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一、主要研究成果
前文通过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彭祖》之考释及思想内涵的分析，确定该篇竹书乃宋钘学派之遗著。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将过去学者所指为宋钘、尹文一派著作的《管子·心术》《白心》《内业》及《吕氏春秋·去尤》《去宥》加以分析考辨，并对其中可信为宋钘作品的部分及相关的评述资料重新校释。本文对于宋钘一派遗著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创获：
1．本文在整理者及前贤之研究基础上，调整上博竹书《彭祖》之简序，并依此重作释文，对疑难字词详加校释，大致复原该篇竹书，得到一相对完善的版本。
2．本文归纳竹书《彭祖》之体制特色有二：一是假借上古圣君贤臣之对话铺陈思想义理；二是全篇对话以四言韵语为主，有若箴铭体。根据前者，笔者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将《宋子》十八篇归入“小说家”之原因，并进一步论证《汉志》“小说家”成立的背景与战国时期解经之传说体裁兴起有关；根据后者，笔者指出《金人铭》《老子》以及宋钘、慎到等稷下道家皆善以格言体立说，形成先秦道家著作一个显著的特色。《庄子·天下篇》谓宋钘“上说下教”，知其不独游说君王，亦向大众说教，故宋子一派除依托老寿之圣贤以自重其说，并以浅近短小之故事说理，又编缀韵语，使之朗朗上口。战国末期，宋子之学式微（其原因见下文讨论），被后人弃为糟粕，世人既不重其内涵，则其所缀之残丛小语（包括短小寓言及简练之格言）适可作为街谈巷语之资，无怪乎《汉志》以其形式归入小说家，即使班固深知“其言黄老意”，亦因其说之浅薄无可观而摒除在道家门外，成为“道听途说”。
3．通过楚竹书《彭祖》及相关传世文献的研究，笔者重新提出“宋钘学派”作为先秦学术史上老、庄之间的联结，论证《管子·白心》《心术上》经文、《吕氏春秋·去尤》《去宥》及楚竹书《彭祖》为宋子一派的著作，并详细校释诸篇，供学者参考。
4．以先秦经、传体式分别《管子·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及《内业》四篇之性质，不再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1]。笔者认为，《心术上》（前经后解）、《心术下》是一组经、解、传俱全的作品。从思想内涵来看，《心术上》经文当为宋钘一派所作，但其解文大谈因循之论，且略具稷下精气论色彩，其诠释与经文原意不尽相合，疑为田骈、慎到一派学者所作。至于《心术下》乃《心术上》经文进一步引申发挥，可视为其“传”，故附于解经之文后。《心术下》所论大体上切合《心术》经文，唯该篇提出“精气”一词，而文献中又无宋钘谈颐气养生之相关记载，故将之视为稷下学派中受宋钘影响较深的齐地学者所作。《白心》多处申论《老子》义理，又云“正名”“义兵”，反对“盈满”，凡此皆与楚竹书《彭祖》及传世文献所述宋子学风较近，当为该派著作。《内业》虽可与《心术下》比附，但该篇前后大谈精气论与长寿养生，篇旨与《心术上》《白心》不同，疑为稷下道家以精气说为基础，杂糅宋子心术说及医家养生理论的作品。
5．本文梳理老子、墨子及子思学说对于宋钘之影响，并分析宋钘与稷下先生慎到、尹文、荀况之关系，对于稷下学者论辩、交往之状况以及战国中后期学术融合、发展之情形有较深入的分析。尹文、慎到、庄子、荀子四子分属名、法、道、儒，但皆受宋钘学说浸染，四子对于宋钘思想的取舍、改造可以作为先秦学术史的绝佳案例，从中可看出战国时期学者融合它派学说的几种模式。约略言之，尹文与宋钘的关系最为密切，其对宋钘学说正面继承者多，但尹文因个人兴趣及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朝向名法理论发展，遂由道入名，由名入法。慎到以其法家尚势一派的立场接受宋钘“别囿”“毋倚贤”等说，但这些在其理论体系中只有点缀性质，而未与其固有学说融合。庄周与宋钘均以《老子》为宗，庄子面对前辈宋钘之态度是积极地吸纳其说，并化为己用，但仅取其内涵，而不用其术语，另造“心斋”“坐忘”等词，使人耳目一新（此即“旧酒装新瓶”），又修正宋钘过分强调心之主宰及认知功能的执著，提出天道、自然、一气之化等观念，遂一举超越宋钘，取代其在道家之地位。荀子则以儒家之本位，袭用宋钘一派论心时所用术语及概念，予以改造，赋予其较积极的含义（此乃“旧瓶装新酒”）。荀子、庄子面对宋钘学说的两种态度，正相映成趣。
