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构建了带概率参数的制度补贴模型，通过制度补贴考察了制度的公平性问题、制度风险及风险规避的主要路径，可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住房公积金制度公平性问题极为突出。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缴存制度的运行给予职工每月最低补贴率仅为0.82%（A=800，kp=5%，N=5），而最高补贴率达6.77%（A=10000，k p=12%，N=5）；若考虑低贷工具的补贴效应，每月最高补贴率至少扩大到7.43%；若考虑高收入人群已将住房消费已完全理入货币工资，则每月最高补贴率高达19.43%；即最小最大补贴额分别为6.6元和1 943元，差距极大。而差距扩大的关键性原因则在于住房消费理入职工货币工资的缴存制度工具的设计。因此，制度设计不公问题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公基础上的福利延续，而住房公积金运行机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

第二，住房公积金制度已处于高危风险状态。从各项制度工具整体运行视角来看，制度并未形成世界银行仅考察低存低贷制度运行所产生“劫贫济富”的事实，但“劫贫济富”的运行机制随时间积累逐渐显现。若考虑强缴工具设计存在的不公，制度则存在“嫌贫助富”的价值取向。更进一步，制度难以实现对最低收入人群的覆盖，侧面反映了制度“弃贫助富”的现实取向。从制度目标实现程度考察，制度补贴分布的极度不均成为房价高涨的间接推手，进而降低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可支付能力，其与高房价成为制度最终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制度风险不断加剧。因此，制度补贴分布的极度不公及其所带来的目标实现程度问题，导致制度处于存废争论的高危风险状态。

第三，制度阶段性目标调整、制度工具的改进和制度环境完善成为制度风险规避的主要路径和突破口。从制度最终目标考察，制度阶段性目标应由“促进住房商品化”转向重点以“提高中低收入人群解决自住住房能力”的目标。住房消费理入职工货币工资程度理论为目标转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突破口，而这一理论也成为缴存率工具随收入变动而变动进行合理改进的理论支点。低存低贷工具则从“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视角，依据居民收入结构，调整不同时期段存贷的利率结构和利率水平，在不损害中高收入人群利益的基础上，重点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与此同时，建立政策性住房与公积金个贷定向衔接制度、建立分割性住房产权制度，以及建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职能与金融职能分层运行的管理制度等，成为制度保障功能与金融功能协调，规避制度运行风险的关键性要点。

【注释】

[1]二次分配的修正理论指出，已有工资中包含部分住房消费因素，尤其在房改试点的历程中，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职工的工资中包含一部分住房消费因素。

[2]这一失败因素，从所查阅资料来看，并没有得以总结，即使上海试点住房公积金制度，其1991年颁布的《上海市住房公积金暂行办法》并没有体现资产建设保障的意识；在中国仅2008年文献1开始注意到住房保障的资产建设，虽没有对房改进行反思，却意识到资产帮扶的重要性。然而，此时公积金制度的建立恰恰适应了资产建设保障的需要。

[3]这一时期，个人抵押贷款除上海外，在其他试点地区并没有在其颁布的规定中出现，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使用于住房建设，尽管这一时期公积金成为单位住房建设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

[4]住房公积金缴存在实际运作中以职工上一年平均工资为基数。为测算方便，本文以上一个月工资为基数，不影响整体补贴额度测算以及后文给出的结论。(www.daowen.com)

[6]对高收入人群，企业缴存部分的性质在后文将进一步深入探讨。

[7]2008年10月9日，商业银行存款利息不再征收利息所得税。

[8]由于企业缴纳部分为职工住房工资，此时假定企业不缴纳公积金而直接将此部分发放给职工。

[9]目前制度阶段性目标及目标群体定位不准，也是制度风险凸显的重要原因，后文将对制度目标的重新定位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深入论证。

[10]在公积金缴纳过程中，存在各种变相不缴纳公积金的企业和个人，其关键之一在于中低收入的缴纳职工并不能从公积金缴纳中获得明显收益，且认为其成为高收入群体避税工具而产生抵触情绪。覆盖面在现行法规督促下不能显著提高可能与此有关，私企与员工对不缴纳公积金的私下交易和众多废弃公积金制度的呼声则为有力的佐证。

[11]具体实践中，为防止缴存率设计过于复杂，可对缴存基数的上下限进行适当控制；而新制度设计中，为防止高收入人群缴纳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保障公积金来源稳定，可对高收入人群企业缴存率上限进行限制，如5%或更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