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杀死自己，为生机盎然的世界欢欣鼓舞

从哲学角度，我们把自己逼到了墙角。一方面，我们设想了一个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如20世纪的生化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所言，我只能想象他用辛辣自得的口吻说：“人类终于知道自己在无情而浩瀚的宇宙中孤独无依。”⁽¹⁾另一方面，我们执着地认为自己无比迷人，爱自己和专注于自己百年之久，让自己变得膨胀了。我们活得像个逃犯，时刻要抢先一步，在不可避免的消亡之前多吃一顿饭，多赚一块钱或一笔钱，多锻炼，多做一次医疗检查。我们死了……呃，我们绝不能死，因为自己死亡是无法想象的。

这是个存在主义的悖论，传统的解决办法只是声称，存在一种除我们以外的有意识的力量，即神祇，这个声明常常以胁迫为后盾。两千多年以来，数落庞大的人群——今天显然占世界人口的多数⁽²⁾——要么主张这个神是唯一万能的个体，要么至少假装附和这个观点。也许是为了让这个遥远而孤独的神更加合人的口味，“世界几大宗教”还声称他至善至爱，但这点公关宣传产生了适得其反的荒诞效果，既然神至善至爱，就不会引发地震，也不会杀死幼儿。18世纪毁灭里斯本的地震发生后，许多欧洲人发现，再要相信这个神实在是勉为其难。但多数人愿意费这个劲，因为替代方案太可怕了：在明知自己终将成为一堆垃圾的情况下，人怎么能活下去？好比无神论者常常听到这个问题：在明知道死后一切成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死去？

现代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称赞一神论兴起是伟大的道德和学识进步。在神话中，向一神论过渡，有时是在一个特定的神篡夺了大万神殿内诸神的神权后发生的：例如，耶和华必须赶走早先迦南人的亚舍拉和巴力等神祇。政治上，这种转变可以由国王的御令突然促成，如法老阿肯那顿、希伯来国王扫罗和君士坦丁国王都下达了御令。唯一的上帝宣称，只有他代表至善（就耶和华而言，代表对部落恪守忠诚）。事实证明，一神论又对把国王的权力合法化至关重要，国王可以宣称他的统治权是神赋予的。这个系统在伦理上干净利落：一切道德上令人困惑的问题均可用唯一的神至善至美的说法来回答，哪怕他的动机我们难窥究竟。

但是也可以把向一神教过渡看作漫长的弑神过程，无情地消灭古老的神祇和精灵，除了一个必须“信仰”的渺茫的抽象物，一律格杀勿论。“原始”——也许最初的——人类画面是自然界充盈着活泼的精灵：动物会说话，还能听懂人类的语言，山川河流是具有自主性的存在，要求人类尊重和关注。19世纪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把这种灌注了灵性的世界观称为“泛灵论”，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伟大的“世界宗教”相比格外杂乱无序的土著民族的信仰体系至今仍然贴着泛灵论的标签——也许我们应该说它们被污蔑为泛灵论。

历史上，泛灵论之后就是多神论。泛灵论的众多精灵怎样凝结成相互区别的诸神不得而知，但是据信最早的多神宗教是印度教，问世于约公元前2500年，印度教至今仍带有泛灵论的痕迹，表现为动物神甘尼什（Ganesh）和汉努曼（Hanuman）以及乡村神龛主要与石头有关等。古代地中海世界、中东和西半球南部的宗教都是多神论，有能力建立寺庙并且养活非生产性僧侣阶层的等级社会使多神论成为可能。

不是所有人都欣然接受强加给自己的一神论，它要求放弃众多熟悉的神祇，动物神和精灵等，连同相应的节日。阿肯那顿一死，埃及人就恢复了多神论。希伯来国王无情地斗争，镇压不断地退回古老的迦南宗教的臣民。在一神论宗教内部，也存在稳步向多神论流失的现象。基督教的上帝把自己分裂为三位一体，圣人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内部繁衍；泛灵论的残余与佛教一道蓬勃兴盛（严格地说，根本不应当把佛教视为有神论）。

