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羞辱仪式

与同时代同阶层的多数年轻女性一样，我最早跟医疗行业打交道是在到了生育年龄的时候，起初是出于避孕的需要。当时可用的主要避孕用具是子宫帽——无须深厚的医学造诣也能操作的低科技隔离法。但是，为了争取医疗行业支持节育合法化，桑格夫人^(*)（Margaret Sanger）把子宫帽和其他节育方法的处方权拱手交给了医生。于是，在18岁左右，我第一次被迫（当然是）给男性妇科医生摆放截石位^(**)，接受我觉得难堪之至的操作。大概过了十年后，怀孕让我陷入了每月定期看医生的困境，以分娩前几周最为难熬。我在就诊的诊所由妇产科主治医生做骨盆检查。双方谁都没说一句话，直到医生从我的阴道取出内窥镜，我问了一句，我的子宫颈口有没有开始扩大。他望着护士，用调皮的腔调问：“像这么样的一位好姑娘在哪里学到了这些话？”

这次检查对我的身心健康有无影响——更要紧的是对我尚未出生的孩子有无影响，我无从知晓，但它瞬间的情感冲击十分猛烈。我气炸了。我不仅看过探讨怀孕的标准的大众市场读物，还刚刚拿到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能够以这位产科主任看来类似的淫秽用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我应该指出，就在这个瞬间，我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自觉的女性，不是物品，也不是白痴。值得永远称赞的是，护士什么话也没说，始终摆着一张扑克脸。

此后几年，我从未质疑过定期安排时间接受产前保健、产后护理、婴幼儿预防保健的必要性。我是位好妈妈，按照要求到场接受了孩子们成长所必需的一切疫苗接种和措施。但这个过程中存在诸多暗示：在规定的必要保健以外，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儿科医生给我第二个孩子开了一种抗生素用来治疗感冒，我问她有没有理由认为孩子的病是细菌性的。“没有，是病毒引起的，但我总是给神经紧张的妈妈开抗生素。”换句话说，开抗生素是做给我看的。我嘀咕一句，我才不是吃这一套的妈妈呢，就抱起孩子扬长而去。

如果医疗过程对人的生理机能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个过程该怎么归类？显然这是一种仪式，可以笼统地定义为“由一系列按预定顺序展开的活动构成的庄严仪式”。⁽¹⁾但仪式也可以具有可见的心理效果，所以问题变成了这些效果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身心健康，还是用来加深病人的无助感，或者以我为例，让我气愤难当。

西方人类学家发现，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举行据说可以赐予健康的仪式，它们在西方科学中没有依据，常常涉及敲鼓、跳舞、唱歌、敷草药膏，摆弄貌似神圣的东西如动物牙齿和五颜六色的羽毛等。20世纪80年代，关于赞比亚恩丹布部落（Ndembu of Zambia）举行的伊哈姆巴（Ihamba）仪式，人类学家伊迪丝·特纳（Edith Turner）提供了长篇大论又翔实可爱的叙述。⁽²⁾病人的症状包括关节痛和极度倦怠，仪式中让她喝下树叶炮制的汤剂，再在她的后背反复涂抹另一种用刀片切削、盛在兽角杯内的草药合剂——伴随着击鼓、唱歌、念叨病人对其他村民的怨言——直到病根“伊哈姆巴”从她体内排出。

这种仪式管用吗？既然病人往往恢复了平时的力气和好心情，它就是管用的。但是没有办法把伊哈姆巴仪式的疗效与西方医生可能使用的措施相互比较——血液检查、造影等——部分因为伊哈姆巴本身不是医学科学可以染指的事物。原住民把它视为猎人的牙齿，它进入病人体内，在里面胡乱“撕咬”，竟然还能繁殖。听起来很神奇吧，把病根想象成“猎人的牙齿”，比想象成病毒简单多了。有时在仪式结束时，祭司居然真的吐出一颗人类的牙齿，声称是从病人体内拔出的。当然，有机会公开吐露长久郁积的怨气本身也许产生了疗效。

