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粉碎身体

我好像显得对预防性医疗保健满不在乎，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欣欣向荣的消费文化所提供的通往健康的替代路径太多了。“替代”这个词已经具有了生命力，比如“替代生活方式”，特别是“替代医学”。想一想吧，哪怕为了最寻常的问题如下腰痛这种一辈子某个时刻在所难免的毛病寻求帮助，选项都多得让人头昏脑涨，它们似乎全都兼容并蓄，像模像样。思想传统的人也许会先受人引荐去看骨科医生，骨科医生往往会努力在特定的椎骨寻找毛病出在哪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手术矫正。患者也可能听从朋友或杂志文章的劝告，也许从“替代”治疗如按摩治疗或针灸^(*)入手。这些选择经常在同一个场所配备齐全，也许在某重要大学的附属医院，比如马里兰大学综合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Maryland’s 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它的选项清单上有反射疗法、灵气疗法、瑜伽、针灸和“微量营养素输注”以及“身体护理”等。除了其他，斯坦福综合医学中心还提供正念和“正向心理学：追求幸福”课程，为每位患者配备既代表常规医学也代表替代医学的三人小组，引导患者了解许多可能的治疗方案。但是患者不会看到警示标志提醒自己，这些选项长久以来针锋相对，征战不休：一边是科学，一边是许多古老的传统，往往是宗教传统。也看不到给予提示的线索：患者本人所选择的治疗方案，无非是个人品位的体现而已。

我有自己的替代——不是“替代医疗”，而是对医疗的替代。我的替代是锻炼身体，用可谓完全没有实际用处的方式系统地使用身体，与打扫卫生无关，也没有让我自己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朋友邀我跟她去上健身房，那家不具挑战性的女性专用健身房设在附近的购物中心。她想减肥，我的下背痛迫使我认识到，我不能再把身体只看作支撑脑袋的脚手架对待。它得锻炼了。

我需要活动一下。就我的情况而言，原来，除了短时间内紧锣密鼓地做做家务，成年生活以坐姿展开——开会或坐在书桌前。我当年写道，健身房提供了诱人的退行，提供了重拾“逝去青春的强健体格”的机会。我们挥舞胳膊，拉伸腹肌，躺在地板上随着歌手比利·爱多尔（Billy Idol）演唱的《莫尼莫尼》（Mony Mony）的节拍抬起双腿。一整天摆弄文字，费尽心思让段落各就各位之后，在45分钟的时段内在全班人面前向健身教练表达军国主义式的服从，简直像自由一般惬意。

起初我为自己身体孱弱感到羞愧。不过，如果说我不强壮，至少我拥有对疼痛的高度耐受力，于是羞愧渐渐变成了暗自较劲。在正常生活中我喜欢自认为谦虚随和，乐于合作；在健身房里我却总是公然与别人较量，锋芒毕露，要超过她们。很快我就从女性专用健身房毕了业，到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大型两性健身房，我从团体课开始——待在房间后面，我可以在不被观察的情况下观察大家——再一路锻炼下去，直至到达男性健身的举重室。我把这一切活动与正常的职业和私人生活彻底隔开，连提都不值得提起，我心里想——小菜一碟，说出去就太自恋了。我付出的这番努力得到了回报，最早证实这一点的是一位男性友人，他警告我说，我的上臂变得“很吓人”。

20世纪末，对身体健康的浓厚兴趣突然在美国出现并传到世界其他富裕地区，对此没有哪条历史解释令人满意。一个简单的因素是，健康相关的体验，如健身房提供的体验的可及性越来越高。在20世纪70年代，仅有的寥寥几家健身房往往是不加装潢的举重室，有的连浴室都没有。如今，全世界有186000家健身俱乐部，年产值达810亿美元，其中约260亿美元花在美国，德国和巴西紧随其后。⁽¹⁾20世纪80年代某个时候，企业家们发现，经过初期的设备投资之后，维护健身房无须花费多少精力，只需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及时清洗毛巾，并且在客人进门时检查一下会员状态即可。

