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ent in Peking塑造的中国形象
林语堂由于自身的成长和教育经历，在创作过程中潜意识地用西方文化反观中国文化，同时由于身处异域创作，难免受到西方的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其英文作品中带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本节将根据国内外对林语堂的相关研究，探讨林氏出现这种倾向的主客观因素，进而分析林语堂在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全方位塑造的中国形象的复杂与矛盾状态。本节选取较为典型的中国民众形象、中国儒道正统形象、义和团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形象以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形象，一窥林氏在其英文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一、林语堂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及其原因
林语堂曾在海外居住三十年，创作大量的英文作品。身处异域的林语堂用英语创作面向英文读者的作品，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讲，他要考虑如何让英美读者接受的问题。长期客居海外的林语堂对于西方人的偏好，以及他们对哪些中国文化感兴趣十分了解，对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以及他们的集体想象所构建的中国形象也十分清楚，林语堂在作品中极力去迎合。小说Moment in Peking是一部全方位介绍中国文化的小说，其中传递的中国文化形象是放在中西文化对照的背景下，其构建的“中国形象”多半绕道借助于已经存在的、产生于外部的西方的“他者”形象。还有，林语堂长期定居海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难免带有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问题。就此而言，林语堂自塑的中国形象具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
对于林语堂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尹晓煌 （Xiao-huang Yin）在Worlds of Difference：Lin Yutang，Lao She，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Language Writing in America一文中曾有涉及。该文以林语堂和老舍这些海外华人作家为例，分析其用中英文创作出现差异的原因。他指出，一方面旅美华人的文化错位和被置边缘人的身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独特视角；另一方面，华人移民作家对中国的感受如果不符合美国主流文化对“东方”套话形象的描写，在英文创作中则需要进行压抑和扭曲，否则会没有读者市场，主流出版商因此不会出版该作品。对此，华裔美国作家於梨华深有感触：“他们（主流出版商）只对‘东方异国情调’的套话感兴趣，如妇女裹脚和男人吸食鸦片”（They［mainstream publishers］were only interested in stories that fit the pattern of “Oriental exoticism”— the feet-binding of women and the addition of opium-smoking men）。（Xiao-huang Yin，1998：179）
为了获得美国主流文化阶层的接受，一些中国移民作家在用英文创作时倾向于放弃一些原则立场，林语堂就是一例。在其英文创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把中国人描写成忠诚、保守、谦虚、服从长辈、尊重领导，把道家思想解释为忍耐和低调行事，这些完全符合美国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尹晓煌还提到林语堂英文作品的语调过于低顺而遭到亚裔美国学者的批评：
However，while Lin Yutang’s writing is lauded as a “cultural eye-opener”on China by mainstream readers，Asian American scholars have accused it of being “submissive”in tone and representing no more than an effort to exploit“Oriental exoticism”to boost his fame in the west.They argue that Lin’s writing comes from “a white tradition of Chinese novelty literature”.（Xiao-huang Yin，1998：180）
然而，虽然林语堂的英文作品被美国主流文化读者誉为使他们“开眼看中国文化”，但是亚裔美国学者谴责林语堂的英文作品语调过于顺从，认为其只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尽力挖掘“东方的异国情调”。他们认为林氏的英文创作来源于“中国猎奇文学的白人传统”。（笔者 译）
尹晓煌对林语堂的这种做法给出的评论是：
Lin Yutang’s English writing seems “whitewashed”to collaborate in rather than challenge the stereotyping imag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West.（Xiao-huang Yin，1998：180）
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似乎经过了“漂白”以与西方对中国的套话形象达成“共谋”，而不是形成挑战。（笔者 译）
