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海关建筑
海关，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对进出关境的货物、邮递物品、旅客行李、货币、金银、证券和运输工具等进行监督检查、征收关税并执行查禁走私任务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其行政组织、人事、征税、财务制度、查缉办法等都是按照本国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制定的，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然而，一百多年前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却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与诱迫下，丧权辱国，将海关大权交给列强，任由他们恣意践踏中国的主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令帝国主义列强始料未及的是在正当的商业贸易中，列强不仅未能打败中国，贸易反而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了摆脱困境，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西贸易变成了在合法外衣庇护下赤裸裸的掠夺。另一方面，于1854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诱逼上海地方官员吴健彰等人，同意由三国各提名1人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接管江海关（上海海关）的征税行政，这就是荒谬的外籍税务司制度，俗称洋关制度。又于1858年11月签订《中英通商章程》，以文件形式规定中国聘请外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使外籍税务司制度化、合法化，并逐渐推向全国，导致各地的海关主权，包括关税自主权、税款收支权等逐步丧失。从此，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出现了一个荒诞的部门——一个只能由外国人担任行政长官且不受中国各级政府管辖的近代海关。海关这一国家经济大门的钥匙就把握在了帝国主义列强手里。
在外籍税务司制度形成过程中，清政府的态度从被迫接受到默认再转向依赖，对这一制度的推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外籍税务司制度，建立在华殖民地贸易新秩序，强制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的有关规定，掌控中国关税（如减轻洋商税负、用关税抵付赔款等），操纵内政外交，实现对清政府全面且有效的监督与控制。随着洋员控制下的海关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影响的日益加深，近代中国海关实际成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利器。
为什么清政府的态度会从被迫接受到默认再转向依赖呢？由于清朝海关仍然沿用传统旧式税收办法，制度不健全，管理又落后，致百弊丛生，从朝廷重臣到各级胥吏贪污成风，使大部分的海关税款落入贪官私囊，而国家府库收入微薄。洋员进入海关虽是帝国主义列强胁迫的结果，但近代西洋海关制度有一套较为科学、严密的征税方法，令税款在各环节不易被侵占。即使侵略者从中掳走丰厚利益，也还是能够增进清政府的国库收入，这对于当时腹背受敌、军需孔急的清廷可以说是求之不得。而且洋员主政的海关还能强化中央集权，巩固中央财政。因为洋员控制的海关税收归中央，封疆大吏掌握的常关税收归地方，这样就解决了清政府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相互抢夺利益的顽疾。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不得不迁就了。
这里有必要弄清海关的几个称谓。洋员进入海关建立新的管理模式的机构，夺取了对外商轮船贸易的监督征税权（后来也负责华商轮船贸易的监督征税），被称为新关或洋关。继续在中国籍海关监督管理下、负责征收国内民船贸易税的关口，被称作旧关或常关。由于新关掌控了海关监督的行政大权，商人进行对外贸易要向新关办理一切通关手续，于是约定俗成，把新关作为海关看待，新关就成了海关的同义词。原来统一的海关被分割成两个部门，一个是名义上隶属于各口清廷海关监督，事实上由各口洋税务司掌握的、征收外商及华商轮船进出口贸易税的新关（洋关）；一个是由中国籍海关监督负责、只保留对从事国内贸易的华商民船征税权的旧关（常关）。
