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ent in Peking：林语堂最负盛名的传世之作

第二节　Moment in Peking：林语堂最负盛名的传世之作

林语堂在文学上的重要贡献，一是他的散文创作，二是他的英文小说创作。其中，小说三部曲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或《瞬息京华》）、A Leaf in the Storm（《风声鹤唳》）、The Vermilion Gate（《朱门》），尤为成功。其中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最负盛名的一部小说。该小说于1939年在美国出版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中，成为该年度12月的特别推荐书。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书评称：“《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的经典之作”，“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林语堂的长女林如斯说这本书是“现代中国的一本伟大的小说”（林如斯，转引自张振玉译，2009），次女林太乙说：“在现代中国小说中，《京华烟云》是首屈一指的杰作。”（2002：162）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高度评价这部作品，并推荐林语堂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实际上，Moment in Peking曾经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为中国人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梦想道路上走出了可贵的一步。

“林语堂曾四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第一次是1944年，由赛珍珠提名；第二次、第三次是1972年与1973年，由国际笔会台湾分会提名，第四次是1975年，他以国际笔会台湾分会会长的身份担任了国际笔会第四十届大会副会长，再次列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结果仍未入选。”（郭济访，1994：3）

在国内，《京华烟云》则被称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林语堂通过小说弘扬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努力是成功的。Moment in Peking的成功，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创作背景与创作动机

1.创作背景

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其创作年代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国国内掀起全民的抗日浪潮。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林语堂在国外密切关注国内抗日战争的进展，从外国报刊上获取信息，了解战事的发展。远在海外的林语堂，也想为祖国的抗战贡献一份力量，作为一名文人，最好的武器莫过于手中的笔。他曾于1937年8月29日在美国刊物上发表名为《日本征服不了中国》的文章，分析中日战争的形式，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向世界宣告中国必胜。林语堂认为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获取国际的同情，最好的宣传形式莫过于小说，小说的社会宣传效果要高于政论文章，这就是这部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

1938年，从未写过小说的林语堂，尝试写作长篇小说，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认为一位作家在四十岁以后开始撰写小说为佳，理由便是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丰富的人生积淀，经历世事人情的磨炼。他在动手写作之前，曾花费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拟定计划、准备材料，那时的林语堂年届43岁。在《我怎样写瞬息京华》一文中林语堂曾经有所交 代：

“以一个向来不曾写过短篇小说的人，装着偷天的胆量，突然尝试长篇小说，似乎太不自量……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历颇深，不可轻易尝试。而理想中批评长篇小说，尤以故事人物之生动为第一要义，结构犹在其次。人物生动活现，小说就算成功；人物不生动，故事结构虽好，终算失败。这是与戏剧重情节显然不同的地方。因此，素来虽未着笔于小说一门，却久蓄志愿，在四十以上之时，来试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不写则已，要写必写一部人物繁杂，场面宽旷，篇幅浩大的长篇。所以这回着手撰著瞬息京华，也非竟出偶然。”（转自万平近，2008：158—159）

显然，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语堂认为自己已经具备撰写小说的人生阅历和磨练，再加上其深厚的英文功底，足以具备写作的内在条 件。

林语堂原本打算把《红楼梦》译成英文，但由于《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再三考虑认为不合时宜，所以决意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写一部英文小说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由此可见，Moment in Peking的英文写作机缘并非偶然。作者所处时代环境和个人条件等因素，最终成就了这部闻名世界的小说。

2.创作动机

（1）为抗日战争做宣传

在上文的创作背景中已经提到，林语堂创作小说Moment in Peking时中国国内的背景，而且是用英文写作面向西方读者群，那么，很明显林语堂的创作动机之一便是为中国的抗战做宣传，博得国际的同情与支 持。

对此，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说得很明白：

“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谓而作也。……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效用，明者所易察。”（林语堂，郁飞译，1994：783）

