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银行建筑
1844年7月3日福州正式开埠通商，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终于达到。
通商之初，英、美等侵略者们就狂热地幻想着美好的未来，特别是始作俑者英国，他们认为福州人烟稠密，民众富裕，是销售外国纺织物的理想场所。福州最大的优点还是与红茶产区武夷山距离近，运输便捷，是红茶输往英美等国最近的中转站。在他们心中，不管进口与出口，生意前景都是一片光明。可是当他们还在做着发财美梦的时候，噩梦就接踵而至了。
1844年，首任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工作之余就迫不及待地向当地人展销洋布等商品，以为能够获得青睐，可是无人问津。1844年9月，第一艘美国货船在闽江码头停泊月余却颗粒无收，最后只得请求当地官府帮忙，将船上货品贱价变卖，筹够路费方悻悻地驶离福州。1845年10月，英商纪连（Glen）经慎重考察研究后，在上杭路开了福州通商后第一家洋行，从事外国布匹进口和茶叶出口生意，当他热切期待前途顺遂时，却不可避免地失败了。1850年3月，外商康普登（Compton）运来一大批洋布匹，但居留一年以后同样失败地离去。康普登还是第一个从福州成功出口茶叶的外商，但由他托运出去的茶叶屈指可数……
从开埠到1853年，英美等国的商人们陆续运来大批各式各样的商品，包括寄予无限希望的棉纺织品，想不到卖价还抵不上运费，就连他们迫切想要得到的武夷山红茶也没能如愿。他们满怀希望而来，但都莫名其妙、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厄运。
原来这是一场清朝君臣主导、民众鼎力支持的，与帝国主义侵略者斗智斗勇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彼时，清政府是在极不情愿和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通福州港的，时任闽浙总督刘韵珂非常清楚清朝统治者的内心感受，他本人也非常憎恨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但他深知以清廷的实力无法与帝国主义列强硬碰硬，只能采用阴柔之策，即表面上遵守条约规定，让福州正常开埠，暗中联络士绅、商贾及民众，大家联手抵制，让洋人无利可图，知难而退。刘韵珂还明白，英国人主要是为了能够低成本收购武夷山茶而强烈要求福州通商的，只要切断英国人的茶叶贸易渠道，就能让福州口岸失去意义。刘韵珂将计策密奏道光帝，道光帝龙颜大悦，只是再三叮嘱一定慎之又慎、密之又密。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刘韵珂便有条不紊地秘密依计行动。其一，在茶商行经福州的路段节节设卡稽查，严防偷漏现象，使茶贩少有利益可图，令其主动放弃福州而往广州行销；其二，与福州城内外的商贾富甲分析利弊，认为洋人在此通商必定会损害我们华商利益，大家只有团结一致，不与之贸易，令其无功而返方为长久之策；其三，联络士绅，由他们宣导民众抵制洋货。
此计没有走漏一点风声，不仅洋人不知晓，甚至连官府内部也少有知情者。谋略很成功，福州口岸一开埠便陷入困境，英美等国商人败兴而去，留下永不再来的丧气言语。此后，英国对5个通商口岸的贸易进行了评估，认为福州没有商业价值，决定放弃。不久，福州仅剩下10个外国人，其中7个是传教士。
正当大清君臣为这场智斗既避免了武力冲突，又达到不让福州事实通商而额手称庆时，中国的农民起义多点爆发了。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阻断了武夷山茶销往广州的路线，致使茶货壅滞，茶农损失惨重，地方财政入不敷出。上海的口岸贸易也因小刀会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时任闽浙总督王懿德紧急奏请福州暂弛海禁，获得允准后即派人招揽洋商，这为福州口岸的繁荣带来了转机。不久福州港便焕发新机，很快成了中国最大的茶港和世界著名的茶港。1853年至1888年是福州港最辉煌的时期，红茶出口总量稳居全国首位。
武夷山茶从福州直接出口，不仅能省去陆路运费，还能免去在原价之上附加的内地通关税，时间上也较过去提前两个月投入市场，减少了茶叶的损失，大大提高了洋商们的利润。1853年9月，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Co.）率先派买办到武夷山产茶区收购茶叶，成功开辟了从武夷山到福州再到纽约的航线。旗昌洋行的创举吸引了各国商人仿效，他们都迅速加入茶叶出口贸易队伍中。
