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冲突与和谐的战争

如果不知何故，身体——或“身心”，或构成我们个体的无论什么——很“想”充当统一的整体，那么，让它处在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之下应该轻而易举。我们只需（不可避免地）借助冥想、瑜伽动作和留心节制饮食，用头脑鼓励这种朝向整体的天然冲动即可，身心健康随之而来。就这么简单。

身心健康和整体性的概念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广藿香的气息潜移默化渗入了美国文化，后来一些胡编滥造的做法才被斥为“嬉皮士的垃圾”。就健康相关事宜而言，旧范式是科学还原论：要想搞清楚某种事物，首先必须用解剖、显微术、把组织分离为亚细胞结构等方式把它掰开揉碎，研究其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宣扬的新范式则可以追根溯源到爱默生与众多的东方和欧洲神秘主义者，它聚焦于各个部分的相互关联性，因此聚焦于整体，整体越来越多地被认为“大于各个部分之和”。某些版本把整个宇宙描绘成包含我们每个人，至少包含我们的灵魂或精神的单一实体——这个视角似乎更契合东方神秘主义和新兴的迷幻剂文化，而不是通篇数学、枯燥陈旧的还原论科学。根据反主流文化编年史家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的观点，嬉皮士和花儿少年（佩花嬉皮士）的目的正是“颠覆科学世界观本身”。⁽¹⁾

我们可以把反主流文化视为与“掌控”这个概念相对立的懒洋洋的哲学姿态，但整体论敞开了掌控的全新路径——用头脑对身体实施掌控。身（body）与心（mind）在事物的还原论体系中一拍两散，甚至不清楚身心能不能放在同一句话中陈述。但是从整体论的角度，它们是持续的，几乎构成单一的事物——“身心”（mindbody），可以凭借有意识的努力加以实现。身心纽带究竟怎样运作，解释起来可能既可笑又繁难，比如摘自《综合全面的保健、康复和改观》（Integrative Holistic Health，Healing，and Transformation）一书的这段文字：

当头脑充斥负面画面，就会造成产生神经肽的焦虑和抑郁。此外，（大脑）边缘系统陷入持续的负反馈回路，导致杏仁核影响来自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影响提醒个体忆起旧日创伤的身体改变，因此产生影响杏仁核的更多焦虑和想象等。⁽²⁾

你要是看不懂，别担心。抛开这段引文句法混乱不说，应该指出，除了极度压力造成的后果以外，并没有扎实的证据表明消极思想影响身体健康，或者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活得长久。^(*)无论如何，作者安慰我们说：“参加全面健康计划或者向执业人士请教，常常会让人产生掌控和希望的感觉，这种感觉本身就能增强身体抵抗疾病和保持健康的能力。”⁽³⁾护身符或许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新的整体论范式没有与之相随的新发现或新的科学洞见。它不是以理论为依据，而是以到20世纪后期渐渐获得一定合法性的情感为依据，这个合法性来源与反主流文化相隔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系统分析”，是最早在企业管理界站稳脚跟的一种风尚。要不是我在纽约市预算局担任过几个月的“项目政策分析师”，我绝不会遇到它。这个头衔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来没人给我做过解释，“系统分析”也一样。兰德公司在市政府内设置系统分析，似乎是要根据定量数据做决策，并且尽量“系统”地做决策（哪怕市长办公室随时可能提出新的政治重点，推翻规划人员合乎逻辑并以数字排序的建议）。关键洞见是，军队、政府和企业等人类组织都是“系统”或“复杂的系统”，如同人体本身，必须协同考虑所有部件。

