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日本社会:影响、课题与前瞻
胡 澎
摘要: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肆虐以来,至今已经历了四波感染高峰。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日本民众的健康带来损害,也让日本经济、社会遭受重大打击,还直接影响到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疫情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低生育率问题、非正规雇用问题、数字化落后问题,以及日本人的“孤独”与“孤立”问题。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下,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的兴起带来了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下,少子化、数字化、性别不平等、东京一极化等课题值得关注,从中可窥探后疫情时代日本社会的几个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冠疫情 日本社会 少子化 数字化 远程办公
截至2021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世界肆虐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至今仍无结束迹象。这次疫情波及范围广,感染人数多,对世界经济、各国社会乃至国际关系的影响极其深远。日本遭受此次疫情的打击也颇为沉重,截至2021年5月5日,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617622人,重症患者1114人,死亡10547人。(6)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疫情中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以及一些新事物、新观念的产生,值得我们系统地梳理、分析和研究。
一、 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的蔓延及政府的应对
2020年1月15日,日本发现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2月初,“钻石公主”号邮轮暴发了数百人感染的疫情,其中包括大量日本人。由此,疫情的焦点从“钻石公主号”邮轮转移至日本国内本土。拥有相对成熟的灾害应急管理体系的日本开始应对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2月25日,日本政府制定了《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基本方针》。3月12日和13日,旨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3月26日,首相官邸设置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截至2021年5月,日本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等对策特别措施法》的基础上共发布了三次“紧急事态宣言”。
2020年4月7日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这是第一次。4月7日到5月6日期间,东京都、大阪府、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兵库县和福冈县实施紧急状态措施。(7)4月16日,“紧急状态宣言”涵盖范围扩展到全国所有的都道府县。“紧急事态宣言”实施期间,并未封锁城市,而是采取了最大限度控制疫情扩散、收治重症患者、让症状轻的感染者居家隔离、把医疗资源优先留给重症患者的做法。同时,呼吁广大民众自我防范、自我约束、自觉减少不紧急不必要的外出,提出避免密闭、密集、密切接触的“三密要求”。在企业、店铺、学校等组织和民众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这波疫情逐渐趋于平稳。5月25日,日本政府提前解除紧急状态。6月下旬开始,疫情出现反复,东京都新增病例呈现增长趋势。7月以后,东京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保持在三位数,多次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的新高。同时,全日本范围内出现了第二波感染高峰。疫情初期,厚生劳动省在补充预算中追加了医疗福利等机构援助,扩大新冠病毒检测和疫苗开发的预算,但仍出现了医疗防护用品缺乏,呼吸机、人工肺等新冠肺炎治疗所需医疗设备有限,医疗人员和仪器操作人员不足等状况。进入11月中旬疫情感染人数持续增加,不断增长的感染人数让日本的医疗体系压力倍增。东京都医院床位使用率一度紧张,一些新冠病毒阳性检出者被迫在家等待医院床位,还有一些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被拖延治疗和手术。2020年12月21日,日本医疗界9家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发布“医疗紧急事态宣言”,指出疫情快速蔓延给医疗资源造成重大压力。
