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况

我第一次去云冈石窟是1979年秋季，中央美院汤池教授带领美术史系研究班和师资班同学们去云冈参观考察。1979年的云冈还比较荒凉，在我的记忆中满目黄土飞尘，绿树草地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周围是横竖交错的运输煤矿的铁路线，站在云冈石窟前远眺，尽是采煤的大型机械和货车车厢，石窟前面是一条陈旧的土路，我们就住在简陋的招待所内。虽然条件差，睡在集体板床上，但大家的情绪特别兴奋。记得当时同学中有薛永年、刘龙庭、巫鸿、王宏建、孙克、陈瑞林等人，晚上熄灯后在宿舍里大聊古今中外的笑话和各种野史，其乐无穷。如今他们都是著名艺术史教授和学者了。在参观前，云冈石窟研究所的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云冈石窟的概况，汤池教授开设佛传故事专题讲座，我们尽力用自己的笔记本和速写本记录能够获得的所有知识信息。“文革”后的学生如同干枯的海绵，如饥似渴，求知欲极强。同学中只有巫鸿带了一台单反照相机和闪光灯，他拍摄了大量资料，令我们十分羡慕。今天根本不允许参观者带摄影器材进入洞窟了。

图3-1-1　云冈石窟远眺（20世纪初拍摄）

云冈石窟（图3-1-1）开凿于北魏460年，这是沿袭北大宿白先生确定的时间，另外还有好几种断代说法。总之，在460年到494年间云冈石窟的主体工程完成。当时由东往西连续有53个石窟，在山沟里的洞窟还没有编号，这53个洞窟里保存着1400多个佛龛、5万多尊佛像。云冈石窟所处武周山是砂岩，容易风化，比洛阳龙门石窟花岗岩质地要松得多，含钙质多，所以洞窟墙根下都已损坏了。新中国成立前有和尚生活在石窟周围；20世纪30年代日本京都大学派遣一批学者驻扎在云冈石窟搞研究，写学术论文；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关心下，建立了研究所，搞专题研究，用科学方法保护石窟、雕塑和壁画。据查录，新中国成立前云冈石窟被窃的佛像和佛头多达近千尊。1973年周总理访问云冈，非常重视石窟保护工作，督促实施3年的加固工程。

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因为大草原和崇山峻岭中游牧民族的强盛，导致政权的更变。游牧民族一般以凶猛骑兵为强项，古代的铁骑兵就像今天的坦克、装甲车一样威力无比。例如匈奴族、蒙古族、满族均属游牧民族，他们文化底蕴不足，往往崇武，凶猛英勇，对文明层次较高的民族威胁很大。最典型的是中东地区两河流域，古代历史上不断有周边游牧民族的侵犯，造成政权更改变化无常。所以在中国秦汉时期就筑起长城抵御匈奴的侵犯。3世纪在中国北方有一个拓跋鲜卑游牧民族强大起来，据说他们的部落原来是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东汉两晋时期游牧在塞北蒙古一带。398年，道武帝拓跋珪从古都盛乐（今内蒙古林格尔县）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正式称帝。北魏最强盛的时期是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他16岁即位，一生东征西伐，反击柔然游牧部落骚扰，431年灭胡夏，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统一中国北部，稳固北魏政权，并实现了“饮马长江”，与南方的刘宋对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前期。北魏佛教盛行，寺庙无数，僧侣人数达200多万。在拓跋鲜卑族的统治下，人民徭役很重，为了逃避重役，人们出家当僧侣，这样可免役。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深感兵力不足，在宠臣崔浩（此人信道教）的鼓动和诋毁下，444年太武帝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禁止佛教传播，责令僧人还俗。焚烧寺院，毁弃佛像，诛尽沙门，满目疮痍。直到452年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濬颁布复佛法诏，认为佛教有助于王室权威，增加人的善良的本性，祛除邪恶，明辨真理。太武帝的暴毙，崔浩的满门抄斩，被认为是佛经中因果报应的结果，加速了佛教复兴。仅仅8年后云冈石窟就开凿了。因为鲜卑族的统治者领悟到，单靠武力、暴力压迫，无法有效控制千百万汉民族和西域各民族。北魏早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徙民活动，成千上万平民从华北、关中和河西迁移到平城，其中佛教信徒无数，汉文化威力在无形之中发生作用，必须依靠汉化的佛教信仰来统治国家。最后导致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迁都洛阳，宣扬佛教，朝廷规范全面汉化，并改革姓氏，如拓跋改姓为“元”，独孤改姓为“刘”，丘穆陵改姓为“穆”，步六孤改姓为“陆”等。在朝廷中统一使用汉语，不能讲拓跋鲜卑语；拓跋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

在宗教信仰上，南北朝采取不同观点。南方以庐山的慧远和尚为代表，主张“沙门不敬王者论”，继承印度佛教中僧人出家后“唯我独尊”的观点，僧人不受政府机构的管辖，不拜父母，不敬帝王，这种观点不久在中原地区就被摈弃了，显然在儒家思想为主的大一统的中国是行不通的。而北方以法果高僧为代表，推崇“礼帝为佛”的新思维。法果曾是北魏的道人统，管辖僧徒事务。他提出“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将“帝佛合一”，称当今帝王就是如来佛，把释迦牟尼的信徒引到天子门下，受到统治者的喜欢，佛教被推崇为国教，从而奠定了北魏佛教的兴旺，造就了规模宏伟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