过去500年，“改革”运动横空出世，遏制了这些偏离。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打击圣人崇拜，淡化三位一体，把教堂的装饰、香火和其他特效剥夺殆尽。在伊斯兰教内，瓦哈比派压制苏菲派，也禁止音乐和对众生的艺术描绘。宗教变得脸部空白，没有五官，仿佛要阻止人们想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非人类的作用力。

一神论这个改革后的朴素版本给现代还原论科学的兴起准备好了舞台，还原论科学自告奋勇肩负起了从自然界消除作用力的使命。科学不曾立志摧毁一神论的神；实际上，如杰西卡·里斯金的解释，起初一神论给科学增加了大量要做的工作。大自然如果不存在作用力，那么，一切都要靠“原动力”给世界注入生命。⁽³⁾但科学把这种作用力逼到了角落，最终让它变得无关紧要。1966年《时代周刊》的标志性封面提出“上帝死了吗？”的问题，与尼采遥相呼应。天机泄露了：我们人类孤独地活在死去的宇宙中，是仅存的具有意识的存在。这就是把“自己”奉为神明的学识背景。

诸神和精灵曾经使我们祖先的世界生机勃勃，让它们起死回生为时已晚，而且这种努力无不昏聩愚蠢。但我们可以着手让恋尸癖的古老科学松开对头脑的简要掌控。实际上，为了科学理性的缘故，我们必须这么做。杰克逊·利尔斯（Jackson Lears）前不久写道，宣告自然界死亡的还原论科学“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的一个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独特版本——这个版本所依赖的观念是，自然是个被动机制，其运行是可观察、可预测的，受制于与制约惰性物质的法则相类似的规范”。⁽⁴⁾

科学不情不愿地把作用力让给了细胞层面的生命，现在，研究人员承认，细胞层面在做出去往哪里、杀死哪些细胞、与哪些细胞结盟的“决定”。微观层面对作用力的思路逐渐改变，可以类比的是科学日益接受了非人类的动物具有情绪、思考力甚至意识——2012年，一次神经科学国际会议对此给予了迟到的认可。⁽⁵⁾至于我本人，我对细胞做出决定的观点不甚满意，愿意多了解一下细胞怎样做出决定、人类可能如何干预。但我不再期待弄清楚细胞所做的决定在古老的牛顿式意义上“很确定”，就好比石头因为重力作用掉在地上，细胞外面可能存在某些力量或因子。

我着手的问题与人类健康和我们掌控它的可能性有关。假如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大问题——自然界是死的，还是说在某种意义是活的——的组成部分，我也许会从许多其他地方着手，例如果蝇、病毒或电子，据研究它们的科学家称，它们似乎拥有“自由意志”或做出“决策”的力量。无论我们望向何方，只要看得足够仔细，都发现自然悍然反对宇宙死气沉沉、静止不动的观点。科学倾向于对物质固有的活动不予理会，如布朗运动或“随机噪音”——我们尝试测量或观察某物时，势必会遇到这种模糊性，从人类的角度看来十分讨厌。但是，其中有些活动相当意义重大，竟然不需要用物质来培育。在绝对虚空中，成对的粒子和反粒子能够凭空出现，丝毫不违反物理法则。如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所言：“我们是极早期宇宙的量子起伏的产物。上帝确实掷了骰子。”⁽⁶⁾这些自发产生的成对粒子或“量子起伏”大多转瞬即逝，很快就闪烁着消失了。但每隔几十亿年，少数量子起伏同时发生并凑到一起，构成物质的构成要素，也许过几十亿年又形成一个新的宇宙。

也许当年我们的泛灵论祖先知道点什么，而我们在过去几百年刻板的一神论、科学和启蒙运动中早已把它遗忘殆尽。遗忘的正是这个见地：自然界并非死气沉沉，而是生机勃勃，有时也许竟然充盈着作用力和意向性。你也许期待在物质的心脏——质子或中子内部——找到寂静和坚固。原来，连这里也由于量子起伏幽灵般的闪烁而充满生机。⁽⁷⁾我不会说宇宙“活着”，那样也许会引出具有误导性的生物学类比。但它悸动不安，震颤抖动，从浩瀚空无的片块到细微的缝隙概莫能外。