林语堂为何要“漂白”自己的英文作品呢？尹晓煌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林语堂对“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名誉和巨大财富兴奋不已；二则林语堂受其出版商和赞助人的影响——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及其丈夫约翰·黛出版公司老板华尔希，他们对林语堂在创作内容和主题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Xiao-huang Yin，1998：181）
把林语堂的英文作品看作是“漂白”（whitewashed）的文学，或者是来源于“中国猎奇文学的白人传统”，也许言词过于激烈，有些言过其实，抹杀了林语堂向西方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良好初衷，但是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林语堂英文创作中的“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的助理教授Richard Jean So在Collaboration and Translation：Lin Yutang and the Archive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一文中提到林语堂受出版商的制约，不得不用美国大众对中国的集体想象描写中国，这表明了林语堂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不得已而为之的外部因素。具体来说，林语堂最初到美国进行英文写作，是受赛珍珠的鼓励，后者还委托林氏撰写一部小说（其第一部）。林氏的每部著作均由赛珍珠及其丈夫——华尔希的约翰·黛公司进行仔细的编辑和校订后出版销售。赛珍珠与华尔希无疑使林语堂在文学上一夜成名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林语堂的英文写作却也受到赞助商和出版公司的限制。对此，Richard Jean So提 到：
Still，they （The marketing division of John Day）stipulatedone important caveat：the appeal of China novels such as A Moment in Peking derived from their reality effect or ability to accurately document what the US public perceived to be life in China.（Richard Jean So，2010：44）
约翰·黛公司的销售部门规定，像《京华烟云》这样的中国小说，应准确地记录美国公众所想象的中国生活应该具有的面貌。（笔者译）
出于赞助人和出版公司的压力，这些客观因素造成林语堂作品中自塑的民族形象具有某些“自我东方主义”色彩。中国国内读者对林语堂作品中用西方人的眼睛观察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也有感触。对此，唐弢曾做过探讨，“他谈儒家，谈道家，谈中国文化，我总觉得隔着一点什么，好像在原来事物的表面涂上一层釉彩似的。这是什么釉彩呢？我为此苦苦思索。”（唐弢，2003：267）最后，他找到了林氏作品表面涂有“釉彩”的答案：
“原来林语堂先生也和胡适一样，是用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人、看中国文化、看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的，但他有的不是一般西洋人的眼睛，而是西洋传教士的眼睛。这便使他和现代资产阶级分开来，多少带点封建的气味，纵然怀有同情，却仍十分隔膜。也许这就是鲁迅说的‘产生于封建主义的背景之下’，‘属于旧式经院派的文学传统’的原由吧。林语堂先生不愧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唐弢，2003：267）
唐弢认为林语堂用西洋人的眼睛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由于林语堂自身的成长与教育经历所致。即，林语堂在作品中借助西方的“他者”来构建和表现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因为林语堂是一位牧师的儿子，拥有一双“西洋传教士的眼睛”。这，就成为林语堂作品中具有“自我东方主义”的主观原因。
实际上，林语堂在异域写作跨语言跨文化的小说创作Moment in Peking，即在国外创作该小说的过程中对中国人的看法与认识，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视域或“他者”眼光的影响，也就是受到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影响。这样林语堂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形象时不可避免地将自我他者化、东方化，虽然林语堂在作品中曾说明他是尽可能客观地反映中国人的形 象。
根据莫哈对形象学的认识，“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让—马克—莫哈，孟华译，2001：25）其中第三条，即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就说明主观与情感在形象塑造中起重要的作用。那么，林语堂在异语书写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自身的主观情感因素。不仅如此，小说中塑造的其他外族侵略者形象，更带有作者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绪和民族感情。
二、异域书写的中国民众形象
