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自己
第十一章 发明自己
现在我们回到本书前面提出的问题。谁说了算？我们寻求掌控身体、思想和生命，可是由谁、由什么掌控？答案可以把身体排除在外，因为若是不经巧妙的防腐处理，身体倾向于液化——或化为尘土。所以我们希望推上宝座的必须是个无形无影的实体——思维、精神、自己，如短语“精气神”和旧词新用的“身心”这个词所暗示的，是某种妙不可言的混合物。
分解的壮观景象为这种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人类具有某种无形的本质，它比生命更为长久。当着腐烂的尸体，人们当然很少谈论“身心合一”。实际上，谈话可能改变方向，转向强调存在永生的本质或灵魂，它以某种方式在失去身体的情况下绵延不绝。中世纪的天主教艺术家和神职人员利用尸体分解的画面——有时蛆在鼻孔和眼窝蠕动——强调灵魂必须做好准备，等待脱离肉体生活。佛教的僧侣在尸体面前展开“尸体冥想”，尸体有新鲜的，也有腐烂的，让自己牢记人生无常。在基督教和伊斯兰哲学中，灵魂都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求之不得的永生的完美载体：它是不朽的，因为它以某种方式参与或与不朽的神祇交融。今天，连无宗教信仰者也可能用“灵魂”、精神或含糊的“精神财富”等想法自我安慰，让自己永垂不朽。朗费罗(*)（Longfellow）的名句写道：“本是尘土，终归尘土；那是人身，不是灵魂。”(1)
但没人找到过这种东西。事实是，“暗物质”存在的证据比精神或灵魂的证据牢靠多了，人们用这种假设的物质来解释星系的形状。至少暗物质能够间接地通过重力作用加以探测。我们能够谈论某人的灵魂，谈论它是宽宏还是偏狭，但我们心知肚明，这是比喻的说法。人们把这种假设的缥缈本质安放在各个位置——心脏、大脑和肝脏——尸体解剖却找不到它的踪迹，于是有些人猜测，它像中国人所说的气一样飘忽不定。1901年，一位美国医生报告称，人体在死去的瞬间体重减少一盎司的四分之三或21克，他认为这意味着灵魂是一种真材实料的物质。但是他的实验无法复制，说明灵魂如果存在，那么它既无法定位，也没有质量。连《圣经》中也找不到“灵魂永生”这个概念。这种教诲是《圣经》写成很久以后从异教徒希腊人那里移入基督教的。(2)
经过了启蒙运动，灵魂永生的概念并非毫发无伤。灵魂永生全靠上帝，上帝的存在——至少上帝的关照——遭到质疑，灵魂永生向世俗得多的概念“自己”让步。基督徒（或犹太人）读一读柏拉图的著作或许能够“发现”灵魂，却无从发现“自己”；“自己”是日积月累生成的，据说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可以无休止地争论自己这个概念——或历史上的其他创造物——到底何时问世，总能自圆其说。但历史学家大致就一个模糊的观点达成了共识，即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灵魂或自己的事物。是的，古代社会存在自我、骄傲和抱负，但不存在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这种自省自问的能力。阿喀琉斯想让人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和勋绩；他不曾为自己的动机或左右为难的忠诚而饱受煎熬。这种思索是后来才有的。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写道：“16世纪末17世纪初发生的事情很像人性的变异。”他认为，这种变异是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所谓“现代欧洲和美国人出现”以后的要求。(3)随着个体的自我意识深入人心，资产阶级买镜子，画肖像，写自传，越来越看重一项使命：在拥挤的都市社交界产生的嘈杂思想中努力“找到”自己。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我们呈现给他人的自己内部，还存在一个自己，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但18世纪70年代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发表下列胜利宣言时，这个观点还很新鲜：