也就是说，从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宣传的效果来说，小说感人的力量要比理论文章大，宣传的效果就会明显，更符合林语堂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初衷。在给陶亢德的信中也曾提到“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林语堂，1994：325），因为西方媒体讲究客观性，如果直接宣传，则会适得其反，失去说服力。因此，林语堂选择了小说进行宣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文体能够深入民众，其中的故事情节首先能够吸引、感染读者，与其他文体形式相比，更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激起读者的情感，赢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如此一来，该小说一方面可以适应在国外宣传的文体形式需要，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让世界了解中日战争的真相并获取其支持；另一方面即便翻译成中文面向中国读者群，小说中蕴含的对日军残忍行径的描写与揭露，以及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必将在中国民众当中迅速传开，激励着中国官兵和民众的抗战热情和信心。

作者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宣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鼓劲呐喊的创作意图，在小说扉页的献词中就明确表现出来：

To the brave soldiers of China who are laying down their lives that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shall be free men and women.（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成为自由的男女。）

（2）对《红楼梦》的热爱与痴迷

林语堂一生最喜欢两部书，一部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另一部则是沈复的《浮生六记》，相对而言，他平生最爱还是前者。林语堂与《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不解之缘，可以在林语堂的生活道路、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文化思想等许多方面体现出来。

他最早对《红楼梦》产生兴趣是在他到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当发现自己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缺乏时，发奋一定要补上这一课，于是便从读《红楼梦》开始。因为《红楼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博大精深，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对于林语堂这样一位从小受西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确实是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本。此外，那个时期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期，大力提倡白话文，而《红楼梦》中的白话，尤其是北京话，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林语堂，工爻、张振玉译，2005：86）因此，林语堂借此也可以学习北京话。从此以后，《红楼梦》成为林语堂的枕边书，也是他后来研究《红楼梦》和进行小说创作的基础和前提。晚年出版了《平心论高鹗》这样的红学著作，使他成为一名红学家。在林语堂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对《红楼梦》的引述和评论，如《吾国与吾民》的“小说”篇中，林语堂对作者曹雪芹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之一，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惟一散文大师（就是白话文而言）”（林语堂，黄嘉德译，2010：261），“《红楼梦》殆足以代表中国小说写作艺术的最高水准，同时它也代表一种小说的典型。”（同上：266）

林语堂对《红楼梦》的热爱，再加上他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热心，使得他想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但是由于《红楼梦》距离现代中国太远，难以被西方读者所接受，所以他决定模仿《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形式写一部英文小说，那就是Moment in Peking。从小说布局、人物设置、人物对话等等都体现出《红楼梦》的痕迹，并且小说中多处出现小说人物谈论《红楼梦》，都可以体现出作者对《红楼梦》有较为深厚的情愫和研究基础。对此，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曾说过：

“语堂是五体投地佩服《红楼梦》的技术，所以时时以小说家眼光，精研这部杰作，后来写作，无形中受《红楼梦》的熏染，犹有痕迹可寻。”（林太乙，2002：150—151）

（3）文化送去主义的理念

西方人最初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在东方的旅行见闻、殖民地的政府报告、传教士的书简。通过这些书简与报告，再加上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传说，形成对东方形象的认识。这些书对中国的描述不外两种情况，一种是最初的对富饶中国的赞美。这种对于中国的介绍，比较重要的一位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时到中国的游历。作为商人，他是一位文化传统与偏见最少，但物质欲望最强烈的游历者，因此他观察到的东西最多。他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像是一部通商指南或旅游手册，描述了中国的富庶与繁荣，使西方人相信中国是富饶的人间天堂，建立了一个传奇的中国形象。

与此相反，另一种情况则是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进行大肆的贬低与歪曲。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欺诈、愚昧、肮脏、堕落、贫穷的地方，“黄祸论”充斥着西方世界。中国人及其文化都是劣等、落后的，需要西方文明尤其基督教的拯救。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此为借口，各国派出传教士以传教为名进行殖民活动。他们对中国的这些认识主要还是来自传教士的书简和派驻官员的报告，当然他们的描述有真实的一面，但整体上还是扭曲变形否定较多。西方人把中国文化放入其本国文化文明的视域之中，难以接受东方的异域文明，极力进行否定与贬低。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明恩溥）撰写的《中国人的性格》，虽然主观上力图客观、真实，但是由于时代的偏见和其固有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缺乏真正的认识，其中不免有不少歪曲的地方。对此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人的精神》可以说是针对此书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维护。