但需求及供应都在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大势所趋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一些人体验过短暂而刺激的群情振奋之后退回到了自我关怀。自助书籍泛滥到了单独成为一种文体的地步，好像一个时髦的社会阶层开发了一个新项目——他们自己。流行的心理自助书籍告诫人们，对待婚恋要像对待市场交易，要时刻扪心自问，自己得到的是不是跟付出的一样多。即使恋爱失败，你也总归能“做自己的知己”。在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看来，迷恋健康只是“自恋文化”的又一个侧面，表示“远离政治，与不远的过去一刀两断”。⁽²⁾

拉什提出，杰里·鲁宾（Jerry Rubin，“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是这种远离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例子。鲁宾拥有激进活动家的金牌履历——他是出风头的反战领袖，为1968年在民主党大会上制造“骚乱”的“芝加哥七人团”辩护，与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共同创办无政府主义雅痞运动等。1969年，他对大学生说，美国仅有的选择“要么是灾难、败坏，要么是革命和全新的生活方式”⁽³⁾，但就他自己而言，却是全新的生活方式战胜了革命。20世纪70年代向前推进，他成了“新时代运动”历次风潮的样板——EST^(**)、罗尔芬按摩健身法、瑜伽、冥想——最后成了志得意满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和体质训练的宣传家。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叛徒，而是个人“成长”的楷模。但拉什的理论也可以找到依据：这种对健身的全新的自我投入其实就是一种失败。运动七零八落，鲁宾昔日的同志艾比·霍夫曼没有摇身一变成为自我提升的大师或生意人，他自杀了。

当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开始慢跑或光顾健身房，他们多半并不曾期待，更别提勉力去发动政治和文化革命了。但他们盼望稳定就业，最好从事他们认为有意义和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在社会学的地图彻底重新绘制的时代，几乎不存在革命的机会。首先，传统的蓝领工人阶级向“去工业化”让步，意味着工厂关门和下岗。随着缩编热潮传导到非营利部门，整个职业中产阶级阶层如冰山融化一般分崩离析。人才服务机构开始辞退社工、心理医生和公益律师。大学关闭哲学和外语等不能产生足够收入的科系。惊人的新现象出现了——博士不仅开出租车，博士还领食品券（今天教育无用论的前身）。⁽⁴⁾

面对阶层如此动荡，年轻人迅速降低期待以适应收窄的职场可能性。UCLA^(***)对大学生态度的年度调查发现，“利他主义和社会关切”骤然下降。1987年，报告称破纪录的7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经济上非常富裕”，1970年这个数字是39%。⁽⁵⁾我在校园里总是遇到这样的学生，起初他们对社会工作或环境保护感兴趣，后来却不无遗憾地决定选择商业或经济学专业。可是，就连最务实的头脑也谈不上有多少保障，因为20世纪80年代，公司也开始缩减（或“适当调整”）白领员工的规模。GE^(****)定期淘汰15%业绩垫底的员工，几十年后亚马逊才恍然大悟地如法炮制。不再有“终身岗位”，不再自动晋升，等退休时领到一块金表。商界大佬叮嘱企业员工不要再操心“谁动了我的奶酪”，要把心思放在“在混乱中冲向潮头”上。

不过，即使你不能改变世界，也无法规划自己的职业，你依然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摄入什么，消耗多少肌肉能量。健身先驱吉姆·菲克斯（Jim Fixx）在《跑步全书》（The Complete Book of Running）中写道：“对社会、政府、商界、婚姻、教会等丧失了信心——我们似乎转向了自己，把仅余的信念投入到自己的思想和身体上。”⁽⁶⁾他引用助手的话说，“跑步给我一种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⁷⁾我要为运动健身说同样的话：也许我在世间不能为匡扶正义做多少事情，至少我单枪匹马或短时间内做不了什么，但我可以决定在压腿机上多加20磅，几周内即可办到。一度在我眼中陌生而可怕的健身房成了我可以笃定地施加掌控的少数场所之一。

