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义上的死亡
第六章 社会意义上的死亡
20世纪晚期，许多人积极投身于健康“热”——锻炼身体，留神饮食，戒烟戒酒——却照样要死去。介绍我加入健身文化的女性健身连锁店老板露西尔·罗伯茨（Lucille Roberts）59岁时匪夷所思地死于肺癌，尽管她“自称健身狂魔”，《纽约时报》报道她“不碰炸薯条，更别提抽烟了”。(1)杰里·鲁宾生命后期致力于尝试他能找到的据说促进健康的各种饮食时尚、疗法和冥想体系，56岁时他在威尔希尔大道（Wilshire Boulevard）乱穿马路，两周后因伤去世。照这个趋势，参与健身文化的众人——冷眼旁观的众人——到时候都会死去。
有些死亡案例实在让人震惊。《预防》（Prevention）杂志创办人、有机食品的早期宣传家杰罗姆·罗代尔（Jerome Rodale），72岁时在电视节目《迪克·卡维特秀》（The Dick Cavett Show）录制现场心脏病发作去世——当时罗代尔在镜头前说，他“决定活到一百岁”，让这个死亡案例格外令人难忘。(2)畅销书《跑步全书》的作者吉姆·菲克斯相信，靠跑步能够战胜导致他父亲早亡的心脏问题，于是他每天至少跑步10英里(*)，饮食基本上局限于通心粉、沙拉和水果。1984年，人们发现他死在佛蒙特州一条公路旁边，年仅52岁。2017年，畅销书《明年更年轻：强壮、健康、性感地活到80岁以上》（Younger Next Year：Live Strong，Fit，and Sexy—Until You’re 80 and Beyond）的合著者亨利·S．洛奇（Henry S．Lodge），在相当年轻的58岁时死于胰腺癌。他的合著者克里斯·克劳利（Chris Crowley）在讣告中写道：
我料想人们可能会问：他过早死亡难道不是削弱了这本书的前提吗？不，绝对没有。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提倡的——亨利认真遵循的生活方式——会把癌症和心脏病死亡的风险（还有别的）降低一半，但不是全部。你有可能触霉头，用（我们的）话说，“滑雪撞到树上”或“脑袋里长了恶性肿瘤”。(3)
对知情人来说，更令人不安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主席约翰·H．诺尔斯不合时宜的死亡，他曾公开宣扬自身健康的所谓“个人责任原则”。他认为多数疾病都是咎由自取——是“贪吃、酗酒、危险驾驶、性疯狂和吸烟”(4)及其他糟糕选择的后果。“健康‘权’的观念，”他写道，“应当用个人对保持健康负有道义责任的观念取代。”他52岁时死于胰腺癌，一名医生评论员由此指出，“显然我们不总是能为自己的健康负责。”(5)
但我们还是执意要对似乎过早死亡的人做一番生物—道义解剖：她吸烟吗？过度饮酒？进食太多脂肪，纤维摄入不足？换句话说，她的死亡能怪她自己吗？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埃伦·里克曼(***)（Alan Rickman）2016年初双双去世，美国各大报纸只称死于“癌症”；有读者发牢骚说，讣告有责任披露是哪种癌症。(6)表面上，这条消息有助于提升对所涉癌症种类的“意识”，就像贝蒂·福特(****)公开了乳腺癌的诊断结果，有助于消除对乳腺癌的偏见。当然人们会对死者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我们应该指出，假如大卫·鲍伊不抽烟，会在受人尊敬的69岁去世吗？
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2011年死于胰腺癌，再次引爆辩论狂潮。他是个食疗信徒，具体说来他只生吃素食，特别是水果，即使医生向他推荐高蛋白高脂肪饮食，为萎缩的胰腺补充营养，他也不肯偏离这个计划。他办公室的冰箱里塞满了奥德瓦拉（Odwalla）果汁；他企图劝说非素食的同事改变饮食习惯，惹人反感，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报告称：
在跟莲花（Lotus）软件的主席米奇·卡普尔（Mitch Kapor）共餐时，乔布斯愕然注视着卡普尔把黄油抹在面包上，问：“你听过血清胆固醇吗？”卡普尔回答说：“我们说好了：你别评论我的饮食习惯，我也不评论你的个性。”(7)