我打算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仿者的事情，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展示在同胞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自己。
只是我本人。我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也了解别人。我生下来就有别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人，我敢保证我生下来就跟现在的人不一样。如果我不比别人强，至少我与众不同。(4)
这是自大狂，还是傲然宣布发起叛逆的政治思想家？当代思想倾向于后者；毕竟卢梭是法国革命的一股主要的思想影响力，法国革命纵然结果血腥，却可能是要求个人“自由”“博爱”或集体团结的第一场群众运动。有些东西给卢梭个人的自我主张撑腰，但是要记住重要的一点，这是个主张——没有提出证据，也很难想象可能提出怎样的证据。如历史学家约翰·O．莱昂斯（John O．Lyons）所言，自己“被发明”了。(5)
另一个捉摸不定的抽象概念与“自己”在同一时期扎下根来，就是“社会”。和自己一样，社会也不是个能用手指给人看或用尺度进行测量的事物，这是个必须加以教诲或分享的概念，是个由个体的自己聚集而成的幽灵般的实体。从物质方面，可以把它想成一个“超级存在”，由无数笨手笨脚地想要协调各自运动的亚单位组成。“社会”的概念伴随“自己”出现绝非巧合，恰恰是因为全新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似乎最关心他人的意见：我适应得如何？我跟他们比怎么样？我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举例说明，我们照镜子不是要看清“真正”的自己，而是要看别人看到了什么，我们姑且当成自省的东西常常是对别人怎么评价自己的痛苦审视。
这种心理上的大“变异”呼唤得到一个历史解释。在这里，历史学家总会提到与日益占据主导的市场经济相伴随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封建制度下确定的角色和义务失去了掌控，人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有能力主动做出改变的个体，包括向上流动。你也许是个工匠，谈吐打扮却效仿商人，商人则装出贵族的派头。传统的社会和信任纽带松弛，连冒名顶替都成为可能，就像16世纪那个著名冒险家的故事。他让全村人相信，他是他们失踪的邻居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他接管了盖尔的家族遗产，搬去跟盖尔的妻子同住，至少过了三年，骗局才被揭穿。(6)你能从村子到村子，从村子到城市，从一个社会阶层到另一个阶层——欧洲内部的战争破坏必然对这种新的流动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必须时刻留心你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与此同时，他人也日益变得不可信；你不能确定表象背后包裹着一个怎样的真实“自己”。
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怎样有关是个长久争论的主题——宗教创新促使灵魂变成了“自己”这个现代概念。宗教改革前，天主教能够凭借参加圣礼或者给教会捐一大笔钱，保证让人死后进入极乐世界，但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派致力于让上帝接受信徒的灵魂，永恒的内省成了职责。每个稍纵即逝的念头和喜好都必须加以省察，寻找微小的罪恶冲动。科学和世俗化蚕食了上帝的观念，内省的习惯却保存下来。心理分析学家加思·阿蒙德森（Garth Amundson）写道：