既然林语堂在异域用异语书写中国题材的小说，面向西方读者出版，从上文所述的林氏带有“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来看，小说中关于中国的形象塑造必定放在西方“他者”的视域下进行，一定程度上既符合西方对中国的“套话”，同时又能做到较为客观的描述。林语堂在建构自我文化形象的过程中所依赖的“他者”是正处于扩张中的西方世界，面对的是欧美文化。欧美帝国主义在对东方进行经济和政治掠夺的同时，还加强文化的侵略，通过意识形态控制东方。他们构想的东方形象包括中国在内是一个贫困落后、愚昧无知、物产富饶、思维奇特的世界。总之，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出于猎奇的心理，认为东方充满了“异国情调”和“异域色彩”。
实际上，林语堂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不像鲁迅那样激烈。对于“中国形象”的书写，五四时代的文化论战曾讨论过中国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等人大肆批判中国的国民性，对他们而言中国的国民性即中国的劣根性，在鲁迅的小说作品如《阿Q正传》中体现明显。而林语堂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认为既有劣根性的一面，也有优根性的一面，即他在不伤及民族自尊的前提下适当地暴露中国的负面形象。林语堂专门有一篇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名为《中国国民性》，认为“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若好的不谈，谈其坏的。”弱点如“忍耐性，散漫性，及老滑性”（林语堂，2010：113）。在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林语堂尽量展现中国人良好的国民形象，但对于那些民族弱点也并非极力掩 盖。
美籍华裔作家於梨华提到，西方人对“东方异国情调”的套话感兴趣，如妇女裹脚和男人吸食鸦片，这些在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均有体现。林语堂美化妇女裹脚、赞美男人纳妾，虽然带有男权意识因素，但也具有“自我东方主义”色彩。此外，中国人的落后、愚昧无知、滑稽可笑、迷信等在小说中都有体现。例如，在小说第一章中，姚思安跟管家罗大讲述一家洋行被抢的情况时，作者借小说人物姚思安之口，描述了一些中国民众的愚昧形象：
Several days ago the foreign shop Powei was looted.They smashed all thewatches，clocks，and glasses.Someone took a bottle of foreign perfume for foreign wine and drank it.He turned white and fell on the floor and shouted that he had been poisoned by foreign concoctions.A boy working in the firm said they smashed the electric talking machine （telephone）and cut the wire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a devilish land-mine to blow them up.Someone caught up a foreign mannikin，tore off the dress，and carried the naked foreign woman across the street.The crowd cheered and had the greatest fun out of that lady.Children ran and scrambled for the golden hair and started to fight among themselves....（Lin Yutang，1939：13）
郑译：
没有几天前那家洋商铺子叫做宝威的不是遭了抢劫，他们捣掉了所有钟表玻璃之类。有几个拿了外国香水当做洋酒的喝起来了，不料刚喝下肚，脸色转白而跌倒在地板上，大嚷他中了外国毒药的毒了。那铺子里的一个司务讲，他们捣毁了电话机而把那电话线割裂开，因为他们想这一定是妖异的地雷，装置着准备轰炸他们。有几个抓住了外国人体模型，撕掉了衣服，掮了赤裸裸的外国女人踱过街市。那一群人起劲得了不得。尽量的跟那个女人开玩笑。孩子们跳着蹤着去爬抓她的金发，争夺得打起架来了……（郑陀、应元杰，2010：13—14）
张译：
前几天，博威洋行被抢了，把钟表、镜子都砸碎了。一个人拿了一瓶子香水当酒喝，喝下去，脸变得煞白，倒在地上乱喊乱叫，说喝下洋药中了毒。在那家洋行做事的一个男孩子说，他们以为电话是妖魔地雷，装在那儿要炸死他们，就把电话砸烂，把电线割断了。有人抓住了一个外国的女人模型，扯下了衣裳，把赤身裸体的这个外国女人模型，扛在肩膀上满街走。群众欢呼，拿那个洋女人大开玩笑。孩子们跑去乱抢那金黄色的头发，又乱打架……（张振玉，2009：21）
郁译：
前些日子宝威洋行遭到抢劫，所有的钟表和玻璃都给砸烂了。有个人拿起一瓶外国香水当洋酒喝下去，马上脸色发白倒在地上，大叫他中了洋人毒计了。洋行里干活的一个小伙子说他们砸了电话，割断电线，以为这是鬼子用来炸他们的地雷。有人抓起一个外国人体模型，撕下衣衫，背起这个赤身裸体的外国女人招摇过市。行人看得高兴，尽情地拿那个女人说笑。孩子们跟着跑，为抢她的金色头发撕打起来了……（郁飞，1994：16—17）
对于上例中“有人抓起外国女人模型”的细节部分，笔者发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林语堂原著中有所省略，或许是出于此处对于故事情节没有什么影响，或许是出于有失中国人体面的考虑而故意省去。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与滑稽可笑在此处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拿起香水就喝，不知电话为何物，扛着外国女人的模型满街跑，简直是一幅令人发笑的闹剧。那一个个抢劫的人物活灵活现，好像是跳梁小丑在搞恶作剧。然而，这种描写正符合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想象，即，中国的愚昧无知、贫穷落后、缺乏教养等一直是西方的“套话”形象。
那么，译文体现的情况如何呢？