我这里为反驳物质枯槁的观点尽了绵薄之力。但是，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另一个部分是直面魔鬼般的自己，它挡住我们的视线，把我们与其他存在隔开，使死亡成为不可忍受的前景。按照常用的军事比喻的说法，苏珊·桑塔格最后几年“抗击”癌症，她曾在日志中写道：“死亡不可忍受，除非你能克服那个‘我’。”⁽⁸⁾她的儿子戴维·利夫（David Rieff）在讲述她死亡过程的书中议论道：“她一生做成了很多事，却始终没能做到这一点。”⁽⁹⁾她把最后几年的岁月献给了变本加厉的医疗折磨，每次折磨都允诺把她的生命延长几个月。

几年前我曾感到绝望，“自己”成了安详死去的障碍，与此相关的批评讨论总是落入精神分析的棘手地盘，甚至陷入更可怕的后现代哲学语篇的泥潭。但科学探索的新脉络出乎意料地在一个长期明令禁止的领地敞开——迷幻药研究。十多年前，用迷幻药治疗抑郁，特别是绝症晚期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的报道陆续见诸报端。就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有趣的是，这些药物的作用似乎恰恰在于抑制或暂时消除“自己”的感觉。

2015年，科普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在一篇文章中巧妙地对这项新研究做了总结。⁽¹⁰⁾在典型试验中，病人——通常是癌症患者——得到一剂裸头草碱（“致幻蘑菇”的活跃成分），安闲地躺在指定房间的沙发上，在医生的监护下“游历”几个小时。药效消退后，再让患者详细陈述自己的体会，并频繁地接受后续访谈。关于初步结果，波伦引用了一名研究人员、纽约大学某精神科医生的话：

明显害怕死亡的人——不再感到恐惧。给药一次具有长久的效果（长达6个月），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发现。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精神病学领域前所未有。⁽¹¹⁾

在患者主诉之上辅以大脑活动定点扫描，原来，药效在于抑制大脑与自我感觉相关的部位——“默认网络”（default-mode network）。大脑这个功能受到的抑制越是彻底，患者汇报的体验就越像自然发生的神秘体验，一个人经历“自我解体”或“自己”的死亡——这个过程很可怕——接着产生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深沉感觉，对死亡的恐惧烟消云散。迷幻旅行或神秘体验越是强烈，为患者消除焦虑和抑郁的效果就越是显著。一名54岁、癌症已到晚期的电视新闻导演报告说，他在医疗监护下发起致幻旅行，在这个过程中，“哦，上帝，现在一切都具有了意义，多么简单，多么美好。”他后来又补充说，“连细菌也很美好，我们这个世界和宇宙中，一切都很美好。”⁽¹²⁾他17个月后去世，死时显然心满意足。某英国心理学家对致幻体验的主诉证实了这种宇宙充满生机的感觉，他本来身体健康，并不属于实验室研究的组成部分：

在某个节点，你进入了栩栩如生、超乎寻常的现实……目之所及的一切事物都可能焕发华美的光彩，人的神志仿佛突然之间变得更加清晰鲜明。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流动不定，息息相关。⁽¹³⁾

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或自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毋庸置疑，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动力驱使人类去征服和发现，很难想象人类历史会怎样。自己让我们对威胁保持戒备和警惕；我们最大的成就受到虚荣心的驱动。尤其在高度竞争的资本主义文化中，没有久经磨砺、高度响应的自我，人怎么活得下去？但波伦评论道：

至高无上的自我可能成为暴君。抑郁症的情形也许最为明显，自己向它本身发起攻击，失控的内省逐渐把现实遮蔽。⁽¹⁴⁾

免疫系统可谓如出一辙。它屡次拯救我们免遭微生物掠夺，却也会背叛我们，造成致命的后果。哲学家/免疫学家阿尔弗雷德·陶伯在写作中把自己比作免疫系统，但这个比喻也可以颠倒过来，把免疫系统比作自己。表面上，它的任务是守卫有机体，但这个守卫者却可能背叛，就像对皇帝反戈一击的古罗马禁卫军。免疫系统会放纵炎症，最终夺去我们的性命，自己还会啄食精神的伤口——常常是某种失败感或遗弃感——直至出现可察觉的病症，比如强迫症、抑郁症或严重损害身体的焦虑。

