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生物经济战略政策的动力机制

（一）生物经济战略政策的驱动类型

一是跨国协调型。生物经济及其应对的重大问题具有全球性特征，因而国际组织的跨国协调非常必要。目前，欧盟是全球生物经济发展的主要引领者和倡导者，制定了系统的战略政策，建立了一系列平台，从而形成由政策、技术等组成的多平台综合系统。

二是创新驱动型。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布或更新了各自的国家生物经济战略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基于其拥有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对更高品质生活需求特别是环境可持续性的需求，属于创新驱动型，部分国家还带有“工业绿化+农业复兴”目标，因而引领了全球生物经济发展与绿色创新潮流。

三是资源驱动型。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基于其丰富的生物资源，也制定了生物经济国家战略政策或重点领域的相关战略，形成资源驱动型政策。

四是混合驱动型。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资源+技术+工业再造”的混合驱动型政策，如中国、俄罗斯等。中国科技部于2007年提出生物经济“三步走”战略和推进生物经济发展的十大科技行动，形成国家科技主管部门生物经济战略政策。同时，部分生物资源相对丰富、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出台了生物（质）经济战略、行动计划或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在生物经济的重点领域，如生物医药、生物能源等，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领域性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2017年年初，中国出台《“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对发展生物经济进行战略部署。

（二）生物经济战略政策制定动因

国际生物经济战略政策的出台及其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普遍性动因。一是基于缓解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涉及食品及营养、健康医疗、环境及气候变化、资源（特别是清洁能源与淡水）、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全球性问题。二是摆脱对不可再生化石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的依赖，逐步实现生产方式乃至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例如，依据《生物经济联邦行动报告》，美国发展生物经济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生态环境、社会和国家安全，通过可再生生物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产业转型。该报告认为，生物基产品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较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产品，更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并可从大气中回收碳以缓解全球变暖，而且可减少对国外石油的依赖，有利于美国的能源安全及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三是发达国家对生活品质及绿色发展的高标准需求——外生动力，以及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内生动力。如芬兰出台生物经济战略政策的动因，除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外，工业生物技术创新、高素质人力资源和与构建可持续社会相关的“可持续的生物经济”替代理念是其三大出发点。四是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资源禀赋，以及这些国家绿色发展的意识觉醒与需求、创新能力的提高。如中国和印度已注意到生物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竞争力；巴西、南非和马来西亚正在通过发展生物经济，促使其丰富的生物资源实现增值。与之对应，东欧部分国家、西亚、中东及非洲部分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发展生物经济的内外动力均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