离奇的是，整体性本该属于反主流文化的谱系，但系统分析的主要宣传家竟然对迷幻或神秘体验全然无知——他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手下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麦克纳马拉受命从福特汽车公司空降到国防部的岗位，他初来乍到时对五角大楼的非系统性大为震惊，不同军种——陆军、海军等——争夺资源，集中控制很少或者干脆没有。他的解决办法是引入“项目政策预算系统”，我后来在纽约市预算局遇到的就是这个模板。军队跟预算局一样，似乎基本上把它理解为注重定量的目标和指标——最有名的是“死亡人数”。于是，无比讽刺的是，原本是为了让军事计划合理化的努力，却意外地应征加入了根本不合理的美国对越战争，这次努力稀里糊涂地与反主流文化对整体性的渴望步调一致。

也许对系统分析有目共睹的应用（错得有目共睹）是化学家、大气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1974年提出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这个假说受到日益流行的生态学的影响，从太空拍摄的首张地球照片又让人直觉它言之有理。它提出，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构成一个“系统”，而且是个有生命的自我调节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如人类或水藻）相互作用，使地球适宜各种生物栖居。这幅太空中一颗蓝色星球的恢宏画面逐渐成了一切美好和理想事物的象征——整体、统一、生态、互联、和平、和谐。它还装饰了《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面，这本期刊的主要内容是嬉皮士和极客们寻求自给自足的农业技术、户外用品和DIY技术等。人类是地球所代表的更大整体的亚单位，可惜这个有条不紊的盖亚系统始终没有搞清楚怎么纠正人类滥用化石燃料的问题。

即使系统分析未能为新的整体性范式提供科学支持，也至少有助于增强它的文化合法性。网络百科全书网站（Encyclopedia.com）告诉我们——值得注意的是，“系统”这个词在三句话里出现了九次：系统的概念无处不在，它似乎欣然拥抱一切形式的整体性：

20世纪下半叶，系统这个词的合成用法变得无所不在。计算机和操作系统与生物系统、商业系统和政治系统汇合。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学得到了系统管理、系统医学的补充，还有把地球视为一个系统的实践。⁽⁴⁾

有时候，“系统”和“整体”这两个概念几乎难以区分。例如，所谓的“正念经济学运动”寻求“对资本主义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⁵⁾“全面”是好的；稍不“全面”就是向启蒙运动、科学、资本主义或者意想中把人类社会粉碎成对抗性碎片的无论什么邪恶力量投降。全面就是要仁慈、平和和包容，服务售卖者当然希望呈现这样的形象。竟然还能找到“全面牙医”，尽管专注于身体的特定部位很像是与整体论背道而驰。

很难看到这两种范式可能的共同基础。在科学还原论一端，我们有寓言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医生，他称呼患者为“302号房里的胆囊”。我们在前面各章看到，医学教育——从第一次解剖尸体开始——似乎执着于消除医患双方的一切情感纽带。患者被客体化，他意识清醒地参与只局限于“服从”。在整体论友善宜人的另一端，是我手术后因为淋巴水肿去做的按摩疗法。那个爱聊天、善解人意的年轻女人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轻柔地揉捏我的胸脯和胳膊，伴随着使人恍惚的音乐录音。（毫不奇怪，几次按摩对新发肿块毫无效果，我特意在按摩前和按摩后做过测量。）对于批评者，科学方法是冰冷的，在理性主义者甚至女性主义理论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看来还“具有帝国主义性质”，替代方法则予人安慰和滋养，在某种程度上与宇宙合一。这里的哲学鸿沟至少与公认存在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鸿沟一样宽广——科学和宗教为缩小鸿沟已经打过很多次仗了。

如今口角仍不时爆发，2005年神经科学协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由于邀请僧侣在年会上发表论冥想和正念的演说而引发了抗议。但是，就在20世纪后期，科学，尤其是量子物理学与我们姑且可以称为反主流文化的事物之间敞开了肥沃的重合领地。致幻剂先锋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和艾哈德研讨会培训项目（EST）创办人沃纳·艾哈德（Werner Erhard）都受到量子物理学吸引，外行很容易在大苏尔（Big Sur）和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等地接触涉猎量子物理学。同时部分科学家和科学史家开始嘀咕，科学本身有必要采用更全面的方法。科学哲学家伊夫琳·福克斯（Evelyn Fox）批评还原论生物学强调DNA等“主分子”，以损害整个有机体为代价。在不那么可敬的学术层面，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发现了量子力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连续脉络，他断言，自然界不是由相互分离的亚单位组成，而是由相互作用的振动组成。21世纪综合医学爆炸性发展的路径十分清晰，人们可以念叨几句量子物理学，挥一挥手把不同治疗模式间的哲学矛盾驱散。