1853年福州茶市开辟，改变了武夷山茶叶须由陆路经江西再到广州出口的局面，可以直接从福州出口，福州的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在广州和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处于困境之时，福州口岸的地位显得尤其突出。因此，《中英通商章程》签订当年，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就急忙来到福州推行洋关制度，筹备组建闽海关。其间虽然受到福州将军有凤、闽浙总督王懿德等地方官员的阻碍，但终因建立洋关已是大势所趋，况且又是朝廷御旨，只是经过一段小小的波折，闽海关便于1861年7月正式成立，关址设在临江的泛船浦。从此福州口岸与中国其他口岸一样，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海关机构，新关（洋关）充当了查缉税务的主角，而旧关（常关）成了配角。
李泰国（1833—1898），英国人。1855年任江海关税务司，1858年任侵华英军全权代表额尔金的翻译，参与起草《中英天津条约》。1861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将外籍税务司制度由上海推广到全国各通商口岸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制定并推行外籍税务司制度。1863年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至1908年共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46年。1866年提出《局外旁观论》，唆使清政府按照西方的要求实行改革。1901年支持帝国主义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有《中国论集》《赫德日记》等
闽海关办公楼，位于仓山区泛船浦海关埕，这里是闽江流经福州市的深水地带，江南岸地面平坦而开阔，方便运输、查验及装卸货物。该办公楼为砖木结构殖民式建筑，北面朝闽江，面阔5间，正中设门廊。1949年春，该建筑失火焚毁
1862年，闽海关在泛船浦中心建起了一座2层的西式海关办公楼，直至新中国成立此处都作为闽海关的关址。该地因闽海关而得名“海关埕”，闽海关东侧通往江边的小巷也被称作“海关巷”。1863年在海关办公楼的东北侧建了一座单层验货厂，验货厂南边是办公室及与之相连的样品室，在伸入江中的地块上建了一座海关码头，用于停泊汽艇等船只。1934年泛船浦江边又新盖一座2层楼房，作为闽海关新的办公楼，设有税务司和秘书、会计、监察等办公场所。接着将办公楼西侧一块约2000平方米的空地辟为闽海关运动场。
历任洋税务司们为了追求舒适与享乐，不停歇地添设办公及附属设施，如各式办公楼、税务司公馆、高级洋员住宅、洋员俱乐部等。闽海关以它的办公楼为中心，对周边土地进行蚕食，从海关埕一直延伸到仓山的乐群路、麦园路、对湖路，闽海关建筑不断增加，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闽海关营前分关办公楼，为砖木结构殖民式建筑。面江7开间，侧面12开间，体量比泛船浦总关还大很多。办公楼一层作为水手宿舍及储藏室，二层为办公室，三层为稽查员及家眷住宅。1988年左右该建筑被拆除
闽海关营前分关港务长宿舍，坐南朝北，为单层四面坡屋顶、砖木结构殖民式建筑。北向闽江，7开间，中间为入口大门。外墙红砖砌筑，列柱拱窗，中式叠涩，中西结合。本座建筑是营前分关建筑群的唯一遗存，2021年被公布为长乐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作为内港的泛船浦已远不能满足闽海关业务需求，各种大型货轮无法驶入泛船浦码头，使停泊在马尾罗星塔港口的货轮逐日增多，轮船管理及货物监管事务骤增。为了方便来福州贸易的大型商船检验通关和缴纳税款，闽海关于1869年在罗星塔对岸的长乐县白兰磹（又称伯牙磹，福州方言，即白色的大岩石）建了一座3层西式楼房，作为闽海关营前港口分关办公楼，另建一座2层楼的监察长宿舍和一座单层楼房为港务长宿舍。后来又陆续建造了一些住宅楼及邮局、瞭望台等，还设置了我国最早的高程标准“罗星塔零点”（简称罗零标高），以方便闽海关开展关务。闽海关营前分关的设置，使白兰磹变成繁华热闹的地区，吸引了大量洋人来此从事贸易、工作与生活。
自1861年闽海关正式设立，至1949年福州解放，作为帝国主义代理机构的税务司鸠占鹊巢，总揽与支配了闽海关的行政管理大权长达89年之久。在此期间帝国主义以闽海关为据点，为所欲为地倾销商品和掠夺物资，同时超越海关职能，攫取种种特权，如取得清廷“顾问”的身份，有创办大清邮政、组织参加国际博览会、出版关税统计等权力。还进行间谍活动，大肆收集情报，内容囊括政界、军事、金融、工业、农林业、银行业、宗教、教育科举等方方面面。虽然洋员把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等带入闽海关，对于消除关务陈弊、改良关政、增收关税等有所裨益，但本质还是在于攫取利益，无法掩饰其殖民侵略的真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