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正念
第五章 疯狂的正念
健身人士不断发动的身心之战几乎普遍把头脑视为“好人”——头脑在道德上属于特权阶层，按一切道理都必须获胜。当代健身文化承认身体处在顾问地位：我们应该“倾听”它，毕竟身体本身能够执行大量重要事宜，从伤口愈合到孕育胎儿，都不需要有意识的头脑给予可察觉的指点。倘若你双腿抽筋疼得尖叫，也许到了重新调整抬腿和下蹲运动的时候。万能大师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告诫说：
要对身体保持开放。它时刻在说话。要愿意倾听。相信你的身体。每个细胞都站在你一边，意味着你有千百亿个盟友。(1)
当然，适应还是无视身体全在于你。一名健康专栏作家写道：
身体在关注你。它认为你很重要！你若长时间忽视自己的感觉，只是一味蛮干——身体可能认定你无意倾听这些沟通的话语。它会按下静音键。没关系，你可以再把声音打开。(2)
头脑对身体，或更加堂皇的精神对物质的优越性铭刻在后异教徒时代各个宗教和哲学体系中。在公元3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摩尼教中——它借鉴吸收了基督教的诺斯替教（Gnosticism）和佛教——宇宙学无不是“善良光明的精神世界与邪恶黑暗的物质世界的斗争”，(3)这个主题在歌颂苦修禁欲的中世纪天主教会绽放出黑暗之花——例如圣者的餐饭只是修道院小房间里找到的尘土。为了实现精神救赎，精神必须摆脱身体及其一切鄙俗的喜好，包括疾病和腐败的倾向。今天，悲观得多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往往要求遵循某些饮食规矩或表示顺从的身体动作，比如祈祷时双膝跪地、匍匐或穿戴约束性衣物。最起码期待头脑或精神严格约束身体的懒惰、贪吃和好色冲动。20世纪一位厌食症患者把她干瘪的身体与“绝对纯洁、超知性和超越肉体”联系起来，补充说“随着身体衰弱，我的灵魂似乎在升华”。(4)
但头脑就可信吗？假如20世纪中叶的精神病医生调查一下今天的健身文化，一定会找到怀疑人们患上了各种精神障碍的理由——自虐、自恋、强迫症和同性恋倾向（后一项到20世纪70年代还被视为病态）——并且表明有必要进行专业干预。连未经训练的外行也能辨认出健身房里偶尔出现的瘦骨嶙峋的厌食症患者，对方连着几个小时挥汗如雨做心血管运动，让人不禁对头脑假定的智力优越性产生质疑。我们不无顾虑地对“身体的智慧”表示尊重，那么，我们能够笃信头脑的智慧吗？
过去十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让人警惕的理由。头脑不仅可能由于传统的情绪紊乱，如抑郁等受到扭曲，其基本认知能力似乎也在退化。教师、家长和心理学家注意到，儿童和成年人的注意力都在急剧下降。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成年人的平均注意力持续时间从12年前的12秒缩短到了8秒，比金鱼还短。(5)人类的头脑似乎出了问题，不是对世界的情感反应，情感反应向来不太可靠，而是它认知和理解世界的能力。各种诊断满天飞，其中一条是如今占据了整个症状“谱系”的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征、注意力缺失症（ADD）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这些症状相互重叠，能明显影响学习成绩。家长如果不为在学校里表现不够出色的孩子寻求医疗帮助，就是不称职。
ADD和ADHD现在是继哮喘之后司空见惯的儿科诊断，部分出于与具体的流行病学无关的原因。21世纪头十年，制药公司开始把阿得拉（Adderall）和利他林等兴奋剂用作治疗ADD/ADHD的药物进行营销，常常直接瞄准家长甚至儿童。一幅广告画上，妈妈抱着测验成绩得了B+的小男孩，文字说明是“学习成绩终于与他的智力相匹配”。(6)另一幅广告上，一个身穿魔鬼戏装的孩子摘下魔鬼头饰，原来是个笑容可掬的金发男孩。“这是个棒小孩，”文字写道，“现在有了帮助他摆脱困境的新办法。”(7)不管药物对提高成绩有无效果，有钱的家长都发现，ADD/ADHD的诊断可以给孩子争取到额外的时间完成班级测验——在考取进入好的中学或大学的竞赛中，这是个虽然微小却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有利条件。
实验室研究没花几年工夫就找到了这种新型“流行病”可能的源头。家长能看到孩子出了什么事，孩子受到了电子设备的吸引——手机、电脑和iPad——就像受到加了鸦片的纸杯蛋糕吸引。他们一天花几个小时盯着小小的屏幕，时刻在游戏、视频和给朋友发短信之间切换。哪怕强行没收设备，他们也很难专注于家庭作业或“真实世界”的其他事务。神经学家证实，电子设备上瘾正在“重写”人类大脑，消耗注意力持续时间(8)，降低睡眠质量。(9)实际上，随着从物理世界抽身退入短信和推特信息的世界，成年人能够看到自己身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人们发明了“心不在焉的家长”这个词，用来形容不能再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的父母，当然一定还没到每天必须强行戒除设备几小时的地步。当学校本身越来越多地把笔记本电脑和iPad用作教学工具的时候，家长能起到什么作用？小小的屏幕似乎吞噬了世界。