多数人一眼看出伊哈姆巴是一种“仪式”——我们不会随便用“仪式”来描述乳房X光检查或活组织检查。这个词包含贬义，与诸如“医疗保健”之类短语没有关联。早期人类学家也许把原始人的所谓治疗方法叫作“医疗保健”，但他们不辞辛苦地把原住民的活动与欧美医生目的明确的干预加以区别，认为后者理性科学，前者“只是”仪式，这个词就此牢牢地沾染上了帝国主义的傲慢意味。英国某医学人类学家指出：

人类学研究仪式的老方法靠的是对两种活动加以区别：一种在人类学家看来是结果导向和理性的，可以描述为与技巧、技术或手艺相关；另一种在人类学家看来似乎是非理性的，与技巧、技术或手艺无关。只有第二种做法被视为仪式。⁽³⁾

原始人所谓的治疗仪式与现代西方的医疗流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似之处。后者也是发生在特别指定的空间，通常由穿戴特殊服饰的人员施行，身穿白大褂，有时候戴口罩，他们也操作普通大众通常无法获取的器物。在普遍崇敬医疗行业及其制度环境的1956年，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发表了一篇标题巧妙的文章“人国美的身体仪式”——把“美国人”颠倒了过来。文章形容医院是“庙宇”，“人国美”治疗仪式在里面举行。文章叙述道：

庙里寥寥数人（病人）身体好端端的，什么都能做，却躺在硬邦邦的床上。日常仪式令人不适，备受折磨，比如圣口人（牙医）的典礼。遵照一丝不苟的仪式，修女每天拂晓唤醒自己掌管的苦命人，在举行净身礼时让他们在床上疼得打滚，少女们对这些规定动作训练有素。其他时候她们要么在哀求者口中插入魔棒，要么逼他吃下据说具有疗效的物质。巫医不时走到当事人跟前，把施了魔法的针头扎入他的血肉。这些庙宇仪式也许治不好病，甚至可能要了新信徒的命，但这个事实丝毫不能削弱人们对巫医的信念。⁽⁴⁾

可以把构成传统“年度体检”流程的整套大杂烩视为一场仪式。年度体检在20世纪20年代引入，大约十年以后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简称AMA）予以推荐，它像给人造成了沉重压力的障碍物，横亘在具有健康意识的医疗消费者的一生中，俨然成了裁决无辜（健康）或有罪（生病）的审判。年度体检的配方并不确定，也许只需15分钟即可结束——碰到有钱人和疑病症发作，也可能持续好几天。但健康保险公司却把年度体检作为报销条件，军队人员必须接受体检，明信片也提醒健康的普通人要主动去接受体检。接下来在医生办公室发生的事情颇像宗教仪式，甚至好像专门设计的娱乐场景。一名犀利的观察者在点评儿科医院为逗乐患儿偶尔安排的小丑时指出，这种医疗场所新出现的角色、“原始”的萨满与普通医生，从“特殊的服饰”直至他们统一佩戴的面罩，无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⁵⁾病人脱去衣服，“治疗师”（小丑、萨满）念念有词地在病人身上摆弄各种动作。在医疗情况下，接下来是“忏悔”，病人遭到拷问，他（她）本人做过什么越界之事：吸烟吗？喝酒吗？服用过违禁药物吗？是否拥有多个性伴侣？我有一次失口承认几年前上大学期间服用过非标准药物，医生眼里顿时闪现出兴奋的亮光，一阵奋笔疾书，让我从此以后对他们绝口不再提这件事。

