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新生代具备成为公共外交主体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不等同于必然性，受全球化、当地文化、华裔代次、认同等因素的影响，华裔新生代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公共外交主体。

（1）华裔代次的增加的影响：认同的淡化与自强不息精神的褪色。随着久居国外时间的增加，老华裔逐渐远去，华裔新生代无法经历老华裔所经历的事情，难以透彻地理解他们的中国情结，而与所在地文化的长期接触中，文化被逐渐的接受、理解与习得，文化适应的策略转向同化，华裔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是当地人。访谈中泰国留学生C是第三代华裔，已经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一半中国人一半泰国人”，所以华裔代次的增加和为当地文化渐趋同化的事实都可能导致华裔新生代认同感降低，尤其是在身份认同上，这直接影响着华裔新生代承载公共外交职能的传播意愿。另一方面，随着代次的增加，华裔新生代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越来越优越，再难有艰难的环境激发他们的斗志和创造力，加上随着濡化的深入，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减少，对当地文化学习增加，跨文化适应的难度降低，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自强不息的精神可能会褪色。而且这种情形在访谈中也已发现，这些变化影响着华裔新生代的潜在传播影响力。

（2）当地文化的影响和濡化策略的选择影响华裔新生代的认同。华裔新生代虽然从小出生在国外，但是因为家庭教育和华人聚居文化的影响，华裔新生代仍旧需要对当地社会进行跨文化适应，而跨文化策略的选择与当地社会文化的特点紧密相关，即当地文化的包容性影响着华裔在当地的生活及文化适应，进而影响着华裔学生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华裔在一个文化包容性很强的国家生活，对比其他国家文化，没有感受到压迫感，反而会对这种包容欣赏有加。而文化包容性的另一面是文化的吸引力，包容性强的文化，能够吸收不同外来文化的优点，对于外来文化秉持客观与欣赏的姿态，文化排斥事件很少。如果当地文化的包容性强、吸引力大，那么随着代次的增加、文化适应的深入，华裔对于当地文化的认同感上升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下降会同步发生，出现泰国留学生C所说的“一半一半”或完全不是中国人的情形都是可能的，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现在已经很难区分谁是泰人，谁是华人了”，“泰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一个华人社会了，泰国华人已经彻底同化进当地社会。”^[36]

（3）全球化影响文化认同。全球化是一个新出现的概念，由Marshall McLuhan（1962）在其著作《The Gutenburg Galaxy》中提出^[37]。虽然概念被广泛使用，但是一致的意见并没有达成，在早期的概念中，McGrew将全球化界定为多样性的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联系，并认为这些联系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认为这是一个全球一村的过程^[38]。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对全球化概念得以扩展，单波认为此概念表达出时空压缩与人类关系结构和范围改变、文化同质化、价值观聚合等意义^[39]，而这样的现实图景实际存在着：世界终将沦为美国的地球村，在这个地球村里，众人讲带有美国口音的英语，穿李牌牛仔裤，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用微软软件，听摇滚或乡村音乐……^[40](www.daowen.com)

不可否认，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沟通手段的国际化为世界各国的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与机遇；全球化越深入（持续越长久、涉及面越广、力度越大），跨文化交流就越密切，跨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既是多文化的相互作用，也是指个别文化与以经济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为体现全球化取向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而前全球化时期民族文化也已形成与惯性化，这与全球化自然对立。而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制约了不同文化自我防卫机制的发挥，民族文化容易丧失自我保卫机制，沦落为弱势的一方^[41]。强势文化的推进和传统文化的式微意味着华裔新生代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认同感的下降，出现厄瓜多尔留学生F所描述的跟其他国际学生没有区别、“就是玩”，进而在文化全球化强势推进的狂欢中丧失精神家园。

毫无疑问，华裔新生代是海外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人，也是直接参与全球化的群体。他们虽然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随着代次的增加、文化融合的深入和全球化的影响，这些联系弱化以及认同感的下降是一个可能出现的事实。所以，华裔新生代成为公共外交主体，承载公共外交职能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但这个过程并非自然而然的。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如何避免华裔新生代为文化全球化所过分同化，保存海外中华文化，不仅是对海外华夏儿女文化认同感的挽救，也是华裔新生代能否承担公共外交职能，有影响力地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关键所在。因此，对华裔新生代进行公共外交素养教育显得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