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非洲社会的韧性
俞明焕
自2019年年底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亚洲和欧美多国肆虐,给人类社会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和冲击。2020年2月14日,埃及宣布了非洲第一例确诊病例,截至4月21日非洲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非洲大陆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23716人,非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疫情新焦点。我所在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于3月16日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截至4月21日,感染病例增长至254例,疫情传播速度令人咋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纷纷对非洲的疫情表示担忧,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甚至预测将有超过300万的非洲人死于新冠肺炎。不可否认,疫情已经给非洲的医疗和社会体系产生了巨大的负担,但是我相信我在地观察到的非洲社会的韧性将是非洲人民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
疫情笼罩下的日常生活
下午4点,30多岁的玛丽亚姆(Mariam)开始在厨房为家人准备传统美食拌肉饭(pilau)。把一只事前盛了水的锅架上了一个简易天然气炉灶,点火,把淘好的米倒进锅里。一个售价2.3万坦桑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78元)的5升的天然气罐大概可以供她使用一个月左右。适时搅拌,等到米差不多快熟的时候,她大声地唤她8岁大的儿子的名字。“阿卜杜利……阿卜杜利……阿卜杜勒-拉扎克!快给我去买点肉桂、孜然回来。”家里的大人说贪玩的阿卜杜利并不喜欢学习,他现在本该上小学二年级,但在老师的要求下只能重读一年级。3月17日,坦桑尼亚政府因为16日发现的第一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而宣布关闭所有中小学并减少群聚活动,这些措施更使他没有了课业的烦恼。不一会,阿卜杜利就用玛丽亚姆给的几个面额100的硬币从小卖部换回来了三四片肉桂和一小袋孜然,然后又迫不及待地加入许多玩伴之中。
在把肉桂、孜然、小豆蔻等香料捣碎后用水搅拌并加入米饭之中后,玛丽亚姆把手机递给了倚在厨房门框上的我,“拉杰卜(Rajab,我的斯瓦希里语名字),你是中国人,你看看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吗?”我接过手机看了一眼,笑着说,“这是假的,dada(斯瓦希里语,意思为姐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中国人是靠用盐水漱口和喝热水才控制住疫情的”。
“这是谁传给你的信息?”我问。
“WhatsApp上的家庭群组”。
此时,和玛丽亚姆年纪相仿的隔壁邻居姆瓦纳朱马(Mwanajuma)赤着脚走了过来,“玛丽亚姆,你有多余的洋葱可以给我一个吗?”
“我自己就只买了一个啊,最近雨季开始了,大陆的很多路桥都被冲断了,运到桑给巴尔的蔬菜量少了许多,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现在一个洋葱就要300先令,以前50先令就可以了”。
“那你给孩子们买滴露牌肥皂了吗?只有用这种肥皂洗手才能杀死新型冠状病毒呢。”姆瓦纳朱马故意压低着声音,神情得意,像是在说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秘密。
待她走后,玛丽亚姆问我:“你觉得她说得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普通肥皂也会有用吧。现在网络上的假消息实在太多。”
“她那个人的确经常编造故事。”
我像每天打招呼一样例行性地和玛丽亚姆谈起疫情的发展情况,“今天卫生部宣布了最新的两例确诊病例,但是他们是坐什么航班入境的,行动轨迹等等政府都没有公布。”
“我们的政府很会隐藏消息,不告诉国民真相,”玛丽亚姆颇为不满却也习以为常,“但愿真主拯救我们,早日驱除瘟疫”。
断裂的跨国家庭网络
桑给巴尔位于东部非洲沿岸,临印度洋,由两个较大的珊瑚岛——桑给巴尔岛、奔巴岛以及邻近的20多个小岛组成。总人口约160万(2018年),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属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半自治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1114美元(2019年)。近年来,凭借优美的海岛风光和迷人的历史文化,旅游业逐渐成为桑给巴尔的支柱性产业,年入境游客数从1985年的约1.8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58万人。2017年,对于旅游业的投资占了桑给巴尔政府批准的投资总额的68%。 2018年,旅游业为该地区贡献了28%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2%的外汇收入,并分别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2.2万个和5万个工作岗位。