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教堂建筑
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信仰对象都是耶稣基督，其信徒都被称为基督徒，因此，三教统称为基督教，在具体提及时才详细区分上述派别。而教会是基督教的基本组织，是基督教各派组织形式的总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教会，在福州建造教堂，传播基督教，作为他们进行文化侵略、殖民扩张的工具。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弛禁，福州的教会活动日益频繁，教堂建筑也逐渐增多，至1949年，基督教各派在榕共建有教堂72座。教堂建筑作为西方舶来建筑的主要类型之一，始终与福州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交织在一起，见证了福州人民的智慧与团结，以及勇于捍卫民族权益的革命斗争精神。
教堂建筑最早于明朝传入福州，其过程具有传奇般的色彩。1625年，明万历、天启的两任内阁首辅大臣叶向高返闽途中，在杭州认识了艾儒略（Giulio Aleni），经过思想交流，被艾儒略渊博的学识折服，与其成为好友并盛情邀请他来福州传教。艾儒略精通汉学，被教徒尊为“西来孔子”，他奉行利玛窦（Matteo Ricci）入乡随俗的传教方针，善于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他深知中国社会等级制的重要性，努力结交中国各地官吏和乡贤，寻求传教事业的保护伞。次年春天，艾儒略如约来到福州，第一次与众多士大夫辩论后就令20多人当场受洗入教，连叶向高的长孙也从此信奉天主教，还捐巨资在宫巷兴建了福州第一座天主堂——三山堂。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在福州传播很顺利，很快从省城扩散到周边府县。
进入清朝以后，清廷对基督教时禁时弛。禁教期间，教堂或被官府没收他用，或被民众捣毁，基督徒人数锐减。《南京条约》之后，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陆续签订，其中都列有允许各国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的条款。时任签约翻译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还在《北京条约》的中文约本中私自添加“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为后来教会广置产业、霸占田地伪造了条约依据。借助上述不平等条约，西方各国纷纷派传教士来华传教。1847年1月，美国基督教美部会传教士杨顺（Stephen Johnson）来到福州，拉开了近代基督教在福州传播的序幕。此后圣公会、美以美会等陆续派传教士来福州，他们租住在仓山、中洲岛等地，利用治病、办学等方式宣传基督教教义。
1848年，清廷谕示各地官府将雍正朝以来没收的教堂归还或赔偿教会，于是各教会纷纷向当地官府索还教产。1864年，福州天主教会多次通过法国驻福州领事馆，向福州府要求归还三山堂旧址，迫使福州府在南台岛泛船浦菖蒲墩购买4亩民地作抵偿。1868年，教会在此地皮上建起南台岛第一座天主堂——泛船浦天主堂（旧堂），并将福州铎区总堂从南门澳尾巷迁于此。
1856年，美以美会在仓前建天安堂，成立福州宣教区。19世纪60年代英国圣公会也到仓山传教，陆续建立圣约翰堂、真学堂、明道堂、三一堂等教堂。1866年，美以美会在天安堂召开第一届布道会，将福州的宣教区发展为真神堂、天安堂、福音堂、小岭堂4个牧区。
教会在福州的传教事业表面上看似一帆风顺，实则暗流汹涌。由于基督教借归还教堂旧址的机会强行要求给还，有的甚至强租、强占当地传统建筑作教堂，引发百姓强烈不满。不平等条约中宽容条款的出现，不仅使主教拥有与巡抚同等待遇，连基督徒都受到庇护，因此有投机取巧者加入教会。传教士与教民势力膨胀，肆无忌惮，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扰乱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不仅挑战了士绅的地位，还激化了教会与地方各阶层的矛盾。与清末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教案一样，福州也发生过几次严重的教案，如1878年8月30日乌石山教案、1927年1月14日仁慈堂教案等。
