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的民主与市场——评《起火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与种族仇恨、全球动荡》
阿 迪
2020年5月25日,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席卷全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美国的种族主义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2020年是纳粹德国投降结束其可耻大屠杀的75周年,也是曼德拉获释其理想照进现实的第30周年。从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到曼德拉在30年前的所引领的种族和解运动,似乎在全球范围内,种族主义及种族歧视现象大为减少。但新冠肺炎疫情无情地揭开了这一切。多年以来,种族主义未曾离开过我们。以往的学术作品将更多目光聚焦于种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探究,抑或理论层面。鲜有人从自由市场与民主视角来审视种族主义、种族冲突背后的逻辑。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知美国种族主义及其演变的过程、发生在南非的种族主义斗争,而我们较少关注第三世界的种族主义滥觞。由此,读一本几乎涵盖了全世界各式各样种族冲突的书籍显得非常有必要。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授蔡美儿(Amy Chua)的作品,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从自由市场与民主的视角对全球范围内的种族冲突与动荡进行审视,获得不同的灵感,与此同时对殖民时代以来世界种族问题的历史有一个脉络性认识。
提到蔡美儿教授(以下简称蔡教授),目前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上,对她最大的标签便是“虎妈”。因为蔡教授在2011年出版了她的《虎妈战歌》一书,在美国引发轰动。与美国人天然的育儿方式根本不同的培养下一代的模式,在全美引发激烈的讨论。由此,蔡教授之前即2003年便已出版的著作《起火的世界》才算被世人广泛知晓。蔡教授于1962年出生,1987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曾任《哈佛法律评论》主编,毕业后供职华尔街律师事务所,曾于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任教。已出版《起火的世界》《帝国终结》,两本书都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此外,蔡教授还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布斯》《金融时报》《哈佛商业评论》等刊物撰写文章,同时在多国讲学。2011年,她在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名第13位。蔡教授的奶奶为富商女强人,父亲蔡少棠被誉为“非线性电路之父”。从家庭背景到自己的受教育背景,不仅决定了蔡教授的遗传基因,也决定了她突出的性格特征。
作者通过这本书,揭示了一种现象与禁忌。这种现象在西方以外随处可见但几乎未被认识,事实上还时常被看成一种禁忌——自由市场与民主成为引发种族冲突之火的催化剂。这里所指的现象即主导市场的少数人(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少数族群在市场条件下趋向于在经济上起控制作用,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周围的“本土”多数族群。这是该书所揭示的核心现象与打破的禁忌。此外,北京大学学士、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学硕士研究生,资深传媒业者,曾任北京《三联生活周刊》国际版编辑、《明报》纽约分社编辑及《星岛日报》洛杉矶分社采访部主任的刘怀昭先生,负责该书2017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本的翻译工作,整个文本行云流水,与原著在内涵与思想高度一致,不得不让人佩服其细腻而又专业的翻译功底。
蔡教授在全书的前言部分梳理了全球化与种族仇恨的关系。蔡教授从1994年自己在菲律宾的姨妈莉安娜的遇害说起。通过一起谋杀案,以小见大,逐步讲述了菲律宾华裔的生存状况,经济地位与当地族群关系。作者的姨妈是被自己的菲律宾佣人杀死,当地警察却草草了事,对施暴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追责。以自己的家族历史为引子,蔡教授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全球范围内的种族问题。第一个走入我们视野的是20世纪90年代塞族集中营中惨无人道的种族折磨与杀戮。通过蔡教授的描述,我们可对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所发生的惨烈种族冲突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此外,从卢旺达大屠杀、1998年的印尼雅加达的街头惨案、从巴以冲突再到最后的“9·11”事件,作者通过精彩的个案论述,提出了全书的基本逻辑与假设,即这些事件彼此之间有着关联。以往的叙述或者分析,往往立足于国内视角、民族关系视角等来分析这些国家国内的各类矛盾,从而缺乏一种比较视野。
作者在前言部分给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即在全球化时代,市场、民主与种族仇恨正在爆炸式地碰撞而不是携手并进。自由市场与民主逐步转化为引发种族主义冲突的导火索。作者提出了在全世界各国都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观点,而随着民主化,政治权力却逐步集中于多数族群之手,由此引发了种族主义冲突。这是笔者至今还未曾读到过的犀利观点。作者在前言中坦率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在西方比较盛行的观点就是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与自由市场,便能包治第三世界国家的百病。但恰恰是这种输出却造成了种族碰撞与冲突。作者在书中对“全球化不仅消除地理边界,还消除了人的边界”这个观点持否定态度。前言部分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民主化的推进,发生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民族主义现象,种族化的口号也随之暴增,如:“格鲁吉亚属于格鲁吉亚人”“厄立特里亚人滚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属于肯尼亚人”“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胡图力量”“犹太人滚出俄罗斯”等。
