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居住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居住之地是建筑的起源。远古时期的人类为了躲避野兽的侵害，乃“筑木为巢”、“挖地为穴”，只能利用巢、穴栖身。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人类开始定居。根据考古发现，在众多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中，发现红烧土地面、火塘、柱洞等遗迹，说明当时的人类已建有简陋的屋舍，结束了穴居野处的生活，进入了“搭棚成舍、垒泥为屋”的阶段。从而，奠定了木构架建筑的雏形。
尔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砖石材料的运用，我国的木构建筑呈现出“山川扶绣户，日月近雕梁”（杜甫诗句）的盛况，在社会文化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俄罗斯文学家果戈里曾说：“建筑是历史的纪念碑，是石头的史书。”人类所赖以生活的建筑物，是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而一部建筑史亦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书籍和文学被淹没时，只有建筑还在对人们说话——用它的建筑语言——建筑的形制、装饰、色调，来表述建造时代的技术水准和人们的精神追求。
太湖之滨吴中地区的古代建筑，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营造技艺精湛，是我国传统建筑中的一朵灿烂的奇葩。经近年来的多次调查，目前吴中地区有一定价值的古建筑达449处，古民居总量有369处，东、西山民居共有32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处，苏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9处，苏州市控制性保护古建筑52处。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全国县区级行政建制中名列前茅。
吴中地区的古建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品位高、门类多。从功能上看，大致可分为：宗教建筑、古民居、祠堂、园林、古桥梁、公共建筑、商铺等，尚存有北宋至元、明、清、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范例，时间跨度超过千年，形成了绵延不断的建筑文化脉络，反映出吴地建筑文化的多样性。
宗教建筑是指各种宗教的活动场所。吴地历代所建的宗教建筑极多，其类别有神祠、佛寺、道观、教堂等，而以佛寺居多。据民国版《吴县志》载，吴地历代所建的古寺庙极多。明代卢熊编纂的《苏州府志》云：“东南寺观之胜，莫盛于吴郡，栋宇森严，绘画藻丽，足以壮观城邑。”明清时期，吴地的寺观之多可居全国之最。江南巡抚周忱感叹：“天下之寺观，莫盛于苏、淞。”由于佛教深得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及民间善男信女的拥护，兴建佛寺乃一直是历代社会的主要建筑活动之一，以致形成了“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的热闹场面（《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十八引《唐国史补》）。
