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建筑
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为基督教服务的中国青年，目的是为传教服务。随着福州的开埠，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会便陆续派传教士来福州，他们边传教布道边开始筹办学校，从此福州成了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
福州的教会学校办学始于1848年，美国美部会在南台保福山（今吉祥山）建立教堂，并在教堂内办了一所小学，成为福州最早的教会学校。之后福州格致书院、鹤林英华书院、三一书院、毓英女子初级中学、文山女子中学、陶淑女子小学、陶淑女子中学、福音精舍，以及专为传教而立的福音书院、圣学书院等教会学校相继创立。随着基督教教育的蓬勃发展，教会学校的办学层次、规模也朝着更高、更大的方向推进，先后创办了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和福建协和神学院3所大学。
教会学校是宗教和教育的结合体，而且宗教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为传布宗教，实行宗教、奴化教育而开办的教育机构。学生入学后必须学习基督教礼仪，学会虔诚地礼拜、餐前祈祷等，时刻不忘“一切皆由主赐”的教诲，如果没有按要求做到就会被体罚或责骂。有的教会学校还规定不入教的学生就得不到毕业文凭。
教会学校坚持以“圣经”为核心课程，把“圣经溯源”“宗教大纲”等列为必修课，除此还教授简单的英文、算术、几何、生理、地理、历史、音乐等知识。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本地的传教士，女校则为教会及其学校提供女传道、牧师娘和女教师。其终极目的，传教士毫不避讳，即“中华归主”，这里所谓的“主”，表面上说是上帝，实质上就是指帝国主义列强，潜藏着让中国归顺帝国主义国家的深层含义。
教会学校开办初期招生十分困难，经常每个班只有几个学生，最多时也不会超过10人。传教士们很快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以战胜者姿态入侵中国，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宗教若要为中国民众接受，必须采取“文化复合”的方式，即从中国化、世俗功利事情做起，努力与民众拉近距离，博取他们的信任，赢得他们的好感，才能为传教事业开好头。英、美传教士经过调研，发现中国传统的民间教育机构被称作书院、书斋，便如法炮制，更改所办学校校名。传教士还取中文名字、学讲当地话等，以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为了缓和文化矛盾与冲突，采取妥协之道，在强调英文教学的同时，增加国文的讲授课程。中国化、世俗化还体现在教会学校有意识地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语言，结合西式建筑技术、体量、多变构成等，建造中西合璧的校舍。此外，通过免学费，发放衣、食、用等物品，甚至还给学生家长一定的经济补贴等手段，来吸引贫困家庭的子女入学。教会的一系列措施逐渐有了成效。
教会学校英语授课教员都是地道的洋人，教学效果很好，培养的学生可以轻松报考有外语要求的邮政、海关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上令人向往的职业。教会还会提供信息，帮助联系国外高等学校，推荐优秀毕业生到欧美各国留学深造。由于教会学校有以上种种便利，申请入学的学生逐年增多，学校的影响力也一天天扩大，促进了教会学校的稳步发展。
当时，英华、格致、三一是福州中学男校的佼佼者，华南、文山、陶淑则是女校的三鼎甲。父母及子女以能进入这些教会学校读书为荣耀，因为这几所教会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好，大部分学生可以升入大学，或者出国留学，或者直接工作，入职“金饭碗”（海关）、“银饭碗”（邮政）、“铜饭碗”（盐务）、“铁饭碗”（洋行）等高薪又稳定的新兴行业，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
教会学校虽然设在中国的领土上，却不用向中国政府备案，他们有自己的管理体制，从来不受我国政府的约束，严重侵犯了我国的教育主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外国文化租界”。当时，大量有爱国心的人不满于教会的霸权行径，尤其是教会学校的爱国师生，他们对教会学校的野心清楚得很。因此，教会学校生怕学生参加反帝爱国革命运动，想方设法遏制学生的进步思想和排外情绪。教会学校的教育也的确腐蚀了一小部分学生的灵魂，崇洋的思想慢慢滋生。这种思想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清朝和民国政府的腐败，给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入侵造成可乘之机。不过还有更多具有爱国正义感的学生，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而抗争。