20世纪90年代被推广的民主导致了少数掌握财富的群体跟多数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之间发生了对抗,而双方恰巧属于不同的种族。这个被解释为民主对市场的对抗。此外,少数永远是被牺牲的那一方吗?也不全然是,作者给出了菲律宾、塞拉利昂、肯尼亚的案例,这些国家的当权者袒护少数掌握财富的族群,牺牲多数族群的意志而使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受益,这便形成了市场对民主的对抗。最惨烈的方式便是民主对市场的对抗,最后引发了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灭绝。作者在序言中,对概念逐一给出了说明,比如市场、民主、种族等。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她指出“种族”这一概念并不是固定于生物学,而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可以因为人种、宗教、国籍等等多种因素形成一类人的归属感,从而形成可人为操纵的“种族”的概念。讲到美国,作者指出现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惹眼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这也是反美主义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的原因之一。作者提醒我们,她的观点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用该理论来阐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现象。中国与阿根廷是两个例外。
全书围绕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影响、全球化的政治后果、种族与民族主义现象三大部分来展开,逻辑分明,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全书每一部分包含四个章节。在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全球化的经济影响。在西方,比尔·盖茨的案例是一个典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美国人比尔·盖茨掌握了大量财富,成为世界首富。当美国司法部起诉盖茨时,普通美国民众反而希望政府能放过他。全球化导致了财富的增长,但也带来了财富过度集中的问题。
作者在第一章着重讲述了华人少数族群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体现在经济方面,比如在缅甸,华人与军政府上演资本裙带关系,华人富商不仅主导了缅甸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同时取得了伐木与开矿特许权。与此同时,华人富商还控制着该国的黑市,比如鸦片交易。一群极具创业精神的中国移民几乎垄断了缅甸了经济。其中罗兴汉与鸦片女王杨二小姐最为典型。缅甸的自然资源柚木、翡翠、红宝石一直在流失。在财力与人力资本方面,占人口69%的本土缅甸人无法与仅占人口5%的华人相匹敌。作者进一步写到,在东南亚地区,缅甸并非个案,在印尼如此,在菲律宾更是如此。至少500年前,华人少数族群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便可追溯。在越南与泰国,华人也掌握着可观的、令人咋舌的财富。随着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国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后,华人的这种经济优势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华人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主导少数族群。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泰国谢氏家族的正大集团等,便是缩影。最终这种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巨大单方面的优势,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上演了“燃烧的雅加达”事件,华人遭遇血腥的排华暴乱。作者在第一章指出,东南亚华人这种非对称的巨额财富,成为“众人之怒”。
在第二章,作者以骆马胚胎、大农场以及蓝筹第一股为引子,揭开了拉丁美洲白人富豪鲜为人知一面。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殖民者在拉丁美洲上演了人种大交换,人口都是混血,拉丁美洲传统上被认为几乎无种族问题。实际上,人口占少数的白人精英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在玻利维亚,占据人口多数的艾玛拉人与印第安人,依靠出售传统的辟邪之物骆马胚胎(即羊驼胚胎)勉强度日,而白人占有着该国主要的财富与资源。这种现象在拉美地区很普遍。作者把这种现象总结为拉美地区的“肤色统治”。在拉美地区,除了阿根廷、智利、乌拉圭(这三国的原住民早已灭绝)之外,几乎每一个拉美国家都存在着人口数量少但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作者如此讲述了这种社会现状,“其社会特点是身材较高、肤色较浅、有着欧洲血统的白人精英在一端;身材较矮、肤色较深、印第安血统的大众居于社会的另一端,二者之间是大量的过渡人群”。这是殖民时代给拉美留下的烙印。在墨西哥,肤色深的人穷困潦倒,肤色浅的人有钱有势。在遍及拉美国家的大农场,农场主几乎清一色为白人,或者肤色浅的人。