2021年1月初,日本每天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超过3000人,重症患者人数居高不下,进入了第三波疫情高峰。2021年1月7日宣布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1月8日至2月7日期间,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的餐饮店等被要求缩短营业时间至晚8点,酒类销售限制在上午11点到晚7点,居民被要求减少出行、晚8点以后尽量不外出。由于日本发现变异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攀升,“紧急事态宣言”期限延长。4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反弹,大阪等三府县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之后扩大到东京都、京都府、冲绳县,以及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爱知县。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5月黄金周期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密切接触,2021年4月23日宣布了第三次“紧急事态宣言”。4月25日至5月11日“紧急事态宣言”实施期间,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和兵库县的大型商业设施晚8点停止营业,体育、音乐等活动晚9点之前停止,重点街区餐饮店缩短营业时间。由于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呈暴发式扩散并殃及多个邻国,截至4月25日,日本已经发现了21名印度新冠变异病毒感染者,这已经是第四波疫情感染高峰。这一感染力极强、致死率极高的病毒如在日本蔓延开来,极有可能让不堪重负的日本医疗体系面临崩溃。鉴于这一波疫情的凶险,“紧急事态宣言”从5月11日延长至5月31日,爱知县和福冈县也被纳入进来。
疫情初期阶段,日本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防止感染人群的扩大,主要经济活动让位于疫情防范。2020年全年,日本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防止感染扩大、防止境外输入、加强医疗体制、积极筹备疫苗注射工作。日本政府希望在控制住疫情同时逐渐恢复正常经济活动,既希望阻断疫情的蔓延,又希望把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力保东京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召开。疫情最为严重期间,国际航线停运,海外旅行团纷纷取消行程,外国游客大幅减少,旅游景点基本处于关闭状态,这让本就不景气的地方经济雪上加霜。2020年7月,日本政府为提振地方经济、支援遭受重创的旅游业,实施“Go To Travel(去旅行)”和“Go To Eat(去吃美食)”旅游补贴项目(8),可惜好景不长,疫情再度来袭不得不宣布暂停。
随着疫情的扩散蔓延,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也分期分批地开展起来。2021年2月17日,首批接种对象为医护工作者,4月12日启动了以65岁以上老年人为对象的疫苗接种工作。由于日本不生产新冠疫苗,疫苗供应速度有限,再加上地方的接种准备不够充分,导致疫苗接种工作进展较为迟缓。
为应对疫情下的民生问题,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紧急援助措施。如:给每位日本国民(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也可申请)发放10万日元的“特别定额给付金”。疫情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日本有359万家企业,其中358万家是中小企业。(9)因此,日本政府把对中小企业的援助作为重点,满足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和个体营业者可向政府申请补助。在“紧急事态宣言”实施地区,对响应政府号召、缩短营业时间、限制就餐人数的餐饮企业给予相应补助,规模较大的餐饮店在承诺不解雇员工的情况下可向政府申请雇佣补贴。
二、 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最直接的影响是东京夏季奥运会的延迟举办。疫情下也凸显日本社会一些既有问题,如:出生人口减少、非正规雇佣劳动者收入减少、就业不稳定、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孤独”和“孤立”等问题。同时,远程办公等新型工作方式也给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 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波三折
1964年10月,日本成功地举办了第18届夏季奥运会。这是日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举办之前,基础设施和重点场馆及相关配套工程相继兴建,世界上首条高速铁路开通,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东京奥运会为蒸蒸日上的日本经济进一步注入了活力,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也给日本人带来了强大的自信。2013年9月,东京成功申请到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意味着隔时半个多世纪东京将要举办第二次奥运会。政府和民间都对此次奥运会寄予厚望,希望能刺激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振奋国民精神,提升日本形象。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这些美好的初衷泼了一盆冷水。围绕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可谓一波三折。首先是召开时间被延期至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关西大学宫本胜浩名誉教授预测奥运会延期一年的情况下将损失约为6408亿日元,停办将损失4.515万亿日元。如现场零观众的情况下,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将高达2.4万亿日元。