在拉什和一拥而上的斯塔德·特克尔（Studs Terkel）之类的左翼人士看来，健身文化或许很像一场“撤退”。对于女性，“掌控身体”却可以理解为严肃的政治目标。不必一定是女性主义者也可以增强体质，蜂拥进入健身房的多数女性都承受过节食、瘦削及清肠和禁食的惩罚文化。她们知道女性应该专注于收缩身体，尽可能地无形无影。在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看来，这又是个父权控制的例子；我们不仅要渺小，还要孱弱，违背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女性行动主义。“是的，”她写道，“我们一切方面都要进步，但增强体力可以给多数女性的日常生活造成比董事会会议室或白宫里凤毛麟角的榜样更大的影响。”⁽⁸⁾

演员兼活动家简·方达（Jane Fonda）迎接了挑战。她从12岁起就成了以瘦为美的厌女文化的牺牲品，凭借每天自行催吐多达20次保持着惊人瘦削的身材。20世纪80年代某个时候，她意识到这种长期的胃酸冲洗可能会毁掉自己的食道。后来她说：“我有份事业，我多次获奖，我支持非营利组织，我有家庭。我得做出选择：活着还是死去。”⁽⁹⁾她的康复仰赖对健美操这项体育运动的全新热忱，她用当年的高科技产品录影带做营销推广。数以百万计的女性看着她的录影带跳舞，光彩照人的方达给她们安慰：她们可以既性感又强健。女性显然必须强健，因为若非父母双方都工作，很少有家庭能希望实现中产阶级的地位——以拥有住房和子女就读私立学校为标记。经济上依赖别人的老人和家庭妇女正在落伍，讽刺的是，家庭妇女比劳动大军中的同龄人有更多时间锻炼身体。

若说女性在某种意义上因健身文化而“男性化”，也许同样可以说男性因之“女性化”。20世纪70年代以前，只有女性执迷于身体，尽管是以病态厌食的方式。而在灯火通明的健身房，四壁通常镶满镜子，两性都应邀审视自己的身体形象，寻找多余的隆起或松弛的肌肉，相应地规划健身项目。男同性恋者成群结队涌入健身房，树立了棱角分明的男性美标准。但巨大的变化在于，异性恋的男性也被健身文化“客体化”，受到鼓励把自己视为他人欣赏或鄙夷的对象，视情况而定。对于濒危的白领中产阶级男女两性，身体成了自我呈现的根本要素，不仅是块头和整个体型，还有肩膀的宽厚度，肚子的扁平度，卷起袖子时线条分明的肌肉轮廓。

健身或追求健康的努力很快对中产阶级具有了另一个功能——识别信号或“阶层标志”。吸烟或手握啤酒躺在电视机前的不健康行为表示属于下层阶级，注重健康则昭告自己属于高阶层，哪怕证据只是肩上挎着去健身房的背包或瑜伽垫。想一想对食物的选择吧。20世纪70年代，食物似乎按照阶层自动整理归类，有钱人选择所谓“天然”、有机、全麦或干脆“全食”（天知道“全食”是什么）——最重要是“纯”的食品。这些描述语中夹杂着对低脂肪无所不在的坚持；全麦面包还得是不加黄油的。《纽约时报》健康专栏作家简·布罗迪（Jane Brody）从20世纪80年代就撰写专栏文章，以诸如此类的标题“蛋白质摄入过量会损害肝脏、肾脏和骨骼”“碳水化合物能帮你减肥”和“食品中的‘化学制剂’比脂肪危害小”等，不遗余力地向公众推广低脂肪生活方式。美国人听了她和其他抗脂肪狂热分子如心脏病专家迪安·奥尼什（Dean Ornish）的话，把脂肪摄入从1970年40%的卡路里摄入减少到2000年的34%，⁽¹⁰⁾出现了事后看来解释得通的结果，我们发生了“肥胖流行病”，因为人们放弃脂肪，转而用无脂肪的甜点等“健康”食品款待自己。但是对膳食脂肪的长期围剿已经树立起一种观念，脂肪属于经济上的失败者——“油脂”（grease）这个词预见了这种联想，正如它在“涂油工人”（greaser）或“油腻的勺子”（greasy spoon）等词语中的用法。

