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元群体的共同经历——读《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
马 丹
“阿拉伯人对现代的探索是在他族统治下开始的”(6),从1517年埃及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开始,阿拉伯人500年来疲于应付越来越多愈发强大的统治力量,挣扎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阿拉伯人尚可以平静地看待他们的地位,即一个伊斯兰帝国中的穆斯林”(7),阿拉伯人与统治他们的奥斯曼宫廷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延续着合理的税收、法律和秩序,而西方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后的100多年间,阿拉伯人作为被统治者的生活不再那么容易适应,他们被抛进新世界的漩涡里,挣扎至今。
作者在生动的细节叙事和全景勾勒之间游刃有余地描绘了近现代阿拉伯历史的整体面貌,其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成长经历与体验,写作中采用的大量阿拉伯文原始资料和英文、法文研究成果让作者所秉持的“阿拉伯”视角成为本书在历史叙事上的重要特色。其中,阿拉伯知识分子、记者、政客、诗人、小说家、出名的与平凡的人的记录,更是中文学界其他阿拉伯现代史相关著作所不具备的史料优势,将这样一部优秀的阿拉伯编年史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无论对于启发学者对阿拉伯历史的进一步研究,还是增进非专业读者对阿拉伯历史清晰、高效、可靠的了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虽然是全景式的阿拉伯历史,但并非我们通过原版书名The Arabs: A History所期待的整体史,或者跨文化史、全球史的书写方式,也不侧重文化与文明的历史,而是采取传统历史叙事的方法,着眼于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通过历史分期将自1516年至今的阿拉伯历史大致分为奥斯曼帝国统治阶段、欧洲殖民统治阶段、冷战阶段和美国一超独霸的全球化时代。从该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很多阿拉伯近现代史上诸多重要问题的记述与分析,比如: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统治的扩张与收缩;阿拉伯地区现代化改革的尝试;英、法殖民帝国对阿拉伯事务的干涉;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政治伊斯兰等其他政治现象产生重要影响的18世纪阿拉伯地方权贵;冷战政治在阿以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以石油经济为背景的政治转型,等等。由此看来,中文译本的书名,“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更准确地体现了这部优秀历史作品的核心关照。无论读者阅读的是英文版的The Arabs: A History, 还是其中文译本《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都会被其生动的叙述和美妙的语言所吸引,这既是一部优秀的史学研究著作,也是适合大众了解历史的公共文化作品。
一、 多元群体的共有现代史:谁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是一个无比多元又不断流动的群体,其政治生活在世人的关注中尤其夺目,加之各种语境对其颇具魔幻色彩的书写,显得纷繁迷乱。当作者用丰富的阿拉伯资料来讲述阿拉伯人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这500年的命运浮沉是怎样影响和改变着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在序言中强调,“一味强调阿拉伯历史上的各种冲突是错误的,因为这湮没了阿拉伯世界引人入胜之处。”(8)。他认为,要认识阿拉伯的历史,就应该关注阿拉伯人自己经历和理解历史的方式,这一点贯穿了本书始终。这就涉及一个概念问题,什么可以被定义为是“阿拉伯人自己的”。由此,我们还可以追问,谁是阿拉伯人,或者谁被谁认为是阿拉伯人。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是否会认可叙利亚的历史是属于他们的历史,北非的柏柏尔人和科普特人是否会认为埃及或者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历史。
在20世纪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康斯坦丁·祖雷克和穆萨·阿莱米那里,“一个由被解放的公民所组成、以统一的力量来面对现代世界诸多挑战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才会打动许多的阿拉伯人。”(9)新一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他们渴望一个统一的、团结的阿拉伯民族。这代表了阿拉伯知识分子对阿拉伯认同的一种观点。
而本书作者所定的阿拉伯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更不是一个民族的概念,它更接近地理概念,即生活在被普遍认为阿拉伯化地区的人们。“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试图通过均衡叙述北非、埃及、肥沃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的历史经历,来合理地处理阿拉伯历史的多元性。”(10)这是作者所理解的阿拉伯世界的基本构成,他将其定义为一部阿拉伯人的历史的依据是,多元的阿拉伯人是“由一个基于语言和历史的共同认同维系在一起的群体。他们是一个民族,同时也是许多民族。”(11)。
同时,作者在讲述近代以来阿拉伯人故事伊始,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史观,“马木鲁克固守中世纪的军事理念,而奥斯曼人则代表16世纪战争的现代面貌”(12),新与旧的对抗是达比格草原战役胜负的根源。“马木鲁克剑士和奥斯曼枪手之间致命的兵器冲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始”。奥斯曼人能够成为叙利亚的主人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更先进的技术水平,就像之后为什么英国和法国、苏联和美国能够成为阿拉伯人的主人一样。