仪式的情感冲击

把某件事称为“仪式”，并没有表达多少内容。人类仪式的范围涵盖了从人殉到纯良无害地绕着五月柱欢跳；从把替罪羊从社会上强行驱逐到全心全意拥抱新领袖或新盟友。但是如果说一系列举动是一套仪式，那么至少意味着这些举动服务于除当下的任务以外的社会或文化目的，比如给人治病或拔出长错地方的“猎人牙齿”。20世纪的人类学家发现原住民举行仪式，于是就仪式的“功能”展开辩论——它们是服务于参与者个体还是群体，服务于普通人还是等级社会的精英。许多仪式似乎是为了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为个人提供抚慰和指引，比如青春期，可能以疼痛和割伤为标记，也可能以受戒礼或拉丁女孩15岁时的成人礼（quinceañera）等温和的庆祝为标记。其他普遍的仪式似乎是为了促进村庄或部落内部个体间的凝聚力——极其明显地表现为集体的歌唱、舞蹈和宴饮。如同传统社会，现代的都市居民把仪式安排得满满当当——欢迎和欢送仪式，假日仪式，婚礼、出生和死亡的相关仪式——多数时候基本上有益无害。这些熟悉的仪式的心理效应通常是让参与者自我感觉良好，与社会更加牢固地凝聚在一起。

医疗仪式的无形效果又如何呢？它们是（用一个流行的动词）给仪式的对象——病人——“赋能”，还是造成了无助和失败感？

医疗流程有一点很突出，与我们可能参与过的众多仪式相反，就是它们倾向于越轨，意即它们常常违反公认的社会准则。举例说明，我们通常不会侵入他人的“空间”，也不许他人侵入自己的空间，我们通常也不会脱掉衣服赤身裸体供他人审视。其他非医疗仪式可能具有类似的越轨性质，比如大学兄弟会和运动队戏弄新人的仪式，也许要求新人喝下达到危险剂量的酒精，脱掉衣服，实行仪式化的性侵犯等。还有些特殊仪式与军队有关，比如英国军队的喝酒仪式，包括“雏菊花环”队形，即“士兵以肛门插入相互连接形成圆圈”。参加者把它作为促进集体团结的手段加以合理化，⁽⁶⁾我想也可以说是无伤大雅的集体犯规。

医生给公然无视正常的隐私规则找借口：人体是他们的地盘，有时遇到女性身体，则视为他们独占的财产。20世纪中叶，女性，至少普通的异性恋女性不太可能看到自己或其他女性的生殖器，因为这块领地——又叫“下面那里”——专属于医生。1971年，几位大胆的妇女引入了“子宫颈自检”，用塑料窥器、手电筒和镜子操作，她们打破了两个禁忌——掌握医疗器械（窥器）和去往以前只有医生（也许还有亲密伴侣）才能去的地方。许多医生气愤难当，某医生认为窥镜握在外行手中不太可能达到无菌状态。女性主义作家埃伦·法兰克福（Ellen Frankfort）对此给出了犀利的回答：当然，一切进入阴道的东西都该先煮至少10分钟才行。⁽⁷⁾