(10)其次是东京奥运会组委员(简称“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因歧视女性发言遭到国内外批评,不得不于2月12日辞职。东京奥运担当大臣桥本圣子接任会长。围绕奥运会还出现了一些令人烦心的事。如:2021年3月25日,奥运圣火传递第一天就出现了火炬熄灭的情况,似乎预示了不好的兆头;在火炬传递期间,有数十名火炬手纷纷放弃传递资格;还有一名负责火炬传送工作的人员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2021年3月中旬以来,新冠变异病毒在日本的蔓延速度加快,3月20日,东京奥组委正式宣布海外观众将被禁止入境日本观看奥运会,并对90万张海外观众门票进行退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称,疫情加重情况下“取消东京奥运仍是可能选项”。随着印度新冠变异病毒的蔓延,日本民间要求停办奥运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不少人认为一场没有观众的奥运会已失去了举办意义。同时,日本的医疗系统已不堪重负,再抽调数万名医护人员保障各国选手和工作人员的健康恐怕很难操作。2021年5月5日,有日本民众在网上发起了叫停东京奥运会的签名运动,两天内已有超过23万人签名支持。在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势下,既要保障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还要控制和阻止疫情传播,这无疑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二) 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少子化现象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世界多国出现了出生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的现象,日本人口减少的步伐也向前迈了一步。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月1日,日本总人口数为1.2541亿人,较上年同时期减少了52万人,人口减少已连续多年。(11)截至2021年4月1日,日本未满15岁儿童人口数为1493万,较2020年减少了19万人,是自1982年以来连续40年减少,创历史新低。(12)
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降至87.2683万人,比2019年减少了2.5917万人。(13)疫情下新生人口数量的减少有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一是,疫情对日本经济和就业影响较大,完全失业率上升,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平均工资和奖金相应减少,年轻群体生活艰难,导致不愿结婚、生育的人群扩大。二是,一些妇女担心孕期去医院检查或生产有一定的感染危险。三是,民众对疫情何时结束、经济合适恢复以及后疫情时代日本社会的前景不甚乐观,这一心态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四是,疫情的长期化以及“三密”等要求让人与人的交往大为减少,不利于年轻人的相亲和恋爱。因防控疫情的需要,不少新人取消了预定的婚礼。2020年日本的结婚数量为53.7583万对,比2019年减少了12.7%。(14)结婚数量直接影响到怀孕的人数,据厚生劳动省统计表明,2020年1—10月怀孕人数为72.7219人,比前一年减少了5.1%。(15)结婚率和出生率的下降将让日本社会的少子化程度更为严峻。
(三) 雇佣领域受疫情冲击较大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日本的经济活动受到很大影响,202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创下1955年有统计以来的第二大降幅,比2019年下降4.8%,仅次于受雷曼危机影响的2009年(当年为-5.7%)。(16)疫情下,一些企业通过解雇员工、缩短工作时间、降低工资等做法缓解生存压力,降低疫情带来的损失,导致雇佣环境恶化。再加上日本政府公布的完全失业率没能体现出雇佣领域受到的冲击。一是临时工、合同工、小时工、派遣工等非正规雇佣群体从事的是短时间工作,未被包含在完全失业率中的统计中。二是部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有劳动合同,但疫情下工作时间减少甚至无活可干,实际收入大幅减少,这部分人也未被包含在失业率中。三是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中学生和家庭主妇人数较多,不少人担心受病毒感染而没有出去工作,呈现隐性失业现象。
疫情期间,到职业介绍所求职的人数增加,求职难度随之加大。在劳动合同到期续聘时候,一些用人单位出具的条件十分苛刻。例如,东京迪士尼公司针对合同工提出异常严苛的条件,必须承诺同意半年收入22万日元才可续约。公司此举其实是希望员工主动提出辞职。(17)
疫情加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2021年1月8日—14日,有机构对日本主要企业负责人实施了“社长100人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将近70%的企业在“紧急事态宣言”期间收入同比减少,其中45%的企业“收入小幅减少”,21%的企业“收入大幅减少”。(18)2020年,申请生活保护的高达22.3622万件,比上一年增加了0.8%。(19)针对疫情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境,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援助措施。如:设立“紧急小额资金”和“综合支援资金贷款”,援助疫情下失业、停业导致工资收入减少而陷于窘迫的群体;各地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开通热线电话,邀请律师或专业人士解答有关失业、劳动合同中止、房租滞缴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20)对停业期间开不出工资的中小企业的员工(包括临时工),一天最多援助1.1万日元;对单亲家庭以及儿童抚养津贴家庭给予10万日元的援助;收入减少的二人家庭可贷款200万日元,单人家庭可贷款155万日元;对收入减少、无法按期缴纳房租的劳动者提供原则上3个月、最长9个月的房租补贴;对疫情期间无法打工、生活陷于窘困境地的学生减免学费、发放奖学金等。但这些援助措施对于阻止整个雇佣环境的恶化只能是杯水车薪。