1905年，美国欲迫使清政府续订《中美华工条约》，排斥和虐待旅美华工，激起中国各界的反美爱国运动。福州英华书院学生积极响应，不惜退学与该校主理（即校长）和美国领事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清末帝师、时任福建省教育会会长陈宝琛十分赞许学生的爱国行动，设立“全闽公学”（后改称商业学堂）收容遭到退学的200余名学生，给爱国学生运动以实际的支持与帮助，体现了中国文化人的使命与担当。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进入觉醒阶段。从1922年开始至1927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又进一步扩大为反文化侵略运动，这迫使中国政府做出“收回教育权”的决策。此前大多数教会学校都在美国注册，没有一所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1925年1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凡是外国人捐资设立的各等学校，都必须向中国教育行政官厅递交申请，获得认可方能办学。还规定校名前要增加“私立”二字；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设有董事会的学校，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的半数以上；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目的，课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等。
《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颁布后，在中共福州地委的大力宣传、支持和领导下，福州各界民众及师生团体立即开展有组织的、自觉的反帝行动。福建协和大学教师陈锡襄联络福州各教会学校进步师生，成立“福州教会学校立案委员会”，准备同各教会学校负责人商谈向我国政府立案事宜。但各教会学校负责人或推诿或不理睬，一些深受教会影响的华人教师和教职员工还从中作梗、阻挠。陈锡襄意识到通过和平方式不可能解决问题，要收回教育权必须采取强硬的办法。
1926年年底，北伐初步告捷，国民革命军进入福州，榕城人民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27年3月24日，陈锡襄组织各教会学校进步师生及群众千余人，以“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为口号，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学生的革命运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与支持，声势不断扩大，极大地震慑了帝国主义者和反对势力，使他们意识到福州人民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决心。同年9月，全省各级教会学校陆续改归当地政府部门管理，各校外国主理先后辞去职务，由中国人出任校长，校名前冠以“私立”二字，必修科“圣经”也变成了“三民主义”。
可是，教会学校改制后名义上由华人校长主持校务，实际上重要权力仍操纵在洋人手上。民国政府教育当局欺软怕硬，对教会学校没有形成有效监管，因此“收回教育权”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真正收回了教育主权。
接下来，介绍几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建筑及学校办学、发展情况。
毓英女子初级中学教学楼坐北朝南，为2层红砖砌筑中西合璧式建筑。大楼中轴对称，南立面左右两端房间向前突出，屋顶为西式四面坡与中国传统歇山式结合。建筑南北立面中部顶端均建有西式三角形山花。
1859年，美以美会在麦园路创办了福州第一所女子学校，名为毓英女子初级中学。1873年校方买下外商的一座茶行大楼作校舍，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提供办学经费，主理校政者皆为美籍女传教士。1927年学校向民国政府申请立案，更名为福州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1952年7月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接管，并将福州私立寻珍女子初级中学和福州私立邮电学校的女生并入，成立福州第二女子中学，办学规模由初级中学升格为完全中学。1956年学校更名为福州第十六中学，开始男女生兼收，结束近百年的女校办学历史。
毓英女子初级中学教学楼，位于仓山区麦园路35号，约建于19世纪60年代
