
(三) 框架构建
框架理论的框架分析方法是阐述大众传媒如何构建社会现实的一种常用理论。该理论认为,新闻报道通过对某一事件或话题事实、细节等的选择,可以凸显或模糊信息内容,从而达到形成对政府有利的舆论场的目的。叙利亚难民问题到2020年底已存在10年之久,这给土耳其社会带来的问题更是不言自明。我国国内学者关于叙利亚难民问题对土耳其的消极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崔守军等提出,叙利亚人与土耳其本地居民间的冲突事件频发,且由于土耳其部分民众对难民心存敌意,因此针对叙利亚商铺的抢劫事件也时有发生。(146)王海滨认为,难民不仅抢走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也使得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满足其日常需求。大批难民营的存在还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随着在土耳其境内滞留叙利亚难民的继续增多,土耳其民众与叙利亚难民的矛盾必将进一步加剧,直接影响土耳其的社会稳定。(147)郑东超指出,随着难民数量进一步增多,难民与土耳其民众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这使土耳其国内出现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可能性增大。(148)然而,在过去的10年间,以上述问题为代表的负面消息或情绪是如何被屏蔽在AA特定的报道框架之外的呢?AA又是如何借题发挥,实现其建构土耳其人道主义地区大国形象的呢?本研究认为,从文本特征和框架结构来看,AA的报道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框架加以呈现:
第一,高频率转引联合国难民署和土耳其难民协会的数据,塑造了一个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形象。同时,表达土耳其在处理难民问题上的重负,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国家伸出援手,共同应对。
第二,大量引用难以证实的民间信源,通过小人物描绘了叙利亚难民对土耳其美好生活画卷的赞歌,同时借难民之口表达难民群体对“幼发拉底之盾”行动、“橄榄枝”行动、“和平之泉”行动的支持,体现出其出兵的正当性。同时,采用“绿叶衬鲜花”的策略,用负面消息一方面描述叙利亚难民在德国、美国、英国、希腊、保加利亚、黎巴嫩等地的困苦和不幸,另一方面频繁报道别国出台的抵制难民政策。
第三,引用官方信源,集中报道土耳其政府机构、民间组织、艺术界等对叙利亚难民群体中的弱势人群(妇女、儿童)开展的各类援助计划(如职业培训、招聘会等),塑造了土耳其从总统、部长等政府官员到医生、画家、理发师等职业群体对叙利亚难民的全民动员式帮扶形象。
第四,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援助资金、签证自由化、经济援助、重新安置、关税同盟等方面的承诺未能兑现为由,捏造了一批言而无信、无人道主义精神的国家形象。
在舆论场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组织,在舆论的话题控制、舆论方向与规模的把关以及舆论表达渠道的分配上会占据优势且拥有更大的话语权(149)。AA作为土耳其最大的通讯社,拥有得天独厚的新闻资源和传播渠道,在叙利亚难民的舆论场中始终占据了舆论的优势地位。从2012年首篇报道至2020年底的10年间,该通讯社始终结合政局的需要,在叙利亚难民舆论的构建、路径、进度、方向、规模等方面不断调整报道策略,不仅使政府始终处于有利的舆论环境中,而且积极塑造了一个讲感情、有实力、讲方法、有格局的地区大国形象。
图2 主要议题的报道量分布
从五大议题的分布来看,60%的报道都围绕土耳其政府、行业协会和普通民众对叙利亚难民的帮扶行动展开,14%的报道则在描述在英国、德国、保加利亚、希腊、黎巴嫩、约旦等国的叙利亚难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10%的报道则表达了国际社会和各方力量对土耳其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声援,包括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亚尔托、北约秘书长廷斯·斯托尔滕贝格、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主席、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欧盟高级官员等。
四、 余论
在叙利亚危机向纵深发展之前,土耳其政府认为可以借难民问题提升地区影响力,扩大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可谓信心十足,野心勃勃。然而随着叙利亚危机越发不可收拾,土耳其政府逐渐意识到难民问题的严峻性。因此自2013年年中开始,土耳其政府最大喉舌之一的AA开始积极呼吁国际社会的介入和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难民的报道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报道框架的。随着难民人数的迅速增加,土耳其的社会治安遭遇巨大挑战。2016年4月AA报道了内政部发布的数据,称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人数达274.9万,男女人数相当。接收难民人数最多的省份中除伊斯坦布尔之外其余均在土叙边境(尚利乌尔法、哈塔伊、加济安泰普、基利斯、马尔丁、希纳克)。因此土叙边境地带成了两国人民冲突的高发区域。然而AA不单自动过滤了土叙边境省份的民众冲突事件,而且到处营造两国人民一家亲的祥和画面。鉴于难民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AA把矛头转向欧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多次报道埃尔多安在公开场合叫板欧盟,指责欧盟不履行与土耳其达成的协议,并宣称“钱不到位我就开放国门让难民涌入”,以达到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
综上所述,AA作为土耳其的重要官方媒体,肩负了建构国家认同和塑造国家形象的双重使命。大众传媒报道的价值取向从来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具体、实在的,体现在每一个遣词造句,每一个画面取景,每一次推送的时间和频次中。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间AA关于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报道监测了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国家政策设置议程的过程,探析了AA在实现其自身定位和价值取向两相契合的过程中铺垫的明线和暗线,阐述了有别于依托互联网草根阶层的“民间舆论场”的、举一国之力打造的官方舆论场在造势方面的有利地位。然而这种以牺牲媒体公信力为代价铤而走险的单一报道取向,在私营媒体和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土耳其能有多少人买单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作者简介:龚颖元,博士,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