佛寺的建筑格局是极为规范的，早期的寺院是按照官署布局建造的。后起的佛寺，布局亦十分严格，一般主要建筑均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则设在东、西两侧。主要的单体建筑大致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山门一般设有三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其形式常为殿堂式，殿内分塑两金刚力士，以守护佛法。天王殿内，中供弥勒佛，背靠韦陀天尊，左右分列四大天王。大雄宝殿，则供奉释迦牟尼或其他诸佛，这是寺庙的核心。殿内两侧多塑十八罗汉或二十诸天。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藏经阁是珍藏佛经典籍之所。大雄宝殿两侧有东西配殿：东为祖师殿，专祀该宗功绩卓越的祖师；西为伽蓝殿，供像三尊——左为祗陀太子、中为波斯匿王、右为给孤独长者。两侧常供18位伽蓝神，守护寺院。其他附属设施有客房、库房、厨房等分布四周。其基本格局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院落形式。
吴地历代所建的佛寺虽然众多，但保存至今的古寺庙已不多。本书收录了吴地具有一定历史、艺术及文物价值的神祠与古寺庙实例16处。其中有千年古刹保圣寺、紫金庵，两寺内的罗汉塑像以其独特的艺术形象而闻名中外，是我国雕塑史上的璀璨明珠。坐落在天池山坞的寂鉴寺，是一处完整的元代仿木构石屋建筑，其“龟头屋”的做法十分罕见，全国仅存这一处，在我国建筑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雄踞太湖之滨的轩辕宫，是一处元代建筑，其斗拱采用五铺作双下昂形式，其昂嘴
势及断面形态为典型的元代制式，明间下金檩的断梁做法极具特点，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坐落在光福龟山之巅的光福寺塔，是一处四面七级的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宋塔，其塔体、腰檐、平座、壸门等形体结构保留了宋代制式，而底层砖砌八角形、叠涩顶的塔心室构造，形式独特，在苏州地区为孤例。该塔实属研究我国古代砖木楼阁式建筑的珍贵实例……这些建筑的存在，基本上可反映出吴地宗教建筑文化的演变与兴衰的脉络。
民居，是指民间的居住建筑。汉代扬雄的《将作大匠箴》云：“侃侃将作，经构宫室。墙以御风，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鸟鼠攸去。王有宫殿，民有宅居。”人类的居住建筑从最早的防御功能向着实用、美观的方向发展，随着宗法制度的形成，产生了宫殿、府第、民居等建筑类型。
吴地的古民居在古建筑的各种类型中数量最多，分布也最为广泛。由于木构建筑极易损毁，明代以前的吴地民居因时代久远已不复存在，目前尚存的古民居多为明清、民国时期的建筑。经调查，总量共有369处，主要分布在东山、金庭（西山）、甪直、木渎、光福等地。而以东山、金庭（西山）为最多，共有326处。从现存的这些古民居的情况来看，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成因的不同，吴地的东、西两山与湖东平原各镇有着两种不同的民居风貌。洞庭东山、西山为太湖中的孤岛，属丘陵湖滨区域。“靖康之难”（1126年）以后，为避战祸，北方地区的官宦贵族纷纷南迁，到此隐居者极多，他们选择深坞谷地聚族而居、合族而处。中原地区成熟的居住建筑形式及蕴涵的意识，奠定了洞庭东、西两山早期民居的基本形式和内涵。尔后，随着洞庭商人集团的崛起，当地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巨贾，他们用赚来的钱买地建房，聚集而居，形成了许多高墙深院的民居村宅。因此，东、西两山地区的古民居呈现出多深宅大院的山村民居风貌。民居建筑大多依山坡而建，高低错落，宅前屋后多水井、水潭、山涧，以满足日常生活用水之需。为便于舟船出行，滨湖处大多开挖有湖湾、水口。王维德的《林屋民风》这样说：“洞庭编户为里七十有奇，民居散若村落，屋宇甚固，因湖中风雨迅疾，墙必砖，覆必瓦，高数仞，类新安，虽贫家亦无茅茨之宝。”这也许就是洞庭东、西两山民居建筑的特点。
而地处太湖东部平原的甪直、木渎、光福等地，为平原水网区域，四周为广袤的沃野和众多的河荡。千百年来，发达的农耕渔业经济孕育了这些集镇的形成。而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众多的往来船只，遂使这里成为繁华的商贸集散中心。鱼米之乡富裕的生活和舒适的环境，亦引来众多的富贵人家和文人雅士蛰居于此，建院造屋。因此，这些古镇内的民居建筑多沿街而建，依水而立，傍桥而筑，一色的青瓦粉墙，色调素雅，布局紧凑，从而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民居的风貌。