拉丁美洲还有一个外来的特殊少数族群,即外来的移民企业家,基本都是黎巴嫩的基督教徒或者犹太人。作为黎巴嫩基督教移民后裔的斯利姆,目前成为墨西哥首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两个群体从刚开始的小商贩,成长成为影响拉美社会的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巴西首富是犹太人,阿根廷最大的牛肉生产商是一对犹太兄弟。在巴西,白人成为心照不宣的主导群体。上述群体的主导地位,在全球化时代,被逐步觉醒的印第安属性的多数群体所抵触,拉美地区印第安人那种深深的自卑感被重新翻了出来,开始强调印第安属性,反击占据市场主导的少数群体。
俄罗斯的寡头成为第三章的主题。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或者关注的问题,即冷战结束后,在俄罗斯的七位寡头中有六位是犹太人的事实。俄罗斯历来有严重的反犹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时代,这些平时取着完全俄语化名字的犹太人,率先成为俄罗斯私有化的受益者。在俄罗斯政府大规模的私有化过程中,上演了“在一个犹太人最好保持沉默的国度里,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寡头是犹太人”的戏剧性一幕。上述六个寡头包括: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彼得·阿文、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米哈伊尔·佛里德曼、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他们在俄罗斯发挥了难以置信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第二任期竞选中,叶利钦连任无望时,正是这些寡头动用了全部影响力,帮助叶利钦拿下了第二任期的总统宝座。同时作者对俄罗斯犹太人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谈到犹太人历史,作者写道从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而留下的财富资助哥伦布的航海探险到犹太人在多数欧洲国家的成功,让犹太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各个国家的“替罪羊”。从1727年开始,俄国便兴起了反犹主义,压制犹太人。在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中,犹太人损失惨重。而苏联解体后,犹太人迅速成为经济寡头。寡头的起步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时期便已开始。随着1998年的经济危机,俄罗斯再一次出现针对犹太人的报复、改革与民愤,在民愤中,这些寡头成为普京重点整饬的对象。
在第四章中,作者给我们详细地展示了非洲大地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提到非洲,常见的印象是这里种族冲突不断,是落后与未开发之地。恰恰就在这样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与想象的地区,也存在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津巴布韦,人口极少的白人一直占据着该国最为肥沃农场的70%;在南非,虽然上演了曼德拉的种族和解,但种族和解并没有消解白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肯尼亚,基库尤人人口仅占22%,基本垄断了肯尼亚的各类经济贸易活动;在尼日利亚,伊博人被称为“尼日利亚的犹太人”,他们具有为生存而努力工作的观念和对困难的高度忍耐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不可接受的底线。世人熟知的卢旺达大屠杀背后不仅仅是种族仇恨的问题,而是在长达400年中,人口占据20%的图西族,占据着国家70%的财富,操纵该国经济命脉达400余年。经济主导地位与比利时殖民者的扶持,成为1994年种族大屠杀的深层原因。在非洲,除了本土的“黑人”精英群体外,也有外来的“少数族群”。东非的印度人操纵着肯尼亚的经济命脉;西非的外来户黎巴嫩人则垄断了当地的钻石行业与农业。作者犀利地指出,在非洲,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有案可查,更为重要的是,殖民主义者和这些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之间有很多重要的关联,他们是殖民主义者的重要遗产之一。
在第二大部分,作者顺着第一部分的线索,书写了第五章至第八章。如果说书的第一部分前四章分别介绍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的话,那么书的第二部分展示了这种现象所导致的后果,即全球化的政治后果。作者从20世纪冷战结束,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始实施参与拓展战略入手,指出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广自由市场与民主,并且坚信自由市场与民主是能携手并进、相辅相成的。事与愿违的是,市场与民主输出到第三世界国家后,引发了几种不同的结果。
在第五章,作者重点介绍了对市场的反弹。比如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屡次受惠于民主的恩赐,不断当选为总统,而他的竞选纲领就是没收少数白人群体的肥沃土地与农场,进行充公。这一口号,煽动着人口占据多数的黑人。该现象被作者称之为“打种族牌”。作者说如果我们摘掉冷战的眼罩来看第三世界的话,这种种族性充公无处不在。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就把荷兰人与华人当成标靶,进行了充公;在斯里兰卡,主导市场的泰米尔人成为“种族主义替罪羊”;在缅甸、在巴基斯坦、玻利维亚,都出现了这种现象。1989年后,这种大规模的国有化、充公行为才成为历史。但随着1989年之后民主化浪潮的推动,再一次发生了反市场的仇恨情绪和拿种族当替罪羊现象之间的化合反应。在印尼发生排华;在俄罗斯,则发生了反犹运动与新国有化。普京针对寡头的每一次出手都深深赢得了民心;在委内瑞拉,反市场的查韦斯当选为总统,制定了多达11部反市场的法律。
