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版战疫:从个人自由到欧洲未来
马麟贺
2020年5月11日,经历了两个月的封城,法国在阴冷的细雨中迎来解封时刻。然而对于像笔者这样的学生而言,日常生活并无大的改变。高等院校在9月之前不会开学;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多数博物馆持续关闭;餐馆、咖啡馆、酒吧、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无法开张;所有人的出行在非特殊情况下被局限在住所方圆100公里之内……不同的是,由于取消了外出限制,巴黎人纷纷走出家门,在大街小巷散步,在塞纳河边闲坐,仿佛想一下子补回失去的春光。
日常生活:安静的巴黎,艰难的转变
对于“又浪又漫”的法国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经久不变的生活样态。许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尚且正常开放的场所都不得不停止运行。在平日里,巴黎街头的露天咖啡座是法式风格的经典呈现——老人就着咖啡翻看报纸,伴侣戴着墨镜谈情说爱,慵懒地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封城使得这座城市一下子安静得不像巴黎。法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天主教国家,封城使得信徒无法一如既往前往教堂参加弥撒。位于法国西班牙边境的卢尔德(Lourdes)是著名的天主教朝圣地,卢尔德圣母教堂每年吸引600万信徒和游客,如今历史上第一次关上了大门。5月24日开斋节是全法500万穆斯林的盛大节日,然而巴黎大清真寺自1926年建成以来第一次无法举行庆祝活动。
然而最显著的变化无疑是日常的社交与卫生习惯。笔者清晰记得,在中国疫情高峰及法国疫情开端的2月底,戴口罩对华人而言是一件敏感而紧张的事。尽管法国媒体滚动报道疫情并讨论口罩佩戴,但是即便在摩肩接踵的地铁内,往往只能零星看到一些华人佩戴,有时为了躲避法国人的异样目光,他们还要在口罩外面用围巾做掩护。如今在大街上已有近一半的人佩戴各种类型的口罩,人们的交谈保持着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在超市入口前自觉排着间隔1米以上的长队……根据法国媒体的调查,到5月初已有35%的法国人选择在户外戴口罩。
法国人对于戴口罩的认识是缓慢而渐进的,这或许可以被视为法国乃至欧洲疫情应对的一个侧面。当法国总统马克龙于3月12日宣布实行封城之时,公众佩戴口罩问题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事实上,总理和卫生部长还多次重申戴口罩是“无用的”。官方对戴口罩的争论直到4月初才尘埃落定。4月2日,法国国立医学科学院建议当局强制人们外出时佩戴口罩。4月7日,在马克龙访问巴黎近郊塞纳—圣但尼省时,当地市长提出“推广佩戴口罩,即便是织物口罩”,马克龙依然回应“有些问题需要考虑”。直到4月23日,官方才宣布“将于5月4日起面向公众分发口罩”。
随着公众对口罩认知的转变,社会对高层在口罩问题上的质疑也声势日增。这些质疑一方面针对的是政府在口罩问题上的“打脸行为”,另一方面也含有对大型超市“囤积”行为的不满。法国政府于4月底宣布批准超市出售口罩时,各大超市纷纷表示将向市场投放数以亿计的各类口罩。在当时医护人员口罩使用尚显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大批量的投放难免惹人生疑。不过这一事实也从侧面证明,经过近两个月的探索和应对,法国在大众防疫方面终于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物资保障,而这恰恰是解封的重要基础。
3月31日,封城期间,市民排队等待进入一家邮局。人们保持着社交距离,约一半人戴上了口罩。
社会经济:衰退阴霾,罢工重来
疫情对法国经济造成了严峻而深远的伤害,这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在疫情尚未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急于解封的根本原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预计,法国GDP在2020年将下降8.2%,超过欧盟7.4%的平均降幅。与此同时,法国的财政赤字将达9.9%,失业率将达10.1%。作为一个高福利国家,法国在此次疫情中为学生、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等提供了巨额补贴。其中,为防止公司大规模裁员而推出的“非全时失业”(chômage partiel)计划,仅此一项就斥资240亿欧元。根据该计划,雇员无论完全还是部分停工,都可以从雇主手中得到由国家补贴的84%的工资。
