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一
2012年，第33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纽伦堡召开，讨论的主题是“物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the Object），艺术史学界对作为特殊物出现的艺术作品以及作为对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的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样主题的产生应当是源自于学界对当下这个物的世界产生的诸多困惑以及对艺术与物之间关系的思考。会议中的两篇论文《对象与交流：说话的事物》和《“我反对！”——互动艺术中的事与物》，表明了绘画中的物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能够通过某种途径实现与观者的交流，表达自身的态度，使艺术与个体、社会生活发生联系。但是大部分与会学者关注的还是作为艺术史研究的对象——艺术作品本身以及被描绘的对象物所蕴含的内容，这种仅把物视为对象的关注并未澄清物在艺术作品中地位与作用，也未清理物本身在艺术中的演变及其发生的根源。
这种对绘画中物的视角差异折射的其实是学界对艺术研究采用的不同态度与方法——艺术史学界更习惯于采用形式主义和图像学的方法，而哲学界更倾向于文化社会学。
二
从美国场景画派到军械库展览，再经由杜尚到抽象表现主义，再到波普艺术及之后的新兴艺术，美国20世纪的绘画始终与物缠绕在一起。这其中既有对物的反思（杜尚），也有追求物性实现对物的逃离（抽象表现主义），更有与物的共谋（波普艺术）。这种艺术潮流的发展变化体现的是绘画中的物逐渐从象征走向符号化的进程。
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的绘画中，物的应用延续着传统，物的出现主要为了表明人对物的占有、把握与思考，以及利用物来作为画面的形式构成要素，它与人各司其职地构筑着画面的叙事。其中，象征是物的呈现手法，无论是西纽约画派还是美国场景运动，都遵循着这种秩序，但是这种平衡在杜尚等人的现成品艺术后发生了变化，直到后来被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彻底打破。
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们厌倦了绘画中的叙事性与象征性，转而寻求超越物象的物性与形式，这个过程中，形式主义批评起到了助推作用。这种对特殊的物性的推崇体现了艺术评论家对美国当时原有艺术状况的不满，以及希望看到美国绘画受到世界承认的愿望，可是，从罗杰·弗莱到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大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剥离了主题、视错觉而仅留下形式，这种特殊与社会和历史语境的关系就显得苍白。从本质上看，物性的抬头导致了象征的匮乏，形式与主题、经验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的剥离过程，其实就是画家对于绘画中物的认识观念演化的同步过程，正是这种象征的匮乏催生了抽象表现主义。
而随着消费逐渐占据主流话语，物的象征意味就被慢慢抽空。消费社会中，在收藏、展览、拍卖等构成的艺术体系中，不光绘画中的物被符号化，作为物本身的作品也被符号化了，作品通过签名变成了符号物。艺术家们意识到物与消费社会的关系，这才有了波普艺术对消费社会的赞颂或抨击，艺术与消费实现了共谋。这种共谋将消费社会中的一切物化，包括曾经作为主体存在的人。这是一种象征的消亡，一切变成了符号，而符号化必然带来物的本性的丧失，随之导致艺术的危机。
三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美国绘画中物的演化与消费社会的变化步调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它遵循着消费的逻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上行，消费增长，导致丰盛，物的力量开始抬头，现成品艺术开始登上舞台；30年代大萧条时期，消费紧缩，导致匮乏，物的力量开始下行，物性开始受到重视，随后抽象表现主义进入萌发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兴，消费增长，社会变得丰盛，甚至过剩，此时，物开始全面统治消费社会，波普艺术应运而生。
同时，作为特殊物的艺术作品在消费社会中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反映出不同阶层的追求，这导致了抽象表现主义的精英性与波普艺术的世俗性。更多不同的阶层开始希望通过当代艺术物与消费的共谋来实现阶级层次的提升。
四
美国是典型的被消费所统治的国家，这造成了美国绘画艺术的特殊性，尤其体现在画家对待物的态度上：无论是对物的歌颂，还是对物的抨击，美国画家关注的往往是物的技术性与消费性，美国艺术与消费社会有着天生的默契，这也是美国能诞生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这样的商业艺术超级明星的原因之一。
与美国相比，受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战争创伤等因素影响，20世纪欧洲的艺术家们更愿意进行思考与反思。现象学观物的方法、柏格森对于时间的思考，这些学说都引起了欧洲艺术家的重视，哲学与艺术，两者在不同的道路上的探索最终找到了交汇点，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德格尔对塞尚、福柯对马奈、利奥塔对玛格利特等艺术家的兴趣。20世纪的前期，塞尚、德朗、贾科梅蒂、莫兰迪这些画家借观照物来寻求存在、时间等问题的答案，而20世纪中后期，博伊斯，基弗等人借助物来探讨死亡、战争、人性等问题。
五
面对20世纪末新兴艺术的纷乱与传统艺术的危机，鲍德里亚、利奥塔等人提出了各自的应对方案。而他们所提出的符号的消解与重回象征、呈现不可呈现之物与走向崇高，其前提都在于打破艺术与商业的共谋，摆脱消费社会通过物与符号体系、消费体系对艺术家的控制。
当代艺术的出路或许在于，一方面应当担负起艺术所应当承担的使命，如博伊斯所倡导的那样使“艺术介入生活”，展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另一方面应当如海德格尔呼吁的那样，寻回物的本源，寻回艺术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