吴地的明清民居虽有两种不同的风貌，但宅院的平面分布形式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以方形“院”式的平面结构加“各种翘脊”的二坡硬山屋顶为主要形式，其构成单元是以“天井”为形心的三合院式的四方功能空间。宅院的平面布局通常以中轴线进行布置，单体建筑以纵深和数进构成，每进单体建筑一般面阔三间至五间。按院落体量的大小大致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小型住宅仅为一至两进，中型住宅大致为三进以上，大型住宅一般有一路五进或多路组成。其中，轴线上一般有照壁、门屋、轿厅、大厅、住楼、花园等单体建筑组成，俗称“正落”。中轴线的两侧往往还有副轴线作护厝，俗称“边落”。边落常建有花厅、客房、书楼及下房等。正、边落之间有备弄相通。各路单体建筑之间均以天井、墙垣相隔，形成以天井为形心的独立建筑单元。
照壁，俗称“照墙”，其形式有“一”字形、“八”字形。宅前设照壁作为隔邪物，主要起到避凶取吉的作用。
门屋，通常为面阔一间或三间。门是宅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门第的开设十分讲究：一般民宅正间前设门第、做库门形式；显贵之宅，其门第常做成将军门形式。而有些宅院的门第常常与宅基的中轴线构成有意识的偏斜。究其原因：其一，从职业而论，经商的宅主其意识取财得“金”，而南方属火，火能克金，故门向正南对职业不利，则有意识偏斜；其二，自然界不吉，对门有怪石、恶水等，而以偏斜避之，追求地理环境与人的同构关系。对门向的刻意追求，实际上都是宅主人祈盼居室平安、宁静之心理反映。
轿厅，为轿夫停轿之所。一般为三间，其构架或为扁作，或为圆作。
大厅，无论住宅大小、居者贫富，厅堂均是一个家最重要的地方。厅之前都设有天井或庭院，其前檐全部敞开。平时这里是家庭生活的共享空间，接待亲朋宾客；遇到红白喜事，厅堂又是重要的礼仪场所。厅堂的修建也十分讲究。通常在一幢宅院中，厅堂用料较大，且高敞而庄重。
楼厅，亦称“女厅”。位于大厅之后，为宅主人起居及女眷应酬之所。一般为三间，亦有面阔五间的，楼厅次间或梢间前常有厢楼，两厢楼之间形成庭院或天井，前以墙垣相隔，形成独立的建筑单元。
花厅和书楼是平时读书闲居应酬之所，一般均位于边路。其形式精巧，结构式样有卷棚、回顶、贡式厅、花篮厅、鸳鸯厅等。厅内装饰华丽，雕刻精细。厅之前后均设有天井或辟有小花园，园内栽花植树，叠石凿池，营造出雅致的氛围。
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制定了严格的住宅等级制度。《明史·舆服志》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庶民庐宅）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三十五年复中饬，不许造九五间数（即五间九架）。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其物力，但不许过三间。正统十二年（1447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限。”至清初，“顺治、康熙间，士大夫犹承故明遗习，崇治居屋。”（王芑孙《怡老园图记》）。而吴地的明清民居建筑，大多都打破了这一严格的住宅等级制度。这一时期的民宅虽在平面上限三间，但常在厅旁次间的两侧各加一挟屋，如明代民居遂高堂、绍德堂、三有堂等，其大厅均为三明两暗的五开间式样。民居中的住楼，面阔五间的亦常见。而且，吴地的明清民居大多施彩绘、用斗拱。如明代民居凝德堂采用了满堂施彩的手法且施斗拱；明代中期的遂高堂大厅亦施有彩绘；吴地明代民居住宅建筑大多均在脊檩上施彩。这种现象反映出：早在明代，吴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就已萌芽，封建等级制度面临挑战。