然而该计划对各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一。笔者的邻居工作于一家修理厂,由于业务萧条,如今员工只需隔周上班。按照他的说法,虽然休息时间增加了,但是除国家补贴的84%之外,其余16%基本由公司补足。因此,像他一样的许多人“不想早日恢复正常”,但也对“政府的钱发光之后”的光景感到担忧。与此同时,尽管额外实行了减税等政策,餐饮业依然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面对连续数月无法经营的艰难局面,众多餐馆濒于倒闭。为维持生计,部分餐馆将自己改造成杂货店,更多餐馆选择提供外卖,就连一些米其林星级餐厅也自降身段开始“卖盒饭”。
事实上,疫情对法国经济的影响是“雪上加霜”。法国是一个具有“工团主义”和罢工传统的国家,行业本位根深蒂固。马克龙近年来推行的养老金改革停滞不前,在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暴发之前刚刚上演了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大罢工。如今沉疴未去,新病又来,疫情成为社会问题的又一个潜在引爆点。随着法国疫情好转,抗议浪潮卷土重来。5月16日,黄马甲运动违反集会禁令,在巴黎、里昂等多座城市发起示威。此外,出于对政府的不满,医护人员、餐饮业者等都通过不同形式向当局示威:马克龙在视察巴黎一家医院时遭怼“我们是欧洲之耻”;巴黎十九区餐饮业者在乌尔克运河沿岸摆出1000张空椅子表达抗议……(https://www.daowen.com)
疫情应对:国家主义与自由平等的博弈
法国经济的艰难局面或许只是欧洲整体的一个缩影。不过,如果跳出疫情的次生影响,回到疫情应对本身,在笔者看来,法国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宏观上,截至2020年5月23日,法国累计确诊数185282例,死亡数28289例,在欧盟均处于第4位。无论从疫情暴发之初还是从近期走势来看,法国在欧洲主要国家中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微观上,根据笔者的亲身体会,法国在生活必需品供应上几乎没有出现其他国家发生的食品、卫生纸等短缺问题。另外,法国也是全世界最早且至今为数不多的向全体公众免费发放“大众口罩”的国家之一。这种织物口罩最多可重复清洗50次,据官方介绍其过滤率为70%—90%。笔者在解封前到住所所在的拉伊玫瑰园市发放点领取口罩,过程方便快捷,工作人员态度幽默而友善,这令一个因反华传闻而心生忧虑的中国留学生倍感温情。
法国的应对相较于意大利、西班牙等疫情严重的国家更为有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法国中央政府的指挥能力。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已经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典型代表,经过大革命所秉持的“祖国统一而不可分割”理念的强化,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国家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疫情危机面前每每得以体现。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政策都高度遵从总统的命令。这与早期的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后来的美国、巴西等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欧洲疫情暴发之初,各国在关闭学校的问题上踌躇不决,意大利、德国等国部分省州均先后自行宣布停课。然而直到法国封城开始的前一周周四,全国学校依然照常运行且毫无关闭动向。3月12日周四晚,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停课封校,令笔者措手不及,急忙在图书馆关闭前最后一天前去借还书。3天后,全国大中小学完全关闭。欧洲各国也随之跟进。封校只是国家主义的一个侧面。事实上,从3月16日封城到5月11日解封,全国防疫不同阶段的时间表都是通过总统讲话所确定的。马克龙于4月13日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收视率达到创纪录的86.6%。疫情发生以来,这位总统在南部的科研机构、东部的野战医院乃至西北的蔬菜农场都留下匆忙的身影,极大地宣示了国家领袖的形象。这些举动似乎与中国的政治经验很相近,但在西方却极为罕见。