素食主义的辩护者指出，他的癌症可以归因于他偶尔大吃特吃蛋白质（据报道他吃过鳗鱼寿司），也可能由于年轻时捣鼓电脑接触了有毒金属。但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把水果当饭吃要了他的命：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水果饮食相当于糖果饮食，只不过水果含果糖而不是葡萄糖，导致胰腺只好勉强地持续分泌更多胰岛素。至于性格问题——近于躁狂抑郁的情绪波动——完全可以合理地归因于频繁发作的低血糖症。顺便说一句，我写这本书时，67岁的米奇·卡普尔还活得好好的。
同样，凭着足够的悟性——或恶意揣测，一切死亡几乎均可归咎于死者的失算和差错。吉姆·菲克斯跑步期间最早感到胸口疼痛和憋闷时，一定没有“倾听身体”；假如杰里·鲁宾不是心事重重，过马路前就会左看右看。也许人类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坏事发生或有人去世时，我们总要找理由，最好能找到一个自觉的主体——神、精灵、坏人、心怀嫉妒的熟人，甚至受害者本人。我们读侦探小说，不是为了洞悉宇宙并无意义；侦探小说中，只要线索充分，一切都解释得合情合理。
重大灾难让成千上万的好人和坏人一视同仁地蒙受伤亡，往往要求给出严肃的超自然解释。1755年夷平里斯本的大地震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深重灾难。第一波地震发生在万圣节（All Saints’ Day）上午，造成该市众多建筑倒塌。地震之后，疯狂的幸存者纷纷涌到马路上，39英尺(*****)高的海啸席卷了大街小巷。海啸之后又发生了由家庭壁炉引起的大火灾，教堂在做礼拜，炉火未能及时扑灭。共计3万到6万人失去了生命，这个粗略的数字表明，人们没有认真严谨地统计死亡人数。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把罗马古城庞贝掩埋在熔岩中，早先这次摧毁城市的灾难没有招致道德说教，只因为当年流行的诸神不是公认的道德楷模。朱庇特、朱诺等万神殿的众神虚荣自负，反复无常，普遍对人类的苦难无动于衷。到了18世纪，异教神祗由一神论的唯一神祗取代，他肩负着既无所不能又十全十美的双重责任。这个组合至多只能说十分蹩脚，成了“神正论”的神学谜题的根源：既然上帝十全十美，怎么能让坏事发生？真信徒急切地断言，既然他夷平了里斯本，一定是因为里斯本恶贯满盈，这个评价或许是公正的。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地震前的里斯本，修道院通常也是妓院(8)——虽然道德评价由于这个事实变得有点复杂：多座大教堂和宗教裁判所的地方总部随同淫窝魔窟一道倒塌焚毁。
历史学家能依稀察觉到里斯本地震的光明面：它有助于开启名叫启蒙运动的新知识时代。在最好全心全意地祈祷和悔过的时候，企图重建上帝已经明示予以毁灭的城市值不值得？信徒为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之际，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发表长诗，彻底驳斥了上帝至善的观点：
能把罪行归咎于
在母亲怀中流血的婴儿吗？
在倒塌的里斯本找到的恶行
比寻欢作乐、骄奢淫逸的巴黎多吗？
伦敦出了名的声色犬马还少吗？
放纵的阔人在哪里称王称霸？(9)
在自家的实验室涉猎化学和物理学的伏尔泰提出，地震由“自然原因”导致，通过耐心观测终将能够找到答案。直到20世纪才出现了板块构造学说，随之又出现了漂移的拼图块构成不稳定的星球表面的观点。但伏尔泰帮助人们认识到，1755年的大屠杀得不出道德教训。那是一场意外。
可是，里斯本地震及其后的哲学辩论过了近300年后，我们又恢复了剖析死者的老套，寻找置其于死地的道德缺失。他是不是疏于重要的宗教仪式和违反了戒律？按照当代的版本，他是不是喜欢抽烟和吃肥肉？我们能从他的生活和死亡中学到什么，作为前车之鉴？