在立面处理上，吴地民居则体现出素雅、灵巧、自然的特点，与北方建筑有明显的区别。宅院单体建筑的底部一般都有以石砌筑的台基，高约30～50厘米。上部砖砌墙体，外以纸筋粉饰，屋之顶部铺设小青瓦。石基、粉墙、青瓦质观丰富，形成了粉墙黛瓦的基本色调，与江南山村水乡的环境十分融合。
雀宿檐的灵活运用是吴地民居的独特做法。由于南方多雨，为了避免雨水侵入，在住楼或厢楼的底层立面檐口下往往设有雀宿檐，在楼的承重前端，立方柱，以短川连于步柱，上覆屋顶，檐下设有斜撑。精致者，檐下设以挂落，悬有雕花花篮，十分灵巧精致。雀宿檐的设立，不仅可避雨，而且形成了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增强了进深的层次感。
宅址选于坡地的多进式住宅建筑，往往呈现出前低后高、逐进递升的特点。如东村敬修堂、嵩下的三祝堂等，其前后每进单体建筑之间均要提高二至三个台阶，整座宅院的前后落差达2.28米，其侧立面形成一定的坡度。这种利用自然地形布置前后多进单体建筑的做法，具有明显的优点：一是便于泄水；二是利于每进建筑的采光。十分科学合理。
值得指出的是，砖雕门楼的设立是吴地明清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
清乾隆年间，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说：“吾乡造屋，大厅前必有门楼，砖上雕刻人马戏文，玲珑剔透。”吴地的古民居一般均在大厅、楼厅前设有门楼或墙门。所谓门楼、墙门，都是随墙面上开门并设有装饰及屋面的构筑物。其屋顶高出墙垣且耸然兀立者称“门楼”；两旁墙垣高出屋顶者，则称“墙门”，其做法基本相同，具有防火、防盗、防雨淋的功能。砖雕门楼与墙门，均为仿木结构，瓦顶屋面以下用砖做出斗拱、椽子、上下额枋、字牌、兜肚、荷花柱等。在上下枋与两兜肚内雕刻各种纹饰，图案优雅，雕工精细；字牌内则镌刻额文。门框用石料或砖砌成，设上下槛，以砖砌出八字扇膛。砖雕墙门中常出现一种简易的形式，一般称为“门罩”，其形式如衣架，仅在大门的门框上部用水磨砖砌出向外凸出的线脚及装饰，讲究的还做斗拱及双角起翘的皮条脊一坡檐口，顶上覆瓦。而值得指出的是，门楼与墙门的字牌内不仅题刻四字额文，还常常镌刻着题额人的姓氏及干支纪年，这样便留下了宅院建造的绝对年代。
砖雕门楼与墙门将实用和传统审美意识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苏南传统民居立面装饰中的杰作。
在梁架形式与结体上，吴地民居多为硬山砖木结构，以抬梁和穿斗的结构形式承受其屋面的重量，以空斗墙与实体墙来护围及分隔空间。其屋面大多为二坡屋顶，屋面平缓而富有弧线，十分轻盈。其梁架形式大致有扁作与圆作两类：扁作规格较高，常用于厅堂、楼厅等主体建筑中；圆作规格稍低，多用于小型住宅的圆堂。亦有扁作与圆作混用的实例。而扁作梁的形制是有定式的，俗称“剥腮挖底”。即在梁背的两端向上作圆形刹，梁之前后各按梁厚锯去1/5，成斜三角形，其斜弦上端与卷刹相连，谓之“剥腮”。梁底自腮嘴外逐渐向上挖去半寸，谓之“挖底”。其梁之底椽做圆势。这种扁作梁的线条十分流畅，为宋《营造法式》之遗制，与浙西及安徽民居浑圆的“冬瓜梁”有明显的区别。
吴地民居内屋顶设轩的做法，也极具特点。吴地民居对“轩”的运用始于明代，所谓“轩”就是在厅堂的内四界前后加深一至三界，并在原有屋面下设草架，架重椽，自下仰视为卷棚式的天花。轩的运用可使单体建筑向纵深方向发展，当厅堂前后加深设廊或置穿堂时，将廊与穿堂内顶做成卷棚式，上设草架，将原有的前后屋面仍做成“人”字形的二坡形式，以便泄雨水。轩的运用，使建筑形成双层屋面，具有一定的隔热效果，形成冬暖夏凉、适宜人居的空间环境。
轩的运用十分广泛，厅堂前后用之，轿厅前后亦用之，楼厅底层用之，花厅书楼更用之，有的宅院甚至门屋的内顶也筑轩，真是无屋不起“轩”。轩的做法亦为变化多端，有菱角轩、船篷轩、一枝香轩、弓形轩、茶壶档轩、鹤颈轩等多种形式。营建精正的花厅与书楼甚至出现多轩连缀的形式，其内屋顶形成起伏的曲线，产生柔和的曲线美。
轩的运用，使建筑的室内空间更富变化，再加之与柱、梁等承重构件的结合，以及窗槅雕件的点缀，整座建筑的内部空间显得非常精致、典雅、大方。
吴地明清民居，以其构架的总体风格来说，明代建筑的梁架雄浑挺秀，线条简洁而流畅；清乾隆、嘉庆时期的梁架雄健厚重；清末民初的民居梁架则精巧华丽。