以上三种译文基本上传达出原文要表现的画面形象。但是，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郑译可读性较差，个别用词较为正式或较偏，如“司务”（指承担或掌管某些事务或杂务）、“掮”（用肩膀扛）、“蹤”（同“踪”）。虽然“掮”从词源上看有身体部位“肩”，更加形象，但是用词毕竟偏僻；另外，出现词语搭配不当现象，如“捣毁了电话机”；还有，个别地方翻译不够准确，如“尽量的跟那个女人开玩笑”，人如何能与一个人体模特开玩笑呢？张译基本上客观地再现了原文。郁译表现的感情倾向性较强。郁译有意识地还原了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形象，表现出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仇视与痛恨，如“中了洋人毒计”、“鬼子”。其中“鬼子”一词原文并无对应的英文词语，译者根据上下文和中国人的感情而添加，符合长期以来中国对西方人的“套话”形象。另外，郁飞把原文中出自姚思安之口并无任何感情色彩的“carried ...across the street”译为“招摇过市”，明显带有贬义色彩，表达出虽然同为中国人，也为那些国人同胞扛着外国女人模型满街跑的行为感到羞愧。然而，林语堂原文并不能表达出以上这些涵义。
可见，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了林语堂描写这些国人形象用以迎合西方人的阅读期待，带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从三个译文的翻译情况可以看出，这部描写中国内容的英文作品在译回本族语时，各个译者依据中国文化的事实和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尽力朝心目中的文化原文本回归。
除此以外，小说原著全方位地塑造了各种中国形象，如义和团、慈禧、上海黑帮、古代中国官员、商人、儒家、道家、没落旗人、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形象等等。这些形象的塑造，均带有作者本人的情感和立场，并且照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接下来将选择重要的典型形象进行详细的探讨。
三、其他自塑中国形象及译本体现
1.中国儒道形象
Moment in Peking全书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宣扬道家思想。具体表现在其上中下三卷分别以庄子“大宗师”、“齐物论”、“知北游”中的片段作为各卷的题旨，在小说正文中，更是通过小说主要人物之口，表现自由、开放和达观的道家思想。如此一来，道家思想贯穿始终，形成小说极其重要的主题思想，使其成为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哲理小说。对于宣扬庄周思想的主题，林语堂之女林如斯在《关于〈京华烟云〉》一文中谈道：“此书的最大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故此书非小说而已！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主旨。”（转自张振玉译，2009）接着，她进一步指出：“全书受庄子的影响，或可说庄子犹如上帝”（同上）。由此可见，庄子思想在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
然而，通过对小说的仔细阅读，经过深层的分析与把握之后发现，小说表面上是在宣扬道家思想，其中所暗含的潜在的或者深层的哲学思想——儒家思想在小说中起着重要作用，儒道思想一起共同影响着人生。对此，林语堂曾经做过探讨：
“道家哲学的对面有儒家哲学。如以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把它们的涵义一个代表消极的人生观，一个代表积极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仅是中国人有之，而也是人类天性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林语堂，1966年：35）
由此可见，儒道互补是一种比较好的人生状态。林语堂先生自己也说道家与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人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在小说《京华烟云》中，这种儒道互补融合从主人公最终的婚嫁上就能体现出来。例如，道家思想浓厚的姚木兰嫁给儒家的儿子曾荪亚，偏重儒家的姚莫愁嫁给崇尚自由精神的孔立夫，而且各自婚后的家庭生活相当和谐。
儒家思想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但是，林语堂本人较为服膺和推崇道家，在其散文中多次描写道家思想，并曾写作崇尚自然的苏东坡传。其道家思想倾向，在小说中无论是从题旨还是正文中都得到明显的体现。尽管如此，儒家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对立，以及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在对外弘扬中国文化思想的小说中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去的。事实上，林语堂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位儒道思想的典型人物代表，分别是自律严谨的曾文璞和崇尚自然的姚思安。
先说道家的代表人物姚思安。姚思安是经营药铺生意的北京富商，年轻时曾一度生活荒唐放荡，为所欲为，是一位十足的纨绔子弟。成家后突然痛改前非（书中并未交代改变原因），并成为道家的信徒。他不纳妾，看穿生意事业，交由内兄冯舅爷打理，自己潜心钻研老庄之学。他乐善好施，成为众人眼中的大善人。姚思安除了打坐、看书、古玩、儿女之外，对其他事基本不管，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妻子病故、儿女成家后，姚思安感觉已完成自己在人世的责任，决定离开北京，外出云游，寻找自我。十年后，返回家中与家人团聚，度过人生最后的岁月，最终在睡梦中离开人世 。
作者对道家人物姚思安的形象塑造，除了直接着墨描写介绍之外，还通过人物之口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宣扬庄子思想，用庄子思想影响他人。对于第一种人物塑造方式举例如下：