旅游产业业已成为桑给巴尔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和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然而,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pandemic)”,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迅速减少,各国航空业纷纷削减航班数量或直接停飞航线,对全球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桑给巴尔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暴发后,作为受众多意大利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桑给巴尔政府在3月6日宣布停止意大利旅游包机,并拒绝意大利游客入境。3月18日,桑给巴尔发现第一例输入型确诊病例。3月20日,桑给巴尔政府宣布停止所有国际旅游包机和关闭岛内旅游酒店。
我居住的社区位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石头城(stone town)的不远处。有意思的是,在本地斯瓦希里语中并没有“石头城”这一称呼,而是采用“老城”(Mji Mkongwe)一词。作为一个城市社区,我的许多邻居都在旅游业及其相关的产业中tafuta maisha(斯瓦希里语直译,寻找生活),因为这次疫情,他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穆斯塔法(Mustafa)和萨勒马(Salma)结婚已有6年,育有一个5岁的儿子穆尼利(Muniri)。40多岁的穆斯塔法本来是东海岸的某家高级度假酒店的经理,但在新冠病毒还未登陆桑给巴尔之前,他就失业了,因为来自俄罗斯的投资者已经选择结束合约,关闭酒店。
坐在客厅里,穆斯塔法和我看着电视机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英语新闻。日复一日的疫情新闻让我们都有点疲劳,我首先打开话匣子,“穆斯塔法,既然你不在酒店工作了,现在有什么打算吗?如果阿曼那边有工作机会的话,你还会再去吗?”(https://www.daowen.com)
桑给巴尔和阿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上是,现实亦如是。在历史上阿曼人和本地斯瓦希里精英阶层联手将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东非海岸。1840年,阿曼苏丹赛义得将他的首都从马斯喀特迁到了桑给巴尔,在他死后,这两个地方由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继承统治。桑岛的苏丹王朝直到1964年才被推翻,而阿曼的苏丹统治则延续到了今天。2020年1月份阿曼苏丹卡布斯去世时,桑给巴尔的许多人都在社交网站上表达了哀思,一位妇女在接受BBC斯瓦希里语频道节目采访时甚至不无夸张地表示,“每个桑给巴尔人都和阿曼有着血缘关系”。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许多阿曼裔桑给巴尔人返回阿曼定居,大量横跨西印度洋的家庭网络也随之产生。这种跨国家庭网络的原型从两千年前阿拉伯人乘着季风到达东非海岸就初露端倪,直到现在还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
“还是要看待遇吧,如果待遇一般,去阿曼工作也没有很大的意思。况且还要远离妻儿,精神压力会很大。”
穆斯塔法的母亲艾达(Aida)是出生在桑给巴尔的阿曼人,她父亲在桑给巴尔发生革命时,带着唯一的儿子逃亡母国,留下她们姐妹几个和母亲生活在桑给巴尔。艾达在结束了最后一段婚姻后,毅然决然地回到阿曼和其他家人生活在一起,不久后又改嫁给了桑给巴尔阿拉伯人,组建了新的家庭。据艾达女士说,在阿曼有正统阿拉伯人(waarabu safi)和桑给巴尔阿拉伯人(waarabu kutoka Zanzibar)之分,后者指的是在桑给巴尔出生的阿曼人。透过母亲在阿曼的关系,穆斯塔法去过阿曼三次,其中一次在阿曼工作了几年。和菲律宾外籍劳工一起在快餐店赛百味(Subway)工作的经历,让他熟练掌握了英语和阿拉伯语。回到桑给巴尔结婚后,穆斯塔法找到了在酒店的工作。
“我最近在和一个朋友商量一起出海捕鱼。他有一艘船,我们会在晚上出海,清早拿到市场去卖。但出海捕鱼是一件危险的事,有时浪会很大。”穆斯塔法说。
斋月临近了,但今年艾达不能再像往年一样从阿曼回到桑给巴尔和儿子一家人一起封斋。受疫情影响,阿曼航空在3月29日宣布无限期暂停所有的国际客运航班。不过,艾达还是在最后一班飞机停航前通过空运为5岁的孙子穆尼利送来了斋月的礼物。晚上不需要再去清真寺上宗教课的穆尼利迫不及待地试着新鞋子和新衣服。他穿上新球鞋后不断在小小的客厅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与这些礼物一起寄来的还有10件可以剪裁成女性穿的礼服的精美布料。穆斯塔法的妻子萨勒马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她一边整理布料一边对我说,“在阿曼,他们称这些布料叫迪士达沙(dishdash)”。萨勒马会在社交网络的群组里告诉朋友们最新的迪士达沙已经到货,可以到家里来挑选,每件售价在4.2万—4.5万先令之间,从而帮补家庭用度。
兼容并蓄非洲班图、阿拉伯和印度等文化的斯瓦希里社会具有明显的世界主义特性,对于舶来商品的推崇和消费欲望是强烈的。正如德国社会人类学家保拉·伊万诺夫(Paola Ivanov)指出,“桑给巴尔(或整个东非海岸)的跨地方性文化是基于对物质、身体、审美的想象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延伸和通过模仿或者具体的模仿型消费联结外部世界实现的”(1)。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以穆斯塔法一家为代表的跨西印度洋家庭网络暂时被病毒阻断,这种模仿型消费和家庭互助受到冲击,这恐怕是萨勒马在可见未来收到的最后一批迪士达沙了。
在非洲实行封城措施?