从建筑装饰看，明清时期的吴地民居呈现出“砖、木、石”三雕并用，并与建筑巧妙结合的特征，形成了一种技艺高超、气韵生动、自成一体的建筑装饰风格。
木雕，是在构件的表面施以雕刻装饰。在一座民居建筑中，通常在其梁枋、插木、抱梁云、山雾云、梁机、梁垫、荷包梁、棹木、廊檐下的垫拱板、斗拱、斜撑等梁架结构，以及门窗、槅扇、栏杆、挂落、飞罩、围屏等室内装饰上都有雕饰。图案优美，技法多样。
砖雕，最早是以泥制成砖坯再雕刻，而后演变为先堆塑或翻模成型，烧制后再进一步精雕细琢。明代“先烧砖、后雕刻”的做法已普遍盛行。到了清代，砖雕工艺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砖雕在建筑装饰中有独特的作用和位置。在民居建筑中一般主要施于门楼、墙门、照壁、垛头等部位，雕刻手法有立体雕、深浮雕、浅浮雕、透雕、线刻和字画等，精细者常在一块方不盈尺的砖面上雕出多重层次，画面精细入微，虽经斧凿，却巧夺天工。
石雕主要施于门枕、柱础、门楣、须弥座，雕刻手法有深浮雕、剔地浅浮雕、线刻等。
走进吴地的明清民居，如同走入了三雕世界——花鸟虫鱼、山水人物、龙凤瑞兽、传奇故事，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雕饰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不同的图案，不同的含义，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寓意，人们在古朴的民居住宅中，既可看到明代疏朗雅逸的雕饰艺术风韵，也能欣赏到清代精美繁复的雕饰艺术风格，亦可领略到民国时期“中西合璧”雕饰中的西洋文化元素。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民居建筑不仅仅是一种“住”的空间，也是这一地区文化传统的体现。本书所收录的72处吴地民居，是在封建商业经济影响下形成的村镇民居。从这些实例中，不难看出封建的宗法制度、儒家的长幼尊卑、道家师法自然的思想对房屋建筑的影响。同时，也折射出当时这一地区人们的审美观念与生活情趣。
宗祠，又称“祠堂”，民间祠堂起源于西汉，而“汉世多延祠堂于墓所”，后来逐渐移建于村落之中。到宋代，在范仲淹的提倡下，平民百姓才逐渐兴建起家祠。明中叶以后，朝廷有意利用宗族力量作为政权的补充，以此稳定广大农村的社会秩序，于是提倡修宗谱、建宗祠。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先祖，乞诏天下臣工立家庙。”建祠之举便在全国，尤其是江南广大农村迅速盛行。宗族不论大小，均建祠祭祖，寄托哀思。
宗祠内纪念祖先的代数亦有定制。明以前是两代，后发展为“高、曾、祖、祢”四代，清代则向上追溯几十世。由于世代的延续、人口的增多，村落中先是一姓一祠，后发展成一宗一祠，以至于出现了“大宗祠”、“小宗祠”。
作为礼制建筑，宗祠的形制和外形比较保守、定型和封闭。现存的祠堂一般都为三开间，纵向延伸为两进或三进，分门屋、享堂、寝堂、东西庑。每两进间为天井。祠堂内主要大厅都在第二进，称为“享堂”，进深较其他各进都大，梁架也高大华丽。寝堂进深往往较小，用以安放神橱、供奉祖先牌位。宗祠每往里一进，地平就或多或少地抬高，到寝堂时达到最高。这种空间处理方式有着建筑本身以外的特别含义。吴地的宗祠或支祠，大多遵循上述形制，但各祠因家族财力的大小而在规模上有所差别。
从现存情况看，吴地的祠堂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典型的宗祠。其规模、形制、体量符合宗祠的规制。典型的实例有：东村的徐家祠堂，该祠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前后三进，分别为门厅与上、下两厅。入口从前庭院东西两侧券门进入，每进单体建筑的地坪逐进递升。其规模较大，装饰华丽。
第二类，家祠，即住宅与祠堂合于一体的祠堂。东山的薛氏家祠属此类，该祠前后三进，头进三间为门屋，第二进三间为享堂，后进住楼三间带两厢楼为居住之所。
第三类，专祠，即奉祀个别人物。如西山后埠古村内的费孝子祠，该祠是一处费氏族人为颂扬十一世祖费鲤泉的孝行而建造的祠堂，其形式是单进小院落。