毓英女子初级中学培养了一位著名的女生，她就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女博士、世界妇女代表许金訇。1866年，许金訇出生于福州仓山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受父亲影响，她思想开放，不受腐朽习俗所束缚。她先在毓英女子初级中学学习，后到福州马高爱医院学医，18岁时得到医院院长西格尼·特拉斯克（Sigourney Trask）帮助，联系上美国的海外妇女传道会，获资助赴美留学。许金訇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文化、生活、学业等重重困难，在异国他乡苦读十年，终于取得医学博士学位。1895年学成归来，回到马高爱医院行医，并兼任该院院长职务。因医术高超，不久又被美以美会派到城内乌塔附近的娲氏纪念医院任院长，专门为妇女、儿童治病。她既诊治病人又开班授课，培养本土女医生，以帮助更多的病人摆脱病痛。1897年，李鸿章委派她参加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妇女选举社团国际联盟”成立大会，她以渊博的学识和流利的英语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女性的风采。许金訇一生都献给了医学事业，她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为世人景仰。
2000年左右，毓英女子初级中学教学楼被拆除。
陶淑女子学校校园面积10余亩，由教学楼、宿舍楼、办公楼、教堂及操场组成。校园建筑均为砖木结构殖民式，外墙抹灰。教堂正对大门，坐东向西，为哥特风格，巴西利卡式平面。西立面设哥特式抱厦，立面开有哥特式尖券门窗和圆窗。教堂北侧为教学楼，方柱拱券外廊。教堂东侧为宿舍楼，凸字形平面，其南面为操场。教学楼北面为单层办公楼。教堂、教学楼、宿舍楼通过外廊连成一个整体，与独立的办公楼形成三面围合的校园空间。
1864年，英国安立间（英语Englican的译音，即英国的）教会租用乌石山弥陀寺部分房间创办女子小学，称作安立间女学堂。经胡约翰夫人（Mrs Wolf）、豪师姑（Miss Houston）两任校长十几年用心打造，学校培养了许多女传道者。1878年8月乌石山教案发生后，学校迁至仓山下渡东窑原中国电报局旧址，名为旧电线书斋。1889年朗彼息师姑（Miss Clara J.Lambert）接任校长，她募得大笔款项，购买了仓山岭后路的地皮并动工建设。1900年新校舍建成，书斋迁入新址，改称陶淑女子学校。学校课程以“圣经”为重，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学生成为向中国妇女传布福音的女传道者。
陶淑女子学校教学楼与教堂，位于仓山区岭后路17号，建于1900年
1927年朗彼息辞职，由国人黄求恩出任校长。学校向民国政府备案，更名为私立陶淑中学，将“圣经”改为选修课。1951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接收，次年，与鹤龄英华中学、华南女中合并为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择麦园路桃花山原寻珍女中旧址（现为仓山区对湖路15号）办学。本处校舍归福建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使用。
力礼堂与美志楼是鹤龄英华书院校舍的组成部分。
力礼堂坐西向东，为单层混合结构哥特式教堂建筑。平面呈十字形，长32.5米，宽18.6米，占地面积604.5平方米。外墙为红砖砌筑，花岗岩勒脚。为了增加强度，外墙使用了多组扶壁柱。屋顶设钢木三铰拱屋架，双坡屋面。礼堂东南角建有高3层的钟楼，内有美国霍华德公司（E.Howard & Co.）设计、麦克辛恩铸钟厂（McShane Bell Foundry Co.）铸造的大钟，钟上铭刻：“E.Howard Clock Co.Boston New York and Chicago.McShane Bell Foundry Co.Baltimore MD.1911”字样。
力礼堂，位于仓山区乐群路18号福州高级中学内，约建于1905年
1887年，美以美会派力为廉（William Henry Lacy）和他的妻子到中国福州传教，并于1887年至1894年在鹤龄英华书院任教。任教期间，为纪念他们双方的母亲，力为廉夫妇与部分校友共同捐建了小礼堂，作为学校礼拜堂使用。因力为廉夫妇提议并带头捐款，建成后小礼堂被命名为力礼堂。
美志楼坐东朝西，为混合结构殖民式建筑。因地势西立面建2层，东立面作3层。正立面两层皆为方柱拱券外廊，柱础、柱头及拱券均为石制，檐口装饰简化的西式古典线脚。各楼层布局相同，都是中间设过道，两侧各2开间。
美志楼，位于仓山区乐群路18号福州高级中学内，约建于1905年
美志楼是为纪念鹤龄英华书院第二任校长、美国传教士施美志（George Blood Smyth）夫妇而建造的，故又名施教室。
1881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武林吉（Franklin Ohlinger）于仓山区鹤龄路创办福州大学，并担任主理，聘黄乃裳、黄乃英等华人参与授课。他引进美国中学的部分教科书，传授数、理、化等学科知识，开福建近代科学教育之先河。1890年，为纪念捐资者、基督徒张鹤龄，学校更名为鹤龄英华书院，福州人则称之为“英华斋”。1928年陈芝美出任第一任华人校长，他爱校如家，爱生如子，提出创建“第一流学校”“第一流教师”“第一流学生”的口号。由于学校前身为教会学校，教学重英轻中，学生国文水平有所下降，陈校长高薪聘请国学名师陈遵统、作家萧乾来校教学，还邀请林徽因、郁达夫等文化界名流到校开讲座，以提高学生对国文的学习兴趣和传统文化修养。学校办学72年成绩卓著，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如林森、侯德榜、陈岱孙、王铁崖、陈景润等。1952年，鹤龄英华书院与华南女中、陶淑中学合并成立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今已成为福州市最优秀的中学之一。