在第六章当中,作者介绍了全球化的另一个结果即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少数族群对民主的反击。在塞拉利昂,随着1961年的独立,黎巴嫩商人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现代商业,包括钻石贸易。当民怨沸腾,社会一边倒的反对这些外来的主导市场的黎巴嫩少数族群之时,黎巴嫩商人与该国总统组成了裙带关系,总统给商人提供政治庇护,而黎巴嫩商人则给予总统商业回报与巨额提成,同时该国多数族群的呼声完全被忽略,塞拉利昂的黎巴嫩商人变成了“隐形政府”。这形成了对民主的反击。根据作者的描述,这种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对民主的反击,发生在很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便是一例,它们都与华人少数族群形成了裙带关系,也上演了对民主的反击。(https://www.daowen.com)
市场对民主反击,必然也会有民主对市场的反弹。在第七章,作者介绍了对主导市场的少数的回击。作者的标题为“驱逐与种族灭绝”。这种反击的典型案例便是卢旺达大屠杀,在短短100天中,大约80万图西族人被屠杀,且用了最残忍的方式。作者指出,这背后折射的是多数族群在民主制下,对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反击。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在南斯拉夫,国家南北之间具有明显的经济差距,北方富裕,而南方贫穷,北方是以克罗地亚人为主,而在南方居住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塞尔维亚人。民族仇恨的种子在铁托时代便已埋下,当1991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时,在米洛舍维奇的领导下,塞尔维亚人率先做出了军事响应,谋杀了数千克罗地亚人。1992年开始的波黑内战,引爆了民族冲突。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的疯狂背后,隐藏着该国族群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的现实即存在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用米洛舍维奇的一句话概括这种现象再合适不过,即他在1991年3月发表的著名的演讲中提到:“如果我们必须战斗,那么我向上帝发誓我会战斗。因为即使我们不知道怎么工作,怎么样做生意,我们也至少知道怎么样打仗。”
凡事都存在有特例。在第八章,作者给出了这个特例——泰国。在众多东南亚国家中,华人一直占据着市场主导地位,唯独泰国例外。作者把这点归功于泰国成功地同化了华人。作者同时列举了中国、日本、韩国的案例,指出这几个国家并不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三千年以来一直如此。在泰国,政府不断取缔中文,一边鼓励通婚,一边压制华人,系统性的充公似乎阻断了华人在泰国的经济垄断地位。但是这种持续了近百年的泰国去中国化行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泰国华人正在重拾华人自豪感。
在全书最后一部分即第三部分,作者的标题为“种族民族主义和西方”,重点探讨了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现象是否也存在于西方社会的问题。
在第九章,作者介绍了西方自由市场与民主的里层。西方的民主文明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化,发展出了财富再分配,以及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或者税赋转移等再分配模式与手段。在西方国家,福利国家的崛起、美国梦的异质性等因素,导致了西方不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作者谈论到一个例外——魏玛德国与纳粹屠杀时,作者反驳了当时犹太人掌握了德国经济命脉的主流观点。在笔者看来,这与作者的丈夫是犹太人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作者指出德国的犹太人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根植于欧洲的反犹主义传统,从400年前马丁·路德的日记中便可管中窥豹。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在美国不存在总体层面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但在美国的城中区中却存在这样的族群,比如韩裔成为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并且导致了1992年洛杉矶的种族骚乱。
中东地区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地区,也是近年来冲突频繁、高温不退的地区。在第十章,作者重点介绍了中东地区的情况。这也是该书真正的高潮部分。因为作者与犹太人组建了家庭,故她有着更加细致的观察与体验。作者的标题为:“中东锅炉”。作者把以色列犹太人视为主导区域性市场的少数族群。作者在该章巧妙地借用了前述章节的逻辑,即掌握财富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会遭受到多数族群的反击。而以色列恰恰是这样的存在。自以色列建国独立以来,以色列掌握了高精端武器、与自身人口规模不匹配的财力以及美国的支持等这样优质的资源。而广大阿拉伯国家,作为“多数族群”,对以色列进行着无力的反击。阿拉伯国家虽然掌握着丰厚的石油资源,但是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还是以贫困、凄苦以及普遍的失意为特征。作者在这里使用了在笔者看来是全书第二个核心的概念,即中东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普遍失意心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关注的概念。中东阿拉伯国家上层纸醉金迷,而社会下层失业率逐步高涨,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导市场的犹太人,成为占据多数群体的阿拉伯国家眼中的替罪羊,阿拉伯国家誓言“将以色列赶入大海”。市场与民主,将原有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火上浇油。