疫情对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影响尤甚。总务省2020年12月1日发表的《劳动力调查》表明,2020年10月,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同比减少了85万,是连续8个月减少。(21)日本的非正规雇佣劳动者问题在2008年雷曼危机后得以凸显。在此之前,在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中,女性特别是专职主妇占大多数,她们的劳动仅被看作补贴家用,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不稳定、工资低、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少中青年男性加入了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队伍,没有相应的福利和业绩奖金,缺少教育和培训机会,没有晋升空间,即便工作时间再长,收入也很难增加。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生存问题以及引发的结婚难和少子化问题开始受到关注,政府也相继修改了《劳动基准法》《劳动者派遣法》《雇佣对策法》《临时工劳动法》《劳动契约法》等相关法律。同时,2018年正式开启了劳动方式改革,各地也出台了一些改善非正规雇佣劳动者问题的具体措施,但成效并不显著。疫情之下,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凸显,且呈现异常严峻的局面。
(四) 远程办公等新型工作方式兴起
2020年4月“紧急事态宣言”发表后,作为抑制新冠病毒感染人群扩大的措施,避免人员面对面接触和上下班通勤传染风险的远程办公、居家办公、错峰出勤等新型工作方式兴起。不少学校、培训机构也纷纷实施网上教学、网上辅导等教学方式。远程办公给日本人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带来极大变化。
日本劳动者的“过劳”现象相当普遍,早已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再加上大多数公司职员居住在东京周边的郊区或卫星城,从居住地到市中心的公司上班,每天通勤时间仅单程就需要1—2个小时。长时间劳动和远距离通勤不仅让劳动者身心疲惫,还造成工作与家庭很难兼顾,同时也是少子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远程办公实施后,通勤成本大大缩减了,劳动者和家人共处的时间增多了,十分有利于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和男性参与家务劳动,起到了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矛盾的作用。同时,一些有条件实施远程办公的商社、企业可以不用在城市中心区域租写字楼,办公空间也可大为压缩,这样就节省了一笔高昂的房租,可用于企业创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舆论调查表明,较多的受访者非常认可这一新的工作方式,希望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实施远程办公。
但也要看到,像医疗、物流、销售、环卫等行业是不可能实现居家办公的。网上授课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家庭的贫富差异,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网络环境和电子学习设备完备,而有些低收入家庭没有网络设备,上网课受到影响。另外,父母是否居家办公,对儿童的照护也不同。小地方的学校和大城市的学校在网络通信、在线教育的设施方面存在差异,私立和公立学校的在线教育也存在差异。(https://www.daowen.com)
(五) 疫情下的“孤独”与“孤立”问题
为防范疫情,远程办公、线上课堂、减少出行和聚集、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让不少日本人的心理压力增大。居家工作空间狭小,工作与私生活界限模糊,也造成了一部分日本人内心焦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化,对疫情的忧虑、担心失去工作、收入减少、就业不顺利、生活陷入困顿等导致很多人心情抑郁。还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对日本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孤立”与“孤独”问题凸显。德岛大学副教授山本哲也团队,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的心理影响为目的,面向约1万人实施了网络调查。2021年1月发布的结果显示,“紧急事态宣言”期间,有18%的受访者呈现抑郁状态,且达到了需要治疗的程度,有48%的受访者表示精神压力大。(22)另外,东京等大城市独居女性多,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不少人心理压力增大,孤独感倍增。一些陷入窘困境地的女性缺少亲人的关爱与社会扶持,独自承受痛苦,甚至失去生活勇气选择自杀。2020年日本自杀人数为21081人(较前一年增加了912人),其中,女性自杀人数攀升至7026人,增长了15.4%,仅次于雇佣环境恶化的1998年时增长的23.5%。(23)疫情时期,儿童的抑郁倾向也值得关注,由于长时间在家隔离,缺少和同龄孩子之间的玩乐,一些孩子出现了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的迹象。2020年6月以后,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和工作回归正轨,也有些人对原先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节奏产生了明显不适。