早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卷土重来之前，部分美国妇女就对冷酷的分娩过度医疗化牢骚满腹。20世纪中叶，产科医生给分娩中的女性大量使用镇静剂乃至全身麻醉是惯常做法。失去意识的妇女生下婴儿，婴儿有时也被局部麻醉——反应迟缓，呼吸困难。因为麻醉后或使用了镇静剂的妇女不能充分地自己使劲把婴儿生出来，可能要用到手术钳，有时给婴儿造成颅脑损伤。不过还有一种替代方法，但产科医生不予鼓励，往往还竭力劝阻：起源于苏联和法国的拉玛泽（Lamaze）呼吸法，它在减少疼痛的同时让母亲和婴儿保持警觉。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上课学习拉玛泽呼吸法，要求分娩时保持清醒。到我1970年怀了头胎时，至少在我的朋友圈中，选择其他做法似乎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当年，男性工作者在医疗行业仍然占到90%以上。我们渐渐看到，医疗业把分娩从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变成了给失去知觉的妇女在接近无菌条件下实施的外科手术。惯常做法是待产妇女要接受灌肠，刮去阴毛，摆放截石位——仰卧，膝盖向上弯曲，双腿大张。婴儿露头了，产科医生施行会阴切开术，用外科手术把阴道开口扩大，分娩以后再做缝合。这套流程每一步都具有医学理由：灌肠是为了避免粪便感染；剃阴毛是因为它可能不干净；会阴切开术是为了方便婴儿露头。但是从身体到心理，每一步都让人痛苦，有些步骤本身就存在风险。剃阴毛造成小切口和擦伤，可能引起感染；会阴切开术的伤疤比自然撕裂愈合得慢，在其后几周导致产妇走路或如厕困难。截石位也许比跪坐在产妇面前对医生更合适，但它阻碍了婴儿经过产道的过程，可能造成母亲尾骨受伤。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有些医生仍然执着于这些流程呢？严格地讲，如果一套流程在医学上对健康分娩没有必要，也许甚至属于禁忌，为什么还要施行？人类学家罗比·E．戴维斯-弗洛伊德（Robbie E．Davis-Floyd）提出，这些干预不比“原始”治疗师的做法更具科学性，在这个意义上，应当把它们称为仪式。它们不能满足生理目的，只能满足所谓的“仪式目的”。灌肠和剃毛强调了一种观点：妇女是不洁的，在分娩过程中竟然是不受欢迎的存在。麻醉和截石位传递出“她的身体是一台机器的信号”，⁽⁸⁾用戴维斯-弗洛伊德引述哲学家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话，是“死去的惰性粒子的系统”，意识清醒的病人在其中不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这些仪式是主宰仪式，它们让处在生物力量和繁殖巅峰的女性感到无奈、屈辱和肮脏。

在某种意义上，分娩仪式“很管用”。经常有留下创伤的产妇向戴维斯-弗洛伊德报告称，她们“感到挫败”⁽⁹⁾或“陷入抑郁”：“你知道，他们对待你的态度就好像你不大灵光，好像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发生什么。”⁽¹⁰⁾可是，在屈服于种种不适和无礼后，还期待她们为了健康的婴儿对医生感恩戴德。这是让妇女遵守公认的社会角色的完美配方：侮辱仪式继以神奇的“礼物”——婴儿。

但正如我本人的情况，这些仪式常常适得其反，让女性为怀孕和分娩期间受到的待遇感到愤懑。采取截石位并不容易发起抗议，但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女性站了起来，拒绝接受规定的医疗干预，甚至选择在家请助产士帮助分娩。到我的子女长到两位数的年纪时，全国范围内的妇女健康运动向它在多数妇女保健项目中看到的厌女症发起了挑战，从危险的避孕用具到野蛮的乳腺癌手术——激进的霍尔斯特德乳房切除术把受害者变成半残。我们想办法改革了医院的分娩操作，让它接纳了拉玛泽法，要求多一些女医生并且如愿以偿，主张妇女有权利全程参与做出各项决定。

可是，就在我们取得这些成效之际，产科护理却改头换面变得更具侵略性和掌控性。分娩期间的电子胎儿监测居然对低风险生育也成了惯例，通过从阴道安插探头在体内进行监测时，产妇必须在整个分娩过程中躺在床上。胎儿的心率稍有波动就会引发大惊失色的警报，导致剖腹产的比例高得惊人——30%——到2009年才渐渐趋于平稳。我们不能再把分娩处置不当一律归罪于“父权制”。如戴维斯-弗洛伊德所述，女性还要奋起反抗专家治理和一种观念：凡是使用电线、药物和手术刀的流程都天然地比无技术干预的流程高明。

即便在妇女健康运动的高潮时期，我们也不敢贸然把女性主义批评延伸到不专门针对女性的保健领域。是的，在这项运动的学术外围和“新时代运动”的外围，众多女性开始把父权制、技术、科学和帝国主义合并为一种志在实现普遍主宰的沉疴顽疾。但我们多数人声称，科学站在我们一边，并把在遭到性别偏见玷污的医疗机构恢复科学理性视为使命。我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撇开妇女保健，医学的社会影响是相对公正和中立的。