健身是另一种形式的醒目消费：有钱人做这件事，下层人士则倾向于避免花钱锻炼，尤其是如果出力流汗已经成为他们工作的组成部分。有些例外情况，比如可以在“黄金健身房”（Gold’s Gym）等地方找到工人阶级的男性健身者——“肉丸”，还有低阶层的女性试图在可尔姿（Curves，我本人开始健身事业的那家女性专用健身房的派生物）去掉赘肉。不过，大体上，健身是可靠的社会身份指标。作家兼“可持续生活专家”万达·乌尔班斯卡（Wanda Urbanska）报告称，她在加利福尼亚一家健身房内无意中听到两个女人交谈，一个抱怨自己的新男友：“他身上唯一不对的地方是他不肯健身。没商量。”她朋友回答说：“那么你得让他走人。”“我还有选择吗？”第一个女人答复。⁽¹¹⁾单身人士如果希望找到能做好分内之事的伴侣，最稳妥的选择是把浪漫兴趣的对象局限在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当中。

由健身文化创建的社会空间有些近于乌托邦的东西。忘了没钱或没空健身的人们吧。别管低收入的看门人、修理工和前台服务员吧，他们的工作连健康保险都没有。只把眼睛盯在健身房的合格居民（跑步或划艇团体）身上吧，他们受到鼓励以精心设计的悠闲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有魅力，偶尔停下来喝杯果汁，聊聊天。在这个小天地，两性基本平等，肤色和性取向不同的各色人等无须喝酒或刻意装扮便可自由交往，以极低的自我意识展示身体，这里有免费Wi-Fi，更衣室还配备免费的洗发水和润肤露。

但是待得久了——以我为例，我光顾全国各地的健身房30年之久——这幅画面就显得不那么田园牧歌式了。尽管流行音乐节奏鲜明，衣服也很舒适，健身房却不是发乎自然的游乐场所。规则从视频监视器的屏幕上显示出来，内容大多有益无害，比如不许骂人，不许“盯”着人看或使劲时发出哼哼或喘息等声音。有一次，在西锁岛（Key West，让人想象也许是个有点放纵的地方）一家健身房，我看见经理责怪一个年轻女人动作过于随意，节奏感太强。“健身房里不许跳舞。”他荒谬地宣布，俨然强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十分严肃。招式固定的舞蹈式体验如有氧运动或尊巴舞是可以的，但无人引领的跳舞动作会散发出享乐的味道，而健身应当是一项工作。多数人带着诸如“今天练习双腿和肩膀”或“心脏45分钟和腹肌15分钟”的计划前来，通常先做热身运动，最后以在垫子上伸展几分钟收尾。

健身很像上班或体力劳动与办公室工作的古怪结合。举例说明，会员不仅举重，还常常携带写字板，在上面记录每次健身时所举的重量、套数和动作次数，很像监工督导工厂工人的业绩。连社交也很稀罕，只因为健身会员戴iPod的越来越多，如果只用疯狂招手或比画来跟人沟通，可能把对方吓一跳（比如“我可以加入吗？”或“这个你用完了吗？”）。