在此情况下，林语堂怀着文化送去主义的理念，自己用英文创作文学作品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担负起文化传译的工作，力图扭转中西文化交流的单向传播的趋势。林语堂曾提到Moment in Peking这部小说是“有意”为外国读者创作的。在此之前，林氏创作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作品，描绘一个充满智慧与和平精神的中国形象，试图把它介绍给西方世界，扭转西方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轻蔑看法，实际上也是针对西方误解中国的一种辩解。

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本身具有很大的缺陷，二十世纪初西方工业社会带来人的异化，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林语堂试图通过中国文明拯救西方文明的颓废与空虚，凸显东方文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使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接受东方文明。为了使西方的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形成互补，林语堂意识到中国哲学中道家的无欲无为、顺其自然的精神，正好弥补西方工业文明的缺陷。林氏又十分了解西方人的接受心理，在其传播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的过程中，采取一定的策略，即，把中国文明化解在西方文明的期待视野中，利于西方人接受，弘扬中国文化，因为林氏的英文作品是“有意”为西人而作，Moment in Peking是作者“文化送去主义”理念的产物。

（4）进入世界文学的可行之道

“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由德国的大文豪和思想家歌德于1927年提出，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使用这一术语，以概括资产阶级生产的世界性特征。但是，二者对于世界文学的使用并不一样。歌德是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的广泛交流与互动而言，强调超越民族文学的狭隘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的世界性将超越精神生产的世界性，其所指的世界文学则是超越民族文学之上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查明建，2011：3）

世界文学的界定是动态的、多元的，它可以是所有国别文学/民族文学的总称，也可以是各民族文学的精华，但是世界文学应具有跨民族、跨文化传播的性质，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被传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某一国别文学要想走向世界，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单独的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要走出本土进入世界，必须依靠翻译，因此翻译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王宏印，2010：311）除了翻译能够通向世界文学之外，另一条途径便是作家直接用英语创作进入世界文学。

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是用世界通用语英语写成的小说作品，而且还被翻译成其他多种语言，明显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性质，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理应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样Moment in Peking就不必经过翻译这一环节而直接走向世界文学，可以说是一种通达世界文学的直接途径。中国文学若想走向世界，需要走非常漫长的路。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作家必须通过外语和外语文学丰富他们自身。一方面，作品本身文学性强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水平较高的译本。对于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属于世界文学的问题，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国时期（1912—1949）的作家是多语作家。他们通常不只掌握多种语言，也以各外来语文书写文学艺术品。林语堂（1895—1976）和张爱玲（1921—1995）写英文小说，而戴望舒（1905—1950）以法文、郭沫若（1892—1978）以德文写诗。今天大多数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的中国学者没能通过原文阅读这些作品，这是那些属于世界文学，也创造世界文学的作家们的灾难。这不只荒唐，海峡两岸林语堂或张爱玲的所谓全集并没有包括他们的英文作品，而只有别人所翻译的蹩脚中文译本，中国学界这情况，也是荒凉的。从一个欧洲的视角看来，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的中国学界极少称得上学术严谨。”（顾彬，2009：19）

这位欧洲学者指出了中国学界学术上的欠严谨性，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指出林语堂、张爱玲等人的英文创作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眼光犀利，见解独到。用英文直接创作文学作品，的确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条快捷有效的方式。

二、内容简介与艺术特点

1.内容简介

Moment in Peking描写清朝灭亡后，北京大户人家的生活。以几个大家庭的生活变迁为故事线索，反映了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初期，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中国传统文化风俗。小说人物繁多，大概有八九十人之多；背景广阔，主要围绕北京展开故事情节，以天津、苏杭为辅。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北京一个富商的女儿姚木兰，以她的成长、爱情、婚姻生活为主线，以道家思想统摄全书，介绍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婚丧礼宴、中医中药、古玩古画、赋诗作对、测字相面、求道成仙之类的中华民俗文化”（倪文兴，1988：25）。人物设置上历史与虚构并存，而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极具真实性，从而极具现实主义色彩。其中除了涉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发等，全景式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时事变幻的历史风貌，也增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色彩。小说下卷涉及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以揭露日军的残忍行径，鼓舞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

