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一、前言
宋钘在战国时代为融通道、儒、墨的思想大家，孟子曾在石丘与之论寝兵（见《孟子·告子下》），荀子则在其著作中以相当的篇幅批判宋子“见侮不辱”“情欲寡”之说（见《正论》《正名》等篇）。在《庄子·天下》中宋钘与尹文合论，被视为儒家外的六大学派之一。宋钘学派在战国晚期仍有相当大的势力，此点从《荀子·正论》评述其说屡称“子宋子”以及《韩非子·显学》《尸子·广泽》中的评论皆可看出[1]。下至汉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宋子》十八篇，唯入小说家[2]，被贬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而与《伊尹说》《黄帝说》同伦，盖视为黄老道家末流[3]。《宋子》在《隋书·经籍志》无著录，其书早已不存。宋钘一派为联结老、庄学说的链环，也是道、法转关的枢纽，其镕铸调和的学风更促进战国时期各家学术之交流，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此派之实际面目为何？与其他诸子有何关联？又为何暴盛暴衰？长期以来，这些疑点都因为《宋子》书的散佚而成为难以回答的问题。笔者不揣谫陋，在前贤的基础上搜罗、考证与宋钘相关的文献，尝试复原该派的思想面貌，并梳理宋子与其他战国诸子之关系，冀能对于宋钘其人其书及该派的学术源流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书分上、下编。上编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相关文献的整理及校释；二是在文本校理的基础上，讨论文献的性质及学派归属问题。下编则据上编考证之成果，进一步描述宋钘学派的思想面貌，勾勒其学术源流，并对宋子的本名及年世略加考证。
在进入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于本文所用“学派”一词作一说明。杨华曾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流派形成主要有两种因缘，一是师承，二是地域[4]。师承性学派如儒、墨，乃因某一学术领袖讲学授徒，以至支流派衍。先秦时代因文字载体的限制（著于简帛），一般人不易获得书册及知识，文化传播的渠道只能较多地依靠口耳相传，因此“一个学派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某个创始者的一群人，他们共同生活，共同讲习。”至于地域性学派即“学者们汇聚在某一地方，共同研究学问而形成一个学派。”如战国时代的稷下学派、东汉晚年的荆州学派[5]。按，今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而使用较为宽泛的“学派”一词，实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因为大多数的先秦诸子书难以证明为某某思想家手著，而是一群有师承关系或学术理念接近的学者们的集体编纂，且往往历经转相传习及后师附益的过程，所以某一子书所呈现出的思想可能非一人所独有，而是某一派师门的共同面貌（当然其中难免存在思想、文字风格不连贯的现象）。既无法离析出何者为该派宗师之说，何者为后学增益之言，故在论述时便以“某某学派”之称涵摄二者[6]。本文为行文方便，论及宋钘一派著作及思想时，或直言“宋钘”，或以“宋钘学派”称之，其实一也，望读者不以粗疏为讥。
二、研究状况回顾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宋子》十八篇”，此书久佚，清代学者马国翰有辑本，录有《庄子·天下》评论宋钘、尹文学说一段、《孟子·告子》宋
遇孟子章及《荀子·非十二子》《韩非·显学》所述宋子之说。早期对于宋钘的研究集中在其与老子、墨子的关系，所据资料即上述《庄子·天下》《孟子》《荀子》等书对于宋子学说的评述。刘咸炘《子疏定本·墨宋第五》论及宋钘与墨家学说的同异[7]。钱穆《宋钘考》则详细比对宋子遗说与《老子》，证明其学说确如班固所言具有黄老意，对于宋子的大致生卒年代也作了一些论证。在该文中，钱氏也指出，《吕氏春秋·去宥》为宋、尹别宥说之犹存者，或取之《宋子》十八篇[8]。值得注意的是，金受申《稷下派研究》将宋钘视为“名法转关中的一个人物”，并归纳其学说的要点为“正名”“节欲”“牺牲”。他指出，宋子之学非稷下学派主流（按，他以为稷下学说的主流在正名、唯道、尚法），可视为稷下派内独立的系统。他又据马国翰说指出：“《庄子·天下篇》所述都是宋钘的主张，和尹文没有关系。”该篇所述“大半引《宋子》原文，不是庄周的评语”[9]。
一九四零年代，郭沫若《宋钘尹文遗著考》一文指出：《管子》书中的《心术上》《心术下》《内业》《白心》等篇为宋钘、尹文一派的遗著。他认为“白心”“心术”都是宋、尹学派的术语，而《心术》和《内业》等既见“黄老意”，也有“名家言”，且与《庄子·天下》所述宋、尹一派别宥寡情、见侮不辱、食无求饱、救斗寝兵、不求苛察、不假于物诸义，无一不合，所以他推断诸篇应为宋钘、尹文一派的遗著[10]。郭氏此说影响较大，其后研究者就把讨论的焦点放在《管子·心术》等四篇是否为宋钘、尹文所作之问题上。
在郭氏发表此文的稍前，刘节与蒙文通都曾对上述《管子》诸篇的学派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11]。刘氏说与郭沫若略同，且认为《心术上》等四篇可能是道家及《老子》思想的渊源[12]。蒙文通则提出：《心术》《内业》等篇是“道家之旨而入于儒家者。”“义合于慎到，实管书之有取于慎子。”[13]又进一步推测：“《管子》书之《心术》《白心》《内业》诸篇，为儒家之杂于道家者，其说上承《乐记》，仲良氏传乐，此非所谓仲良氏之儒乎？”[14]