当然，18世纪与21世纪的知识基础差别巨大：我们的先辈认定，人类面对审判和全能的上帝时无能为力，上帝能够随心所欲降下灾祸杀死成千上万人；如今的假设是，人类的力量几乎不受限制。我们能够（以为能够）用细胞和化学术语理解疾病的成因，就能通过遵循医学立下的规矩避免生病：避开烟草，锻炼身体，接受常规医学筛查，只吃时下公认的健康食品。只要做不到，就是自求早死。换句话说，如今，凡死亡均可理解为自杀。
自由派评论员反驳说，这是一种“责备受害者”的观点。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和《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对压迫人的疾病道德化表示反对，疾病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个体的问题。她说，教训是：“注意你的胃口。自己保重。不要放纵。”(10)她指出，就连与生活方式没有明确相关性的乳腺癌也可以怪罪于“癌症性格”，这种性格有时定义为愤怒受到压抑，想来应该能够找到治疗方法。连乳腺癌宣传的主力群体也对可能的环境致癌物或激素替代疗法等致癌的医疗制度言之寥寥乃至只字不提。英国1998年的官方健康“绿皮书”总结道：“是否选择为了健康而改变行为，最终取决于个人。”(11)
有钱人兢兢业业勉力遵循健康生活的最新药方——在日常计划中增加全麦食物和健身时间——不太有钱的人基本上依旧身陷原先舒适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中无法自拔，吸烟，吃觉得美味又买得起的食物。穷人和工人阶级之所以抵制健康热，有几个明显的理由：健身会员费可能很贵；“健康食品”通常比“垃圾食品”价格更高。但随着阶层分化，下层社会任性不健康的新脸谱很快与粗野半文盲的旧脸谱融合。我为提高最低工资摇旗呐喊时赫然遇到过这种情况。有钱的听众也许对给蓝领工人的工资低得让人心痛而啧啧地表示同情，却常常纳闷“这些人怎么不好好照顾自己”，比如：为什么要吸烟和吃快餐？对穷人的关切通常带有批评意味。
还有鄙视。21世纪头十年，英国名厨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自告奋勇从学校午餐入手改革大众的饮食习惯。用也许可以在中高档餐厅的菜单上找到的菜品取代比萨和汉堡包——例如新鲜的绿色蔬菜和烤鸡。但这次实验遭到了令人羞愧的失败。美英两国学生都把健康的新式午餐倒掉或踩在脚下。妈妈们把汉堡包隔着学校的栅栏递给自己的孩子。校方埋怨新式饭菜远远超出了预算；营养学家指出它们的卡路里严重不足。要为奥利弗说句公道话，应该指出，普通的“垃圾食品”经过化学处理，提供盐、糖和脂肪的组合，容易让人成瘾。但可能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在发起挑战前懒得研究当地的饮食习惯，好像也没有花多少心思创造性地加以改良。在西弗吉尼亚，他让当地一位妈妈掉了眼泪，令家长们感到寒心，他公然宣布，她平常给四个孩子准备的饭菜在“要他们的命”。(12)
吃错食物当然会产生不幸的后果。但哪些才是“错误”的食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受过教育的阶层提倡低脂饮食，反对一切形式的脂肪。记者加里·陶布斯（Gary Taubes）指出，低脂饮食为“肥胖流行病”铺平了道路，追求健康的人们纷纷从奶酪块转向了低脂甜品。(13)把膳食脂肪与健康不佳挂钩的证据始终站不住脚，但阶层偏见占了上风：脂肪和油腻食品属于穷人和蒙昧无知的人；高明的人只食用不含油脂的意大利脆饼和脱脂牛奶。其他营养物质随着医学观点的变化时而流行，时而落伍：原来，高胆固醇饮食根本不是问题，比如牡蛎；医生也不再给40岁以上的妇女补钙。大坏蛋似乎越来越多地是糖和精制碳水化合物，如汉堡圆面包。吃了汉堡包和薯条，再灌下大量含糖饮料，等糖的作用消退，你可能过几个小时就又饿了。如果唯一的治疗办法是再多吃点，那么你的血糖水平也许会居高不下，导致出现名叫糖尿病的疾病。