那么我是谁？既然这里不是指独特的个性，我不如这样问：你是谁？首先是身体：它不是我们随处拖移的笨重累赘，也不是一块可以任意揉捏的泥团。数百年的解剖学和显微术表明，它由各种器官、组织和细胞构成，它们相互连接形成某种系统——起初以为是一台机器，近年来认为是个一环扣一环的和谐“整体”。但我们看得再仔细一点，就发现身体的运作少了些和谐流畅。细胞的生命在其间沸腾不息，有时细胞竟然相互交战，似乎对整个有机体的死活毫不在意。

其次是头脑，有意识的思维，这里我完全依靠（我认为很适当）主观体验：我们也许想象头脑当中住着一个独特的自己，“我”的本质，它与其他自己迥然有别，即使时间推移也不发生改变。但是密切关注你的思想，就会发现，通过语言、文化和共同期待，它们被他人的思想彻底占据。我是谁或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求设定历史和地理背景。

头脑的中心也没有不变的内核。思想过程涉及神经活动不同模式间的冲突和结盟。有些模式步调一致，彼此加强。还有些模式喜欢自相残杀。它们并非全都致力于我们的存活。举例说明，抑郁症、厌食症或冒险强迫症属于突触激发模式，它们在思想（和大脑）中刻下深沟，不容易用有意识的努力加以控制，有时候在身心两方面对整个有机体具有毁灭性。所以，即使没有自然灾害或瘟疫帮忙，我们当然也会死去：我们一直在蚕食自己，不管是用过于活跃的免疫细胞还是自杀式思维模式。

我动笔写这本书时，死亡已不再是纯粹理论上的展望。我已到了不能再自诩“中年”的岁数，由于年纪的缘故造成的局限性越来越不容否认。三年过去了，我继续躲避不必要的医疗关注，依旧顽强地打起精神去健身房，即便我不再是健身房的明星，至少也是个常客。此外，我保留了每天的拉伸运动，有些动作也许达到了瑜伽的标准。除了这些，我基本上想吃什么吃什么，纵容从黄油到红酒的口腹之欲。人生过于短暂，不能放弃这些乐趣，否则人生就太漫长了。

两年前，我跟友人在阴凉的后院围桌而坐，大家都六十多岁了，谈话转向了适合这个年纪的死亡话题。在座的多数人都声称不害怕死亡，只是害怕可能死得痛苦。我竭力安慰他们，坚决要求非医疗死亡可以尽量减少或消除痛苦，不必为了把寿命延长几小时或几天而接受大张旗鼓的干预，结果备受折磨。此外，我们现在可能拥有了让生命终结变得舒适，甚至很愉快的手段——临终关怀、止痛药、迷幻药，有些地方法律竟然允许协助自杀。至少对能够利用这些条件的人们来说，几乎用不着担心自己受苦。当然会留下遗憾，我的一大遗憾是，我不能继续活着监督我感兴趣的领域的科学进步，这几乎是全部遗憾。我也不大可能见证（我察觉到）正在到来的深刻的范式改变，从以假设宇宙死亡为依据的科学向承认和寻求理解自然界的科学转变，这个自然界由非人类的作用力穿透。

从比喻意义上讲，死后进入一片死寂的世界，听任骸骨在沙漠里风干发白，只有一颗死星照耀，这是一回事；死后进入生机勃勃的真实世界，那里存在除我们以外的作用力，至少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又是一回事。对于我们，可能我们多数人——无论是否使用药物或信仰宗教——只要惊鸿一瞥见过这个生机勃勃的宇宙，死亡就不再是向深渊的可怕一跃，而更像对永续生命的拥抱。布莱希特^(*)1956年临终时写下绝笔诗：

我在慈善机构的白色房间里
向着早晨醒来
听到乌鸫啼叫，我心里
清楚：已经有些时候
我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
我若什么也不是
就再也不会出问题。从现在开始
我也设法享受
在我之后每只乌鸫的歌唱。⁽¹⁵⁾

他要死了，不过没关系。乌鸫会继续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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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诗人，戏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