宗祠是宗族的物化，它表征着宗族或宗族下房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是团结整个宗族、维系人伦秩序、炫耀乡邻、提高族人自尊的载体。宗祠的主要作用是供奉祖先，按时举行祭礼，并且在此举行大会、议事、写谱、修谱。
目前，吴中地区尚存的祠堂建筑已不多，从本书所收录的7处祠堂的情况看，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宗祠之族的家族史源远流长，其先祖原籍大多是北方中原地区人士，都是在南宋建炎期间随康王南迁时为避战祸而隐居吴地的贵族及官宦。如东山的万氏宗祠，所祀迁山祖为万虞恺。据《万氏宗谱》载，万氏原籍河南汴梁（开封）。靖康之难时，官至和州州判的万虞恺随高宗南迁避难于毗陵（今常州）。后携仲子禹思迁居洞庭东山，以种果为业。叶氏宗祠，所奉祀的先祖是北宋时的刑部侍郎叶逵。东村徐氏宗祠所祀的世祖是徐万一，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迁居栖贤山麓之东园里，即今东村。三山岛的秦氏宗祠，属支祠，所奉祀的世祖是从西山迁来的秦浩养。据《洞庭秦氏宗谱》记载，洞庭秦氏是宋代著名词人秦观的直系后裔，其原籍甘肃天水，亦为北方贵族。
二是祠堂建筑的装饰十分讲究，纹饰题材广泛，其含义以具有教化意义的“忠孝节义”的内容为多见。
吴地的祠堂建筑不仅具有一定的规制，建筑装饰亦十分讲究。装饰的重点部位一般都是在建筑的明显之处，如门楼、前檐口、门厅、祀厅内的梁架、翻轩、门窗、廊庑等各部位。装饰手法有彩绘、木雕、砖雕、石雕、堆塑等。装饰的题材亦比较广泛，象征吉祥的动物纹有龙凤、麒麟、仙鹤、狮子、蝙蝠、鹿等；象征高雅富贵的植物花卉纹如梅、兰、竹、菊、莲花、海棠、牡丹、石榴、灵芝等；以人物为题材的装饰则以“福、禄、寿”三星、“入仕拜相”、“二十四孝”图案为主，亦有三国人物故事等。所雕图案注重写实，生动自然，线条流畅，构图华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吴中地区地处太湖之滨，境内河湖密布，河港交叉，古桥就成了极富情趣的建筑。“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白居易诗）多姿多彩的古桥，构筑起了浓郁的水乡风韵。
吴地的古桥数量众多，造型精美，体态轻盈，或以武康石垒，或以青条石砌，或以花岗石筑。有深藏绿树丛中，有长卧在清波之上。桥之形式有拱形桥、梁式桥之分。孔数以单孔为多，兼有多孔，多孔者往往成单数，这既符合讲究中轴对称的传统观念，又适合河流的自然状态，以便行舟。桥，在吴中水乡天然秀丽的图画中联芳济美，拱形者如彩虹飞架，平卧者像长笛横吹。
而更为重要的是，桥是古代水陆交通的纽带，俗语说：“无桥不成市，无桥不成村，无桥不成路。”座座古桥连接了城镇的街道，使之贯通成市，亦连接了各地村落的道路。从繁华的城镇到偏僻的乡村，从古运河边，到吴淞江畔，均能见到古桥的身姿，一座座古桥跨河而立，连接了街道，贯通了乡村，支撑着水乡地区农耕社会交通业的发展。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部分公共建筑、园林及商铺，其中亦有不少优秀的实例。如明代高士赵宦光构筑的山地园林——寒山别业，以其独特的构景艺术与丰富的人文内涵，成为明代山地园林的杰出代表，以致乾隆帝六次幸临。东村的栖贤巷门，是古代里坊制坊门演化而成的古村落的安全设置，这种明代所建的砖木结构的巷门在苏南地区仅存这一例，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著名建筑师姚承祖所建的梅花亭，构思巧妙、形式别致，是清末民初亭式建筑中的优秀实例。涵村的明代店铺，存世极少，国内仅存两处，极具文物价值。
寺庙、古塔、宗祠、民居、古桥、巷门……构成了吴地建筑文化最基本的历史符号，它们宛如一座座凝固的历史丰碑，记录着千百年来吴地农耕时代的文明史，体现着吴地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饱含着乡土社会的历史文化信息。
百年老屋，熠熠生辉。吴地的这些古建筑，定能跨越时空的界限，给人以德、智、美的感染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