快餐尤其蒙受羞辱，沦为无知者的食品。电影导演摩根·斯珀洛克（Morgan Spurlock）为了创作著名的《超大号的我》（Super Size Me），一个月内除了吃麦当劳快餐，不吃别的食物，他记录了自己增重24磅和血液胆固醇飙升的过程。我也吃过好几个星期快餐，因为快餐便宜，还能吃饱，但就我而言，没有造成可察觉的不良后果。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我吃快餐是有选择的，去掉了油炸食品和含糖饮料以加倍摄入蛋白质。后来某个时候，一位知名美食作家打电话就快餐话题采访我，我先提到了自己爱吃的快餐温迪（Wendy’）和大力水手炸鸡（Popeyes），但闹了半天他分不清这两个品牌。他希望我泛泛地做出评价，我觉得这就好比问我对饭店行业怎么看。
白人大规模死亡
如果说食品选择界定了阶层差别，那么吸烟就成了阶层之间的防火墙。在工业国家，烟民几乎都是社会弃儿，十有八九只能偷偷摸摸地吸。在我成长的岁月，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情况大不一样；当时香烟不仅能安慰孤独者，还是强效的社交黏合剂。人们互相敬烟点烟，在室内和户外，在酒吧、饭店、职场和客厅，以至于香烟缭绕成了市井烟火的同义词，好也罢，坏也罢，烟味也成了家的味道。在约翰·斯坦贝克1936年的小说《胜负未决的战斗》（In Dubious Battle）中，年长的劳工组织者愤世嫉俗，他递给年轻的移民一根刚卷好的烟，顺带告诫他几句：
你该吸烟。吸烟是不错的社交习惯。这辈子你得跟许多陌生人搭话。敬上一支烟，哪怕跟陌生人要一支烟，也能迅速跟对方熟络起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要是人家给你一支烟，你却不接受，很多伙计会觉得受了侮辱。你最好开始吸烟。(14)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吸烟；我的祖父母辈有一位会单手卷香烟；在我的少女时代，婶婶教我吸烟，她后来得肺癌死了。政府似乎也赞成吸烟，直到1975年，武装部队的食物配给才取消了香烟。
更多有钱人放弃了这个习惯，针对吸烟的战争——总是呈现为大发慈悲的善举——渐渐显得好像成了针对工人阶级的战争。雇主提供的休息室禁止吸烟后，工人只好到室外顶风冒雨地吸烟，能看见他们靠在墙上护着香烟防止被风吹灭。工人阶级的酒吧也禁烟以后，顾客散去，自己找地方喝酒吸烟，可供聚会和交谈的室内场所更是所剩无几。烟草税节节攀升，对穷人和工人阶级伤害最大。出路是到街上买散装烟，但颇为奇怪的是，“散装烟”基本上属于非法贩售。2014年，纽约市斯塔顿岛人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正是因为这个罪状遭一名城市警察扼喉致死。(15)
人们为什么吸烟？最常见的（斯坦贝克强调指出的）解释是，同辈压力让人们开始吸烟，后来尼古丁成瘾又让他们别无选择。很少探讨吸烟固有的乐趣，好像一提这一点就会削弱禁烟事业似的。2011年的一篇专栏文章是个例外，作者大胆地宣告：
我爱抽烟。我喜欢饭后或者喝着鸡尾酒抽上一支烟的味道，我喜欢抽上一支烟打发无聊，我喜欢在汗涔涔的暑天抽上一支烟，我喜欢在干冷的冬夜抽上一支烟……最后，尼古丁姑且不论，抽烟的仪式和流程让我自在放松。(16)
尼古丁激活了大脑的“奖赏通路”，于是，重新激活它们就成了一种自我滋养，也是抵抗压力和超负荷工作、有时抵抗无聊的方式。休息室仍然允许吸烟的时候，我在一家饭店工作过，许多工人把冒着烟的烟头搁在公共烟灰缸上，为了不用重新点烟，瞅准机会就能吸上一口。他们做其他事情都是为了老板或顾客；只有吸烟是为了自己。关于人们为何吸烟的研究屈指可数，一名英国社会学家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发现，工人阶级女性吸烟与照顾家人的重大责任有关——再次意味着这是一种桀骜洒脱的自我滋养。(17)
20世纪炮制出了“压力”这个概念，重点放在企业高管的健康上面，想必他们的焦虑超过了无须做出重大决策的体力劳动者。然而，一个人体验到的压力大小——用应激激素皮质醇的血液浓度测量——实际上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而增加，对工作掌控最少的人承受的压力最大。在餐饮业，压力集中在随时对顾客提出的要求给予回应的人身上，而不是坐在公司办公室讨论未来菜单的人。这些职场压力再加上贫穷带来的难题，你得到的这个组合对禁烟宣传极度抵触——比如琳达·蒂拉多（Linda Tirado）的低收入工人生活报告，她打两份工养活两个孩子：