原文：
He was a free-thinking Taoist，and he was unconventional.（Lin Yutang，1939：80）
郑译：
他是个思想自由的老庄主义者，而且他也不是守旧人物。（郑陀、应元杰译，2010：10）
张译：
他是天马行空思想自由的道家，他对正派的老传统是不在乎的。（张振玉译，2009：66）
郁译：
他是个思想开通的道家，不受传统约束的。（郁飞译，1994：80）
从以上译文可以看出，出入较大之处是对原文“Taoist”的翻译还原。郑陀、应元杰合译为“老庄主义者”，而张译和郁译均为“道家”。但是，对原文“the Taoist doctrine of noninterference with nature （1939：170）”的翻译，郑陀、应元杰译为“道家不干涉自然的信条”（2010：188），其他两个译本，张振玉译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道理”（2009：128），郁飞译为“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的宗旨”（1994：161）。由此可见，郑、应合译对“Taoist”出现两种译法，指人时用“老庄主义者”，指代一种学派、思想时则译为“道家”。但是从小说中对姚思安的描述来看，他应该是崇尚庄子而非老子哲学，因此译为“道家”这一模糊的概念似乎更合适一 些。
对于小说借姚思安之口宣扬庄子哲学思想，反映其思想倾向，请看下面一例：
原文：
You wonder perhaps why I shed no tears at your mother’s death.Read Chuangtse and you’ll understand.Life and death and growth and decay are the very law of nature.Luck and adversity are but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each one’s personal character，and there is no avoiding them.（Lin Yutang，1939：555）
郑 译：
当你们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并不流泪，你们也许希奇我这种态度。但是如果你们读了庄子，你们就明白了。生死荣枯都是自然的定律。祸福乃是各人品性的自然结果，非人力所能左右。（郑陀、应元杰译，2010：647）
张译：
我在你母亲去世时为什么一滴眼泪也没流，你们大概会纳闷儿。一读《庄子》，你们就会明白。生死、盛衰，是自然之理。顺逆也是个人性格的自然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张振玉译，2009：398）
郁译：
你们母亲去世时我没有流泪，你们不免感到奇怪。读读《庄子》你们就明白了。生死和盛衰是天地之道，祸福也是顺应各人性格的结果，逃避不了的。（郁飞译，1994：522）
此处，从姚思安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的一切顺从自然的道家思想。自己的妻子病逝时，他虽然没有像庄子那样鼓盆而歌，却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在其看来“生死荣枯都是自然的定律”，人的死是回归自然而已。对于此段的翻译，三个译文中效果最好的应该是郑陀、应元杰合译，郑译除了第一句话带有欧化结构之外，其他语句的翻译无论是从对原文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翻译还原后汉语的地道与流畅上较之其他两个译文都要好些。
接下来探讨与道家思想代表人物姚思安相对应的儒家思想的卫道士曾文璞。曾文璞是姚木兰的公公，曾任清廷高官。他恪守儒家道德规范，为人正直，自律严谨，修养也很高，可以说是一位廉洁清正的清朝官员形象。但是，由于他过于严肃，不苟言笑，家中的孩子们都惧怕他。在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之后，他被迫离职，却依然恪守着旧社会的那套伦常风俗，拒绝接受新鲜事物，这点与维新派的姚思安形成鲜明的对照。鉴于二者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他们之间注定不可能成为莫逆之交。对于儒家卫道士曾文璞的形象，从其日常生活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满脑子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例如，在木兰与荪亚成婚后的第二天给曾家家人及其亲戚上茶时，作为公公的曾文璞借机发表一番治家之理：
原文：
The principles of making a home are all contained in the two words jen（forbearance）and jang （yielding ）....You daughters-in-law have been welltaught at home，and I need not remind you that your first duty is to help your husbands.The better educated a girl is，the better manners she ought to show at home.Otherwise book learning is only detrimental to one’s character.Serve your mother and serve your husbands.In helping your husbands，you are serving me.（335）
郑译：
持家之道，不外勤俭两字。你们媳妇们在家里都受过很好的教导，你们头一件事不必我再来说，就是要帮助丈夫。愈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子，尤其应当在家里表现好的样子。不然，读了死书，反而会害了一个人的品德。奉侍你们的婆婆，帮助你们的丈夫。你们帮丈夫，就同帮我一样。（郑陀、应元杰合译，2010：377）
张译：
治家之道只在两个字上，一个是忍，一个是让……你们做儿媳的，在家都受过教育，用不着我来说，你们的第一个本分，就是帮助丈夫。一个姑娘家受的教育越好，在家里就越有礼貌。若不然，念书有才学，反倒有害于人品。要孝顺婆婆，伺候丈夫。帮助丈夫，也就等于孝敬我。（张振玉译，2009：240）