健身房里发生的积极互动不是在会员或会员与工作人员之间，而是在健身爱好者与其身体之间。身体必须受到训练、管教，付诸越来越艰巨的考验，一切都由爱好者有意识的头脑加以管理和评估。与头脑相比，可以把身体视为一头野兽，通常是驯化或部分驯化的兽——能做出反应动作和养成习惯，但（当然）不能做出有意识的决策。诗人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形容自己的身体是“笨熊……/在我身边呼吸，这只笨兽/笨熊与我共眠”。⁽¹²⁾我们从教练和健身课的指导老师那里懂得，身体酷似一切驮兽，总想偷奸耍滑，除非我们能通过突然改变健身流程“哄骗”它。西方哲学长久以来把身心分离；健身文化把这种二元性推得更远——达到关系对立的地步，头脑拼命想要控制懒惰而执拗的身体。我今天计划健身，但我不告诉你我要做什么，免得被身体察觉。

头脑何苦要按部就班、一而再再而三、一天又一天地制服身体？许多健身爱好者会开心地告诉你，健身让他们感觉更好，至少在锻炼结束时。但这种对健身的执迷还有更加黑暗而危险的一面，那就是大家普遍怀疑，倘若你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就在一切意义上不适合掌控别人；在工作领域，掌控别人是典型的健身爱好者的一大职责所系。我们这里谈论的是相对的精英人士，他们更可能发号施令而不是接受指令——经理和专业人士。这个阶层对超重或其他明显不健康的指标施以严峻的惩罚。肥胖者不太可能得到聘用或升职加薪；⁽¹³⁾反而可能遭到斥责，被迫参加公司的“身心健康”项目，该项目也许由锻炼（现场或非现场）、促进减肥的营养咨询和（如有指示的）戒烟课程组成。

员工健康不是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传统关切，历史上广为人知的做法其实是把不健康的条件加之于工人——就蓝领工人而言，是暴露在有害物质中；就无论蓝领还是白领的工人而言，是惩罚性的工作量和极不合理的压力水平。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某个时期，公司明白了提升个人健康可以减少员工的健康保险支出这个道理，此洞见最终催生了创建和管理企业健康项目的产业，如今达到60亿美元。这些项目不全是志愿参加。有些雇主要求工人多缴500美元左右的健康保险，又允许接受健康评估并服从后续养生方案（往往包含减肥目标）的雇员免交这笔钱。许多工人牢骚满腹——至少对外界研究人员诉苦说，公司的健康项目是强制的过度侵扰，无非是又多了个职场相关的压力源罢了。⁽¹⁴⁾企业健康项目的宣传方自称大幅削减了雇主的医保支出，2014年兰德公司^(*****)一项大型研究却发现，它们“对雇主的医疗保健支出金额几乎没有直接影响”。⁽¹⁵⁾

把身强体健变成道德律令的，是广泛存在的健康保险。保险为风险共担，需要照顾的人间接地得到健康人士的补贴，只要你生病或超重，哪怕只是对个人健康未予充分关注，你就拖了公司乃至国家的后腿。1977年，知名物理学家兼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约翰·H．诺尔斯（John H．Knowles）写道：

懒惰、贪吃、酗酒、危险驾驶、性疯狂和吸烟的代价如今由国家而非个人承担……一个人在健康方面的自由是另一个税收和保险金的枷锁。⁽¹⁶⁾

用前卫生教育福利（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Joseph Califano）的话，“我们遇到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¹⁷⁾不要在意贫穷、种族和职业对决定人的健康状况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个人职责的说教意味着不够健康的人不仅惹人讨厌，也是怨恨的合适对象。人们三番五次长篇大论地反对扩大医保的主张，道理在于：我为什么要为照顾那些肆意抽烟和贪吃奶酪汉堡的堕落分子掏钱？