总之，小说展示了一幅中国家庭生活与社会变迁的画面，全方位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的面貌与中国风俗文化。具体而言，小说的故事情节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道家的女儿”，从1900年到1909年。清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姚木兰举家逃难时在兵荒马乱中与家人失散，后来辗转被曾家救下并收留，长大后与曾家第三子荪亚成就一段姻缘。虽然木兰心仪的对象是孔立夫，但深受父亲道家思想影响的她，却能坦然接受包办婚姻。姚木兰的父亲姚思安笃信道家哲学，思想开放豁达，木兰从小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她的公公曾文璞尊奉儒家信条，思想凝固守旧，家庭成员都严格按照儒家传统行事。木兰这位道家的女儿成为儒家的媳妇，也许很具讽刺意味，但她的婚姻生活却幸福和谐。小说的这一部分主要集中在木兰及与其相关的几个家庭的生活上。

第二部“庭园的悲剧”，从1909年到1918年。姚家入住王府花园后接二连三发生的悲剧为主，同时穿插对比，描述了曾、牛、孔三个家庭发生的风波。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三个家庭受到不同的影响。姚思安欢迎革命的到来，曾经出十万大洋支持革命军；曾文璞却因辛亥革命丢了官职，无奈退出政治舞台，郁郁寡欢度过晚年；牛似道也因此失势，他的儿子为非作歹也受到一定的惩罚。姚家庭园中悲剧不断发生，木兰的亲人相继离世，她的父亲在小儿子完婚、职责已尽后也离家入山修道。这座“大观园”失去往日的热闹，一副日益萧条的境况。

第三部“秋之歌”，从五四运动前夕一直写到抗日战争初期，前后近二十年。这部分时间跨度更大，地点多次变换，家庭生活描写减少，政治斗争着墨较多。此时的北京政治风云多变，军阀斗争，政府更迭频繁。其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如学生爱国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八”战争、“七·七”抗战、“八·一三”战役等等，主要展现在急速变幻的时代风浪中，几个家庭的变化与木兰精神境界的升华。小说以逃难起，最后以逃难终。木兰最后的爱与恨包含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激情。小说最后以姚木兰举家加入逃难群众之中结束，暗示了中国抗战精神的坚强和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

2.艺术特点

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的第一部英文小说，于1939年由美国约翰·黛公司出版。该出版公司的老板华尔希建议他采用纯中国小说艺术，写一部富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林语堂依照《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写了这部Moment in Peking。那么，它具有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的一些特点。以下进行详细探讨。

（1）新文学主题：文化、政治、民族

中国的新文学产生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时代息息相关，与社会变革同步前进。在特殊的社会动荡时代，其表现主题有着自身的特点。对此，有学者指出：

“中国的新文学在五四时期关注的是文化，1927年以后是政治，这是时势使然。……苦难中的中国文学起于国内学潮或留学风潮，其后又沉浮于战争烟云和政治重组。和平时期的作家难得有他们那么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精神亢奋，在血与火中泡炼过的作家难免把血与火带进文学。”（杨义，2009：298）

因此，文化、政治、民族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相互纠缠，成为当时文学的巨大母题。小说Moment in Peking明显包含着中国新文学的这一母题，或者可以说该小说属于中国新文学（杨义，2009）。有学者认为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属于抗战文学，与老舍的《四世同堂》一起，属于民族主义文学。不管怎样，文化、政治、民族的主题在这部小说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具体来说，小说对这三大主题的体现如下：

① Moment in Peking作为一部面向外国读者群的小说，通过小说这一立体的文学样式，全方位地向西方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作者的一个写作目的。小说中涉及婚丧嫁娶、中医中药、古玩古画、赋诗作对、测字相面、求道成仙、饮食茶酒、中国的人生哲学等方方面面。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作者时常借题发挥，介绍中国文化，虽然使小说的结构松散、叙事缓慢，却实现了作者的写作初衷。如小说写到姚木兰出嫁前叮嘱弟弟阿非要给姚家争气时，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就此直接出面，向外国人详细介绍中国人光宗耀祖这一传统道德的重要 性：

“在古老的中国，一个人若向上，若要强，就在于要光宗耀祖，勿坠家声，勿败家产。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中国的传统道德，进德修身的重要，以及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无所不在的老生常谈，和永无止息的道德说教，这套大道理会跟人一辈子，到人进棺材而后已。”（张振玉译，2009：233）