一九六零年代，杜国庠撰文肯定前述郭沫若说，以《管子·心术》等篇为宋钘、尹文之著作，深入探讨该派学说对于荀子之影响[15]。蒙文通则作《略论黄老学》，虽重申《心术》《内业》诸篇之论因循，与田骈、慎到学说相合，但对于其旧说却有明显之修正。他说：“《管子》中的《心术》《内业》《白心》各篇，我以前认为是慎到、田骈的学说，也有同志从‘白心’二字着眼，认为这几篇书是宋钘、尹文的学说，如果从‘或使’论来看，也可以说是接子的学说。总的来看，这些学者都是黄老派，他们同在稷下，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我们说这几篇书是黄老派的学说就可以了，似不必确认其定是何人的作品。”[16]不过，此说在当时未受到学界重视，一直要到裘锡圭援引后（见下文），才渐有从之者。
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经法》《经》[17]《道原》《称》等佚书，学者咸认为其与黄老道家有关，故称之为“黄帝四经”“黄老帛书”或“黄帝书”。由于诸篇帛书与《管子·心术》等四篇具有内在关联，所以《心术》等篇的学派归属问题又重新被提出讨论。朱伯崑作《〈管子〉四篇考》，逐条批驳郭沫若之说，并据《慎子》及《庄子·天下》《荀子》对慎到学说之评述，主张《心术》等四篇为齐国法家慎到一派作品[18]。裘锡圭从《心术上》和《白心》具有主张法治、去己去知、因循应物、形名论等思想特色，推论二篇当出于慎到、田骈一派之手，与上述马王堆帛书皆属“道法家”的作品。他进一步说：“《管子》书中有阴阳家的思想，例如《四时》《五行》等就是阴阳家的作品，但是在《心术上》和《白心》里，却看不到阴阳家思想的成分。这两篇作品的时代应该早于采用了阴阳刑德说的乙本佚书。它们也许可以看做道法家早期作品的代表。”[19]
裘锡圭、朱伯崑后来都放弃前述说法。裘锡圭留意到上述蒙文通后说，认为“无论把《心术》等四篇定为宋钘、尹文学派著作，还是定为慎到、田骈学派著作，证据都嫌不足”。遂将《心术》等篇的作者称为“稷下道家”[20]。朱伯崑《再论〈管子〉四篇》主张《心术》等篇为“齐国黄老派的著作”，并指出“《心术》《白心》既谈养生，又谈刑名，而《内业》只谈养生，不谈刑名。据此，不能将此四篇混为一谈。”对于四篇的时代则认为“就这四篇的内容和文句看，《内业》当在前。……就其所使用的汉语辞组说，其中有‘道德’一词；就其所提出的命题说，其中有‘其细无内，其大无外’。其成文当在庄子和惠施之后，即战国中期以后，和《庄子·庚桑楚》前。”[21]冯友兰也认为《管子》中的《白心》等四篇不是宋、尹一派的著作，而是“稷下黄老之学”的作品[22]。其后，李存山、胡家聪、白奚、张连伟、张固也等都曾对《管子》四篇为宋、尹或慎到一派著作的旧说提出批评，并主张四篇为稷下黄老学派的著作[23]。
除了上述调和之说外，仍有部分学者坚持旧说，如金德建、孙开泰主张《管子·心术》等四篇为宋、尹之作[24]，李学勤通过诸篇与马王堆黄老帛书的比较，从而指出：“《管子·心术》等篇的作者曾读过《黄帝书》，引用了其中的思想以及文句。这一点，正与我们所了解的宋钘、尹文的学术特点（按，指其言本于黄老）相符。”[25]吴光则认为《管子》四篇有可能是田骈、慎到一派的作品[26]。
综上所述，《管子·心术》等四篇的学派归属主要有三说：一是以诸篇乃宋钘、尹文遗著，郭沫若、刘节、杜国庠、李学勤、金德建、孙开泰主之；二是以诸篇为田骈、慎到所作，蒙文通、朱伯崑、裘锡圭、吴光主之，但蒙、朱、裘三氏后来都放弃此说；是三以《心术》等四篇为“稷下黄老道家”之作品，而不区分其为某一思想家所作，蒙文通、朱伯崑、裘锡圭、冯友兰、李存山、胡家聪、白奚、张连伟、张固也主之。上述三说都认为《管子·心术》等四篇的著成时代在战国中期，但也有部分学者主张诸篇为战国晚期之作品，如杨儒宾据熊十力、唐君毅之说指出：“《内业》《心术》等篇宏博渊深，可代表战国晚期道家思想的发展。”[27]詹剑峰则谓：“四篇杂抄道、名、儒、法之言以成篇，而杂抄者文笔又不高明，更显其浅陋……四篇显示道、儒、名、法之言盈天下后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末期庸人所辑成的篇章。”[28]
由于学界倾向将《管子·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及《内业》视为一组不可分割的作品，又将诸篇笼统视为“稷下道家”著作，故近世思想史论著提及宋钘时，鲜少深入探讨其思想内涵及源流，多是援引《庄子》《荀子》对其学说的评述作说明或零星的讨论。少数专文涉及宋钘者，也仅针对其姓名、国籍及其是否属于墨家等周边问题作探讨[29]。由于材料的限制，目前对于宋钘一派的研究可谓停滞不前。较值得一提的是，胡家聪对宋子一派“道墨融合”的特点作了详尽的论证[30]。葛瑞汉（AngusC．Graham）则注意到宋钘对于“心之行”的强调具有“主体性”建立之重要意义，他说：“宋钘受到远至孟子和庄子等思想家的批评与尊敬，这表明他在转向专注内心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31]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也指出：宋钘能避免一切愤怒及好争之心，在他内心中确实和老子、庄子一样具有深刻的精神独立性。宋子所体现的道家色彩就是他的内在超脱的态度[32]。
三、研究材料
