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词

我交谈过的对象对这个项目不全都满怀热情。有些人觉得这个题目太过深奥，专家有时则似乎讨厌区区作家踏足自己的领地。所以我深深感谢一路上对我给予鼓励并提供真知灼见的众人：我的社会学家老友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人类学家埃丽卡·拉加利斯（Erica Lagalisse）、抽时间跟我交谈的各类学者、供职于《异见者》（The Baffler）的我的编辑约翰·萨默斯（John Summers）和克里斯·莱曼（Chris Lehman）；《异见者》也零星地刊载过这本书成书前的部分内容。要怪就怪他们吧，因为我对这本书特别着迷，他们不遗余力地给予了支持。

为我出力的主要是我无比耐心、虚怀若谷的代理人克里斯廷·达尔（Kristine Dahl），还有“十二出版社”（Twelve）的编辑德布·富特（Deb Futter），他欢欣雀跃与我签订了合同。肖恩·德斯蒙德（Sean Desmond）在“十二出版社”接替了德布的工作，把前面几稿锻打得连贯呼应，还做了大量工作让最后的成品变得生动。谢谢你，肖恩。也感谢眼光犀利的封面编辑罗兰·奥特维尔（Roland Ottewell）。

身为作者，我第一次感到有必要请人核对事实，结果交了令人眩晕的好运，我找到了亚沙·哈尔特贝格（Yasha Hartberg）。这里要感谢进化生物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他对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流行文化跟对科学文献一样信手拈来。

除了这些人的大力支持，我还得到私人部队的帮助，从我的孩子罗莎·布鲁克斯（Rosa Brooks）和本·埃伦瑞克（Ben Ehrenreich）算起。我写这本书期间，他们俩各自都出了书，却依然抽时间阅读并点评了我的书稿。我的前夫约翰·埃伦瑞克（John Ehrenreich）也在这个时期出了本书，他和妻子莎伦·麦奎德（Sharon McQuaide）也对这本书给出了宝贵的评论。我尤其要感谢“经济困境报备项目”（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同事——高明的作家兼编辑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我把她也拉了进来。

这本书献给我的导师、洛克菲勒大学才能卓著而和蔼可亲的免疫学家赞维尔·A．库恩（Zanvil A．Cohn），我早该向他致敬。我改行当了作家和活动家，让他失望透顶。他1993年去世，我一定严重滥用了他的时间，却没有机会正式道歉。我喜欢想象他若活得久一点，会把这本书看作我聊表心意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