技术解决方案
罪魁祸首不难追查——硅谷或更加宽泛的高科技行业创造了诱人的设备和社交网络，让我们消耗了太多时间。硅谷不仅是这个问题的源头，似乎也是漫不经心这种流行病的策源地。2001年《连线》（Wired）的一篇文章很早就敲响了警钟：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县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直线上升。(10)在硅谷的成年人口看来，史蒂夫·乔布斯肯定有点不对劲，他在偏执地迷恋细节和彻底退回自己的世界、在精神疏离和情绪失控大发雷霆之间来回摇摆。有些观察者认为，在目不转睛、几乎岿然不动的比尔·盖茨身上可以察觉到自闭症的迹象，HBO的《硅谷》（Silicon Valley）也形容几个角色“处在这个谱系之内”。竟然还有“硅谷综合征”（简称SVS），众编的“城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前言不搭后语地把它定义为“住在旧金山湾区周围的个体所特有的性格和身体特征的集合。SVS的效果经常与自闭症或海伦·凯勒混淆”。(11)再把苹果的口号“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放在一起，你也许会得出结论，硅谷人不仅语法成问题，对自己的看法也很成问题。
对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的担忧与日俱增——如果有人关注的话——本该在硅谷造成危机感。假设某公司号称生产“神奇”的营养补充剂，却有人声称，该产品事实上导致用户虚弱无力，并因此提出质问——这大体上正是科技公司自身的处境。不仅硅谷的企业文化鼓励漫不经心和自我投入“综合征”，其产品似乎还把同样的精神紊乱传给别人。设备本该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与他人联系更紧密，实际上却扰乱我们的思维，导致“网络大脑”和“猴子思维”及与久坐相关的身体疾病。我们点击推特和脸书，发送短信和超文本，点开一个又一个链接时，突触形成又打断，狂热兴奋，反复无常——神经学家这样警告我们——致使神经元支架过于脆弱，无法容纳深奥宏大的思想。于是出现了成年人掏钱入住“数字戒毒营”的现象，戒绝电子设备——以及酒精、性和面筋（详见后文）——以便与真实世界“重新连接”。(12)
换作一个不太傲慢的行业，也许会勉强接受在电话和平板电脑上添加警示标志——比如“禁止在驾驶或持续通话时使用”。但是，2013年，某技术权威却恳求监管层赋予其更高的独立性。科技专栏作家法尔哈德·曼朱尔（Farhad Manjoo）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答复并宣告，硅谷“存在傲慢问题”：
为了硅谷自身的缘故，这种以胜利者自居的腔调必须加以遏制。人人都知道硅谷的目的是主宰世界。要想取得成功，硅谷居民至少在方法上要假装谦卑一点，才是明智之举。(13)
但谦卑不属于硅谷的保留节目。难道不是他们在短短数十年间就改变——用目前他们最喜欢的动词——“破坏”了娱乐、通信、商业、购物、约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吗？在此期间，仅硅谷就涌现了至少14名亿万富翁，全国科技界的亿万富翁无疑远不止这数目。华尔街和好莱坞都能够催生亿万富翁；但只有在硅谷，一个没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几乎均为男性）才会骤然获得八位数的财富。硅谷，无论在湾区、奥斯汀、剑桥还是纽约的硅巷（Silicon Alley），都有孕育自大狂的土壤，或者用科技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的措辞——“解决方案主义”，即一种只凭一个标准认定问题的智力病态：这个问题能否用我们掌握的科技方案干净利落地“加以解决”。(14)
只消“侵入电脑”，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问题均可解决。想要太空旅行？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如今创立了首家太空探索公司SpaceX。希望保持健康？硅谷出产个人监测设备，能持续揭示你的身体活动，比医生办公室做得好多了。谁还需要医生呢？“硅谷备受尊敬的风险资本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对以证据为依据的医疗实践的批评意见发难，公开宣布“医疗保健就像巫术，只以传统为依据”，不是由数据驱动。(15)
学点生物化学，再“生物侵入”自己的身体是高明得多的做法。戴夫·阿斯普雷（Dave Asprey）描述自己是“全新的青年千万富翁创业家”，他着手解决肥胖症问题，尝试通过节食和每天锻炼90分钟加以治疗，却收效甚微。于是他认识到：