人们继续内观，进入思想的私生活，以确定自己人生的根本真相，却不附加一种观念：这些真相是与存在于自己之内的上帝展开对话的果实。于是，奥古斯丁思想中我们内观自己所发现的神失去了王位，取而代之的是与强烈的私密感受状态，幻想、希望和需求的悍然对峙。对情感体验真实而直接的意识成了新的中心，真实而“圆满”的生活围绕这个中心创造。这样一来，自己私生活的展开就成了某种膜拜对象。(7)
用西班牙某历史学家的简单说法，“现代卢梭主义的自己感受并创造其存在，它似乎承袭了先前指派给上帝的属性。”(8)
在我们的时代，自尊自爱的话语具有了确定的宗教质感。我们听从教导要“相信”自己，“尊重”自己，忠实于自己，最重要的是“爱”自己，否则别人怎么会爱我们？20世纪，无穷无尽的“帮助自己”的忠告开始泛滥成灾，它嘱咐我们要做自己的“知己”，要放纵自己，给自己留出时间，经常还要自我“庆贺”。仿佛“相信”这种词汇还不足以暗示一种宗教姿态，某网站竟然劝我们“崇拜自己”，给自己造个神龛，龛内也许陈设照片（估计是“自拍照”）、最喜欢的珠宝首饰和“香水、蜡烛或香火等气味芳香的东西”。(9)膜拜自己也许好像明显是拜错了神，但它的虚假不实与各大宗教摆在神龛里的上帝也差不了多少。对大家来说，自己或上帝都是不确定的存在。二者都要求尽力“相信”。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文化中，自己被进一步物化，成了必须持续努力维护的商品——“品牌”。名人显然拥有明确定义的“品牌”，由才华（若是有的话）、“个性”和外在形象组成，这一切都可以货币化并公开售卖。连追名逐利的底层也受到鼓励要打造品牌，自信地向世界投射，完全不在乎这个品牌与数以百万计的芸芸众生是否别无二致——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心、乐观、“正向思考”就一直很受办公室职员和CEO双方的追捧。如果你精心打造的表象之下藏着阴暗的自己，包含恐惧、仇恨和怀疑，你要把它包裹起来。内在的“肯定”——“我自信，我可爱，我会成功”——据说很管用。
什么可能出错呢？当然，随着引入“自知”和“自爱”，人进入了无边无际的镜厅。自己怎么能够了解自己，谁来了解？我们若是爱自己，是谁在爱？这是自我反省逃不开的悖论：自己怎么能既是知者，又是所知的内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施爱者，又是被爱者？如萨特的名言所示，他人或许很讨厌，真正的地狱却是永远囚禁在自我之中。许多历史学家指出，自我意识的兴起大致肇始于17世纪，与欧洲这一时期前后流行“忧郁症”有关，这种紊乱的主观叙述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抑郁”密切对应。(10)长期焦虑在19世纪表现为“神经衰弱”，似乎是现代主义的另一种通病。我们珍爱和呵护的自己原来是个脆弱、不值得信赖的东西。
与此前的“灵魂”不同，自己终有一死。我们听到告诫，要“接受”我们终将死去，不仅要考虑身体腐烂，还要思索我们不再存在于世这个几乎无法想象的前景。更准确地说，我不再存在于世；虽然遗憾，我却能够想象其他人不再存在于世，哪怕是我挚爱的人。我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了注视它的有意识的“主体”，这本身似乎自相矛盾。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写道：
我能想象这个熟悉的世界继续存在吗，哪怕我不再存在？我如果试着想象，它就是我想象中的世界……是的，我能想象一个我不身在其中的世界。但我不能想象一个我无法想象的世界。我对世界的意识是不可消除的，所以我对它的反应也不可消除。但这样就篡改了我已死亡的意思，因为死亡的鲜明特征是对万事万物不再具有意识，也不再做出反应。(11)
我们多数时候对这个具有意识的自己的概念深为不舍，以至于想到世界上没有了它，在逻辑和情感上都无法接受。一名大难不死的医生写道：
每当我试着用头脑去覆盖我本人死去的概念——真切地想象世界没了我照常运转，我之为我的本质永远消失，一种势不可挡的恐惧就喷涌而出，我的头脑背过身去，仿佛我的想象力和我本人遭遇末日的想法是两块极性相同的磁铁，无论我怎么使劲对接也不肯相遇。(12)