整体的生物学

到20世纪后期，毋庸置疑，医学需要某种范式转变，哪怕只为适应尸体不能代表“完整的人”——身体加思想——这个事实。我们不仅有思想有感情，还以头脑看不见、意志力或控制力不易触及的微观方式对世界做出反应。我们割破皮肤就会流血，运气好的话，血液不经意识干预就会自行凝固。作为整个人的“系统”包含许多层面和部件。有些宏观，有些微观；有些是物质的，比如器官，还有些显然是非物质的，比如思想。它们怎样相互作用，创造稳定，至少暂时稳定的系统，是生物学的长期难题。

身体的各组成部分和层面协同作用的假设历时弥久，几乎不再受到质疑。我们谈论人类生物学，当然是谈论由组织和细胞等亚单位构成多细胞生物的生物学。这些组织和细胞被认为都在和谐运作，全都无私无欲，恪尽职守，像良性威权下的顺民。心脏细胞齐齐跳动，肝细胞储存葡萄糖，红细胞携带氧气。否则就会造成灾难，不是吗？因此，多细胞生物的生物学偏向于整体观念。比如我们不满足于描述肾脏，我们想知道它有什么功能——它怎样为整体服务。

给身体亚单位的各个部分分配功能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搞清楚了心脏跳动让血液循环的原理，尽管当时仍不清楚循环何以重要。在这个发现之前，解剖学家满足于描述和确定器官的位置，把解释器官到底有何作用、怎样纳入整个身体的任务留给了生理学家和玄学家。根据哈维的观点，心脏具有“功能”；生物学家很快得出推论，身体的其他亚单位和部件也必然具有功能。拿起一本当代生物课本，你会发现书中充斥“功能”这个词，有时候甚至用在分子身上。一本2014年的细胞生物学课本中用各种方法描述细胞和组织践行功能的情况：它们负有履行功能的“责任”或“任务”，而且履行得很“专业”，⁽⁶⁾颇像军队里的士兵或大学里的教授。

哈维的发现揭示了身体是某种机器，它由相互连接、通力合作的部件巧妙地构造而成，各个部件没有自己的意志。17世纪一位意大利解剖学家宣称：“人体就其自然行为而言……其实无非是个化学—机械运动的复合体，取决于纯数学原理。”⁽⁷⁾这种至今仍在生物学中占据主导的机械观点丝毫没有向宗教发起挑战。毕竟，整件事情背后必然有一位格外高明的设计师，他必然至少给一些原先的惰性物质注入了生命。的确，我们对身体的工作原理了解越多，它的运作就越显得灵异神奇。想一想身体怎么愈合伤口吧。首先，一连串化学反应通过使血液凝固让伤口闭合。与此同时，细胞从骨髓和其他场所冲过来，赶走微生物，去掉破损组织，把它们用新鲜完好的细胞和组织取代，让我们为今后再次受伤做好准备。

如果说身体是完美的机械装置，那么按照廉价而肮脏的达尔文主义理论，这是因为完美是必然的结果。失效或达不到最佳效果的身体部件由自然选择予以淘汰，只留下“最适应”的有机体存活和繁殖。20世纪60年代社会生物学方兴未艾，万事万物都具有了进化的理论基础，一切无助于物种存活的特质或物理特征都以浪费能量为由遭到清除。这导致了贻害无穷的对现状的维护，女性主义者往往谴责这种“宿命论”：我们是现在的样子，比如好战或男性至上主义，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不“适应”，把我们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造物主不是上帝，而是自然选择。