鹤龄英华书院迁走后，原址设立福州工农速成中学，1956年改名为福州高级中学。美志楼现为福州高级中学图书馆，力礼堂则作为学校体操馆使用。
2013年，美志楼与力礼堂被公布为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彭氏楼面向东南，是3层混合结构中西结合建筑。底部为石砌半地下室，设有双重窗门。正立面有突出的2层门廊，一层为石方柱拱券，二层不发券，设塔司干列柱，顶上为露台。歇山式屋顶，覆筒板瓦，屋顶开有老虎窗。室内为内廊式，左右两侧设对称开间。三层作礼堂，楼层为现浇钢筋混凝土密肋式梁板。
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共建有三座校舍，分别为彭氏楼、谷莲楼和程吕底亚楼。彭氏楼居中，为纪念捐资者美国商人彭氏（J.D.Payne），现为胜利楼。谷莲楼位于左侧，俗称谷氏楼，现名和平楼。程吕底亚楼位于右侧，为纪念首任校长程吕底亚，俗称程氏楼，亦称立雪楼，现名民主楼。谷莲楼、程吕底亚楼分别通过三层石柱连廊与中间的彭氏楼相接，形成一个中轴对称且互通的整体。校舍由美国建筑师毕齐（Wilfred W.Beach）设计，建筑十分宏伟瑰丽，又处于山头位置，更显巍峨壮观，惹人瞩目，被时人赞誉为“天国的基督堂”。
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彭氏楼，位于仓山区上三路8号，1911年奠基，1914年建成。1941年遭火灾坍塌，抗战胜利后修复
1907年5月，福州女子大学正式成立，选址仓山区上三路，是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1908年，学校预科班开学，称华英女学堂，设中等师范课程，程吕底亚（Lydia Trimble）为首任校长。1916年，校董事会将校名改为华南女子大学。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重男轻女思想仍很严重，女子上学不易，学校招生困难。为了促进招生，一方面，程吕底亚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取得联系，提议让华南女子大学合格毕业生获得该校文凭，于1922年9月28日获得批准，毕业生还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院学习。另一方面，聘请清末举人黄乃裳、魏建祥、陈之麟、王振先，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如陈淑圭、王世静、李美淑、黄惠贞、陈佩兰等入校任教，通过这些士绅和名门闺秀的影响力，使福州民众意识到提高妇女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经过程吕底亚多年不懈的努力，学校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有了“小姐学校”的美名。学校管理严格，重视教学质量，为社会输送了大批知识女性，她们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1927年，学校成立由5名华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外国人担任顾问。1928年，校务委员会任命王世静为校长，成为首任华人校长。1933年6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准许华南女子大学临时立案，承认中文、外语、教育、家政、数理、化学、生物7个系，改名为私立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34年6月获批准永久立案，同年9月得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享有该校文学士、理学士学位的授予权。195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将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福州大学，1953年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1972年更名为福建师范大学，将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舍作为行政办公楼使用，亦称福建师范大学校部。