我们也许都想象经由子女和受过我们影响的其他人，凭借我们留在身后的作品和知识产品，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留下来。但同时我也知道，这个我之为我的记忆、幻想和抱负等特殊组合将会消失不见。我独一无二的（我喜欢这么想）意识的鼓点将会沉寂，再也不会响起。“太多时候，”哲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Robert C．Solomon）写道，“我们用任性的想法看待死亡，我的死亡是件坏事，因为它让宇宙不再有我。”（所罗门所写原文为黑体）(13)但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每年约有5500万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死去，宇宙依然安然无恙。
面对死亡，凡夫俗子常常要么手忙脚乱地拓展经历，要么用某种形式给自己树碑立传。他们也许挨个完成“清单”上的历险项目，遍访各地，要么奋力完成一生的夙愿。倘若此人名利双收，或许会本着与皇帝规划自己的陵寝相同的精神，用最后几年和最后几个月来创建“遗产”，比如成立慈善基金会。我的熟人当中一位著名的公众人物用最后几个月来做规划，庆祝他的生平业绩，主要内容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无数达官贵人对他大唱赞歌。可悲的是，几十年后，人们就不知道他是何人了。
于是自己成了我们在最完全的意义上所谓“成功老龄化”的障碍。我见过杰出人物把最后几年耗费在争取最后一次升职等外在褒奖上，要么偏执地维护自己的名声，反对批评和可能的批评。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在现代社会学到的一切。这些自我宣传和自我保护的努力让我们患上痛苦的神经症，我们又求助于各种疗法，它们要求我们更加深刻地剖析自己。阿蒙德森写道：“心理治疗的患者向内心寻求真相，离开时不是带着形而上意义上公认有效或绝对的东西，而是对‘忠于自己’‘爱自己’和‘自我呵护’等个人主义信条加倍虔诚，越发执着。”(14)
针对自我消亡的焦虑，有一种久负盛名的药膏，即让自己淹没在“比自己更为宏大”的事物中，某个想象中在缺失了我们的情况下依然存活的超级存在。殉道者为上帝献身，士兵为国捐躯，士兵的头脑若是不能容纳民族国家这种大视野，至少要能容纳一个团或一个排的战友。战争是悠久而普遍的人类活动，勇士期待在战斗中视死如归，希望《伊利亚特》《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等史诗或19世纪以来到处涌现的战争纪念碑把自己铭记。对于担惊受怕的士兵或事后悲痛不已的幸存者，死亡改头换面成了“牺牲”——“终极牺牲”——具有祭献给神的全部古老的宗教含义。为了防止光荣殉国的想法不足以打消恐惧，美国军队越来越多地采用替代医疗工具，包括冥想、膳食补充剂和灵气疗法等。(15)但是，人们对真正士兵的期待是视死如归，无怨无悔。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这样谈论诗人和一战新兵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
他期待死亡：他甘愿为挚爱的英国赴死，他深知它美丽辉煌；他气定神闲迈向崖边，笃信祖国的事业无比正义，心中对人类同胞全无恨意。(16)
但视死如归并非专属于勇士。为“革命”事业等舍生忘死的人们有权想象下一代会前赴后继，自己的死亡只是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暂时中断而已。有些人失足摔倒，或者上了年纪后自动退出，其他人会加入进来勇往直前。乔·希尔（Joe Hill）是一名劳工活动家，1915年他被诬陷杀人并遭到处决。一首歌颂他的老歌告诉我们，他好像根本不曾死去：
昨夜我梦见了乔·希尔
栩栩如生如同你我
我说，乔，你不是已经死去十年吗？
我从未死去，他说
我从未死去，他说……
哪里有工人发动罢工
……乔都与他们同在
从圣地亚哥到缅因州
在每座矿山，每座磨坊
哪里有工人组织起来发动罢工
他说，哪里就能找到乔·希尔。(17)