麻烦的是，许多事物无法从“适应”的角度加以解释，包括像男性乳头和阑尾这样的残留特征，还有些纯结构特征似乎只是我们的基因组中现成的“设计”所要求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认为，这种结构特征好比教堂设计的“拱肩”：它们不“做”什么，只为填充先前存在的拱形式样。古尔德和勒沃汀指出，自然选择不是制约进化的唯一动力，达尔文也没有这样暗示。环境变化——气候变化或小行星突然降临——可能导致在灾难降临前一刻还高度适应的整个物种彻底灭绝。同时，男性乳头等貌似无用的特征却代代传承，也许只是因为我们的遗传物质保留了对它们的安排。

所以，我们的身体完美地适应环境，至少适应我们的远祖所面对的环境，它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不能是别的样子——这种乐观甚至乌托邦的生物学观点有失偏颇，没有得到承认。古尔德和勒沃汀在批评进化生物学时，援引了伏尔泰笔下乐观而疯癫的潘格劳斯教授（Professor Pangloss）的观点，此人宣布万事万物都是这个“一切可能的世界当中最好的世界”上最好的。这句话也适用于身体的“功能”观点，它包含的假设是，所有部件和亚单元都和谐运作，对整体的需求时刻保持警觉。这是我们学生时代接触到的生物学——生物学研究的是完美地履行功能的复杂系统，疾病和死亡是令人失望的异常现象。

可是，在这个一切可能的世界当中最好的世界上，并不是一切都好，异常现象太常见了，更何况还戏剧化到了无法视而不见的地步。想一想癌症吧，它是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许多癌症可以怪罪于身体以外的化学制剂或放射，比如吸烟或苯等职业危害，但是，迄今为止只有约60%的癌症可以追踪到特定的致癌物。⁽⁸⁾举例说明，没有找到可以解释乳腺癌、结肠癌或前列腺癌的致癌物。我们只知道这些器官的细胞个体有时打破秩序，开始疯狂繁殖，形成可能摧毁整个有机体的肿瘤。想一想自身免疫疾病吧，比如5%到8%的人口罹患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当免疫系统抛开保护身体的指定“功能”，攻击起身体本身时，就会罹患这些疾病。⁽⁹⁾冠心病是美国和欧洲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它的发展过程中也牵连身体自己的免疫细胞。

身体的功能主义观点仍然大有帮助，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只是大致如此。举例说明，如果说皮肤细胞的功能是充当对外部世界的防护层，呼吸并为我们提供触觉体验，那么多数皮肤细胞的行为符合我们的期待。但有些会癌变，企图掌管整个身体——黑素瘤的“功能”是什么？我们要承认，身体非但不是作为和谐的整体运作，还会充当它自己的细胞和组织发生殊死战争的战场。

鲁道夫·魏尔肖在19世纪后期提出了体内冲突的潜在理论依据，他提出，身体最小的活的亚单位是细胞，所有细胞都出自其他细胞。后一条表达为Omnis cellula e cellula（“细胞皆源于细胞”）的观点往往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它暗示，就连最凶猛的癌细胞也是和平守法的健康细胞的后裔子嗣。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前一条观点——细胞是身体最小的活的亚单位——也许更让人精神一振。在魏尔肖工作的时代，其他生物学家开始成功地在体外培养人体细胞——日后叫作“组织培养”，泡在诸如血清等营养液中。20世纪初，舞台布置就绪，准备深入研究这些奇特的微观实体——构成活的有机体的细胞。

可是这条路却没有走。20世纪中叶产生了DNA结构及其对遗传的作用的惊人发现。几乎一夜之间，生物学进入了极端还原论阶段，径直跨过细胞走向更加迷人的分子层面，这里由DNA、RNA^(**)和蛋白质统率。癌症研究逐渐聚焦于诱使细胞走上自私的繁殖之路的DNA突变。免疫学对免疫系统的细胞动力学轻描淡写，喜欢执迷于抗体——抗体是可以给待摧毁的“外源”细胞如微生物等做标记的蛋白质分子——不过主要专门研究执行摧毁任务的巨噬细胞。我在洛克菲勒大学的第一导师因为澄清了抗体的分子结构而赢得了诺贝尔奖。我的第二导师没有得到多少认可，用来研究巨噬细胞杀死和消化猎物的实验室也小得多。