为顺利传教，教会不得不改变方略。首先，教会开始约束教徒的行为，如训导教会人员不参与教徒诉讼、服从中国地方政府的管理等。其次，加强基督教内部团结，促进基督教各派在传教事业上的协同发展。再次，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宣扬教会中国化，以博取中国人的信任。最后，传教环境中国化，从视觉上缓解当地人对西方宗教的抵触情绪，如教堂在显示西方宗教建筑特征的同时，尽量与福州传统建筑结合，外观融合福州特色封火山墙、匾额、对联等形式，内部装饰中国传统图案，还设法遮挡圣坛上的光线，以营造光影微弱朦胧的、中国人所熟悉的寺庙宗教气氛。
通过教会的努力，入教的中国人与日俱增，但教会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依然如故。各基督教教派虽然提倡教会中国化，可是始终将教务与经济大权掌握在洋传教士手中，中国神长教友一直处于无权地位。要真正摆脱外国人的控制，中国人只有建立独立自主的教会组织。1921年，福州的倪柝声——被海外基督教界誉为20世纪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与王载夫妇脱离原教会，自办基督徒聚会处组织。基督徒聚会处初设仓山公园路十二间排，后迁到马厂街继续培植力量，终于成长为中国本土的教派。此后倪柝声、王载夫妇及部分教友分赴全国各地宣传，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相继成立类似的宗教团体。但中国人创建的教派组织力量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洋教会抗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摆脱外国势力的支配。
西方传教士来福州布道，企图通过传教的方式改变这里百姓的宗教信仰，实现基督教化，实施文化侵略，进而掌控中国的未来。但弄巧成拙，福州人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地吸纳了西方宗教文化的有用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培养了黄乃裳、薛廷模、倪耿光、陈锡恩、丁先诚、陈芝美、杨昌栋、张光旭、薛平西、王世静、檀仁梅等一大批基督教界著名人士，他们成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及新时代宗教改革的中坚力量。
下面依据建成时间顺序，讲述几座具有代表性的教堂建筑以及它们的历史变迁。
澳尾巷天主教堂坐西朝东，为混合结构中西合璧式建筑。主体建筑2层，墙上开有尖券窗，顶部设女儿墙。东立面辟有三个门，中门高大，上有匾额。左右边门矮小，上有三角形砖饰门楣，门楣当中泥塑西式图案。正面有“奉旨”“1848”字样刻石和建堂纪事石碑。左右两端建有一对高3层的钟楼，钟楼一层开圆窗，二层设半圆券窗，三层为尖券窗，层间装饰线脚。钟楼顶部设山花，中间开一圆形洞口。教堂内部为中国传统穿斗式木构架，堂内不设座椅，只铺了供跪拜的席子。室内悬挂康熙帝钦赐建堂“万有真原”鎏金匾额及楹联题刻，四周墙上绘有圣母玛利亚、圣徒的画像。在靠近祭坛的地方还摆放当时清朝皇帝的牌位，当教徒向祭坛膜拜时，既向西方神圣致敬，同时也跪拜了中国皇帝。
澳尾巷天主教堂，位于鼓楼区南门外茶亭街澳尾巷口，改造于1848年
1848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对茶亭街澳尾巷一座中式旧建筑进行改造，将正面外观改为哥特式风格，又在左右两边加建一对钟楼，并命名为澳尾巷天主教堂。教堂奉玫瑰圣母为主保，作为福建北境代牧区的主教座堂，是福州开埠后最早建立的天主教堂。
澳尾巷天主教堂的神职人员和信徒的衣着、行为与当地传统的佛教徒毫无二致。这里常住一个或几个欧洲神甫，他们身穿中国的长衫马褂，剃了头梳个辫子，与信众一起点香烛、拔数珠、茹素、斋戒、跪拜等，宗教仪式可谓中西融合。神甫和当地信徒行事低调，极力避免与其他教会组织打交道。原来当地信徒皈依天主教已有200多年，在禁教期间受过残酷迫害，为了保持信仰，也为了保护信众自身安全而采用这样隐秘的方式。弛禁基督教以后，教会心有余悸，仍保持谨慎作风，不过那时福州地区已发展教徒数千之众。
2002年，澳尾巷天主教堂被拆除。