社会批评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在1975年的著作《医学的报应》（Medical Nemesis）中指出，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记录了医疗保健对两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医源性疾病，即药物和医疗流程本身导致的疾病。此外他还声明，医疗制度是个社会控制的庞大体系，由“受过教育的精英”统治：

医学有权给第一个人口诉的合理病痛贴上标签，宣布第二个不曾口诉不适的人生了病，拒绝对第三个人的疼痛、失能给予社会认可。⁽¹¹⁾

和女性一样，被排除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以外的男性——穷人或工人阶级——往往面对敌意和居高临下的医疗行业。社会学家欧文·K．佐拉（Irving K．Zola）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父亲（一名蓝领工人）的例子，医生建议他父亲换一份“办公室工作”——好像可以做到似的。佐拉是妇女健康运动的热烈拥护者，他看到，男女患者都必须向医生和他深陷其中的官僚体制举行顺从仪式：

无论横陈还是以某种难堪的体位仰躺或俯卧，张开还是夹紧双腿，哪怕坐在桌前，病人都处在一系列被动、依赖、往往蒙羞受辱的地位。⁽¹²⁾

在批评思想家佐拉和伊里奇等看来，医疗仪式的功能之一就是社会控制。医患交往发生在社会地位往往存在巨大鸿沟的对象之间：虽然过去几十年移民医生和女性医生层出不穷，但医生依然可能是受过教育的富有的白人男性，互动时要求病人表现服从行为——例如脱去衣服，允许医生任意探测自己体内的腔道。这些流程通常与刑事司法系统执行的流程一模一样，刑事司法系统强制脱光衣服搜查，目的绝不是为了增强领受人的自尊。不管是否刻意为之，医患双方都在举行主宰和服从仪式，颇像在中国皇帝面前必须磕头一样。

部分医生对医疗仪式的看法大不相同，这不奇怪。他们给出的辩护理由不是说这套流程符合科学，再援引自己切身体验的“证据”，些微证据都与统计数据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是辩解称，仪式是医疗交往的核心。病人或许关心“治愈”，但他们似乎更在意参与仪式。为医疗仪式摇旗呐喊的一个人物是斯坦福医学教授亚伯拉罕·韦尔盖塞（Abraham Verghese）。他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写道，医生给病人看病时，多数病人会期待某些流程，“他们能敏锐地察觉到医生在执行这些流程时偷工减料，比如把听诊器放在外衣而不是皮肤上，敷衍地按一下肚子，在半分钟之内完事。仪式关乎转变，关乎跨过门槛，就病床边检查身体而言，这种转变就是巩固医患关系。”⁽¹³⁾

这种关系是什么性质呢？他在TED演讲^(***)中详述道，有些询问和身体接触在正常情况下属于粗暴的行为，甚至恶劣到具有攻击性，但这种关系却是以病人服从于这些询问和身体接触为基础的：

嗯，我愿服从你——仪式的一方走到另一方面前，把一些不会告诉牧师或拉比的事情告诉对方，除此以外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要脱掉衣服，允许对方触摸自己——我愿服从你，这是极端重要的一种仪式。⁽¹⁴⁾

这至少可以说是一道糊涂的命题：优质的医疗保健需要亲密性，那么是为了降低亲密可能引起的不适而必须举行仪式呢，还是反过来——要求亲密是为了增强仪式的戏剧性？表面上，优质保健完全可以不要求亲密性，但患者——当然始终面目模糊——总是对亲密性提出要求。韦尔盖塞提到一件事：一名乳腺癌患者去她自认为“全球最佳的癌症治疗中心”治病，几个月后却回到了给她下诊断的那家名望稍逊的医院。他在那里遇到她，问：“你怎么回到这里接受护理了？”

她不肯告诉我。她说，“那家癌症中心很棒。设施很漂亮，中庭宽敞，专人提供停车服务，钢琴自动演奏，管家陪着你四处走动。可是，”她说，“可是，他们不碰我的乳房。”现在你我都可以指出，他们可能不必碰触她的乳房。他们从里到外给她做过检查。他们对她的乳腺癌了解到了分子水平；他们没必要碰触她的乳房。⁽¹⁵⁾