癌症的谜题足够难解：为什么细胞发起征服之战，却以细胞本身的死亡收场？但是现在普遍把癌症归因于细胞分裂错误，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些错误导致健康细胞产生两个癌性子细胞。免疫系统攻击体内健康组织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多发性硬化等自身免疫疾病，给生物学提出了更加让人烦恼的哲学问题。想象单个细胞产生癌性后代是可能的，但是不容易明白构成免疫反应（牵涉到多种细胞之间的互动）的许多精妙机制何以被动员起来反对身体自己的组织。面对此类攻击的可能性，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只是提出，体内存在“恐怖的自体毒性”（horror autotoxicus），它以某种方式防止攻击自我的可怕错误。如自体免疫的“教义”所言，既然“生命不能伤害自己”，怎么可能没有自体毒性？按照埃利希的说法，自我削弱的有机体应该“最高度地无目的”⁽¹⁰⁾，意思是完全没有用处。

五十年后，到20世纪中叶，澳大利亚免疫学家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把埃利希关于自身免疫不可能紊乱的声明稍微推进一步，他宣称，免疫系统真正的功能是形而上的：区分“自己”和“非己”——前者是自身组织，后者是微生物等异物。这两个术语借鉴了心理学或哲学；科学哲学家阿尔弗雷德·I．陶伯（Alfred I．Tauber）指出，它们“暧昧模糊”，他还说“很难把‘自己’视为科学概念”。⁽¹¹⁾事实上，直到约17世纪，英语和德语等语言才开始把“自己”这个词用作强化词之外的成分（比如“我自己做的”），此前它几乎算不上是个概念。于是，正如我们会在后文看到，“自己”渐渐取代“灵魂”，成了个体内在的某种特殊内核，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用障壁隔开。注意力转向内在，普遍使用镜子、书写日志和自传、绘制肖像（经常是自画像）等鼓励人们彻底了解自己。“西方个人主义”诞生了，最后精神分析和诸多自我折磨随之而来。

伯内特为何选择这样一个“暧昧模糊”且明显不科学的概念来解释免疫系统的工作？有些学者猜测，他像本阶层的许多人一样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笼罩在“自己”这个概念周围的主观性气氛也许真切地吸引了他。毕竟他大可以用“有机体”或“个体”等术语来形容免疫系统勉力维持的情况。但是，如果他是在寻找探讨有机体与“他者”（泛泛地指代微生物等外来侵入物）对阵的方式，那么自己/非己的区分十足贴切。免疫学的核心是个军事比喻：“非己”是敌人，通常由细菌或病毒代表，免疫系统必须予以摧毁，“自己”——意思是身体自己的组织，则必须不受干扰。举例说明，1987年，标题乐观的流行读物《人体的胜利》（The Body Victorious）如此形容免疫系统：

在武器技术和战略两方面都让人想起军事防御。我们体内的军队拥有行动迅速且高度机动的军团、突击部队、狙击手和坦克可供调遣。我们有士兵细胞，它们跟敌人一接触，就立即开始生产准确性惊人的自控导弹……（还有）决定军力和地点部署情况的侦察队、情报机构和国防参谋。⁽¹²⁾

军事比喻竟然能够用来帮助解释——或者为自身免疫疾病寻找借口。既然可能的敌人近在咫尺，人类社会就需要某种防御力量——至少需要一支能防御侵略的武装力量。但维持守备部队甚至常规部队是存在风险的：士兵可能变得贪婪，倒戈相向，要求更多粮食和其他资源。同理，就身体而言，若是没有免疫细胞，我们面对入侵的微生物就无可奈何。而有了它们，我们面临的可能性是自身免疫疾病发动叛乱，攻击我们“自己”——伯内特一度把这种情况比作“国家安全部队的兵变”。⁽¹³⁾