洋行是指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的商行，也指跟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华商商行，但这里专指外国人在福州开办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业机构。1854年3月，英国人嘻唎（F.G.Hely）在仓山购买土地并设立宝顺洋行（Dent& Co.），成为第一个在驻福州外国领事馆办理正式注册手续并建造了西式楼房的洋行。此后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从泛船浦一直延伸到梅坞路，形成一个新兴的商业街区。
洋行从事茶叶贸易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商品交易，使福州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创新高。当时广州、上海、福州三个港口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90%，其中福州仅次于上海。源源不断的巨额税收支撑了地方财政，也充盈了中央国库，为后来的洋务运动提供了充足的经费。
早期的洋行建筑多采用殖民式建筑样式，一般只有2层，规模较小，集办公、居住于一体。后来随着生意开展，资金充裕，逐渐将办公与居住功能分开，有的还设有庭院、仓库、娱乐设施等。当时，在福州发展最好的洋行有旗昌洋行、怡和洋行、禅臣洋行等。
福州旗昌洋行大楼坐西向东，为2层混合结构、带有架空层的殖民式建筑，面阔5开间，进深6开间。首层地面采用架空式空铺结构，面层装饰花岗岩，上有方形门洞和拱窗。东立面中部设双合台阶，入口处为方形石柱门廊，上为露台。外廊不发券，均用木框玻璃窗封闭。浅色花岗岩列柱，柱头仿爱奥尼亚式。
1819年，塞缪尔·罗素（Samuel Wadsworth Russell）被普罗维登斯的爱德华·卡林顿公司（Edward Carrington & Co.）任命为经理，派往中国广州从事鸦片生意。虽然当时中国禁止鸦片贸易，但是有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洋商们有恃无恐，从中赚取了巨额利益。1824年罗素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旗昌洋行，在福州经营丝绸、茶叶和鸦片等进出口生意。旗昌洋行发展势头迅猛，1842年已成为美国在华最大、最成功的贸易公司。后来由于福州人民坚决抵制鸦片以及茶叶生意的衰落，1911年旗昌洋行关闭福州的公司，率先转战航运业，很快又在新领域中取得领先地位。此后，福州旗昌洋行大楼为日本三丰洋行使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敌产被我国政府没收。
福州旗昌洋行大楼，位于仓山区观井路7号，约建于19世纪60年代
20世纪90年代，该建筑为福州市仓山区交警大队办公使用，21世纪初经福建省质检站鉴定为D级危房，不能作为办公场所，尔后建筑空置。2003年1月15日的一场大火将楼内木结构化为灰烬，仅剩二层以下砖石外墙。2006年南江滨大道建设，该建筑残余部分被拆除，石构件散落民间。2013年，福州旗昌洋行建筑的部分石构件作为展示品，出现在广州万科“金域蓝湾”的售楼处门口，曾经气势非凡的洋行建筑以这样的方式重现世人面前，令人感慨万千。
福州怡和洋行大楼正立面中部8开间向前凸出约0.5米左右，入口处设弧形台阶。首层地面采用架空式空铺，面层为花岗岩，上有拱形通风口。一层石砌方柱拱券外廊，二层不发券，砖砌方形列柱，设宝瓶造型水泥栏杆。二层四端两列柱中间封闭，上开木框玻璃窗。檐口装饰多层线条和枭混曲线断面线脚，凸出的外廊顶部设有女儿墙。
怡和洋行是一家与英国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洋行。创办之初，它紧随英国政府，坚持在英国的殖民地开办公司，然后从帝国的侵略战争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获取不义之财。后来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与英国政府统一步调，及时调整公司的发展策略。
