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即位之初，面临许多重大的问题：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汉族奴隶大量逃亡，满族人不断遭到汉人的袭击；更为严重的是，武装暴动震撼着后金在辽东的统治。

经济面临崩溃。清太宗即位才半年，第二年春就遇到了大荒年，“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盗窃盛行，牛马成了盗窃的主要对象，凶杀、抢劫到处发生。皇太极叹息说：“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可以说，经济已到了破产的地步。

军事上接连失利，使整个局势充满危机。

面对这样的境况，为了解决内部危机，皇太极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抚汉联蒙。皇太极知道，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因此对努尔哈赤歧视汉人、压迫汉人、杀害汉人的措施适时做出调整，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皇太极宣布：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结果“逃者皆止，奸细绝迹”。他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成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他采取具体步骤，从多方面来改善汉人的政治、经济状况，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皇太极优待汉官，笼络汉族士人，说“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下令对汉儒实行两次考试，选拔428 名秀才，发挥他们的作用，起用一部分人到文馆中工作。皇太极这样调整政策的结果，“民心大悦，仁声远播”。这些调整政策，顺应民心，得到了汉族人民的认同。

同时，皇太极十分重视学习汉族文化。他认为明罗贯中所著 《三国演义》 含有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对于指挥打仗很有借鉴作用。他命令翻译这部书为满文，使之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清朝将领。与对待汉族不一样的是，皇太极主要着力于笼络蒙古贵族，与他们进行联姻，以达到合作结盟的政治目的。

在农业生产方面，皇太极采取了一些列有成效的措施：停止妨碍农业生产的建筑工程，禁止屠杀牲畜，禁止满人擅取汉人财物，禁止放鹰糟蹋庄稼，实行“三丁抽一”政策：一家三丁，一人出去打仗，两人留下从事生产，以保证劳力。这些措施，发展了农业生产，使后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实行了满汉分居、将汉人编为民户的政策。早在天命时期，努尔哈赤就曾经下令将汉人全部编入一种叫作“拖克索”的农庄。努尔哈赤按满官的品级大小把汉人整庄整庄地赐给满族官吏做奴隶，备御官各赐一庄。那时，满人、汉人“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决定对这一编汉人为奴的政策进行改革，他下令每庄的13 名汉人壮丁中只留8 人，其余5 名壮丁编为民户，与满人分屯别居，并选择清正的汉官对之加以管辖。这样一来，便使得相当一部分的汉人摆脱了奴隶的地位，恢复了编户齐民的身份。从此，一度紧张的满汉关系得到了一定缓和，同时，这一改革也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后金的生产发展水平。(www.daowen.com)

天聪三年（1629），后金重新颁布了《离主条例》。所谓离主条例，就是指奴隶可以控告主人，如果审讯得实，主人将被按有关规定治罪，而奴隶则可以离开主人。新议定的 《离主条例》 一共六款，其规定除八旗旗主外，满族贵族及各级官吏如犯有擅杀人命、私行采猎、奸淫属下妇女、隐瞒部下战功不报等罪状，属下均可向有关方面告发。《离主条例》 中所指的奴仆或奴隶当然也包括汉人在内，包括留在原田庄中的8 名汉人壮丁在内。如果说满汉分屯别居的政策使得部分汉人奴隶得以获得解放的话，那么 《离主条例》 的主旨就是要对包括汉人在内的奴隶的生命财物安全加以保护，这两者都有利于满汉关系的改善。

第二，巩固政权。

皇太极继汗位时，是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分值，轮流执政的。这三位贝勒对皇太极处处施以掣肘，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虽然名义上是大汗，“实无异于整黄旗一贝勒也”。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以皇太极的个性，他也是不会容忍这一局面继续下去，一场围绕权力进行的争夺必然会发生在大汗与诸贝勒之间。天命十一年（1626），一项决议被皇太极与诸贝勒通过，即每旗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名，该大臣直接掌管旗务，他们可以与旗主贝勒一道参与国政。不久，他又让所有贝勒都参加议政会议，并让每旗增派3人议政，这样，就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各旗主贝勒的权力和势力受到分散和牵制。而在对八旗大臣重新进行任命的同时，皇太极又将自己在继汗位之前所领的正白旗改为正黄旗，镶白旗改为镶黄旗，而阿济格、多尔衮、多铎3 人直接从努尔哈赤手里继承下来的镶黄旗则被改为正白旗，正黄旗则被改为镶白旗。到这时，皇太极便和努尔哈赤一样，也直接拥有两黄旗了，后金国的大汗再度与两黄旗旗主合二为一。

天聪三年（1629）正月，皇太极与三大贝勒议定，对四大贝勒按月分掌政事的惯例予以取消，将值月之事改由诸弟侄贝勒代理。这一决定的做出名义上是怕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操劳过度，实际上是皇太极借此来削弱他们的权力。四月，皇太极又命文馆文臣分为两班，一班专门翻译汉文书籍，以便对历朝的治国经验加以借鉴；另一班对本朝政事加以记注，以利对政治得失加以总结。文馆是清后来内阁的雏形，在当时实际上是汗的辅政班子。

天聪四年（1630），二贝勒阿敏弃守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败回沈阳，皇太极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他与诸贝勒集议，定阿敏16 大罪状，将其所属人民、奴隶和财产尽数剥夺，并将其本人幽禁。从此，这位专横跋扈、实力雄厚的二贝勒就再也不能试图与国汗平起平坐了。

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仿照明朝官制设立六部，每部由一名贝勒主管，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位。六部分理政事，直接对国汗负责，从而使得汗权得到很大提高。八月，正蓝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争执，两人越吵越烈，莽古尔泰一气之下握住佩刀柄，对皇太极怒目相向，对此，皇太极自然是衔恨在心。两个月以后，经诸贝勒议定，莽古尔泰被革除大贝勒身份，降为一般和硕贝勒，并罚银万两，夺五牛录。十二月，后金召开会议对朝贺仪制一事进行讨论，在皇太极的授意下，诸贝勒决定取消大贝勒与国汗并坐的旧例，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尊。南面独尊对皇太极来说，是其汗权取得极大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