顺着第十章的逻辑,作者引出了第十一章的主旨内容,即为什么全世界会存在对美国的仇恨与反美情绪。2021年是“9·11”事件的20周年。作者在该章别出心裁地剖析了“9·11”事件发生的原因,即美国在全世界成为那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全球化民主时代,其余国家占据“多数族群”地位,引发了对美国的仇恨与反击。当“9·11”事件发生时,全世界与其表示说哀悼的声音,毋宁说幸灾乐祸的声音调门更高。在作者看来,恰恰是主导市场的美国,招致了全球性的反击,甚至美国的西方盟友都存在所谓善意的反美情绪。最后,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反击逐步演变成消灭美国的呼声与行动。
在全书最后一章,作者严肃地探讨了该书的结论,即自由民主与市场的未来,并且尝试给出了良方。到底是要民主还是市场,成为摆在桌面上的选择。有一种安排是先市场,后民主。该观点出自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作者本身给出的良方包括:给予占据多数群体的人更多竞争机会,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普及教育;政府干预财富并主导税赋转移;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的自愿捐输。作者在最后一章反思了美国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粗放民主与市场的经历,指出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恰恰是由美国自身造成的。
蔡教授的书,给予了笔者很深的启发,能深刻地体会该书中所有的种族民族冲突与背后的政治逻辑。在中国,我们没有种族主义这种概念,我们中国人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各式各样的族群冲突,乃至美国的种族冲突时,往往从政治视角给予观察与回应。而蔡教授颠覆了我们常识的经济视角,其逻辑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认识。传统上,种族冲突往往被认为就是政治问题。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因素才是主因。哪怕正在发生逆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逻辑与视角依然没有过时。但蔡教授书中有些结论与论证过程需要进一步推敲,一些细节让人更加觉得是为了论证结果的合理性而阐发。但无论如何,瑕不掩瑜,这并不会影响到本书提供的新的视野。
本书只从经济视角挖掘种族冲突背后的逻辑,可能不太具有合理性。但是该逻辑给予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可以把作者的书看成是集学术论文、新闻报道的合集,各国历史、殖民史、近现代史与社会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读物。尤其是该书的思想脉络非常值得读者反复去推敲。从菲律宾的谋杀案出发,揭示东南亚的华人成为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从非洲到拉美、从西欧到俄罗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无处不在。唯独两个国家置身这种逻辑与现象之外,即阿根廷与中国。当我国没有这样的现象时,我们便更难以理解这种逻辑。但顺着作者的逻辑,可以发现,作者在界定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之后,认为该现象是全球化、市场的结果。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的政治后果便凸显出来,即依靠民主掌握政治权力的多数族群对市场的反击,掌握市场的少数族群对民主的反抗,最终这种反击有可能升级成为种族冲突。顺流而下,作者指出,如果从区域范围内来看,以色列就是在中东地区扮演着这个掌握少数高精端财富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而广大的阿拉伯国家则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多数族群。因此,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发生冲突。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这个少数族群便是美国,几乎所有的国家或多或少存在着反美情绪。作者用这种逻辑解释了“9·11”事件发生背后的深层原因。
最为重要的是,本书的内容与逻辑,挑战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认识。这些观点认为种族冲突是政治事件的延伸,认为由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或者说从《贝尔福宣言》开始,犹太人回归、建国,最终导致了历次中东战争,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其中也扮演着肮脏的角色。此外,这些观点也认为“9·11”事件就是亨廷顿笔下“文明冲突”的典型案例。国内的某些历史教科书或是历史著作,对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存在的问题较少给予关注,而蔡教授在书中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评述。还有,国人更多关注拉美的足球运动,远胜于对拉美地区种族问题的了解;我们对普京带领下的“战斗民族”精神的关注也似乎远超于俄罗斯对寡头的整饬。我们也不太能理解在卢旺达为何发生如此残暴、血腥的屠杀事件。还有部分国人的观点认为“9·11”事件的发生就是美国人罪有应得。
用过去对历史事件的传统叙事逻辑来看,种族冲突、文明冲突等这些内容,几乎都是建立在单项逻辑链条之上,用马克思主义经济观或用相关复合视角来看待。蔡教授的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野,给我们上了一课,同时有理有据有逻辑地揭下了西方民主伪善的面具。对我们充分理解什么是西式民主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民主在西方世界如鱼得水,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就频繁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对我们认识民主与自由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既不同于西方的视角,也不同于我国传统认识视角的第三视角。