6．从本篇对于战国时期道家诸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此时期的道家学者（包含由道转入名、法者）对于《老子》学说之继承与发展体现在对“道”或“道术”之阐释，各派莫不试图回答老子所提出的“道”是什么？彭蒙、田骈以道术为本位阐述因任自然、去己无私之说，虽略有定分、圣法之观点，但并无较大的突破及发挥，惟田骈“齐物”之说影响慎到与庄周。慎到将齐物、无择之说转为法术之论；庄子则回归老子论道之本旨，主张取消一切对立、分别，将齐物扩大为超物、周物之论[2]。宋钘汲取儒家子思一派心性论，造为心术之说，试图以“心”说“道”，但所论隐晦，其心性说也未如儒家孟、荀精深，战国中期虽盛行于一时，但终究无法传世久远。不过，宋钘兼容各家的学术风格对于其后的稷下学者如尹文、慎到等，有较深远的影响，其“心术”之论启发庄周贯串天道、心术、精气而言道[3]，进而形成道家完整的体系。尹文学说表面虽持大道之立场，但所说已主形名，盖以形名之术说道，故《尹文子》开卷便说“大道无型，称器有名”，形、名并举，已确立其道论之格局。慎到虽名列法家，但其理论基础来自彭蒙、田骈一派道家，亦兼受申不害及宋钘之影响，他以法术代道术，将《老子》去私无己之观念改造为人君治国之术，又融合申不害因循之说，成为法家尚势之一派。至于齐地的稷下黄老道家又以“精气”论道，将医家理论与《老子》学说结合。
二、宋钘学派衰微之原因
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笔者想进一步谈谈两个有关先秦学术史的问题：一是在导论中提到的疑问，即宋钘学派在战国中期崛起，成为重要的学派，但为何在战国晚期，声势陡然下滑，至汉代时更被贬为小说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二是宋钘为宋人，与尹文游学至齐，在稷下讲学授徒，并与当时各派学者交往，其学流布于宋、齐、楚等地，若以蒙文通“道家分南北说”[4]来看，宋钘学说不反对仁义礼法，当入蒙氏所说之北派，但其学以《老子》为根柢，并导庄周之先路，似乎又与蒙氏所说之南派关系密切，然则宋子之学究为北学或南学？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谓庄子之学“其要归本于老子之言”，所说大致不误。惟前文指出，宋钘作为老、庄之间的联结，将《老子》之道转化为心术，庄子更进一步贯串天道与心术，确立“道家”之格局及思想基础。前人或疑司马迁在《田敬仲完世家》《孟子荀卿列传》列述稷下诸子为何独缺宋钘？[5]而此处论庄子之学，又仅视其直承《老子》，何以绝口不提宋子？此与战国晚期至西汉的学术背景及宋钘学说之衰落有关。盖汉初学术以黄老道家为宗，而黄老之学源于稷下。稷下黄老道家著作（如《管子·内业》）虽有取资于宋钘之处，但其基本关怀及思想内涵实不相同。黄老道家改造心术之说，使之成为君王统治之术的一环，自较宋钘之说受时主欢迎。而战国晚期庄子一派又在思想的广度、深度超越宋钘。宋学之衰盖与庄学之兴交替。宋子后学所作《去尤》杂有《庄子》之说，似乎也说明，战国晚期宋子之学已被庄子一派取代，故其门徒阐释“别囿”，只能编造短小寓言，依附当时学术主流为说，才苟传于世。此外，荀子对于宋钘学说之猛烈批判也对其说之传布产生负面的影响。下至汉代，《宋子》之书虽存，但被视为不入流的小家珍说（此评价可上溯至《荀子·正名》）。司马迁列稷下道家学者未数宋钘，《汉书·艺文志》将《宋子》归入小说家，实为时代风气所限。
梁启超曾说：《宋子》一书之佚，“殆为我国思想界最大损失之一矣。”[6]其书之亡诚可慨叹，但从时变势移的角度来看，宋钘之学衍为稷下黄老[7]，其思想虽为庄周、慎到、尹文、荀况所超越，但其精华不也因此融入上述诸子的学说中而流传久远。宋钘之学退出历史舞台，谓其功成身退，不亦可乎？
三、对“道家分南北”说之省思
傅斯年曾批评蒙文通之“道家分南北说”云：“近人有以南北混分诸子者，其说极不可通。盖春秋时所谓‘南’者，在文化史的意义上与楚全不相同，而中原诸国与其以南北分，毋宁以东西分，虽不中，犹差近。在永嘉丧乱之前，中国固只有东西之争，无南北之争（晋、楚之争而不决为一例外）。所以现在论到诸子之地方性，但以国别为限，不以南北西东等泛词为别。”[8]鹏按，蒙氏之说固非一无可取，但若过分强调地理之南北对于学术流派划分的决定性，亦有其蔽[9]。以稷下道家而论，慎到、宋钘等人在思想及著书形式上，皆受《老子》之影响。《庄子》亦未尝不受稷下心术及精气论之启发而别立新说。宋钘本非北人，虽与尹文同游稷下，但其学又广布于楚，实难划分其说为道家北学或南学。或诚如傅氏所言，以南北分不若以国别论，盖先秦各国所承传之文化渊源及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略有差异，如齐地滨海并传承东夷之文化，所以多放言侈论，想象力丰富，且较易接受外来文化；又如宋为殷后，文化既古且高，故其人富宗教性，心术质直，其学者之思想疏通致远而不流于浮华[10]。即以同国之学者论，如宋钘、庄周同为宋人，行年相及，故庄子易受宋钘之影响；又如慎到、荀况皆出自三晋（同为赵人），故荀子学说有取于慎到之因势、定分之说。但即使如此，过分强调国别对学者思想形成的决定性亦有流弊，如前文所举清人俞正燮因宋国君、臣曾有兼爱、非攻之说，便推论：“兼爱、非攻，盖宋人之蔽。……墨子实宋大夫，其后宋