1832年7月1日，苏格兰裔英国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在中国广州创办了渣甸洋行。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广州招募十三家财力雄厚的中国商行，作为代理海外贸易业务的牙行——十三行，外国人必须通过他们才能完成进出口生意。在十三行里伍秉鉴创办的怡和行最具实力，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渣甸倾羡怡和行的名气与实力，为了自己生意便利，竟琢磨出傍名牌的歪主意，将公司更名为怡和洋行，成了怡和行的山寨版。渣甸不择手段，唯利是图，被中国人称作铁头老鼠。他贩卖鸦片起家，而后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等到英国高价出售，赚取高额利润再用于走私鸦片。怡和洋行迅速发展成远东的“洋行之王”。1840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狠狠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者，渣甸闻风丧胆，逃回伦敦游说英国国会发动侵华战争。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与渣甸沆瀣一气，在他们的煽动下，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福州怡和洋行大楼，位于仓山区泛船浦海关巷4号，约建于19世纪60年代
1843年渣甸去世，怡和洋行继续对华走私鸦片。1872年开始多元化发展，除了贸易，还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务，经营船务、银行等。1912年在上海设立总部，通过结交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中的实权人物，极力谋取巨额利润和特殊利益。时过境迁，新中国成立后，怡和洋行不得已于1954年关闭在华最后一家办事处，黯然将公司总部迁到香港。1984年中英磋商香港问题并签署《联合声明》，是年怡和洋行将公司注册地点由香港迁往百慕大，又于20世纪90年代初，将公司及旗下多家子公司的上市地点从香港移至新加坡或者伦敦。虽然注册地、上市点发生转移，但怡和洋行在香港仍本固枝荣，影响无所不在，香港许多地方以怡和洋行及其创办人命名，如渣甸山、渣甸坊、马地臣街、怡和街、怡和大厦、怡和午炮……新世纪，怡和洋行仍然努力坚守着经营了一百多年的香港和潜力巨大的中国内地市场，续写着自己的未来。
2005年，福州怡和洋行大楼因建设南江滨大道被拆除。
福州禅臣洋行大楼高2层，面阔7间，砖木结构，殖民式。建筑坐南朝北，面向闽江，青砖砌筑，粉饰水泥砂浆。门前有半圆形码头和用来拴绑轮船缆绳的石墩，以及装卸货物的台阶。大楼右侧有通往泛船浦前街的小巷，水陆交通均很便利。
禅臣洋行是一家跨国公司，总部设在德国汉堡市。1846年禅臣洋行先在中国广州设立分行，后在上海设中国总行，接着又在天津、汉口、青岛、福州等地陆续开辟分行。该洋行所经营的业务分主业与副业，主业为销售德国工业产品、化工材料、西药等。副业为在华开办工厂，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将中国土特产品二次加工后返销中国市场。副业还涉及保险业务、易货贸易等。
福州禅臣洋行大楼，位于仓山区泛船浦前街21号，约建于19世纪60、70年代
1897年，禅臣洋行在仓山程浦头建名为德律风（英语telephone的直译）的磁石电话总所，供桥南各国领事馆、洋行及洋人住宅使用。1912年，禅臣洋行的电话交换设备被刘健庵兄弟购买，后者将之与原官商合办的福州电话公司合并，成立民营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没收了禅臣洋行在华所有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太平洋城项目开发，泛船浦前街一带大量早期洋行建筑被拆除，福州禅臣洋行大楼也未能幸免。
各帝国主义洋行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紧密勾结，共同压榨中国茶商、茶农。洋行实力雄厚，华商无力与之竞争，福州茶市被他们掌控。每逢初春，洋行竞相抬高收购价格，吸引华商前来售茶。当茶叶大量汇聚福州市场时，洋行又降低收购价格，导致许多华商亏本经营。到了茶市末期，洋行又提升茶价，让华商、茶农对来年抱有希望，不至于放弃茶叶生意。