“孤独”与“孤立”问题并不是疫情期间才产生的,它在日本社会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职场、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通常用“缘”来表示。伴随着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的发展、终身雇佣制的衰落、女性更多地走向社会,以及年轻人婚姻观念的变化,“社缘”(公司里的人际关系)、“血缘”(家庭关系)、“地缘”(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淡薄。2010年,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无缘社会》将镜头对准了那些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与家乡和家庭断绝联系陷入“无缘”处境的群体。近年来,一系列“孤独”与“孤立”现象引起人们的重视。日本的单身家庭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独居老年人增多,而独居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孤独死”现象时有发生;此外,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的年轻人也在增多。2015年,日本男性的终身未婚率达23.37%、女性达14.06%;(24)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青少年,即所谓的“蛰居族”已经高达数十万人……
新冠肺炎疫情让日本社会既有的“无缘化”趋势更加明显。2021年2月19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内阁官房之下成立专门机构——“孤独、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时任首相菅义伟任命“一亿总活跃”大臣坂本哲志兼任“孤独与孤立对策大臣”,并从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内阁等部门抽调31名职员。“孤独、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民众的不安情绪,能否真正解决愈加严峻的“孤独”与“孤立”问题,还有待观察。
三、 值得关注的几个社会课题以及
对日本社会的前瞻
疫情下日本出现了诸多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少子化、数字化、性别不平等、东京一极化等课题显得尤为严峻和紧迫,并预示着后疫情时代日本的走向。
(一) 少子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少子化一直是困扰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自1989年日本全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57创下历史新低、造成“1.57冲击”以来,日本社会一直深陷少子化泥淖。少子化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年轻人晚婚、晚育、不婚、少生和不生。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个人的多样化选择也对年轻人结婚和生子意愿产生影响。少子化反映了当今日本社会年轻一代的“生存困难”。对经济的不安以及教育费的担心,让不少家庭不敢生或不敢多生孩子。调查数据表明,越是高收入群体结婚和拥有孩子的比例越高,而低收入群体中未婚的比例却较高。在30多岁的日本男性中,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未婚比例为30.7%,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未婚比例则达75.6%。(25)而女性正好相反,收入越高,未婚率越高。
为扼制少子化的进展,日本政府出台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儿童及育儿支援法》《下一代培养对策支援推进法》《育儿护理休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不少具体措施,如:结婚支援,缩短劳动时间,促进育儿休假制度,倡导男性休育儿假,扩充保育设施,改革性别分工意识,支援女性再就业,扩大生产和育儿的各种补助,减轻父母在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负担,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对多子女家庭进行支援等。2019年日本实施3—5岁“幼儿教育、保育免费化”政策。2020年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实施了免除大学、高中的学费,扩充奖学金的制度。另外,对患有不孕症又想拥有孩子的夫妻,政府在这些夫妻治疗不孕症上给予一定的补助,而且也在酝酿在2022年将不孕症治疗纳入医疗保险。2020年5月,日本政府鉴于少子化的严峻程度,制定了新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提出了总和生育率1.8的目标,以及实现的具体途径。即:对年轻人在结婚、怀孕、生产、育儿等人生重要节点上予以支持,创造有利于年轻人工作和家庭兼顾的环境,对多子女家庭给予经济上的援助等。然而,日本的低生育率现象并未得到扭转,地方的人口减少现象依然严重。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34,新生儿人口为84.08万人,比上一年的86.52万人又减少了2.44万人。(26)