作者以历史主义的方式努力讲述阿拉伯人生活的不同区域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英法托管以及美苏冷战笼罩之下的不同特点,“每一块阿拉伯土地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特定的情况下,带着不同的历史和行政背景,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在每一个阿拉伯行省的统治故事都是独特的,深受这些行省并入帝国时所处状况的影响。”(13)这种全景式的描绘带给读者认识上的冲击,从中可以自然地获得一种感知,即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从而摒弃对于“阿拉伯人”的同质化想象和刻板印象。作者描述了很多生动的细节,也就试图勾勒各个阿拉伯地区的全貌,所以留给我们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分析的话题和切入点。
当奥斯曼帝国将阿拉伯世界全部纳入帝国版图的时候,也正是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的时候,一方面阿拉伯人普遍接受了奥斯曼苏丹作为他们的合法君主,另一方面地方显贵的崛起带来了多个阿拉伯行省对伊斯坦布尔的反抗。这种关系变化的背景是阿拉伯人在奥斯曼统治时代的自洽,阿拉伯行省各地基本都是由当地的家族统治,而非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些地方领袖的反抗活动和阿拉伯普通民众对奥斯曼苏丹的认可并不矛盾,因为前者并不构成一场阿拉伯运动,“他们中许多人并不属于阿拉伯民族,好些人也不说阿拉伯语”。(14)而这些不讲阿拉伯语也不属于阿拉伯人的地方领袖确实是这一时代阿拉伯历史的主角。
与殖民统治时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比,此时的阿拉伯行省一切形式的反抗的驱动力,是地方显贵家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勃勃的雄心。即便各个阿拉伯地区反抗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反抗程度也有温和与激烈之分别,但是与“民族意识”毫无关联。甚至1821年,当希腊诸省掀起民族起义之时,还遭到阿拉伯人的敌视,因为民族主义被当时的阿拉伯人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那么之后,阿拉伯人是如何领略到民族主义这一新颖的意识形态能够激励全体人民之意志的能量,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即从阿拉伯地方贵族出于个人野心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时代开始,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关系就已经在支配着阿拉伯人、奥斯曼人等的命运,遑论帝国晚期彻底沦为欧洲列强角力场的时代。由此,从18世纪阿拉伯行省的反抗到19—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这两条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欧洲规则的主导,不仅解释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发展的主线,也启示了民族主义和其他兴起于阿拉伯世界的复兴思潮的内在关联。
二、 历史语境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现代社会思潮并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作者也无意进行思想理论探讨。但是,诸如世俗主义、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活跃在阿拉伯历史舞台上的近代思潮在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着难以让人忽略的角色。从本书在对19、20世纪阿拉伯地区历史线索的勾勒中,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以上“思想”的身影和历史意义。其中,作者着墨最多的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因为在他看来,阿拉伯民族主义是阿拉伯现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尤其在20世纪对阿拉伯世界人民的吸引力怎么夸大都不为过。作者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讲述并非专题论述,而是埋藏在对阿拉伯历史叙述的脉络中,通过梳理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时间、因果关系为我们勾勒出了现代阿拉伯世界主要社会思潮的图谱,相较专题研究阿拉伯现代社会思潮的作品,本书带给了我们新颖的视角和思考。
当欧洲殖民者的步伐逐渐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边疆走向腹地,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计划逐渐提上日程。1878年柏林会议,“欧洲列强抛弃长期以来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做法,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第一次分割。”(15)紧随其后,19世纪80年代,埃及欧拉比和祖国党的联盟首先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但作者认为,这并不算是一场西方意义上所谓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欧拉比和当时的改革者们完全认可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自治行省的地位。他们只是反对欧洲人和切尔克斯人,而非要求独立。在此,作者清晰表达了他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成因的分析和认知,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是从反抗运动中逐渐形成的,而是通过知识分子和媒体介绍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被引入的,并且在经历了智识上和行动上的转变。“19世纪初,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还都不赞成民族主义,因为它与巴尔干地区寻求脱离奥斯曼帝国(通常在欧洲支持下)的基督教社群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北非从奥斯曼世界的版图中被抹去和欧洲殖民统治的到来,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国统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仅仅抵抗外国占领而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构成民族主义。”(16)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内,只有埃及经历了严重的民族主义骚动,与此同时,更多的地区和人们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的回应,即穆斯林如何解决被欧洲基督教徒统治这一问题,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开始了自己的策划,他们和世俗民族主义者一起对现代阿拉伯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在19世纪,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他们不仅关注伊斯兰与现代性,同时关注民族斗争和社会改革,也开始讨论性别平等等社会问题。
