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永安的土匪非常猖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永安全县有土匪武装二十余股、匪徒约两千余人。他们潜藏在城镇乡村，袭扰新生的人民政权，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剿匪反霸，是永安人民的迫切要求。永安县委第一任书记郭克勇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民除害第一条。”

1951年4月，剿匪反霸斗争已近尾声，全县只剩下王仁峰一股土匪仍在永安与大田交界处进行破坏活动。在永安地委党代会上，郭克勇率先表态说：“做一个共产党员，就要为人民除害，我代表县委向党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这股土匪！”郭克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党代会一结束，他就召集县委与部队同志连夜研究剿灭王仁峰土匪的计划，第二天就带着部队出发。他白天向群众了解匪情，晚上与部队一起出动剿匪。苦战几个月，剿灭了王仁锋股匪，击毙了王仁峰。

永安在剿匪反霸的基础上，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当时，郭克勇下农村调查回来，针对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对县委同志说：“土改后，我们要看到群众两个积极性：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二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同时还要求做好土改工作的回头看。1951年，永安县就出现了林罗志、陈木老等几个有名的互助组。1952年，全县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达8869个农户，占总农户的42.2%，但工作进展还是不太令郭克勇满意，他手捧着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文件对大家说：“县委同志都要下去办组办社，领导农民走大道，实现共同富裕。”并亲自带领县委深入基层，吃住都在农民家里，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访问，一片田一片地察看土地好坏，分布远近，与群众一起研究土地评产、分等、生产投资、入社和分配等各项具体规定。在他的带动下，当时永安地、县、区三级党委领导都亲自带领得力干部下乡去，直接掌握试办工作。此后，他召集区委书记整整开了半个月会议，一是学习中央文件，二是介绍办社经验，三是交代办社政策，最后要求各区委书记作出保证：“只许办好，不准办坏。”这一年，永安试办了12个社，连同原来的4个社共计16个社，农业生产合作社耕地面积一般都比建社前扩大50%左右，粮食每年平均增长二至四成，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甚至成倍地增长，农村副业生产日益兴旺起来。地委、省委还批转了郭克勇写的永安县试办合作社的工作总结，号召各地学习永安办社经验。

1954年底，根据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永安县开始进行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的工作。在布置会场时，郭克勇拟了一幅对联：虚心检查过去工作，认真部署今后任务。那时，会场没有讲台，只有一张桌子，只买了一条床单铺在上面，郭克勇一看就生气地说：“我们不能搞铺张，讲排场，做那些愧对老百姓的事，真正体面是革命，我国人民一向敬重淡泊朴素，只有那些腐败分子，才专门搞奢靡浮华，把排场当作体面事。”工作人员挨批后，立即把床单撤掉了。(www.daowen.com)

永安解放时，郭克勇是县委第一书记，1953年5月永安地委为加强县委工作，又派邓超来担任县委第一书记，郭克勇改任第二书记，郭克勇并未计较自己的名利地位，主动配合邓超工作。他说：“当什么官，都是党组织分配的一种职务，不管第一、第二，都要为老百姓办事。”在粮食统购统销的紧张日子里，郭克勇在安砂，邓超在西洋，他们互相尊重，相互交流意见，齐心协力搞好工作。

县委一班人在生活上也克勤克俭。按照当时的规定，县委领导可以吃中灶，可是郭克勇说：你们去看看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吃得比老百姓好多了。他一直坚持不办中灶，一日三餐都在机关食堂吃饭。郭克勇生活朴素，几乎没有一件好衣服，多年穿着老布袜、解放鞋，戴着一顶褪色的帽子，下农村不骑马、不坐车，经常只带一个干事，一个警卫员，爬山越岭，步行几十里，来去不接不送，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