圣约翰堂坐北朝南，为单层石砌仿哥特式建筑，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是福州唯一的以西方圣徒命名的教堂。教堂平面近似工字形，由主厅、门厅、侧厅和圣坛组成。教堂入口设哥特式尖券门，主厅为长方形，西山墙开3个哥特式尖券窗，山墙顶端建有八角形钟塔，上有十字架。东山墙为突出的半圆形圣坛，圣坛两边是侧厅。墙上几组高大的尖券窗将自然光引入教堂，营造出神秘的基督教气氛，进而调动信徒的崇拜情绪，这是圣约翰堂光影的迷人之处。
圣约翰堂，因以石头筑成，当地俗称石厝教堂，位于仓山区乐群路22号，建于1862年
1859年，烟台山的英国侨民团体提议修建礼拜堂和聘请牧师，英国政府的赞助资金及各商行的捐款很快到位，于是聘请香港建筑师设计，随后召集本地建筑工程队施工，教堂于1862年10月2日落成启用。圣约翰堂虽有“国际教堂”之称，却不允许本地居民在堂内作礼拜，只服务于侨居福州的外国基督徒。
圣约翰堂前原本设有一座纪念坊，用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从福州赴欧洲战场牺牲的英国侨民。其实有位名叫叶萱的福州医生，同样值得后人铭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与同盟国作战，由于缺少医务人员，很多伤员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得知消息后，叶萱医生义无反顾地组织医疗队奔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践行一个医者的神圣职责。战争结束后，叶萱医生的高尚医德和英勇行为受到法国政府的嘉奖。
2012年5月圣约翰堂修葺完成，2018年以“烟台山约翰堂”的名称被公布为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教堂前那棵百年银杏越发枝繁叶茂，每年初冬便会披满黄灿灿的叶子，一阵风起，吹落满地，将教堂映照得熠熠闪光，成为仓山乐群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苍霞洲基督堂面向西南，为双塔哥特式风格。教堂红砖砌筑，花岗岩勒脚。平面呈十字形，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2层，教堂主入口设双合台阶，大门门框为石质尖券形，上有“基督堂”石匾额。大门两旁饰石刻对联，对联为：“古月照今人纪念胡公营此座，苍霞开圣域仰瞻会督总斯堂。”中部三层为钟楼，顶部设三角形山花。两侧建4层高的塔楼，顶上女儿墙四端立柱高于其他柱子，外观像点燃的蜡烛。立面开哥特式尖券窗，窗楣饰叠涩线脚。南立面左下角嵌有奠基石碑，上面阴刻“荣归上帝，1924年11月1日诸圣日，奠基者恒会督约翰”。教堂正前方筑有一道砖墙，似中国照壁。
1850年，英国圣公会入福州传教，受到当地乡绅强烈排斥，在南后街建造的该会在榕第一座教堂翠贤堂也被愤怒的民众焚毁。但在传教士的坚持下，福州成为英国圣公会在中国开创的最重要、最大的传教区。1870年，圣公会在苍霞洲租广裕楼作布道所，由于人数不断增加，容纳不下众多信徒主日崇拜，遂购买倚霞桥1号（原门牌号）的一座茶行仓库，将其改为教堂使用。1924年教会决定重建教堂，同年11月1日诸圣日奠基，主教恒约翰（John Hind）证道，时任福建省省长萨镇冰亲临祝贺。1927年11月13日落成，举行祝圣典礼，命名为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主教座堂。1950年，该堂万余名信徒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首先发起响应《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签名活动，在我国割断与外国差会关系、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等运动中起到表率作用。1985年8月11日，教堂更名为苍霞洲基督堂。
苍霞洲基督堂，位于台江区苍霞洲文通弄17号，建于1927年
苍霞洲基督堂雄伟宏大，建造精良，是圣公会在福建修筑的最大的教堂，2020年被公布为福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泛船浦天主堂坐南朝北，为单塔混合结构哥特式建筑。平面为十字形，长约60米，宽约30米，正立面中央为高33米的钟楼。外墙青砖砌造，门、窗框均为石制。钟楼里安放从法国进口的报时大钟，钟楼顶上装有3米高的十字架。北立面对称边门采用了似伊斯兰的拱券造型。堂内左右两边各矗立11根直径约1米的科林斯式水泥柱，顶部呈拱形，似苍穹。内设大小5个祭台，正中祭台供奉该堂主保玫瑰圣母。大祭台背面墙上开3扇镶有五彩玻璃的采光窗户，左右两边小祭台侧面墙上方各安装3扇采光玻璃窗，每扇均绘有彩色天主教圣人或圣女像。教堂纵向两边墙上开有多扇大窗户，光线明亮通透。钟楼二层是一个长20米，宽6米的唱经台，与大祭台遥相呼应。泛船浦天主堂巍峨挺拔，内部空间十分宽敞明亮，是福建省最大的天主教堂。