本文所涉材料可分为三类：一是先秦诸子书中所见对于宋钘一派之评述资料。其中，《庄子·天下》对该派有较全面的论述，且文中直引宋钘之语，为考证其思想内涵的重要依据。《荀子》中的《正论》《正名》以较长的篇幅批判宋钘“见侮不辱”“情欲寡”之说，亦不容忽视。此外，《孟子·告子下》记载孟子与宋钘论寝兵一事，可资考证宋钘之年世；《韩非子·显学》以“宽”“恕”二语归纳宋钘思想，可见其学说之精神；《尹文子》记载彭蒙与宋钘辩“圣人之治”与“圣法之治”之异，则可用以区别宋钘与彭蒙、慎到一派之分际。上述文献虽属间接之评述材料，但因宋钘著作早亡，若要钩稽其遗说或佚篇，必须以这些资料作为研究的起点及依据。
第二类材料是前人指为宋钘遗著之《管子·心术》《白心》《内业》《吕氏春秋·去尤》《去宥》等篇。其中，《管子·心术》等四篇之学派归属虽有不少专文讨论，但由于学者对于诸篇所呈现之思想内涵理解各异，产生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要解决此一争端的务实的做法是从材料本身出发，也就是通过详细的校释，先复原文本，然后在此基础上考证各篇之文献性质及学派归属。由于此类文献需经进一步考辨、拣择，才能确认其是否为宋钘一派作品，可称之为“准直接材料”。
第三类材料乃战国时期其他诸子之著作以及《史记》《汉书》等相关史籍，可视之为背景材料。对于某一思想家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其学说内涵的发掘，而应该将之置于历史的脉络，论述其思想源流及其在学术史之地位。宋钘之学说具有融通道、儒、墨的特色，又与稷下先生彭蒙、田骈、慎到、尹文、荀况等论辩交往，因此要梳理宋钘思想之源流及其与诸子之关系，必须参照《老子》《庄子》《尹文子》《慎子》《荀子》等传世文献以及近出子思学派竹书（如郭店《五行》《性自命出》等篇）。但上述诸子著作需经过一番甄别工夫，如《尹文子》《慎子》涉及材料的真伪问题，《老子》《庄子》又有著作时代先后之争论，对于郭店儒家佚书的时代及学派归属亦需稍加鉴别。此外，《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孟子荀卿列传》及《盐铁论·论儒》记述战国时期齐稷下先生之事迹，惟未及宋钘；《汉书·艺文志》录《宋子》十八篇，但入小说家。这些记载虽有时代之囿限，但对于讨论宋钘著作之体制特色、诸子之年世及关系等仍颇有帮助，亦不能轻忽。
除传世文献外，近年刊布的郭店楚墓所出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中有多篇道家、儒家佚籍，亦应善加利用。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有《彭祖》一篇，其内容托言耇老问道于彭祖，敷陈“慎终葆劳”“五纪毕周”“心白身怿”等说，并有主敬慎、非斗及戒骄泰盈满之论[33]。周凤五曾指出：竹书内容夹杂儒、道，篇中“心白身怿”一语和《管子·白心》及《庄子·天下》所述宋钘一派有关，不妨假设其为稷下学派的产物[34]。据此，本文亦将楚竹书《彭祖》视为上述第二类“准直接材料”，在竹书的简序编联及字词考释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该篇竹书的学派归属。
【注释】
[1]《韩非子·显学》：“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尸子·广泽》：“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而不已，皆弇于私也。”按，“料子”即“宋子”之误，详见本书上编第一章第三节。
[2]按，《荀子·正名》已斥宋子学说为“小家珍说”，《汉志》对宋子书的评价其来有自。
[3]按，《汉书·艺文志》“《宋子》十八篇”，班固自注：“其言黄老意。”是仍承认其为黄老道家。
[4]杨氏文中归纳学派成立的因缘有三：师承、地域及问题。但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流派基本以前两种为主。按，在其基础上似乎还可加入另一因缘，即“时代”。某一时期的学者可能因为相近的学术志趣及研究理念而转移前代风气，形成学派，如所谓“乾嘉学派”。
[5]杨华：《传统学术中的学派》，《光明日报》2007年9月13日，第9版。
[6]按，有时两位学者并无直接师承关系，但学术风格及理念接近，思想具有承续性，亦可以“某某学派”称之，如“老、庄学派”“思、孟学派”。
[7]刘咸炘：《子疏定本》，《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91—94页。
[8]钱穆：《宋钘考》，《先秦诸子系年》，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6月台北东大三版，第374—378页。
[9]金受申：《稷下派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5月，第7—9、30—38、50—51页。
[10]郭沫若：《宋钘尹文遗著考》，《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547—570页。
[11]刘节说见《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蒙文通说见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按，郭沫若前揭文末标示写作日期为“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刘节文标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年代与郭文尤近，唯一九三零年代罗根泽作《管子探源》时已引述刘节之说。蒙氏文收入《先秦朱子与理学》，文后所附其子蒙默的整理后记云：“本文原载《论学》第四期特大号（一九三七年四月无锡出版），后收入《儒学五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成都路明书店出版），有较大补充。”