彼时,阿拉伯人所处的世界规则也在发生着应接不暇的变化。当然,发生这种巨变的开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动摇了奥斯曼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掌控。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结束,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进入了一个政治活动密集期。他们一方面为摆脱奥斯曼统治而兴奋,另一方面意识到欧洲殖民主义的威胁,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外国控制,但他们所面对的自由障碍远比奥斯曼帝国强悍。《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不仅埋葬了一个统一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所有可能,同时也从该地区带离了和平,当然,前者也不一定符合每一个被冠之以“阿拉伯人”之名的相关群体的诉求。尤其是在1948年战争之后,无论英美、阿拉伯世界还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也未能解决“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17),无数人至今仍生活在其阴影之下。这对阿拉伯政治产生的负面效应像一层浓重的阴影笼罩着阿拉伯人自由与和平的希望。
1919年埃及的起义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解决方案所肢解的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阿拉伯行省、属国相继开始他们追求独立的艰难历程,包括土耳其本身。欧洲殖民统治本身激发了,也促成了诸多阿拉伯国家的所谓“独立”或者建国,但也埋下了民族认同、社群冲突的隐患,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不认同将伊拉克塑造成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做法,法国强加给黎巴嫩的教派主义体制和“社群主义”原则妨碍了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融合,对叙利亚的分而治之和强行合并带来了不同族群的矛盾,巴以冲突更使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冲突与暴力。
虽然一战后,民族主义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地区人们斗争的动力和武器,但从斗争的手段看,20世纪初的阿拉伯人和19世纪的阿拉伯人似乎没有区别,他们一方面试图反抗奥斯曼或者西方殖民宗主国,另一方面又都试图借助奥斯曼或西方大国的力量及他们相互间的利益纠葛,从中斡旋以获取当地的政权,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一次次把阿拉伯人推向深渊,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法西斯力量所利用。直到20世纪后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巨变深刻而持久,阿拉伯人还没有从去殖民化的革命骚动中走出来就迎来了冷战的新时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这一时代超凡的意识形态”(18)。从19世纪末以来,我们会发现阿拉伯历史舞台上活跃的各种主义者在青年时代几乎无一不是民族主义者。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是在将伊斯兰教作为民族身份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展开的,他们的后继者艾哈迈德·艾敏、卡西姆·艾敏,之后的纳赛尔,乃至赛义德·库特布都曾为民族主义摇旗呐喊,这些在阿拉伯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智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结给我们展现了一种微妙的关联,也给我们提出了历史叙事上的新任务。我们显然不会认为是民族主义同时培育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或者伊斯兰主义,那么如何认识纳赛尔从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阿拉伯社会主义者,而库特布从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就很有意味,对这些精英人物所持某种思想主张的强化是否掩盖了其所处社会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或者说被历史语境所裹挟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角色是否需要被重新审视。意识形态一直以来在我们对阿拉伯历史尤其是国家、地区关系史、冲突史的阐释中总是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导致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尤根的作品很好地把我们的关注拉回历史现实和事实本身。正如阿尔昆所说:“所谓的宗教复兴,是一场用宗教的话语、意识和集体的行为来伪装自己的世俗运动。”(19)