事实是，人们没有对自身免疫疾病给出令人信服的进化论解释——只给出了一个借口：虽然免疫细胞应当发挥区分自己与非己的功能，但是有时候难免犯“错”。怎么会这样？1989年提出一种流行的假说，富裕社会相对卫生的环境让免疫细胞不能充分训练以对付来自微生物界的“真正”敌人。换句话说，它们柔和温顺，娇生惯养长大。但是，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承认，它们与儿童早期不曾受过感染的联系不是因果关系。一种可能是，高度卫生的环境也许只是让更多儿童活得足够长久，活到了自身免疫疾病发作的年纪。⁽¹⁴⁾伯内特评论道：“讨论自身免疫疾病，免不了要陷入哲学困境。”⁽¹⁵⁾

我们可以说，事后看来，伯内特陷入了两个范式的撕扯：一个是整体论的乌托邦范式，把身体或有机体视为秩序井然的机制，进化早已注定它就是这样。另一个新兴的范式可以称为敌托邦，有机体是持续冲突的场所——比如癌细胞与正常细胞或免疫系统与身体其他组织之间的冲突。冲突也许导致某种妥协，例如疾病陷入慢性状态。要么尽早而不是晚些时候以有机体的死亡告终。以伯内特为例，乌托邦和敌托邦这两种范式可以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同时共存，但就我所知，它们尚未在公开战斗中决一雌雄。不过，有人也许注意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二者差点迎头相撞，不是围绕自身免疫疾病或癌症，而是围绕表面看来一件健康的平常事——月经。

血仇

月经初潮的到来也许会让女孩感到震惊甚至害怕。也许会出现痛性痉挛，卫生棉条或卫生巾渗漏，贫血发作。但至少有钱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尽量把这件奇怪而剧烈的事件正常化，甚至加以美化。某育儿网站建议：

家长从积极的角度描绘月经过程也很重要。如果妈妈把自己的月经说成“诅咒”，女儿也会对这件事留下消极印象。相反，妈妈可以解释说，每个月的月经是身为女人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妙趣。毕竟，没有它们，女人就不能当母亲。⁽¹⁶⁾

现在，一个12岁的女孩能够怀孕了，为什么应该为此感到“神奇”？倾向月经的正面宣传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继续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某作家提出了“保持积极的另一种方法”：

有些家长会备好一个“欢迎成年篮”，篮子里也许装着巧克力、电热垫、卫生用品，也许还有一本探讨这个话题的好书（或者孩子最喜欢的作家的小说），如果孩子还没有这本书的话。⁽¹⁷⁾

不知怎的，把电热垫和卫生用品当礼物与其说表示欢迎，不如说是个不祥的兆头。

“积极”地看，月经具有严肃的生物学功能。至少就人类而言，人们认为子宫内膜每月增厚，为设法进入子宫的受精卵提供柔软的铺垫。如果没有胚胎着床，子宫内膜就崩溃脱落，只因为从卡路里的角度保留它的代价过于高昂——于是发生名为“月经”的又是流血又是组织碎片脱落的麻烦事。但是每个月重复，持续几十年，子宫内膜脱落本身代价高昂；女性通常每年失去一品脱血液，有时甚至达到几品脱，有造成贫血的风险。那么，既然自然选择占上风，既然自然选择优化了物种的适应性，我们为什么要丰沛地行经？特别是为什么人类比其他生物明显失血更多？