我吸烟。吸烟很费钱。但也是最好的选择。你看，我总是累极了，累极了。烟是兴奋剂。我累得一步也挪不动时，抽上一支烟就能再干一个小时。我气得发疯，遇到挫折，再也无力多做一件事时，抽上一支烟就会感觉好一些，只要一分钟就行。它是我仅有的放松的权利。(18)
没有为缓减低薪工人的压力做过什么。相反，如果说蓝领工作的旧范式是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休假2周以及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福利，那么新的期待是要人随叫随到，没有任何福利或保障。有些调查发现，如今，美国大多数零售工人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19)——随时听候雇主召唤，不能预测每周乃至每天能赚多少钱。随着日程安排“分秒不差”的兴起，提前计划越来越不可能：你会有足够的钱支付房租吗？谁来照顾孩子们？“灵活”就业的后果可能与给笼子里的实验动物随机施加电击的程序具有相同的破坏性。
21世纪头十年间，人口统计学家开始注意到美国贫穷白人的死亡率在意外地小幅上升。这种情况本不该出现。近一百年来，令人安心的美国事实是，改善营养和医疗保健将保证让所有人延长寿命。相对于有色人种，这种情况尤其不该发生在白人身上，他们长久以来享有更高收入、更便利的医疗保健、更安全的邻里环境，当然还有免于深肤色人种日常蒙受的侮辱和伤害的自由。但黑人和白人预期寿命的差距在缩短。起初，有些研究人员觉得，穷苦白人死亡率升高并不令人吃惊：穷人的健康习惯不是比有钱人差吗？他们不是吸烟吗？
根据《纽约时报》的观点，早先注意到死亡率差距的经济学家阿德里亚娜·列拉斯-穆妮（Adriana Lleras-Muney）给出了解释：“作为群体，教育程度不高（因此整体来说较为贫穷）的人们不大能够规划未来，延迟满足。倘若果真如此，也许可以解释比如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者吸烟率的差别。”(20)另一名研究人员、兰德公司经济学家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几年以后扩充了这个论点：穷人似乎认识不到，“你做的很多事情也许不具有立竿见影的负面效应——过度饮酒、吸烟和吸毒（可能在短时间内让你感觉良好），却会在未来夺去你的生命”。(21)
换句话说，贫穷的美国白人在自求死路，这不是个无关紧要的闪烁的数据。2015年末，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凭借与同行安妮·凯斯（Anne Case）的工作赢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的研究表明，富有白人和贫穷白人的死亡率差距在逐年加大，女性略小。几个月后，“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经济学家发现，对生于1920年的男性，10%的收入最高者与10%的最低者预期寿命存在6年的差距。对生于1950年的男性，这个差距达到两倍以上的14年。”(22)吸烟只能解释1/5到1/3的额外死亡。其余显然可以归因于酗酒、鸦片成瘾和真实的自杀——相对于比喻意义上选择不明智的生活方式自寻死路而言。
可是，额外死亡的为什么是贫穷的美国白人？这几十年来，一切肤色人种的工人阶级日子都不好过。在我长大成人时的美国，拥有魁梧体格（最好还有强大的工会撑腰）、没有大学学位的男人能够合情合理地期待靠自己养活全家。到2015年，这些岗位早已消失，只剩下零售、园林绿化和运货卡车驾驶等领域一度属于妇女和有色人种的二流岗位。这意味着收入分配居于底层20%的白人面临着类似于贫穷黑人长期熟悉的物质状况，包括就业不稳定和生活空间拥挤而危险。当我的大家庭里有名成员需要贷款支付按揭时，我惊讶地发现，她的家竟然都不是一栋房子，而是她跟另外两名家庭成员合住的小拖车。贫穷白人总是自我安慰有人比自己过得更差，更受轻视；种族征服是他们脚踩的大地，立足的石头，哪怕他们自己的境遇在恶化。但这个微弱的安慰也正在收缩。