[12]刘节：《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刘节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09页。
[13]蒙文通：《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杨朱学派考》，《先秦诸子与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51、116—123页。
[14]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3页。
[15]杜国庠：《荀子从宋尹黄老学派接受了什么》，《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第134—157页。
[16]蒙文通：《略论黄老学》，《先秦诸子与理学》，第193、214页。
[17]马王堆帛书整理者将此篇依篇末题名命为“十大经”，后又改称“十六经”。李学勤在《马王堆帛书〈经法·大分〉及其他》一文（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指出，此篇末“十大”二字当为该篇末章标题，而其篇名当为“经”。按，此篇末“十六经”三字，“十六”乃为章数，可从李说改题“经”。
[18]朱伯崑：《〈管子〉四篇考》，《朱伯崑论著》，沈阳出版社，1998年5月，第415—433页。原载《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1辑（1979年）
[19]裘锡圭：《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文史丛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0月，第72—75页。
[20]裘锡圭：《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文史丛稿》，第16—17页。
[21]朱伯崑：《再论〈管子〉四篇》，《朱伯崑论著》，第435—437页。
[2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00—101、199页。
[23]李存山：《〈内业〉等四篇的写作时间和作者》，《管子学刊》1987年创刊号，第31—37页；胡家聪：《管子中道家黄老之作新探》，《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24页；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187—202页；张连伟：《论〈管子〉四篇的学派归属》，《管子学刊》2003年第1期，第5—16页；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1月，第275—286页。
[24]金德建：《宋钘、尹文三论》，《先秦诸子杂考》，中州书画社，1982年9月，第121—131页；孙开泰：《关于侯外庐先生论〈管子·白心〉等篇著者问题的一次谈话》，《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第26页。
[25]李学勤：《〈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84—193页。
[26]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27]杨儒宾：《先秦道家“道”的观念的发展》，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7年6月，第145页注19。杨氏后来在《儒家身体观》（第55—57页）指出：“《管子》之《内业》《心术下》两篇与孟子思想契合极深，这两篇事实上属于同一个来源。……《管子》两篇的问题意识与解决方式无疑都是继承孟子而来。”
[28]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80—81页。
[29]赵蔚芝：《司马迁介绍稷下先生为什么不提宋钘尹文》，《管子学刊》1989年第4期；周光华：《“钘”字辨考及宋钘其人》，《管子学刊》1990年第3期。
[30]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239—257页。
[31]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15—121页。
[32]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329页。
[33]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08—303页。
[34]周凤五：《上海博物馆楚竹书〈彭祖〉重探》，《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5月，第11、1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