革命家为人民出生入死，坚信自己倒下后，其他人会扛起旗帜。对真正有信仰的人，自己的死亡是次要的。战斗仍将继续（A luta continua）。
超级存在将比我们个人活得更久的想法并不完全是虚妄。人类属于社会性最强的生物。对二战孤婴的研究表明，婴儿虽然吃得饱穿得暖，但是没有得到搂抱和抚摸，也“未能茁壮成长”，最后还是夭折了。(18)与世隔绝的成年人在受到创伤和罹患疾病后活下来的概率小于家庭和社会关系紧密的人。我们在聚会、集体表达等场合兴高采烈，跳舞、唱歌或者为蛊惑人心的政客摇旗呐喊。连我们的私密想法也受语言结构塑造，语言当然也是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普通媒介。正如许多人指出，互联网更加紧密地让我们陷入了单一的全球思维——尽管在我们这种自我中心的文化中，互联网也充当了镜子或我们评价自己的手段，就看我们受到了多少人关注，多少人点击了“喜欢”。
人类的经验和努力绵延不绝的想法，让我度过了意料之外的漫长人生。我会跌跌撞撞，摔倒在地；事实上我栽过很多跟头，但他人会举着火把继续奔跑。我不仅把“我的作品”——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像煞有介事的短语——传给后人，还有伴随着生而为人的全部精神和感官愉悦：在春日的阳光下闲坐，感受友人的温情，解开疑难的方程式。没有了我，一切仍将继续。在余下的时光，我满足于在人类恢宏的超级存在中做个倏忽即逝的细胞。
但是这种哲学视角存在瑕疵。首先，它完全以人类为中心。我们的“存在之链”为何不该包含其他生物，我们与之分享地球，牺牲它们为我们服务，把它们逐出家园，为我们的扩张让路？当然，我们对它们有些情感依恋，虽然我们很难想象把比喻的火把传给狗，在糟糕的情景中，传给昆虫或微生物。
话说回来，我虽然努力从人类的超级存在绵延不绝的观念中得到一些安慰，却遇到一个偏于存在主义的深刻问题：我们这个物种本身似乎难逃一死，在很大程度上迫在眉睫，极可能因为全球变暖或核战争而自取灭亡。部分科学家提出了发生“濒临灭绝事件”的可能性，届时我们这个物种高达10%将彻底摧毁，在一百年内稍高于9%将彻底摧毁。(19)还有人怀疑我们这个物种能不能活过21世纪。环保人士丹尼尔·德鲁姆赖特（Daniel Drumright）写道——我只能希望他是杞人忧天——随着灭绝意识日益增强：“我们要应对如此宏大的一个发现，一切现存的事物与之相比都形同虚无。”他接着说，我们的新环境要求具有一种“活着的人类从未见证过的可怕意识。这种意识所要求的情感成熟度与西方文化中的疯狂几乎无法区分”。(20)
你若是想象力足够丰富，那么，整个宇宙可能存在其他生命也许会使你得到安慰。地球大小的星球比比皆是，凭着合理的温度和充足的水，可能提供与我们类似的栖息地。此外，科幻小说读者知道，我们认为生命形式依赖碳和水的观点可能过于迂腐守旧。也许存在依赖其他化学物质的生命形式，存在竟然不是由传统物质构成的自我复制的主体——能量爆发、流体振荡、黑洞贪吃等模式；我们已经拥有了电脑程序这种人造生命，它能复制和演化，以应对环境变化。谁知道呢？——部分“生命”形式也许是我们这个物种合适的继承人，拥有爱和探索的能力。
即便在这里，我们对永生的渴望也碰了钉子，因为当前的预测如果应验，从现在起再过28亿年或220亿年，宇宙本身会走向终结，当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充裕的时间打理好一切。一种可能是发生“大收缩”，膨胀力竟然会导致原子四分五裂。另一种可能是夜空将清空，现在隔开星系的巨大的虚无空间将不断扩大，直至把一切吞噬。真空和绝对黑暗将压倒一切。这两种可能都通往“我们不在其中”的世界的终极噩梦，比我们的个体自我不再存在于世还要无限荒凉——这个世界（假如可以这么称呼）空无一物，连意识的微渺火花、零星的能量或物质都无迹可寻。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名言做个残酷的解释：历史的弧线是漫长的，但它偏向灾难性的毁灭(**)。
(*) 亨利·沃兹沃恩·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翻译家。
(**) 原话为：让我们记住横跨道德宇宙的弧线是漫长的，但它偏向正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