白人为何比黑人更可能有效地自寻死路，还有些切实的原因。一则他们持枪的可能性更大，白人喜欢以枪击作为自杀手段。其次，医生无疑部分受到脸谱化的影响，认为白人不是瘾君子，更有可能给白人而不是有色人种开强效阿片类止痛药。疼痛在蓝领工人阶级当中普遍存在，从女侍者到建筑工人，很少有人活到五十多岁时膝盖、后背或肩关节是没有明显损伤的。2011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宣布阿片类药物存在“滥用”现象，受害者多为白人。(23)结果，阿片类药物更加昂贵，并受到严密监管，使用者常常转向海洛因，海洛因效力多变，很容易导致意外过量使用。
美国当前的白领大批死亡很难找到历史先例。也许与之最相近的是，与苏联共产主义崩溃有关的男性预期寿命骤然下降。工作丢了，原先的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免费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分崩离析，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从62岁下降到58岁；女性徘徊在74岁左右。(24)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没有经受如此惊人的变化，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没有采用国际金融机构开给苏联的“休克疗法”的药方。就像在美国，人们很容易想到“生活方式”要素：共产主义崩溃导致酗酒增多，酒精相关的死亡高发。
至于全球范围内与酒精无关的类比，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欧洲从16世纪到20世纪并持续至今的扩张主义的致命后果。无论是靠子弹、疾病还是大规模驱逐出境，死于这次“绵延多个世纪的、覆盖全球的灭绝冲动”(25)的原住民数量估计达到了五千万。(26)射击停止以后，幸存者往往承受着可能致命的不适，表现为酗酒、抑郁和自杀。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55年所著的《忧郁的热带》（Triste Tropiques）即以此为背景：本土文化由于与西方迎头相撞而遭到毁灭，习俗、仪式或传统的生计方式荡然无存，原住民变得无精打采，心灰意冷。游说组织“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报告称：
在整个西半球，土著居民的酗酒和自杀率都很高。可以说，大洋洲和俄罗斯北部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群体也是这种情况。此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颠沛流离、流行病、灭绝和征服把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置于抑郁和焦虑的高风险中。(27)
像20世纪的俄罗斯工人或19世纪的波利尼西亚人(******)一样，美国工人阶级——至少其中的白人——曾经有希望靠稳定的工作获取体面的收入，可如今已然失去了大部分生活方式。
目前的政治谈话往往对美国贫穷白人反常的死亡率略过不提，要么把它与经济不平等的大问题混为一谈。直到近来，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健康和死亡率方面所存在的缺点，比如高得令人蒙羞的婴儿死亡率，均可归因于“多元”：我们被告知，美国的数字被历史上长期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拖了后腿。但是很显然，种族不能解释一切——贫穷本身使寿命缩短。已然发生的是，富人和穷人的差距在过去40年甚至过去5年间急剧拉大，达到如今1%的美国富豪拥有35%的国家净值的地步。(28)穷人的拖车停泊场、廉租公寓和帐篷与富人的顶层带阁楼的高楼大厦共存于这块土地，让人很不自在。