我们各人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这个观点意义重大，也许在于它对这一点略过不提：除了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形形色色的医生和医保提供方也基本上没有为健身革命做好准备。2014年两党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的一份“白皮书”报告称，75%的美国医生感到自己在营养和运动领域的医学训练不足以给患有肥胖相关疾病的患者提供咨询。⁽¹⁸⁾实际上，医生和健身大师似乎占据了不相重叠的两个世界。你常常发现健身器材上印着小字，告诫你除非先“做过身体检查”，否则不要做某些运动；健身会员当然不要求体检，你也不大可能在健身房看到提醒你必须做医学检查的海报。同样，至少就我的经历而言，医生办公室既不提供有关运动项目的资料或忠告，也不鼓励客户负起环保责任。医生也许询问你是否“运动”，多数情况下满足于听到简单的“是”。凤毛麟角的明星医生是例外现象，比如科学界名声扫地的“奥兹医生”，⁽¹⁹⁾他一次服务于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呈上营养学和运动技巧，连同替代疗法和“天然”疗法如芳香疗法、泥浴等大杂烩。

此外，健身运动的核心理念是自我提升和自我负责，往往把医生变得可有可无。既然可以方便地在电视或网络上查询饮食和运动的相关指点，何必询问可能绵软无力的医生？既然可以运动健身，何必浪费宝贵的时间在医生的候诊室枯坐？杰里·鲁宾给雅皮士（他脱离嬉皮士之后欣然拥抱的身份）记了一功，说雅皮士发起了“美国的健康革命”，解释指出“雅皮士不等生病了才让医生用药片和手术做其余的工作；他们首先就努力避免生病。由此形成了国民为自己的健康和营养负责的全新意识”。⁽²⁰⁾

为了对日益自助化的医疗保健领域保持掌控，医疗行业采取的一种手段是把医生办公室打造成患者“健康之路”上的小站，在这里定期检查血压、胆固醇水平和其他身强体健的指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健身爱好者对这种安排很满意，他们精心管理饮食和运动养生，不时向医生报告，得到鼓励和肯定。接着，在几乎全无征兆的情况下，健康监测领域突然爆发了自动化大潮。一定程度的自我监测始终存在——自己称体重，就糖尿病人而言，一天到晚测量血糖水平。21世纪出现了能持续、方便、不引人注目地自我监测几十个变量的技术，包括血压、心率、卡路里摄入、一天走过的步数甚至情绪等。癫痫患者可以穿戴发病前提出警告的设备；哮喘患者可以在发病之初得到提醒。2014年《福布斯》报告称，设备市场“十分火爆”。⁽²¹⁾的确，一年后，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至少会使用某种可穿戴的健康监测设备。⁽²²⁾

医疗行业为自我监测所做的准备工作不比当初为健身革命做得更好。面对电子医学记录的挑战，多数一线医生仍然一头雾水，只处理医生能够收集的数据——而不是患者如今可以自行收集的可能无限的数据流。一种反应是把自我监测设备贬低为“玩具”而已，不是经FDA批准或足够准确的医疗决策的依据。更无礼的是，部分医生谴责这些设备助长了疑病症，让患者对自己的生物学数据的些许波动变得痴迷。当初，痴迷健康的计算机科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想让医生关心他超详细的健康数据，却遭到了拒绝。医生说：“听着，我没空做这个；我还有奄奄一息的患者要照顾。”⁽²³⁾

其他医生抱持欢迎态度——最突出的是心脏病学家、遗传学家兼自我监测创新人士埃里克·托波尔（Eric Topol），2009年GQ杂志宣告他是“科学界的摇滚明星”。⁽²⁴⁾他宣布，自我监测运动是“医学史上的最大重组”，医生的新角色不是开药片或做手术，而是指定自我监测APP。“你说出症状，我们找到与你的电话号码相匹配的APP。”他这样告诉BBC。⁽²⁵⁾医生依然能够发挥作用，帮助患者破解其设备收集的大量无关数据；当然除非这个功能也实现了自动化。众多新的创业公司已经在开发“聚合平台”，把可穿戴设备流入的各种数据加以综合，可能让医生几乎彻底出局。