20世纪40到60年代,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绝对的明星,1962年,埃及的《民族宪章》试图将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现实需求的复杂性。伊斯兰是笼络传统阶层和更广泛群众最有力的口号,民族主义服务于国家独立和发展的需求,社会主义则是冷战背景下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三种思想与势力此起彼伏地影响着阿拉伯人的命运,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叙利亚最大的两个政党共产党和复兴党,分别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倡导者。有趣的是,主张泛阿拉伯主义复兴党主导了与埃及合并的进程,而追求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对此并不热衷,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纳赛尔对埃及共产党的镇压使叙利亚共产党对其心存芥蒂。叙利亚的政治家们在通往麦宰(20)和通往开罗(21)的道路之间选择了后者,把国家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拱手送人,超乎了我们对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的理解,正体现了民族主义在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区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复兴党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团结了所有阿拉伯民众的大阿拉伯民族主义”(22)。叙利亚最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是萨提尔·胡思里,他深受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之影响,不同于多受法国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埃及学者,他认为“对法国人而言,民族是一种合适的国家,但对德国人而言,民族观念是共享某种文化、历史和语言的群体。”(23)这是胡思里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阿拉伯人对自身认同的需求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阿拉伯国家独立的产物,他呼吁阿拉伯人民族认同的觉醒,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应该诉诸世俗意义上的阿拉伯认同,而非伊斯兰认同,这也是其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与泛伊斯兰主义截然不同之处,他甚至认为,“伊斯兰的政治统一是个愚蠢的梦”(24),因为穆斯林当中有着语言与文化截然不同的人们,所以胡思里笔下的阿拉伯人,主要是指讲阿拉伯语的人们。他十分强调阿拉伯语对于阿拉伯民族的意义,认为语言是文化延续的保障,一个能够保全自己语言的民族即便是在外族统治之下,也“总有一天会恢复自由与自治,就因为守住了自己的民族语言”(25)。胡思里的阿拉伯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叙利亚复兴党创始人米歇尔·阿弗莱克,其思想主张在复兴党的政治纲领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本书中阿拉伯人重要组成部分的马格里布,各国的民族主义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既不是伊斯兰主义也不是阿拉伯主义。同时,马格里布国家在独立后,为了解构殖民主义,在国家建设上又大量采用伊斯兰主义或阿拉伯主义。然而民族主义的前景相当有限,而伊斯兰主义离整合还很远,各国在发展进程中仍面临各种困难。
从19世纪到20世纪,虽然阿拉伯世界各种思潮在不同的年代占据话语的主流,但是相互间的纷争与辩论是始终并存的,并非此起彼伏,而是不断博弈,在同一的时空里被不同的群体、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产生了不同的效用,这些博弈的结果共同推进着阿拉伯人历史的走向。作者在本书中通过详尽地历史叙事很清晰的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再以割裂的方式看待19、20世纪以来活跃在阿拉伯世界的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思想潮流。
如果说民族主义登上阿拉伯人历史的舞台的原因和时间是复杂和多样的,那么其逐渐退出阿拉伯世界政治主流话语的时间就显得无比清晰,1967年阿以战争的失利对阿拉伯政治产生了强烈的震荡,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现任政府都遭受了随民众幻想破灭而来的信任危机,尤根说这“为阿拉伯政治开启了一个激进的新时代。”(26)政治伊斯兰成为新的主导话语,并以强势面貌出现。世俗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温和的智识伊斯兰和改革主义虽然一直存在并发挥着潜在的影响力,但其微弱的声音淹没在政治伊斯兰的喧嚣中难以被听到。
“政治伊斯兰”这个词出现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一代思想家们希望借助伊斯兰教清晰地表达出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观点,包括齐亚帕夏、纳木克·凯末尔和塔赫塔维。“他们对伊斯兰的社会道德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试图用伊斯兰的术语为学习西方制度辩护,认为引进西方制度并不是介绍新事物,而是回到了真正的伊斯兰。”(27)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和他的学生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从伊斯兰教中看到创造一个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在理性、发展和现代性之上的独立的现代国家的潜力。(28) 1905年到1911年的伊朗革命给虔诚的知识精英和宗教阶层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虽然成果转瞬即逝。(29) 随着1928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伊斯兰政治活动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又开始发展起来,结果又被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民族主义者们所倡导的世俗主义所压制,直到70年代末重新抬头并激进化。伊斯兰世界从50年代开始,大学生数量的激增导致了伊斯兰主义者队伍的膨胀,这些大学生基本都经历过政府的高压统治,毕业后很难找到就业机会。(30)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示范效应,使得政治伊斯兰在80年代彻底革命化了,不仅成为一种值得被关注的力量,而是一种确定的力量,或控制着、挑战着政治格局本身,其影响远远超越了石油市场的范围,带给阿拉伯世界的震撼也不亚于1967年。于是,我们看到,激进的伊斯兰活动从作者笔下的“石油时代”迈进了21世纪,本书为我们详细展示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政治伊斯兰活动和那些“著名”思想家的主张,以及阿拉伯世界与1981年世俗化的中东的巨大差别,揭示了在“政治伊斯兰”的标签下交汇的多股力量的纠葛,以及依然没有落幕的“阿拉伯之春”最悲惨的篇章。