答案——至少一个答案——出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1993年，时年35岁、没有生物学学术背景的玛吉·普罗菲特（Margie Profet）提出，月经的真正功能是把阴茎侵入时携入阴道的病菌清洗干净。⁽¹⁸⁾我欢迎她的假说，它似乎证明月经不是女性“不洁”的产物，像父权制宗教主张的那样。举例说明，天主教教堂禁止经期女性进入；犹太法律要求女性在月经后举行沐浴仪式。但是根据普罗菲特的理论，月经尽管乱七八糟，却是保持女性身体天然纯洁状态的努力——某种颠倒过来的清洗。没过几年，普罗菲特赢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科学美国人》《奥秘》（Omni）、《时代》和《人物》（People）杂志都做了简要介绍。她成了某种乐观的生物学的典范，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保存有机体个体，繁衍物种。冲突在她的模型当中仍然存在，但只是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与微生物这个传统的敌人之间亘古弥新的冲突。

我多年研究食肉动物对人类进化和历史的影响，再加上我在熊出没的野外环境有过引以为戒的切身体验，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找到了她，向她提出一个问题：丰沛的月经难道不是一个招致食肉动物攻击的风险因素吗，尤其是在充斥食肉动物的“进化环境”下？她的回答很简洁——“人类不是隐存种”——这个答案表明她对生物学知之甚少，因为“隐存种”不是指必须躲避食肉动物的物种，而是它在形态上与具有不同基因组的物种一模一样。不过对她的理论的质疑声越来越多，我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其他批评者提出，经血流动的清洗效果缺乏数据支持，而且她未能解释人类的月经何以比其他哺乳动物多得多。实际上，行经的哺乳动物少之又少，少数行经的动物——其他“高等”灵长类、部分蝙蝠和象鼩——失血比人类少得多，却没有证据表明其雄性精液所含的微生物比人类的男性少。普罗菲特的其他受到大肆欢呼的理论主张——人类怀孕期间的“晨吐”现象是为了保护胎儿免于接触可能导致出生缺陷的食物——也遭到类似的质问。2004年前后，玛吉·普罗菲特干脆消失了，2012年她重新露面，在一段时间贫病交加后重返原生家庭。⁽¹⁹⁾

今天，关于月经的正在形成的科学共识着眼于我们这个物种的内部冲突——这种可能性直到近些年一直让生物学家感到不安。按照这种观点，子宫内膜的构造不是为了诱惑胚胎着床，而是为了防止除了最强健敏捷的胚胎以外的胚胎拥有机会。我不打算追究这种违反直觉的观点的前因后果，只想说一句，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叛徒科学家、罗格斯大学的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就认为，父亲和母亲为互不相同的遗传利益蒙受着风险。简单地说，父亲“想”——更准确地说，他的基因想——让受精卵着床并且活下去；母亲的利益在于摧毁可能存在缺陷的胚胎，免得怀孕无果浪费她的精力。特里弗斯是个人物，他的迷人特质不输普罗菲特，值得专门为他本人写一本书，事实上也确实有人写了一本书《不羁人生》（Wild Life），书中论述科学的内容少于对他险象环生的事业的描述，包括他加入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和长居牙买加的经历。也许这些经历让他有胆量向生物学偏于和谐的乌托邦倾向发起挑战。他不仅找到了两性在缠绵时刻的致命竞争，还提出，我们的基因含有在某种意义上许多真正“自私”的DNA（常常归在“垃圾DNA”的标签下）：

它们发现了对有机体的适应性全无贡献的传播和延续方法。有时，这意味着与大多数基因截然相反的编码行为。结果，多数有机体都不是完全和谐的整体，个体实际上是可以分裂的。⁽²⁰⁾

特里弗斯的著作似乎给他的朋友、哈佛生物学家戴维·黑格（David Haig）壮了胆，黑格提出了远比普罗菲特及其拥趸所能想象的更为敌托邦的生殖观点。1993年，即普罗菲特出版论述月经的著作的那一年，黑格提出了惊人之论：怀孕受“母亲—胎儿竞争”左右。胎儿和把它与母体血流相连的胎盘努力从母亲身上汲取更多养分，母体组织则奋力守住自己的养分——这个过程常常对母亲不利。例如，胎儿也许干扰母体的胰岛素分泌，导致血糖水平升高，这对母亲有伤害，对胎儿却是美味的滋养。要么胎儿和胎盘释放化学物质，提高母亲的血压——表面上保障养分顺利流向胎儿——却对母亲具有一定风险，最终对胎儿也造成一定风险。