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加剧了日本少子化的程度。在疫情和经济不景气的双重压力下,年轻人的恋爱和结婚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男性正规雇佣劳动者结婚难现象愈加显著。有民间机构预测2021年日本出生人口将低于80万。(27)日本似乎正在陷入一种少子化恶性循环的境地,即:新生人口数量减少→生产、育儿的市场随之缩小,产科和小儿科经营困难,儿科医生转行其他科室→生产和育儿市场萎缩→政府在育儿方面的预算减少→育儿环境恶化→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少子化现象愈加严峻。
(二) “东京一极化”现象有望得到缓解
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的蔓延显示,越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病毒传播越快,感染病毒的人数越多,疫情也越严重。东京都作为首都,是日本各大城市中,功能最集中、企业最密集、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感染病毒人数在全日本一直处于高位,这再次印证了“东京一极化”的高风险和脆弱性。
“东京一极化”指的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社会资本、资源、活动向东京都集中。这一都市集中型社会的形成由来已久,1955年到1970年间,每年有三四十万人口流入东京。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人口向首都圈(也称东京圈)流动的现象更为显著。即便是在经济低迷的2009年,首都圈的人口流入也未停止。为扭转“东京一极化”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1987年制定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提出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多渠道分散东京的城市功能,扭转“东京一极化”现象。1988年制定了《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提出中央政府和民间应采取必要措施,合理配置国土,避免过度集中。2014年内阁通过了“城镇、人口、工作创生综合战略”,试图改变东京一极集中,阻止地方人口减少,促进地方焕发活力。日本政府出台了各项措施,投入也不少,但“东京一极化”现象始终没有改善且日益加深,由此带来诸多大城市病,治理难度增高。与此同时,地方社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少子老龄化现象严重,导致一些中小学校停办,当地就学、就业机会减少,不少娱乐设施、养老设施、医疗设施或撤离或停业,民众生活的便利程度降低,经济缺少活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流向大城市。特别是受东日本大地震和东京电力福岛核泄漏的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速度领先全日本。岩手、宫城、福岛三县的人口10年间减少了4.3%。(28)
新冠肺炎疫情下,远程办公、在线会议、弹性工作、灵活就业等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离开物价高昂、生活成本高的东京,搬到交通便利的地方城市生活,这样一种职住分离的生活方式或许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到地方城市生活的有利之处在于:自然环境好、生活节奏慢、房租和物价相对低廉、人情味儿浓、适合生活和养育孩子、幸福指数高等。远程办公、居家工作的普及让在大城市工作的人到地方定居成为可能。省去了每天的通勤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促进劳动者工作和家庭、育儿、护理兼顾,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也有利于增进与地区社会的联系。劳动者因育儿和护理老人不得不离职的现象也可以得到改善。疫情期间有舆论调查显示,一部分年轻人对到地方生活表示有兴趣。疫情下人们观念的变化预示了未来“东京一极化”现象有望得到缓解。
今后,日本政府应支持大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和娱乐设施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也要以疫情为契机,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和舒适度,积极改善就业环境,吸引更多的都市年轻人、高等院校毕业生、退休后的健康老人到地方工作。地方城市要提升学校教育水平,增加育儿设施,使之更人性化。要完善地方城市的互联网、银行、体育馆等基础生活设施,将一些闲置房屋改造为公共空间。让商业街不仅是消费场所,还要成为民众社交的场所。便利且高质量的生活才能吸引一些企业、大学以及更多的年轻人才到地方定居,并留着他们,只有留住人才,才能扭转地方社会劳动力不足现象,实现地方振兴。
(三) 数字化改革将向前迈一大步
疫情暴露了日本数字化水平滞后的现状。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政府对检测为阳性的病毒携带者的人数、行走轨迹的信息搜集较为落后,疫情下政府决定给国民发放的“特别定额给付金”10万日元。虽然可以在线申请,但手续较繁杂,不少人只得通过邮寄的方式。舆论调查显示,有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后应强化数字环境建设。(29)