三、 跨文化史方法书写阿拉伯现代史的可能
本书很好地为我们打破了一种印象,“阿拉伯人”并不全部分享着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即便是在全球化进程所伴随的现代。多元意味着跨越边界,意味着跨文化可以存在于普遍受阿拉伯文化所影响的人们中间,意味着跨文化史的方法书写阿拉伯历史的可操作性。北非的知识分子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是有共识的,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地区,北非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在非洲,树干在阿拉伯世界,叶子在地中海,作者也以详尽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北非各国、各族群间截然不同的殖民经历和去殖民化过程;沙特阿拉伯半岛的人们因为千百年来对伊斯兰教圣地的守护和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记忆而对自己的认同区别于所有非半岛的阿拉伯人;大马士革的穆斯林也未必理解约旦河畔巴勒斯坦人的企盼。但是正如本书所记,过去500年间,他们的命运又是如此紧密相连,他们在欧洲殖民者和美苏手中不断排列组合,互相依赖又相互影响。
当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为我们展现“核心”群体的历史脉络时,跨文化史则能够“关注每当人、事、物、观念和理念跨越他们所处时代的规则的边界时所产生的不协调性、张力和论争,不再把过去清晰的定义为某个时代的、地域的、阶层或国家的实体。边界之间的渗透性能够展现存在于各自社会中接受与排斥的交织。”(31)本书在审视阿拉伯历史时始终秉持着历史学者的客观态度,但是仍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在一部通史著作中未能涵盖。“阿拉伯”这个限定词让我们描述这一地区人们的历史有了边界和可操作性,但同时它也排除了诸多塑造了这一地区历史的因素和内容。比如,奥斯曼帝国与阿拉伯行省及边疆的关系不只是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反抗的关系;除却巴以冲突这一极为重要的元素之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基督教徒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关系演变对我们认识这一地区的历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伊朗高原、印度次大陆的思想与运动为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冲击更是不容忽视的。当然,这或许需要引入更多的研究方法,传统历史学所依赖的编年史、档案文献、手稿和回忆录是否能够充分地描绘一幅波诡云谲的阿拉伯现代史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作者试图使用多元的阿拉伯资料,包括“知识分子、记者、政客、诗人、小说家、出名的与平凡的人的记录”(32)。在勾勒出不同阿拉伯地区所处的统治规则之后,总是试图采用生活在其中的普通民众的视角展示此规则之下的阿拉伯社会文化的变化,但普通阿拉伯人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描述更多的是对诠释完成的历史时代特征的一种佐证和点缀。我们依然无法清晰地看到,诸如民族主义、革命或改革抛却了精英视角和政治行动之外,在阿拉伯民众中间是否具有同样主导的力量。我们依然不清楚阿拉伯现代历史所走过的道路,是否符合更广泛的阿拉伯民众经历的智识轨迹,当我们默认这两者是同步的,结果是2011年新的民众浪潮迭起之后,我们困惑问题出在哪里?即便就统治者视角本身而言,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各种主张与政治家们的行动逻辑也并不一致,他们分别持有的相对完善的改革或变革思想与屡屡受挫的实践之间的鸿沟一直无法弥合,官员回忆录中所描绘的革命之后社会氛围和民众幸福感的变化被之后发生的群众运动质疑着真实性,普遍的反帝反殖民背景下各阿拉伯地区都存在政治权力集团与欧洲殖民者的合作,阿拉伯人在普遍接受民族主义、政党政治这些源自欧洲的政治观念与模式的同时又据斥西方化的思想近路。这些并未真正解决的问题在提示,我们是否需要换一种视角来审视阿拉伯人的历史。
由此,我们可以思考以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书写阿拉伯现代历史的可能。相较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跨文化史其实是另一个角度的历史,他和传统的民族国家相互补充,分别展示历史不同的侧面。“从跨文化的意义上讲,历史更多的是一种建构,而不是发现和重建”(33),阿拉伯人历史的错综复杂性给了跨文化史书写广泛的空间和可能。也因此我们开篇首先关注了“谁是阿拉伯人”的问题,埃及和伊拉克电台使用着同样的官方语言,但彼此的普通民众无法直接沟通;沙特阿拉伯人似乎也读不懂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的法语作品;1958年开罗和大马士革的人们分享同一个祖国的荣光,但几十年后开罗的年轻人们是被茉莉花革命所鼓舞。本书当中涉及的所有国家、地区和民众,都有与“阿拉伯”相关的历史纠葛,但是彼此关联、共享的文化、政治或地理边界却无一雷同,甚至所有可以被称之为阿拉伯的历史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如此多的人、事、物、时间乃至认知的边界横亘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中,边界两侧彼此之间的张力与渗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值得我们探索和书写。从此种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期待对阿拉伯跨文化史的研究收获并不会少于传统民族国家史学所能触及的深度。
本书对研究阿拉伯历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且被学界普遍认可的。然而今天,阿拉伯人身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所吸引的目光并不只是来自学术界,媒体及其自称所代表的大众构成了更多层次的叙事群体。不断丰富和更正学者对于阿拉伯的认识要比引导全世界的大众对阿拉伯人理性认知和一视同仁般的理解与尊重容易太多,这里并不是鄙夷大众缺少科学精神或者否定所有媒体试图展示真相的努力,而是因为在阿拉伯人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百年来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中,几乎世界每个角落的民众的身影都在其中若隐若现,他们或者是示范者,或者是并肩者,或者是施加影响者,或者是被影响者,程度不一、角度各异而已,但每个人都习惯认为自己是全然的旁观者。事实上,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非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远比我们看到的和想象的更密切。