② 小说涉及一些当时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在小说的下卷中，涉及的政治话题较多，诸如军阀混战、国共关系、文人间的笔战等比较敏感的话题。对于军阀控制下的政府，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作者无情地披露军阀统治的黑暗以及日军的烧杀抢掠、奸淫等种种残忍暴行。此外，小说在写人、叙事之外，还常常穿插一些议论，借机针砭时弊，使小说更具政论性，这也充分体现出作者林语堂擅长写评论性文章。例如，小说写到牛似道的夫人马祖婆在挑女婿时怎样以做官为标准，林语堂借机发表了一番“宦海”的议论，以揭露当时中国官府的黑暗。

③ 民族存亡问题是Moment in Peking的重大主题。实际上，作者在小说正文前的扉页献词上明确表达出自己的创作意图。即，为抗日战争作宣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的行径和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大义，以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为中国官兵鼓劲，鼓励中国人民抗战到底。在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年代，中国遭受外敌的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每一个爱国仁人志士都会将民族的存亡作为关注的大事。具有浓厚民族情结的作者林语堂也不例外，在其小说中表现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2）家庭叙事结构

中国古典小说常常以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家庭生活为叙事结构，其中涵盖家庭中的辈分关系、主仆关系甚至家庭住宅的庭院结构等对全书的叙事进程都会产生影响。《红楼梦》、《金瓶梅》等小说都是家庭叙事，其中《红楼梦》主要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沉浮为叙事结构。由于中国的社会背景家国一体，特别注重人际之间的伦理关系，小说中的家庭结构叙事则顺理成章。

Moment in Peking出于对《红楼梦》的模仿，后者的家庭—文化叙事给林语堂一个不可替代的参照系统。前者虽未能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其结构模式承续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一方面，对中国大家庭的描绘，家庭成员之间的长幼关系、主仆关系，以及相关的伦理道德秩序，例如对夫与妻、妻与妾等伦理纲常的描绘，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吸引着他们对中国复杂的家庭关系一探究竟。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叙事给小说叙事提供一种模式，不但可以从纵向角度揭示大家庭的由盛及衰，由此较好地体现社会、家庭和人生的风云变幻，而且可以横向有主次地剖析大家庭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冲突（王兆胜，2007：181；188）。

具体而言，Moment in Peking也是以四大家族的兴衰浮沉为叙事线索，分别是姚、曾、牛三大家族，外加孔家，成为四大家族，对此前文已有交代，这点与《红楼梦》的四大家族的叙事结构一致。小说以姚家为主，曾、牛两家为宾，孔家为辅，通过这四个家族在风云变幻时代的变故，把家庭的厄运与时局的动荡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庭院小天地与外部世界相互映照，这明显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重要构思。各家族之间恩怨情仇的交织与政治历史事件的发生，共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 展。

（3）语言特色：轻灵、飘逸的散文风格

林语堂以散文、小品文创作步入写作生涯，人到中年开始小说创作。然而，同一作家不论写小说还是写散文，在语言笔调方面都有一致性。林语堂的散文与其小说语言风格有着相通之处。

林语堂在写作上追求一种清顺的文风，轻灵而飘逸。他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语气平淡舒缓，似乎向朋友娓娓道来。Moment in Peking同样给人一种平易的感觉，像是对朋友讲故事。林语堂还以评论性文章见长，这点也体现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在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作者时常直接出面中断叙事进程，插入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论，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价值观念。一方面这与该小说模仿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有关，即作者有时出面进行道德说教；另一方面，也与林语堂擅长写作评论性文章的笔法有关。尽管时常有作者评论的插入，其语言特点依然是散体化的风格。

总之，林语堂作品中的个人笔调，具有流畅、幽默而又热情的特色，严肃中带有轻松，更重要的是语言优雅、轻灵，具有道家风气，这是一个作家长期以来形成的较为固定的文笔风格。对于林语堂的语言风格，王兆胜曾有过评论：

“林语堂受老庄道家哲学内在而深度的影响，所以他具有浪漫优雅的文体风格。即布丰的‘风格即人’。由于林语堂的文体接近道家一脉，使他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区别开来。林语堂的道家文风无异于一股清新的空气，它吹进了过于沉重、忧郁和焦虑的中国现代文学，起到相当的调适、纠偏和提升的作用。”（王兆胜，2007：96）