洋行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洋行数量的增加，也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势力的增强。他们不仅控制着茶叶、山货、土货及农副产品的出口和洋货进口，还经营与贸易有关联的金融、航运、铁路、房地产和保险业务等。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使洋行更是肆无忌惮地大量进口鸦片，造成福州白银大量外流，还严重危害百姓身体健康。洋行输入的工业品使本地大量的手工业者破产，加速了福州自然经济的解体，也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世纪50、60年代洋行开始设立工厂，并且逐步形成垄断势力。福州近代经济进一步恶化。
福州向来不缺乏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和团结抗争的民族精神。1906年，陈宝琛、林绍年、林炳章（林则徐曾孙）等10位福州知名人士成立去毒社（全称为去毒社戒烟局），开展禁烟斗争。该机构通过宣传教育，极力劝阻民众吸食鸦片，并设法帮助瘾君子去除毒瘾；会同警务机关或主管官署查禁、没收并销毁鸦片，严惩毒贩等。去毒社的作为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抽鸦片人数骤减，鸦片需求随之减少。到了1911年秋季，福州的鸦片贸易几乎销声匿迹，洋行逼不得已只能转变贸易方向。美国旗昌洋行首先进入航运领域，很快积累了丰厚的资本。怡和洋行紧随其后也结束了罪恶的鸦片生意，然后转战航运业，开始和旗昌洋行竞争航运生意。
19世纪40至70年代，洋行垄断了福州的金融领域，尽管19世纪60年代外国银行资本已开始进入福州，可是势力远不如洋行强大，但外资银行占领福州的野心从未泯灭。19世纪70年代中期，银行在专项业务上的优势凸显，逐步打破洋行在金融业上的壁垒。19世纪80年代，洋行被迫放弃金融行业，转而成为银行的分支机构，从此外国银行主宰了福州的金融市场。
1862年，英国、印度合营的汇隆银行在福州设立代理处，成为第一家在福州开设办事处的外资银行。接着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麦加利（渣打）银行等共7家外资银行先后在福州设立分行。外资金融机构还有一种以储蓄会的形式出现，如法国创办的万国储蓄会福州分会、中法储蓄会福州分会，它们用存款投资有价证券、抵押放款，然后发行有奖储蓄会单，开创了福州有奖储蓄的历史。
福州当时最出名的外国银行建筑有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Ltd.）福州分行和美丰银行（American Oriental Banking & Co.）。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福州分行为2层带1层地下室、砖木结构殖民式建筑。该行坐北朝南，四面环廊，正面7开间，侧面8开间。外墙红砖砌筑，粉饰白灰。地下室上端高于地面约1米左右，外观处理成花岗岩勒脚，上有拱形透气窗。南立面中部设石阶，一层为方柱拱券外廊，二层外廊不发券，设方形列柱，用窗封闭。银行一楼设接待厅堂，二楼为办公场所。银行的档案资料、票据等重要物品保存在地下室，地下室的铁门钢板厚十多厘米，异常坚固，为英国本土专门定制。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简称汇丰银行，寓“汇款丰裕”之意。该行创办于1864年，总行设在香港，是英国设在海外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1866年汇丰银行在福州设分理处，1868年升格为分行，由上海汇丰银行管辖。福州分行经营侨汇、国内外汇兑及押汇业务，是经营外汇指定银行之一。由于各国领事、洋行经理、教会司祭等都通过这里办理经济业务，一些中国富商也与之交往密切，一时间福州分行商贾、名流进出频繁，人气指数飞升，连附近的巷子也因此得名为汇丰弄。19世纪80年代末，福州分行发行的纸币取代了有着悠久历史的福州钱票，同时取得承办清政府外债和收存关、盐两税等特权，其地位越发举足轻重。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发生逆转，日军占领福州并驻扎在该行，银行被迫转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才迁回福州复业。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福州分行，位于仓山区梅坞路57号聚龙尚书苑小区内，约建于19世纪60、70年代
