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环境的现状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世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和世界抑制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一，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给人类留下深重灾难和沉痛教训，使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的愿望十分强烈，对霸权主义和世界大战形成越来越大的遏制力量。
第二，世界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各国利益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进程使世界各种主要力量彼此制衡，对霸权主义战争政策的牵制力量在增加，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核武器等毁灭世界的战争工具形成的“恐怖平衡”，也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第五，生存与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继续发展和保持优势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对内图稳、对外思和，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对抑制战争起到积极作用。
进入新世纪后，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但是，世界还很不安宁。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
（二）经济全球化成为大趋势，但也存在负面影响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传输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条件。在当今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中，生产要素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最能增值的配置。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贸易自由化的范围正迅速扩大，从传统的商品贸易领域向技术、金融等领域快速拓展；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明显加快，时间、地域、国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作用缩小；生产跨国化的体系正逐步形成，全球已拥有跨国公司4万多家，它们“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投资外向化的比重正日趋增大，发达国家是跨国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额也在稳步增长；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正加速发展，全球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0多个各类区域性经济集团，加快了区域经济集团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提高了区域经济集团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经济全球化可以促成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各国经济实行优势互补和不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有着不可忽视和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资本、技术、贸易、市场的争夺加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是面临着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打破发达国家的经济垄断和封锁、提高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力等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主要是在旧的经济秩序和制度规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利。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往往被迫接受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外围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容易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和从属性。在国际市场大部分早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和占有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实力较弱，不仅拓展国际市场极其艰难，而且还受到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挤占。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欠完善和防范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同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也意味着预防经济混乱的保护能力减弱，若取消对资本、物资、人员流动的限制，会给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趋利行动创造投机条件，可能遭受国际资本投机者发动金融打击的风险增大。发达国家竭力维护旧的经济秩序，借助其在国际经济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减少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甚至采用援助和投资资金倒流、限制科技成果转让、转嫁危机等手段，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曾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掠夺，经济不发达，至今难以建立和巩固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制度，还处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束缚中。上述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矛盾，若处理不当，将可能引起社会动乱或局部战争。
（三）大国较量仍在继续，但竞争的重点转向综合国力(https://www.daowen.com)
冷战结束后，尽管大国之间加强了对话与合作，但相互较量并没有停止，较量的重点已从冷战时期的以军事力量为主，转向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其主要内容是：夺取科技优势，促进国家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壮大综合国力，为夺取或保持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创造条件。由于高新科技革命对各国综合国力的影响日趋增大，争夺高新科技的领先地位便成为各大国进行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美国不断完善并加紧实施其高新科技研究计划，其战略意图在于充分利用其高新科技领域的优势，对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综合开发，推动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保持其世界领先的地位；日本以“科技立国”方针为指导，制订出“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计划”和“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与美国和欧洲联盟展开竞争，为其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创造条件；欧盟各国则联合起来，在“尤里卡计划”的基础上，实施欧洲联合高新科技计划，强调在微电子、光电子、高能激光、粒子束、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六大高新科技领域内联合开发，与美国和日本展开竞争；其他国家也普遍重视科技的作用，把发展高新科技及其产业作为加强综合国力的根本措施。总之，当代世界正在展开的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一场决定各国前途和未来命运的历史性大角逐，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军备竞赛有所趋缓，但质量竞赛更加激烈
由于国际形势日渐缓和，使全球性军备竞赛有所降温。但是，一些地区性的军备竞赛有所升级，特别是世界各国质量建军的步伐大大加快。在核军备方面，尽管美、俄两国开始大幅度裁减核武器，但仍保持有庞大的核武器库。美、俄、法、英四国都在继续加强核武器的研制和更新换代。同时，世界上有能力制造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国家也越来越多。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竞相进行核试验，由此引发南亚地区核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使国际社会的核军控进程受到严重挫折。在常规军备方面，美国加快了运用高技术提高军队质量水平的步伐，倡导进行新军事革命的呼声日趋强烈，强调用高技术提高美军的战斗力，将工业时代的武装力量转变为信息时代的武装力量。俄罗斯则要求运用最新科技成果、最新工艺、最新材料超前研制新一代武器装备。法、英、德等国在提高军队质量、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方面也不遗余力。中东地区一些国家自海湾战争以来，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购买武器装备总金额已超过300亿美元。印度、韩国、东盟各国大幅度增加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投入，使其军费开支保持高额并不断攀升。日本每年都投入90多亿美元用于采购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其自卫队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居亚洲各国军队之首，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美国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向台湾地区出售F-16战斗机、E-2T预警机、“爱国者”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装备，成为导致台湾海峡局势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上可见，尽管国际裁军与军控有所进展，但以谋求质量优势为主的军备竞赛，仍然可能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和军事对抗。
（五）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并呈现新的表现形式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虽然美苏争霸世界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但霸权主义仍未退出国际舞台，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更加肆无忌惮，一些地区霸权主义也乘机抬头。
（1）政治强权有所发展。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仗恃其综合实力优势地位，粗暴干涉别国的内政，它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到处推行西方的政治模式与价值观，竭力在政治上控制发展中国家，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战乱不休。尤其是在人权问题上，西方竭力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等观点，对别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提出建立“国际人权干预部队”。1999年3月至6月的科索沃战争，是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第一次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发动的侵略战争，它打破了人类战争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许多禁忌，对国际政治、军事和安全形势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连续多次假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操纵下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几乎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2）军事干涉更加频繁。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大国使用军事力量干涉别国事务的行为更是有恃无恐，有增无减，并在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和冒险性。据美国国防部称：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美国对外动用军事力量已达40余次，平均每年对外用兵5次以上，大大超过其在冷战时期对外用兵年均2.8次的纪录。西方国家实施军事干涉的形式和手段主要是以军事联盟的形式出现，将冷战时以防御为主的军事集团改造成为进攻性的扩张工具；使用高技术兵器，对精心选择的目标实施突袭；在所谓的潜在危机地区及其附近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炫耀实力，随时准备进行武力干涉；打着“维和”的旗号，进行武力逼和，甚至直接参战，偏袒一方，打击另一方；在别国领空和领海实行禁飞禁航，实施海空封锁，践踏别国主权。上述军事干涉行动，直接引发了一些地区的危机和战火，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3）经济制裁逐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对抗与冲突中，都使用了经济制裁与封锁手段，或以经济利益为交换条件，逼迫对方让步。近年来，美国在与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的对抗和冲突中，以及处理其他国际争端时，政府和国会的首要行动通常是宣布进行经济制裁与封锁。多年以来，美国对别国共实行过100多项制裁决议，其中有多项是近6年中炮制的，其制裁对象包括它的敌对国家、非敌对国家及盟国。例如，美国国会于1996年通过的“赫尔姆斯一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不仅干涉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内政，而且还干涉了同这3个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所有国家的内政，遭到包括其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
（4）文化渗透日趋公开。文化渗透是西方国家推行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模式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们凭借信息传媒工具的技术优势，以各种消遣娱乐、流行时尚等商业文化，或以影视音像、文学作品等形式，或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络，跨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其媒体往往过分宣扬西方的物质富裕和民主自由的优越，企图削弱别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对本国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向往和凝聚力，诱惑其羡慕和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总之，文化渗透已成为某些西方大国对别国进行干预的基本手段，甚至成为引发某些国家社会动乱的祸水。
纵观当今世界形势，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对话代替对抗是主流，振兴和发展经济是主体。同时，国际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与时代主题不和谐的噪声，和平还是不全面的，在发展经济中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人类谋求全面和平和持久发展的美好愿望仍然受到诸多的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21世纪，仍有可能是一个很不太平的世纪。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