这里，对医疗仪式的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了性骚扰者通常给出的借口：“是她自找的。”

这一切并不是说人类的互动——包括仪式和触摸——在医疗保健中不起作用。想想妈妈的吻吧，它能神奇地减缓婴儿轻微的伤害，和蔼关切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也会让人感到安心。我们的身体不是尸体，身体栖居着思想，经由思想，我们与活着或死去的他人及动物感同身受。加强这些纽带，我们可能心情更好。这些纽带受到威胁或遭到撕裂，则可能引起致命的结果，就像在传统社会广泛观察到的“巫术致死”：一个人受到死亡诅咒或破坏了强大的禁忌，在不存在明显身体原因的情况下一两天内就命丧黄泉。

详尽记录的安慰剂是表示关切的仪式具有疗效的铁证：得到虚假治疗（比如糖丸）的病人比未予治疗（无论真假）的病人更有可能感觉病情好转。在一项研究中，部分患者得到了虚假治疗，辅以实验人员形容为“很煽情”的护理——细致入微地表示关切（“很高兴看到你”“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多难”），再摸摸手，拍拍肩膀——还有部分患者也得到了安慰剂，但医护人员语气唐突，缺乏人情味；前者比后者疗效更好。⁽¹⁶⁾有些人把这个结果归因于“正向思考”——你如果期待干预起效，它可能就会起效。

但是，实验人员、哈佛医学服务机构（Harvard Medical Services）的泰德·卡普恰克（Ted Kaptchuk）排除了正向期待的效果：他带领团队告诉一组病人，他们服用的其实是安慰剂，“就像一块糖”。“我们不但说得一清二楚，这些糖片不含活跃成分，是用惰性物质制成，事实上我们还在瓶子上印了‘安慰剂’字样。”让研究人员意外的是，明知服用安慰剂的病人出现了与服用FDA^(****)批准的（治疗过敏性肠综合征）真药具有可比性的病情改善。卡普恰克说，“这些实验结果”意味着“医疗仪式的施行也许具有显著助益”。⁽¹⁷⁾

韦尔盖塞等医生强调，医疗交往是重要的仪式化互动，这些安慰剂研究也许会让他们感到安慰。可是，从科学角度，它们再次向医学认识论提出一个难堪的问题。至少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观点是，医学流程是绝对理性的，每个步骤都符合经过充分测试的生物医学原理的规定。大家都承认，不可计算的因素如“煽情”或“病床前的态度”等也起作用，但是认为它们的作用在于辅助主要事件——外科手术、施用药物或科学证明——有价值的干预。可是倘若患者真正需要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重视和表示关心，为什么医学实践只能由受过实验室训练的医生在资本相当密集的医疗体系中展开？

好吧，姑且认为要想让受过教育的现代人接受一种仪式，它必须具备科学性或科学假象，因为击鼓和兽角不大可能打动现代人。文化上伊哈姆巴仪式也许是恩丹布人对病人表示关心的适当方式；但西方人却要求大科学的装饰物——影像设备、离心机和无菌的、至少纯白的病房。但是就我所知，没人检验过这个命题。给常规的医疗互动添加鲜切花、舒缓的音乐和友善的面孔会有帮助吗？装备必须全是真品，还是纸板仿制品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既然医疗仪式的真实要义是显示对病人的社会支持，我们无疑可以采用不那么贵得离谱以及压力较小、不太贬低人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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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格夫人（1879—1966），又称山额夫人，美国控制生育运动倡导者。

(**) 妇科检查或肛门手术中最常用的体位。患者仰卧于病床上，双腿分开放于支腿架上，最大程度显露会阴。

(***) TED（指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在英语中的缩写，即技术、娱乐、设计）是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大会宗旨是“值得传播的创意”。——译者注

(****) 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