母亲—胎儿的战斗在着床前就开始了，胚胎和胎盘必须奋力穿过子宫内膜才能接近母体血流。曾经师从黑格的进化生物学家苏珊娜·萨德丁（Suzanne Sadedin）写道：

子宫内膜绝不是提供滋养的温暖怀抱，而是致命的试验场，只有最强健的胚胎能活下来。女性越是延长胎盘到达她的血流的时间，供她决定是否想要除掉这个胚胎而无须付出显著代价的时间就越长。相反，胚胎想尽快让胎盘着床，既为了能够利用母亲丰富的血液，也为了增加它的存活与她的利益相关性。出于这个原因，子宫内膜变得又厚又结实——胎儿的胎盘也相应地更加咄咄逼人。⁽²¹⁾

换句话说，人类的子宫内膜与人类的胚胎/胎盘结合体发起了军备竞赛。人类胎盘与其他物种相比是格外顽强的斗士，子宫内膜也相应地厚实坚韧。因此，人类的女性拥有独特的涌流体验——痛性痉挛、血污的内裤，也许还有“女性是特殊版本的残疾男性”这种广泛的文化观点。

女性生殖周期的许多阶段，从月经到分娩，都很像人体遭到病原体侵入时通常发起的炎症反应，只不过在生殖情况下，目标不是病原体而是人类细胞和组织。举例说明，月经不是温和的子宫内膜“脱落”过程，这种通常的描述听起来秋意盎然。若是胚胎没有着床，子宫就发出化学信号，从血流中召唤免疫细胞前来吞掉厚厚的子宫内膜，子宫内膜很快就变成杀戮的场所，残渣碎片从阴道涌出。所幸在人类存在的大多数时候，由于频繁怀孕和漫长的哺乳期，人类的女性一生可能承受的经期很少。

人类约80%罹患自身免疫疾病的是女性，这意味着作为全面的“系统”，男性设计得比女性好多了，但迄今为止这个事实没有找到充分的解释。要么也许我们该把自身免疫疾病视为女性所承载的更大生殖负担的又一个组成部分：月经和怀孕激起的炎症风暴也许导致免疫敏感性达到危险的水平，或者用伯内特含糊的哲学术语，也许怀孕和准备怀孕本身模糊了自己和非己的区别。

不过，重点是体内冲突——发生在细胞与同一个有机体内自己的兄弟细胞之间——并不局限于癌症和自身免疫疾病等病理状况，病理状况可以归因于变异或者用“错误”来形容。细胞之间致命的战斗是身体尤其是人体进行正常活动的组成部分，肯定包括生殖。如果细胞是活的，似乎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身体的其他部分，甚至反对整个有机体，那么我们也许与其把自己视为井然运行的“整体”，可以用有意识的干预加以控制，不如把它看作微观生灵的联盟，至少是暂时联盟。

生物学的自己或身体是众多微小自己的集合体，这种想法让人心神不宁。脑海中油然浮现出的画面是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卷首插图中那幅超大号国王的怪异画像：凑近细看，国王原来是由成百上千个小人拥挤在胳膊和躯干上组成的。霍布斯的要点是，人类社会需要独断专行的领袖；否则他们承受着堕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危险。但是在构成身体的细胞界，没有“国王”实行统治。虽然各种通信，有时因为各种通信——化学和电子通信——使身体细胞相互连接，分歧和混合信号的出现才在所难免。我们需要的范式不仅要包括活的有机体内神奇的和谐，还要包括常规性爆发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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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作者的著作《失控的正向思考》（Bright-Sided：How the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Positive Thinking Has Undermined America.），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

(**) 即核糖核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