林语堂本人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较大，其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事均如此，这同样会反映到其语言文字的落实上。按照“风格即人”的说法，那么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道家的影响，道家的洒脱、飘逸与空灵会在他的作品中体现，这正与林语堂追求清顺自然的文风相吻合。

Moment in Peking除了具有上述特征之外，作为一部面向西方读者的现代小说，当然还具有现代英文小说的一些特征，例如，结构上采用西方小说正文前具有献词的写作体例，语言上运用现代英语，叙述模式上的哲理化，倒叙、预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手段的运用等。那么，现代英语表现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特征和中国文化内容的效果又是如何呢？这个问题就要涉及语言对文化的表现力问题。

三、异语写作与语言表现力

1.异语写作：一种特殊的创作现象

Moment in Peking是用英文创作的反映中国文化和北京民俗生活的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创作方式，称之为异语写作。那么，什么是异语写作呢？王宏印教授对之的定义如下：

“如果我们把用一种语言描写本族文化的内容的书写称为‘原语书写’，那么用一种外语描写本族文学场景的则可以称为‘异语书写’，由此产生翻译上的回译，就是‘异语回译’……其典型作品便是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小说Moment in Peking（常译为《京华烟云》）及其汉语翻译。”（王宏印，2009：173）

简言之，异语写作，即非本族语的文学创作。通常情况下的文学创作一般是由本族语反映本族文化，语言所指与文化能指相统一，而用异语写作本族文化内容则造成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的分离，Moment in Peking的创作因此而变得特殊起来。

既然用异语表现本族文化内容，那么对本族文化中特有的事物和文化内容，异语将如何表达呢？由于语言与文化的一体性，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存在于其民族语言之中，那么在用异语创作本族文化内容的作品时，作者对于一种文化中的特有事物只好采取翻译或者是用异语阐释的手段加以表现，这样就会产生写作与翻译互相纠缠的现象。这点在Moment in Peking中有明显的体现。林语堂的异语书写中采用了“部分翻译+英语写作”的方式，来表达中国特有的人名、地名、称谓语等中国事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民俗文化，如儒道思想、婚丧嫁娶、测字算命、冲喜、中医中药、园林设计等。涉及人名、称谓，如Mulan，Taitai等。涉及中国文化的例子，例如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荪亚，在谈到自己对中国官僚的厌恶而不愿从政时说到：

“Be a monk for a day and strike the bell for a day—that is the everybody’s attitude.”

在谈到旧中国官员的为官之道时，作者林语堂曾作如下描述：

“The philosophy behind Chinese documentary grammar was suavely expressed by all officials in eight succinct well-balanced words：Not praying for merits； only praying no demerits.In another form the same philosophy wasexpressed as follows—Do more，err more； do less，err less； do nothing，err nothing.”（Lin Yutang，1939：386）

还有诸如“seek the short way”“sweeping the tomb”“money tree”等，不胜枚举。这些例子带有典型的翻译痕迹。有时作者为了体现中国方言的特色，或者英语中没有对应的文化词时，便直接用拼音音译，例如，“Liaoputeh”（了不得），“hutu”（糊涂），“meifatse”（没法子），“Heaven-born youwu”（天生尤物），“wangpa”（王八）等。

除此以外，作为统摄小说三卷内容的庄子题旨，实际上就是作者根据庄子原文翻译而成。从以上写作中的翻译现象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翻译手段无非是音译、意译，有时采用“意译+英文解释”的策略，来表现中国文化特有事物。但作者采用的音译，是威妥玛拼音，因为当时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尚未形成。如此看来，小说涉及的中国特有事物越多，存在的翻译现象就越多。但是就整部作品而言绝非是翻译，这是因为：

“其一，作者从来没有宣称过它有任何英语以外的语言形式的原作，作为这部英文小说结构的基础和流行的根据；其二，除了写作过程中所包含的局部的翻译行为（例如引文的意译和文化词语的音译）以外，作者也没有经历过任何典型的翻译过程。”（王宏印，2009：173—174）