事实上，富人和穷人的差距——不仅在美国，其他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如英国和以色列亦然——加剧到了这种地步：“健康”（health）这个词已经不再足以描述人们曾经普遍渴求的生物学状态。日益两极分化的经济状况要求使用“身心健康”（wellness）这个更模糊而灵活的概念。在财富和收入范围的底端，身心健康呈现为如今约半数雇主提供的企业健康项目。这些项目从企业内部健身房到让员工定期测量血压和体重指数等雄心勃勃的监督程序不一而足。未能参加或遵守减肥计划，可能意味着被迫支付高额的医疗保险金甚至干脆缴纳罚款，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此类项目改善了员工的健康或减少了雇主的支出。(29)
但是，抛开企业针对零售和中层白领雇员的惩罚性项目不说，身心健康主要是有钱人的追求，健身行业把它形容为“奢侈追求”。《时尚》（Vogue）杂志的网站Style.com走得更远，宣布身心健康是“全新的奢侈身份象征”，可以只凭携带瑜伽背袋和一瓶绿色蔬菜汁加以展示。身心健康作为身份象征有个优点：与皮草和钻石等相比，加之身心健康实践基本上在视线以外、在难以接近的空间如私人健身房和休闲健身中心等进行，它不太可能引起下层社会的嫉妒。世界各地有数百家乃至数千家奢侈疗养胜地（其中不乏为了营销目的把“疗养”这个词安在传统的度假胜地头上）。这些胜地雄心万丈，提供远比区区“健康”（health，这个词仍带有“不生病”这个原来定义的味道）更为全面的事物。已知的自我完善方法应有尽有，唾手可得：瑜伽、罗尔芬按摩健身法、排毒、太极和冥想，加上热石按摩、常常用到巴郎鼓的“声音疗法”和“光线疗法”等玄秘疗法。在“目的地”疗养胜地，治疗过程也许会征用风景乃至当地原住民：
我们私人订制的疗养静修将在世界上的绝妙胜地让您的身体和心灵再度交融。我们邀您跟随卡拉哈里沙漠的萨满参加神圣的仪式，在古老的印度寺庙上私人瑜伽课使您的身体重新达到平衡，在不丹与僧人一道诵经让您的意念再度专注，在日本各地的豪华温泉体验按摩、灵气疗法和泡温泉等治疗方法。不管您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冥想，还是在博茨瓦纳盐田沉入静谧的独处，我们的假日疗养都会带您踏上执着、有力和脱胎换骨的历险之旅。(30)
没有统一的理论——当然也没有文化源头——支持这种以疗养之名提供的干预疗法的大杂烩。但是你若看过足够多的广告材料，就能看出一个共同的主题，其中的关键词是“和谐”“完整”和“平衡”。就其中所包含的哲学而言，这是整体论（holism），也是熟悉的形容词“holistic”（全盘的、整体的）的词源。一切——思想、身体和精神，饮食和态度——都息息相关，必须井然有序才能事事顺遂，不管是获得“力量”和“脱胎换骨”，还是仅仅减去几磅体重。冲突也许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不平等在所难免，但个体必须消除它们。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心情好，心情好和觉得自己很强大是一样的。用更机械的说法，身心健康是把自己重新构造成自我纠错的完美机器的手段，使之能够设立目标并抱着迎难而上的决心向它们迈进。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在著名的祷告书中所述：“心灵的纯粹就是只执着于一件事。”(31)尽管他指的这件事不是练就更加健壮的股四头肌。
(*) 约合16公里。
(**) 大卫·鲍伊（1947—2016），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演员。
(***) 埃伦·里克曼（1946—2016），英国演员，曾出演过《哈利·波特》系列电影。
(****) 贝蒂·福特（1918—2011），美国前第一夫人，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妻子，生前致力于推动乳腺癌防治、反药物与酒精滥用等公益活动。
(*****) 约合11.89米。
(******) 波利尼西亚人指大洋洲一系列族群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