但是对于追求健康的普通健身者，比如我本人，自我监测也许不超过Fitbit（计数每天走过的步数）阶段，医生支持还是谴责新科技几乎无关紧要。我们各有要达成的目标和指标——在班霸（StairMaster）上要爬的台阶数，重复举起10磅或20磅哑铃的次数，在倾斜式跑步机上要跑的时长——做这些活动时，我们极有可能受到健身网站、私人教练和健身房其他人的影响，而不是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其实，在最终向DIY让步的潮流中，如今越来越多医生聘请营养和健身“教练”，他们像健身房的私人教练一样耐心地照看患者细致入微的自我关怀，⁽²⁶⁾让医生筛查隐约露出的麻烦苗头。

给日常健身赋予些许英雄气概，是极具诱惑力的做法。看起来也许我只是在固执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日复一日，变化细微，但真正的戏剧在于头脑和肌肉之间无形的交锋，我是其中唯一有意识的参与方。我能增加股四头肌的负荷吗，增加多少？背阔肌是不是有点犯懒，怎么才能让它们振作起来？在我自己的健身“旅途”中，我从孱弱得自惭形秽变得可以傲视他人——从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手中接过器械，卖弄似的给它增加重量，最好趁着他还在旁观。巅峰时期我能引来观众，双腿蹬着270磅的重量，同时双手各举20磅的哑铃。这些对我的日常生活都没什么影响，除了超市店员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把蔬菜搬到车上时，我嗤之以鼻，哈哈大笑。

然后，就在这几年，我开始碰壁。我短暂地出现了膝关节失能问题，X光表明是由于过度运动，而不是我这个年纪可以预料的关节炎的缘故。我的下背部容易痉挛。我尝试对待身体少一些对抗态度，至少学着“倾听”它。我相应地调整了常规项目，扩展了拉伸菜单。迄今为止，健身的观念鼓励我把身体当作必须四处携带的大块头，桀骜不驯，不服管教，此时它表露出柔软的一面，强调“身体的智慧”，要求与之达成某种和解。有一阵子我还玩味过上瑜伽课的念头，可能包括冥想，后来认定我还没有老到那个程度。

总之，健身文化变得比我早年刚参与时更加具有斗争性。像健身房接待员每天叮嘱的那样“好好运动一番”已然不够；现在的说法是“粉碎式健身”。与我所在健身房的新主题“爆发力”相比，健康和力量是乏味的目标；照我看来，爆发力靠全身重复摇摆壶铃来实现。若是你所在的健身房不够具有挑战性，你或许愿意试试“超极限勇士训练”⁽²⁷⁾或向P90X购买“家庭健身系统”，近来它用推特推出的海报是个轮廓鲜明的男性上半身，祈祷似的垂着头，说明文字写着“请安静片刻，我的身体不知道自己要经历什么”。⁽²⁸⁾你还可以加入CrossFit——全世界发展迅猛的健身房类型，据说对身体也极具惩罚性。“我们谋求打造一个项目，让训练者为身体的一切可能性准备就绪，”该公司大言不惭地宣称，“不仅为未知，也为不可知。”⁽²⁹⁾这种不可知也包括僵尸来袭。⁽³⁰⁾头脑掌控身体的斗争成了一场殊死搏斗。

南非短跑选手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如今正在为2013年杀害女友服刑，他要克服的困难比多数运动员都多：他蹒跚学步时膝盖以下截了肢。但他还是成了残奥会和奥运会双料冠军。他背上的文身是《哥林多前书》的改写版：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我专心奔跑每一步；
我锻造身体，让它成为我的奴仆
我让它对我彻底臣服……⁽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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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代表作者观点。针炙在中国是一门专业的学科。

(**) EST：Erhard Seminars Training，艾哈德研讨会培训项目。创始人为沃纳·艾哈德。

(***) UCLA：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

(****) GE：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即通用电气公司。

(*****) 兰德公司是美国一家智库公司。

(******) 前两行出自《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