通过本书思考过去,本书用教科书式的案例分析,把全世界的种族问题的历史摆上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与思考的盛宴。通过该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欧洲犹太人历史的一角,我们可以观察到非洲种族关系的演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深藏于世界各地的种族冲突的种子。种子的发芽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问题的种子加速发芽,爆发式生长。通过阅读该书,我们可以对近400年以来的世界种族主义图景做一个全方位的审视与鸟瞰,来观察与理解根植于人类历史深处的种族主义基因。
通过本书认识今天,本书用非常具有说服力的逻辑推理,给我们揭示了自二战以来遍及全世界的种族主义问题的经济基因。从越南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从孟加拉国到中东地区,从卢旺达到南非,从南斯拉夫到苏联,从墨西哥到委内瑞拉,随着自由市场与民主的推进,矛盾便被引爆。同时通过该书,我们可以对全世界各地各种民族的工作伦理有一个清醒的理解,作者尤其是对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工作伦理的描述,简直入木三分。“勤奋,毫无底线地接受一切,努力,上进,小圈子,对金钱无与伦比的渴望,几代人接力的财富缔造”,这些都是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的共有标签与工作伦理。其实在中国也存在着南北分明的“勤奋线”,南方人更加务实、努力,而北方人更加倾向于依靠政策,依靠政府,中国唯一的不同即没有出现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而已。通过该书在了解了全世界这些国家的族群情况之后,让我们更好理解,为什么华人在海外不受待见,为什么拉美兴起了一股民粹主义,为什么最近阿拉伯国家巴林、阿联酋与苏丹实现了与以色列的和解等各种现实情况。
通过本书展望未来,尤其是在中国全面崛起的今天,本书提供的全新的思考逻辑,极具借鉴意义。美国因为掌握了全世界最多的财富、高精端科技,因此成为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遭受绝大多数“落后”族群国家的憎恨。参照这种逻辑可以解释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局面,并且可以对未来做出适当的预测。在2008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超越德国与日本,中国逐步在东亚地区成为经济巨人,成为东亚地区真正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这导致周边国家的嫉妒与憎恨,占据“多数族群”的国家开始对我们展开反抗与反击,其中典型的案例便是钓鱼岛摩擦与南海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也越来越接近于美国的经济体量,那么我们也快速成长为全世界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之一,甚至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那么到了那时候我们可能便是下一个美国,成为遭受“多数族群”憎恨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深刻的认识与准备。
本书也有部分美中不足。如,蔡教授断然否认魏玛时期的德国犹太人问题是经济问题的观点,认为当时的犹太人掌握的财富不足以达到希特勒所描绘的程度。魏玛时期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随着德国经济困境的加重而显得更加突出。除此之外,本来蔡教授提供了在笔者看来较为完美的逻辑,但在全书的最后,蔡教授给出了她认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妙方”,其中包括让多数群体接受更多教育,获得更多机会等内容,如果说这些还可以做到的话,那么她最终给出的方案,即少数主导市场的族群需要自愿捐输。这在笔者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一个标准的西方式“政治正确”,在实际社会环境中,根本不可能操作。任何慈善都带有目的,那么任何自愿捐输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是该书不足的地方。除此之外,蔡教授对中国的判断有些失误,在中国虽然不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但是在局部行业、城市中心,存在着以老乡为核心圈子的商业模式,这种局部案例在中国随处可见。总体上,该著作对于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身边发生的事物的方法论与新逻辑,可以提供不同的思维模式与行动指南。
自由市场与民主导致的结果是全书的主题。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为什么自由市场与民主在西方与第三世界国家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西方,自由市场与民主似乎带来了更多的和平与发展,而在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与民主似乎却导致了更多的暴力与种族冲突。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环境里,产生的结果大为不同。在思考全球化所带来的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时,让笔者想起了古诗:“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世界上或许没有完美的制度方案,只有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可能是更好的。
作者简介:阿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