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战不利，有是君则有是臣。”实为皮相之见。
每个学者的思想有一定的独立性，亦有不同的面目，除承受其母国的文化熏陶及所属学派的思想浸染外，亦有天资及个人生命历程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些毋宁较地域之因素更具决定性。战国时期各地学术交流频繁，齐、鲁、三晋与楚皆互有往来，士人游走于列国之间，不同地域虽有学术风尚之差异，但已渐渐出现融合之趋势，并非水火不容。可知类似“道家分南北”“宋人皆墨徒”之说，只能视为权宜之说，面对不同的文献材料、不同的思想家，研究者都需详考其学说之内涵及源流，才能作出较为精确的论断。
【注释】
[1]按，若从编书者的角度看，齐地学者纂辑《管子》而将《心术》上、下及《白心》合为一卷，固视三篇为一组作品。由此角度来看，《白心》亦不妨视为《心术上》经文之传，而《心术下》又与《内业》（本文以该篇为稷下道家集大成之作）关系密切，若以稷下黄老道家为本位，则蒙文通、裘锡圭将上述《管子》四篇称为“黄老派”或“稷下道家”作品，亦不失为一合理的观点。但本文既求其分，便不采用此一宽泛的说法。
[2]按，刘咸炘谓：庄子论道体有二义：一曰超物，二曰周物。此权借其语以论庄子之齐物。参考刘咸炘：《子疏定本》，《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第55页。复按，前人多以田骈一派的“齐物”同于庄周，傅斯年甚至认为《庄子·齐物论》可能为田骈、慎到一派所作，但诚如王叔岷所指出的：“慎子以为‘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是道亦有能有不能，与天地同，则失老、庄之旨。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庄子·齐物论》言‘大道不称，大辩不言。’辩则有限，大道无垠，尚何须辩邪？此庄子所以谓慎到‘所谓道非道’也。”傅氏说见《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中国古代与学术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王氏说见《法家三派重势之慎到》，《先秦道法思想讲稿》，第181页。
[3]按，庄子所论“一气之化”具有精气说之色彩，盖受齐地黄老道家之影响。
[4]蒙文通：《杨朱学派考》《周秦学术流派试探》，《先秦诸子与理学》，第112—114页、第185—190页。其后王葆玹有“南北道家有贵阴贵阳之歧异”之论、丁原明有“黄老道家分南北”之说，皆欲从地域之南北区分道家之流派。王氏说见《南北道家贵阴贵阳之歧异》，《道家文化研究》第15辑，第56—63页；丁氏说见《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42—72页。
[5]赵蔚芝：《司马迁介绍稷下先生为什么不提宋钘尹文》，《管子学刊》1989年第4期，第63—67页。赵氏认为由于宋、尹为墨家支流，而司马迁轻视墨家，故在《史记》里介绍稷下先生而不提二人。鹏按，宋、尹二子非墨徒，前文已辨。
[6]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清代学术概论》附录，第237页。
[7]按，钱穆曾说：宋钘设教稷下，“其殆黄老道德之开先耶”，一语道破宋钘在战国学术史上之地位。说见《宋钘考》，《先秦诸子系年》，第376页。
[8]傅斯年：《战国子家叙录》，收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附录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204—205页。
[9]按，蒙氏将道家划分为杨朱的“北方（齐）道家”及以庄子为代表的“南方（楚）道家”对于后来先秦学术史研究者颇具启发，但以南、北为标志，不如径以齐、楚分。且其强调北方道家不菲薄仁义、注重养生，南方道家必反仁义、鄙视养生，从而认为只要以此为判准，就可将某一学者的思想或著作截然划分，亦过于武断。如他在《周秦学术流派试探》一文云：“今存《庄子》书中，时而菲薄仁义，鄙视养生，讥讽仲尼，排斥杨、墨，这可说是庄子的书。其他与这些论点相反的，可说不是庄子的书。”便有此蔽。
[10]傅斯年：《战国子家叙录》，《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附录二，第205—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