阿拉伯人共同经历的压迫与殖民、反抗与变革的历史记忆已经远去,在现有的国家框架下,不仅是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的命运也被更紧密的绑在一起,他们如何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秩序、发展权利和自由空间成为21世纪各时代背景下的新问题。
作者简介:马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1) John Sweetman, The Crimean War, Oaprey Publishing Limited, 2001.(https://www.daowen.com)
(2) Stefanie 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in the Brit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Hakan Kirimli, “Emigrations from the Crimea to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Sep. 2008, Vol. 44, No. 5, pp.751-773.
(4) Lynn McDonald,“Florence Nightingale, statistic and the Crimean War”,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June 2014, Vol. 177, No. 3, pp.569-586.
(5) 蔡美儿:《起火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与种族仇恨、全球动荡》(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刘怀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
(6)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廉超群、李海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页。
(7) 同上书。
(8)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15页。
(9)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335页。
(10) 同上书,第16页。
(11) 同上书,第15页。
(12) 同上书,第22页。
(13)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36页。
(14) 同上书,第60页。
(15)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153页。
(16)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176页。
(17) 同上书,第313页。
(18)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351页。
(19) Mohammed Arkoun, “Rethingking Islam Today”, edited by Azim Nanji, Mapping Islamic Studies: Genealogy, Continuity and Change,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7, p252.
(20) 即大马士革成为的一所政治监狱,以残忍而臭名昭著。
(21) 即与埃及合并为一个国家,叙利亚接受开罗统治,采用与埃及完全相同的政治机构;叙利亚军队将受埃及人指挥,回归军营并完全退出政治;叙利亚所有政党都将被解散,代之以一个名为“民族联盟”的单一国家政党。参见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406页。
(22)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403页。
(23) Tsupokyemla, “Sati al⁃Husrts contribution on Arab nation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75, Platinum Jubilee, 2014, p.975.
(24) Tsupokyemla, “Sati al⁃Husrts contribution on Arab nationalism”, p.979.
(25) 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quir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arion Farouk⁃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 Macmillan, London, 1981, p.120.
(26)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451页。
(27)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p68.
(28) Ibid., p136.
(29)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4.
(30) 例如,阿尔及利亚学生的激进化和伊斯兰教对他们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参见Severine Labat, “Islamism and Islamist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Militant,” in John Ruedy (ed), Islamis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pp.107-108.
(31) Madeleine Herren, Martin Rüesch, Christiane Sibille, Transcultural History Theories, Methods, Sources, Berlin, London: Springer, 2012, p.8.
(32) 〔英〕罗金·尤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至今》,第16页。
(33) Madeleine Herren, Martin Rüesch, Christiane Sibille, Transcultural History Theories, Methods, Sources,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