2013年，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学楼被公布为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建协和大学校舍为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illiam Murphy，1877—1954）设计，由大小30座中西合璧式建筑组成，它们都有一个中国式大屋顶，主体则为西式混合结构、造型及装饰。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墨菲探索出这种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教会大学校舍，令校方引以为豪，称赞其为“每座建筑都有一个墨菲的宫殿式大屋顶”，当地农民则称之为“大学教堂”。
福建协和大学校舍建筑群，位于马尾区魁岐村中下279号，1922年始建
1911年，世界基督教大会推选高等教育委员会会长高绰博士（Dr.John Goucher）赴福州，与福建基督教各教会商议联合创办大学事宜。经酝酿、筹备，于1915年正式成立福建协和大学，推俾益知（W.L.Beard）为董事长，庄才伟（Aduin C.Jones）为首任校长。开办之初租仓前山美丰银行作校舍。1917年福建协和大学办学质量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认可，可参照美国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办法取得学士学位。翌年，得美国罗氏基金董事会、庄校长之兄嫂捐资，办学条件逐步改善。1922年，择福州市东郊鼓山脚下，闽江之滨的魁岐村为校址，并开始建设各类新校舍。
1927年林景润任校长，遵照民国政府私立大学规程呈请立案，因不符合大学至少要有3个学院的规定，遂以私立福建协和学院立案。20世纪30年代，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增设农学与农业经济学两个系。学校办学35年，聘请了不少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如郭绍虞、叶圣陶、严叔夏、林兰英、余元桂等；培养了1300多名合格毕业生，他们成为科技、农业、教育等方面的人才，其中有郑作新、林兰英、黄维垣、唐仲璋、唐崇惕、俞永新、余松烈、曾呈奎9名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唐仲璋、唐崇惕父女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更是传为美谈。
1951年1月，教育部将福建协和大学和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成立福州大学，校址设在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旧址，同时在福建协和大学校区内设福建农学院。1952年厦门大学农学院并入福建农学院，统称为福建省立农学院，1994年更名为福建农业大学。2000年10月，福建农业大学、福建林学院合并组建福建农林大学。
1958年，福建省立农学院从魁岐村迁往鼓楼区梅峰，大学校舍留给铁路部门使用。1970年，福州铁路局又将校舍移交给福州制药厂（现为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迄今仍在使用。
福建协和大学校舍现存15座建筑，是福州现有最大的近代建筑群，2013年被公布为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对教会学校的特殊作用做了如下描述：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要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帝国主义者幻想通过教会学校教育，使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精英和领袖人物，然后控制这些社会精英和领袖人物，从而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传教士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教会学校却对福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教会教育在福州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使中西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在交流中发展壮大。虽然教会学校文化侵略的动机明显，但客观上传播了科学知识、近代思想及西方新式教育理念，这些对福州的近代教育起了启蒙作用。尤其是女校的诞生，使福州女性的知识水平及各方面素质得到提高，一些知识女性还在世界妇女组织的影响与号召下，带领福州女性迈出妇女解放的坚实步伐。福州近代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名人有罗丰禄、许金訇、林森、黄展云、林长民、刘崇佑、侯德榜、洪煨莲、王世静、郑振铎、陈岱孙、庐隐（黄淑仪）、谢婉莹（冰心）、张钰哲、萨本栋、林徽因、高士其、沈元、陈景润……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颇有建树，成为近现代闻名世界的人物，为福州乃至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