因此，小说Moment in Peking依然属于英文写作，或者称之为异语创作。

但是，由于小说原著是英语表现中国文化内容，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出现错位，并且存在大量的翻译现象，难免会给本族语的读者造成一种阅读错觉。当中国读者阅读这部英文小说原著时，似乎感到自己是在阅读中国小说的英文翻译作品。同样，在阅读中文译本时，似乎又有一种在读中文原著的感觉。

2.异语写作的语言表现力

关于语言对文化的表现力问题，奈达曾提出一种语言在表达另一种文化时具有同等表现力，奈达的这一观点旨在论证可译性问题。然而另一种观点：一种文化只能用它自己的语言才能最有效地表达和表现出来，即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这种语言学观点最终导致不可译论。可见，关于语言对文化的表现力以及可译性问题，上述二者的观点完全对立。此外，还有第三种折中的观点：如果按照本雅明的“纯语言”的语言观，各种民族语言都是“纯语言”或“上帝语言”的碎片，具有不同的表现力，它们共同指向“纯语言”，而“纯语言”只是理想中的可以充分表现任何思想的语言，而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按照这种语言观，现存的语言中没有一种可以完全充分地表达任何思想文化的语言，任何现存语言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

关于一种语言之于他种文化的表现力问题，以下认识较为合理和稳 妥：

“就写作而言，虽然我们不能断然肯定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在表达同样的事物时是否会表现出同等的表现力，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同意或认可任何一种文化只能用它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里写作的充分性和表达的限度同时存在，既不完全取决于两种文化的差距和语言的差异，也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写作水平和读者的领悟能力的高低。”（王宏印，2010：211）

以上观点是通过创作与翻译的认识推论而来，对此可以做如下阐释：

任何语言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因为这涉及多种因素，如写作的充分性、表达的限度、作者的写作水平、读者的领悟能力，这些因素的融入和抵消程度都会影响语言的表现力，即便是本族语表现本族文化也是如此。在异语写作和翻译过程中，即在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文化内容时，除以上因素外，再加上两种文化的差距和语言的差异，语言的表现力更加受到限制。因此，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包括本族语在内的任何语言对于文化的表现力都不可能是无限制的，特别是用外语表达本族文化内容的时候，由于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文化所指的错位，语言的局限性可能显得更大。”（王宏印，2010：212）

那么究竟异语创作能否表现本族文化内容呢？且看以下说明：

“既然一种语言符号的能指及其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有效地表达本族文化的所指，同样，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策略和翻译变异，借助语言的几乎是无尽的组合方式，也就可能有效地表达异族文化的所指，而一种语言的表达潜力也只能通过作者或译者的有限努力才能充分发挥，或朝充分发挥迈进一步。”（王宏印，2010：211）

以上是异语写作对本族文化的表现力问题的理论认识，而实践中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小说Moment in Peking是一个很好的个案说明。不仅如此，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其他作品，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等，同样在西方取得很大的成功。林氏的英文“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敬佩又深感惭愧”（外研社，1999），“他的英文作品，译成中文，哪怕他自己的翻译，也拗口得很，实在见不到妙处。这不是贬低林语堂，而是赞誉：无法翻译，是语言至美。中英双美，林语堂千古一人。”（赵毅衡，2009：186）这些评价或许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林氏英文水平之高，而其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同样是极为成功的。很多西方人士包括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如美国前总统布什，通过阅读林氏作品对中国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也从林氏英文作品在西方不断得以再版与翻译中体现出来。

具体到小说Moment in Peking英文写作中，显示英语之于中国文化的表现力，作者林语堂采用多种方式表达汉语文化，其中包括音译、音译加英文解释、直译、意译、根据文化内容直接用英文写作即英文阐释等方式。对这些英文表现方式及其相应例子列表如下：

可见，在用异语表达中国文化、风俗等中国特有事物时，林语堂灵活运用各种处理方式，既很好地传达了中国文化内容，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又符合英语规范，语言流畅优美，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西方极受欢迎。

综上所述，从理论到实践均足以说明异语写作之于本族文化的表现力。虽然语言的表现力是有限的，本族语言表达本族的思想文化应该是最佳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但是并不否认其他语言对本族文化同样具有很好的表现力。林语堂的异语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注释】

[1]阿兰达蒂·洛伊，印度作家，以英语创作《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获得全美图书奖、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