泛船浦天主堂，全名为福州圣多明我会主教座堂，位于仓山区新民街54号，建于1932年
明崇祯年间，叶向高长孙高州君在艾儒略布道后受洗入教，并在福州城内捐建三山堂。1645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重修三山堂并御笔亲书“敕建天主堂”立在堂前、“上帝临汝”悬于堂上。把持朝政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黄道周均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君臣对天主教大力的保护与推崇，使福州的天主教传播进入鼎盛时期。清雍正初年，三山堂被福州府没收改为关帝庙。1864年福州府以泛船浦菖蒲墩四亩民地抵偿三山堂房产，天主教在新址建单层木构泛船浦天主堂（旧堂），1932年拆旧堂建新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国修会统治福州天主教会的历史结束，泛船浦天主堂率先举起自立革新的旗帜，带领教友们参加抗美援朝反帝爱国运动、与安插下来的反革命集团做斗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泛船浦天主堂认真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将教规教义中积极因素运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及社会公益事业。
1985年，国务院宗教局和省市各级人民政府共同拨款，加上教会自筹资金对教堂进行全面修缮，泛船浦天主堂成为仓山区地标性建筑，吸引无数游人参观。
1996年，泛船浦天主堂被公布为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花巷基督教堂坐东朝西，占地面积700余平方米。正立面南侧建3层高的钟楼，南立面东侧设有侧堂。山墙造型为福州封火墙之变体，屋面双倒水，铺钢丝网、混凝土瓦。采用装配式弧形预制钢筋混凝土屋架，跨度达15米，架设于两侧石墙中部伸出的石榫槽上。教堂内设圣坛、祭台、讲台、礼拜大厅、会众席等，整个教堂（包括附属堂）能容纳约2000人同时参加礼拜。钟楼尚存教堂用钟，为1950年刘扬芬牧师模仿天安堂铜钟样式铸造，钟上铭刻铸造日期及厂家信息。
花巷基督教堂，原名基督教尚友堂，坐落于鼓楼区花巷7号，改建于1938年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福州革命党人积极响应，筹划福州起义。1911年11月8日，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及体育会会员、南台商团团员、学界300多人，在郑祖荫、黄乃裳等革命党人率领下，于仓前山的桥南公益社誓师后出发，进驻花巷基督教堂所处位置的房屋（原为晚清琉球册封使赵新王府），准备协助起义部队作战。次日拂晓，革命党与起义军进攻驻扎于山上的清军，光复福州的战斗打响。革命军第一炮打中水部水关闸，第二炮命中旗人的将军衙署，几发炮弹过后，旗兵军心更为涣散，残兵四处逃窜。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尽。将军朴寿匿于副都统家中，被革命军诱捕并正法。11月9日福州光复，十八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榕城上空。
1915年美以美会购买了赵新王府，有左、中、右三座各三进。1938年许荣藩牧师主持改建工程，由福州近现代著名的建筑师林缉西负责设计，将中座第一进穿斗式木构房改建为石构单塔哥特式教堂。清朝遗老、末科状元王仁堪亲笔题写“基督教尚友堂”堂名，使教堂在民间享誉盛名。1949年基督教尚友堂关闭，1979年9月重新开放，改名花巷基督教堂，成为福州市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会与福州市基督教协会驻地。
1992年，花巷基督教堂以“辛亥革命福建军总指挥部旧址”的名称被公布为福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