1949年6月上海解放，该行与上海汇丰银行失去联络，香港总行命其拍卖房产，结束银行业务。不久福州解放，福州分行仍未办结手续，经福州市人民政府核准，于同年10月20日关停。福州市总工会出面调解，给每位银行员工发放五个月工资后予以解散，不动产托福州实业银行代管。
此后该建筑被福州市第二医院用作宿舍，2009年经修复，作为仓山区文化馆和仓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使用。2013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福州分行作为“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被公布为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美丰银行为2层砖木结构殖民式建筑，面朝西北，平面呈正方形，边长24米，面阔及进深均为7开间。外墙由红砖砌筑，粉刷白灰。一层为方柱拱券外廊，外墙面装饰中心放射并水平延伸的线条。二层不发券，用窗封闭外廊。屋面历经改造，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飞檐翘角，东南方向屋顶设有老虎窗。
1922年9月，中美商人各投资10万元合股创办美丰银行，中方由陈之麟担任经理，美方为美亚洋行（Meyer & Co.）经理兼任。1929年8月10日美商转让全部股份，陈之麟担任行长，聘美国人为经理，至此转为纯粹的华商银行。
开办之初，经营极盛，可是不久因该行重要职员挪用行款，投机倒把，1927年又被美方经理经营的美亚洋行倒账40余万元，使美丰银行亏损严重，元气大伤。1929年11月银行缩小营业范围，裁员一半，并将在市面流通的钞票陆续收回，仍无法挽回颓势。行长陈之麟因经商失败，挪用行款甚多也携眷躲避他乡。同年12月7日银行倒闭，导致钱款存在该行的华南银行、瑞康钱庄等发生挤兑风暴。1931年，民国福建省政府封闭美丰银行，成立清理委员会，陈之麟亦想尽办法偿还欠款。经多方努力，最终于1944年2月15日偿清债务。
美丰银行，位于仓山区观井路29号弄5号，约建于19世纪50、60年代
该建筑建成一百多年来几易其主，功能也发生多次变化，明确可考的有裕昌洋行（Odell & Co.）、宝顺洋行、同珍洋行（Bull，Purdon &Co.）、基督教青年会、福建协和大学、福建美丰银行、美孚洋行（Standard Oil）、福州制药厂等使用过。因美丰银行最有影响力，故以该行名之。2013年，美丰银行作为“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被公布为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帝国主义在福州设立的银行、储蓄会等金融机构，起初是为在华外商提供经济服务，经营的业务主要为国际汇兑、金银买卖、发行纸币和贷款等，后来从流通领域延伸向生产、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等各个方面，操纵福州的工商业、财政金融、政治和民众生活，并从事收集经济情报活动，对福州的政治、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政府的纵容与支持下，洋行操纵了福州的茶市价格，垄断了茶叶出口权，茶叶不能待价而沽，华商、茶农亏损严重，他们无奈掺假、作伪，又进一步恶化了茶叶质量。而此时的印度、锡兰茶叶则在西方资本的运作下，从茶叶栽培、茶园管理，到产品的加工、包装等，都借助近代科技手段，保证了产品从内在品质到外在装饰的高质量要求。19世纪90年代，印度、锡兰生产的物美价廉的茶叶终于击败了历史悠久的中国茶，成为世界的新宠。1890年福州有7家洋行停业，1891年最有实力的美商旗昌洋行、英商天祥洋行也相继停办茶叶生意。茶农更是苦不堪言，被迫放弃赖以谋生的行当。到19世纪末期，由于茶市不景气，福州口岸的对外贸易又变得萧条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