不过,正如国家主义与自由平等在大革命中所彰显的张力,疫情中显现的国家主义并非没有遭遇法国人对自由渴望的冲击。如果说国家主义在疫情之初显示了指挥与协调的力量,随着疫情的好转,舆论界关于“雅各宾法国”(主张中央集权)与“吉伦特法国”(反对中央集权)的争论与日俱增。法国政府最初计划在解封后强制高龄人群继续居家,这引发该群体的普遍不满,其理由是“感觉受到歧视”,最终的解封方案只能建议他们在自愿基础上避免外出。大巴黎地区如今成为全法唯一的“红区”(高风险地区),公园、花园等聚集性场所保持关闭,同样引发不满。巴黎市长表示“理解巴黎人民”,已经多次向中央政府强烈要求提前开放。
尊崇权威与向往自由,这对看似矛盾的词汇奇妙地融汇在法国人民的个性之中,通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更为凸显。如果说法国人在疫情高峰期普遍关注并遵从着总统的指令,那么如今草地上、运河边熙熙攘攘的人群或在表明,自由散漫才是他们骨子里的天性。巴黎的城徽是一艘白色帆船,下面用拉丁文镌刻着这座城市的格言:“风雨飘摇而永不沉没。”诚然,这座城市见证过无数次狂风巨浪,而每一次风雨既给她造成切肤的苦痛,也塑造着她与她人民的精神气质。作为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次疫情会给巴黎乃至法国人民留下怎样的集体记忆呢?
法国的欧洲主义:理想与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也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首先,疫情在意大利暴发之时,从部分邻国自行关闭对意边境到欧盟全面关闭内外边境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申根区一时间名存实亡。其次,随着疫情迅速蔓延,欧洲各国自顾不暇,不仅欧盟无法回应重灾区国家的求助,甚至数度出现成员国之间因截留口罩而发生龃龉的局面。最后,疫情给原本就脆弱的东南欧经济一记重击,使得后疫情时代的欧盟前景不甚乐观。
马克龙一直是坚定的欧洲主义者,在欧洲各国纷纷“自扫门前雪”之时再次肩负起欧洲领袖的重任。马克龙欧洲主义的具体体现在于,即便在危机面前也要从欧盟的整体立场出发寻求解决方案。他于3月12日宣布封城时依然强调“病毒没有护照”,并批评奥地利等国自行关闭与意大利的边境。随着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因疫情加重而不断滋生厌欧情绪,马克龙主动发声为欧盟争夺话语权。例如,他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抱怨:“人们说了许多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对意大利的援助,为什么一句不提法国和德国早就向意大利送去200万只口罩和几十万件防护服?”
马克龙的欧洲立场应该放在更宽阔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察。在法国疫情尚处于高峰的3月底,马克龙在视察口罩厂时就对后疫情时代释放了敏锐而强烈的信号,呼吁“重建法国和欧盟的主权”。他此前曾指出:“为了欧洲的明天,我们的规则不能任由美国控制,我们的基础设施、港口和机场不能交给中国资本,我们的数字网络不能受制于俄罗斯的影响。”正是出于捍卫一个强大欧盟的需要,他在4月的欧盟视频峰会上表示,“如果我们任由欧洲的一部分沦陷,整个欧洲就会沦陷”;也正是为了捍卫后疫情时代的欧洲,法国联合德国于5月18日共同倡议在欧盟层面设立总额高达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并作为预算支出提供给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默克尔最初对此持保留态度,后来在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决支持下加入了倡议。
不可否认,马克龙领导下的法国在疫情危机之时对欧盟发挥着重要的维系作用。然而这种欧洲主义在现实考量外依然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连法国媒体都质疑马克龙的方案“过于雄心勃勃”。事实上,法德提出的复苏方案很快遭到“节俭四国”(荷兰、奥地利、瑞士、丹麦)的正式反对。疫情成为引燃欧盟建设长期问题的凹面镜。法国是一个素有欧洲主义情怀的浪漫国度,然而其国内改革纷繁复杂,其社会经济本身也受到疫情的重大冲击。这份热情能否获得足够的力量作为支撑?后疫情时代的欧洲能否应对地缘政治日趋紧张的现实考验?这不只是也不能只是浪漫的法国人所面临的难题。
作者简介:马麟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在巴黎第一大学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