郁 译：
齐家之道在忍让二字……各位儿媳都有很好的家教，不用我来提醒，头一位的本分就是相夫。女子受过的教育越好，在家里便表现得谦恭有礼，否则读书只能危害本性。服侍好婆婆和丈夫，相夫也就是孝敬了我。（郁飞译，1994：313）
此处可以看出曾文璞的儒家形象，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要求儿媳要“忍、让”。实际上，“忍、让”也是中国人典型的性格特点，是中国的民族性之一。译文中，郑译对“jen （forbearance）and jang （yielding ）”的译为“勤俭”，根据括号内作者对两个中文文化词的解释，可以看出译者理解有误，而张译和郁译为“忍”“让”或者“忍让”比较准确到位。从译文的整体效果而言，郁译言简意赅，相对来说，较好地体现出一位儒者的文雅形象。
曾文璞的儒家卫道士形象，在其对新形势、新事物的认识上，就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他排斥新鲜事物，思想僵化，顽固守旧，面对新形势却又无可奈何。此处试举一例，原文及译文如下：
原文：
He remained a whole mandarin，dismayed，out of touch with the times，but still proud.（Lin Yutang，1939：364）
郑译：
他仍旧为一个老式的官僚，颓伤而不与时势相接触，但仍不脱其骄矜的气焰。（郑陀、应元杰译，2010：406）
张译：
他仍然是满清官僚那一套，丝毫不曾改变，与时代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仍旧昂然不屈，傲视一切。（张振玉译，2009：259）
郁 译：
他还是个原封不动的朝廷命官，惶恐不安，与时代脱节，然而目空一切。（郁飞译，1994：340）
此处的原文聊聊几个英文词语，便勾勒出曾文璞作为一个没落清朝官员形象。三个译文中，只有张译很好地复原出这一形象。张振玉通过具体化的翻译策略，如“仍然是满清官僚那一套”，以及形容词性修饰语的运用，强化突出没落清朝官僚的形象，使其更为清晰醒目，也与当时曾文璞的心情和表现出的态度相吻合。
2.义和团与太平天国形象
小说Moment in Peking一开始便置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的大背景下。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反抗外国入侵者，因此，作者对于义和团这一民间组织进行了一定的描写和介绍。作者对义和团的态度，通过小说的主人公道家思想的代表姚思安之口表达出来：
Mr.Yao，being a well-read man and in sympathy with the reformist Emperor，thought the whole thing silly and dangerous child’s play，but kept his convictions to himself.（Lin Yutang，1939：8）
姚大爷是个博学之人，同情变法的光绪皇帝，认为义和团的行动愚蠢无知，危险有害，不啻儿戏，不过此种看法只是暗自藏在心中而已。（张振玉译，2009：18）
既然作者对义和团的态度很明确，那么在小说中作者用词“the Boxer trouble”也就不足为奇。这反映了作者对义和团农民起义的批判态度，当然义和团自身除了反抗洋人之外，因为还带有严重的迷信思想，所杀的中国同胞远远多于洋人，人们对于义和团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褒贬不一。此外，小说还提到太平天国运动，作者用“Taiping Rebellion”和“the Rebellion”来称呼。“rebellion”一词的英文解释是“open，armed，and organized resistance to a constituted government”（对某个宪制政府公开的武装及有组织的反抗），可见英文中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感情倾向，而中国史学界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
从林语堂塑造的义和团形象，及其对义和团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林语堂的思想依然是正统的儒家统治思想，即，对于犯上作乱的现象予以批判。当然，这些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如愚昧、无知、迷信等当时中国人普遍具有的一些特征。实际上，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几千年来的“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等伦理纲常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人的思想行为模式。林语堂对自己塑造的这些反叛民众，尤其是义和团的形象，带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意识。那么，英文塑造的农民反叛形象在返回汉语之后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Boxer”的翻译，郁飞译本基本上将小说原文中的“Boxer”译为“拳民”、“义和团”比较中性的词语，而张振玉译为“拳徒”、“拳匪”、“义和团”，郑陀、应元杰译为“拳匪”、“义和团”。很明显郁飞译本并没有贬低义和团的倾向，而张振玉和郑陀、应元杰译为“拳匪”则视义和团为匪徒之流，明显带有贬低的意识。
那么，对农民起义运动“（Taiping）Rebellion”的翻译又如何呢？三个译文本列表如下：
表10 “（Taiping）Rebellion”的翻译
郑陀、应元杰译把原文中的“the Rebellion”译为“造反的长毛”，实际上是清朝统治者对太平天国军队的蔑称，这样明显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待太平天国运动。张译和郁译的“太平军之乱”，从儒家正统来看也似乎给人一种犯上作乱的感觉，但这里的称谓还比较符合中国历史对其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