从2020年1月23日中国武汉封城开始,接着到欧洲各国实施强度不一的封城措施,再随着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等邻国陆续开始实施宵禁、封锁(lockdown)等防疫措施,英文lockdown逐渐成为坦桑尼亚社交网络的一大热词。总统马克富力(Magufili)和议长恩杜加伊(Ndugai)都在公开的讲话中认为,坦桑尼亚的国情并不适合lockdown这样强烈的防疫手段。这一官方的定调使得lockdown目前只能沦为一些在野党的反对口号。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尽管我们用同一个词lockdown来表述欧洲和非洲国家的防疫措施,但是这两者的内容及其影响有天壤之别。对于很多意大利人来说,lockdown可能只是意味着不能出去慢跑了,而在非洲国家,lockdown是更暴力和血腥的,是关乎生死的。在东非多国封城期间,警方施暴、民众为哄抢救济粮而踩踏致死等新闻就会充斥着各大新闻版面,不禁让人质疑次生灾害的不良后果更甚于疫情本身。
此外,欧美社会和非洲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研究非洲的社会学家埃利西奥·马卡莫(Elísio Macamo)在由南非开普敦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Corona Times平台上投书指出,由于欧洲和非洲对于“风险”的认知与反应不同,在欧洲执行的激进抗疫政策并不适合非洲国家。显然欧洲人认为这次大流行(pandemic)打断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而马卡莫认为“危机是非洲社会的常态”(crisis is us,what our normal is, namely crisis),所以采取剧烈的lockdown是不妥的。非洲社会应对风险的方式一直是寻求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比如家庭网络),而不是欧美国家福利社会的社会保险政策(social security,比如发失业救济金)。(2)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2014年桑给巴尔大约有20万人在非正式经济部门(informal sector)工作,占全部雇佣劳动力的38%。(3)欧美发达国家采取的休无薪假、发放失业救济金等措施是与全面成熟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和正式经济部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大部分非洲民众来说这些都难以企及。
“拉杰卜,你没看到我们的政府公布了银行账号呼吁民众捐款抗疫吗?如果真的lockdown,一个仍需要民众帮助的政府如何帮助民众?”,在杂货店工作的纳苏尔(Nassor)这样问我。
“那如果不lockdown,疫情继续扩散怎么办?”
“在桑给巴尔,政府并没有提供任何基本服务。这种时候我们必须要靠自己。作为一家之主,作为我自己‘政府’的总统,我禁止孩子们出门,礼拜五的例行家庭聚会也已经取消,我们通过电话联络感情。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劝告,互相帮助,如果我有三个口罩,你没有,我会给你一个。自从政府宣布在清真寺礼拜时需要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之后,我就开始在家里礼拜了,因为我再也感受不到穆斯林肩并着肩、脚踝碰着脚踝的团结一体感了。”
对抗艰困的社会韧性
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伊始就明确表达了对医疗体系落后的非洲国家的担忧,即使这种担忧是出于对实际现状的真实评估和善意建议,但多少也不免带着非洲悲观主义的味道。正当欧美各国陆续被疫情攻陷而疲于奔命,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体制的弱点展露在世人之前,一些非洲人也开始反思自身对西方体制的幻想,并认为这次疫情将成为非洲大陆去殖民化的催化剂。(4)非洲社会应该在这场“战疫”之中重新夺取自主性,寻求符合自身社会的(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应对模式。
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总统在独立初期提倡蕴含于非洲传统文化的村社社会主义,实行 “乌贾马运动”(Ujamaa,意为扩展家庭、兄弟关系等),发扬人人平等、共同劳动等集体精神,促进了社会的融合与发展。杂货店的纳苏尔对“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反感正折射出传统非洲社会与个人对集体性的倚重,而这种集体性正是社会韧性(social resilience)的载体。英国人文地理学教授尼尔·艾格(Neil Adger)把社会韧性看作“缓冲能力”(buffer capacity),是个人和社会群体适应社会、政治、生态变化和调整紊乱的能力。(5)举例来看,近期美国密歇根、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等州都出现了反对州政府居家令的严重示威抗议活动。尽管不可否认其中掺杂着政党斗争的因素,但美国高企的失业率更是重要原因之一,密歇根州就有超过100万人申请了失业救济,占了该州劳动力总和的四分之一。长时间的居家令使得百业萧条,给美国普通劳工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考验,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而反观非洲社会,尽管没有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穆斯塔法仍然可以与朋友合作参与到传统的小型捕鱼业中,寻找替代的生计来源,展现了非洲社会强劲的韧性。为了应对口罩短缺且价格昂贵的问题,遍布每个社区的小型裁缝作坊开始缝制口罩,满足附近居民的需求。作为邻居和社区成员的裁缝甚至会免费为社区里的孩子缝制口罩,以降低孩童被感染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从上文的例子中看到,桑给巴尔社会生活十分倚重的扩展家庭的互助网络和邻里关系已经在疫情的冲击下开始变得脆弱,而正是这些关系网络支撑着非洲传统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因此,在疫病流行的艰难时刻,保护并且加强传统的社会韧性和社会联结才是战胜新冠肺炎的可行办法。正如纳苏尔所说,“我们非洲人通过互相帮助生活,我家有糖,你家有盐,我不可能单靠糖活下去”。
作者简介:俞明焕,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亚非地区研究—非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目前在桑给巴尔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