日本行政数字化水平与其发达国家的身份不相符。2018年日本行政手续的网络利用率只有7.3%,在经合组织里只排在30位。(30)传统习俗和约定俗成对提升数字化水平产生阻力,如盖章作为一种日本文化根深蒂固,行政办公以及各类证明、证书、申请等习惯在纸质材料上加盖印章。“盖章文化”阻碍了行政办公的数字化发展。另外,日本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较高。2016年日本实施了“个人账号”(My Number)制度,将收入、纳税、社会保险、养老金、育儿津贴、失业津贴、医疗等项目的手续合并为一个个人号码,极大地简化了行政手续,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方便了民众。但一些中小企业和部分民众出于对个人信息泄露和国家对个人资产监视的担心,对“个人账号”制度接受意愿不高。
新冠肺炎疫情让日本政府认识到数字化改革的意义和重要性。2020年12月15日,内阁通过了设置“数字厅”的基本方针,将疫情之前就筹划推进的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数字厅”于2021年9月正式启动。此举将极大地促进无纸化、自动化、数字化办公,加速线上线下的融合,各行各业的经营模式也将发生较大变化。
今后,随着在线教育的普及,成年人也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打造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终身教育体系。还要加大对老年人群体数字通讯使用能力的培训。随着居家工作人员规模的扩大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开发和普及,在线会议将会越来越普及,工作效率将会明显提升。未来以数字化平台为业务的企业会有较快的发展,AI、机器人等自动化发展的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日本民众将更多地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四) 性别分工模式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为促进女性活跃的重点方针2020》等法律和制度在促进女性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保护女性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在日本的某些领域,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女性劳动者工资有上升倾向,女性在企业担任管理职位的人数有增多趋势,认同“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的人在逐渐减少。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如:“M”型就业模式和性别分工模式依然影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男女两性工资差距较大,2019年,女性的平均工资只占男性的74.3%,(31)而西方发达国家占到了百分之八九十。单亲家庭中占86.8%的是母子家庭,而有37.6%的母子家庭年收入不到200万日元,有45.1%的母子家庭生活较为困苦。(32)
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女性产生的负面影响要远超男性。实施“紧急事态宣言”期间,学校停课、保育园放假、丈夫居家办公、护理机构停业,女性不仅承担照顾孩子、护理老人,以及繁重的家务劳动,还要兼顾工作。疫情期间,女医生、女护士和女保健师等职业人士工作时间大幅度延长,工作强度也大为增加。疫情对女性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影响较大,她们大多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餐饮业、酒店业、酒吧业等服务行业工作,有的失去工作,有的收入锐减。不少单亲母亲因担心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后不能照顾孩子,而选择离职或停职,收入大幅减少,生活处境艰难。疫情期间,丈夫居家工作,夫妻相处时间增多,出现了一些夫妻矛盾和摩擦增多的事例。另有统计表明,疫情期间,女性遭受家庭成员的暴力、性侵害案件也较以往增多。疫情让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得到进一步显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占主流的专职主妇家庭已让位于双职工家庭。2015年,日本双职工家庭已占全部家庭总数的66.4%,(33)随着远程办公、居家办公的继续推广和普及,男性对育儿和家务的参与度将有所提升,家庭成员在一起时间增多,夫妻共同工作、共同承担育儿和家务劳动,也许会彻底颠覆“丈夫在公司做正式员工、妻子做专职主妇”这一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疫情也促使日本人的意识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希望能兼顾工作与生活。
2021年的四五月份,印度的新冠变异病毒来势汹汹,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直线飙升,引发全球关注。疫苗能否对病毒产生群体免疫,疫情何时结束,目前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也许人类社会将不得不长期“与病毒共存”。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也将是长期的。以疫情为契机,将带来一场更加深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疫情留给日本社会的思考以及需要解决的课题有很多。能否解决好这些课题,考验着日本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时也左右着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主任、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