我们的身体和互联网差不多。它们都是复杂的系统，存在大量缺失、被误解或隐藏的数据。我这样看待身体时豁然省悟：我可以学着用侵入电脑系统和互联网的技术来侵入我的生物机能。(16)
阿斯普雷的黑客救星原来是“防弹咖啡”——昂贵的无霉菌咖啡，富含融化的奶油——如今他在网上和实体咖啡店叫卖。原来无非是嫌锻炼太费工夫罢了。
说到对生物侵入念念不忘，没人比得上未来学家、发明家雷·库兹韦尔，他还写过一本畅销书探讨“奇点”临近，人工智能将能够自我提升，超越人类思维。跟阿斯普雷一样，库兹韦尔也把身体视为一台机器——事实上是一台电脑——它能持续升级。“我有一套私人程序用来抗击各种退行性疾病和衰老过程，”他写道，“我的观点是，我在用这辈子重编电脑程序的方式重编我的生物化学程序。”(17)他唯一坚持的锻炼是走路，他的营养路径似乎没有给他留出在健身房运动的时间。他每天服用“250片左右”含营养补充剂的药片，此外还每周一天在诊所把补充剂直接输入血液。“每隔几个月，”他叙述道，“我就检测一下血液中数十种营养素（如维生素、矿物质和脂肪）、激素和新陈代谢副产品的水平。”(18)
这里瞄准的不是健康这种平凡的目标。硅谷的狂妄直入云天，它要求长生不死。库兹韦尔把自己变成行走的化学实验室，是为了把寿命延长到下一波生化突破到来（比方在2040年），届时我们就能给身体植入数百万编好程序的纳米机器人以抗击疾病。其他科技大亨打算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实现相同的结果。《新闻周刊》报道称：
PayPal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计划活到120岁。相比科技界其他亿万富翁，他不算特别有野心。俄罗斯互联网“教父”德米特里·伊茨科夫（Dmitry Itskov）说，他的目标是活到10000岁；甲骨文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认为接受必死的命运“不可理喻”，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希望有朝一日能“治疗死亡”。(19)
至少可以说，这里有一种深刻的权利意识。据说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习惯了随心所欲，他看不到这种状况为何要终止。他解释自己为何花费数千万美元资助抗衰老研究时说，‘死亡让我很生气’”。(20)既然你是全球富豪，这里是硅谷，大概你也是全球顶尖的聪明人，所以你为什么要死去？
控制思想
永生已经列在了日程表上，大众注意力涣散这样的小问题一定有办法解决，我指的是“解决方案主义”意义上的办法——方便，有销路，最好是现有设备即可做到。但硅谷找到的解决方案来自一个表面看来与数字技术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宗教——这里是指佛教。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受过禅宗训练的心理学家乔恩·卡巴特-津恩（Jon Kabat-Zinn）已经提炼出了他心目中佛教的世俗化精髓，称之为“正念”（mindfulness），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两本畅销书中宣扬过。1998年，我从伯克利一个有钱的女房东口中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租住在她的公寓，她建议我对令人窒息的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式装饰风格“正念”，当然我尽量对之视而不见。当我不得不为了要回押金求助于租户权利组织时，这个词与佛教可能的联系浮出了水面。她在回信中愤怒地写道，正是像我这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租户吗？——压迫大众，对宗教人士不敬。
在湾区租住期间，我获悉本地的有钱人喜欢在山间的佛寺放松，花上几千美元度个周末，给僧人干点体力活。佛教或改版的佛教在白种人中间成为阶层标志，没什么地方比硅谷更夸张。早在CEO们号称过精神生活成为时尚之前，明星玩家史蒂夫·乔布斯就是佛教徒了，或许是印度教徒——他自己好像也没搞清楚。在公司里佛教徒的指引下，2007年，谷歌开始提供“搜寻内心”的培训，提升注意力和自我认知。
但正念作为一种“运动”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走向公众。索伦·戈德哈默（Soren Gordhamer）给危机中的青少年做过冥想老师，一度担任好莱坞“首席佛教徒”理查·基尔的助理。他发现自己破了产，离了婚，陷入可怕的推特成瘾中无法自拔。必须做点什么来对抗设备成瘾，但绝不能威胁到诱惑我们陷入其中的亿万富翁。如《正念》（Mindful）杂志日后所指出的：
高科技的大佬和领袖们不会把新技术视为人类终结的发端加以抛弃——不仅因为他们不愿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还因为他们相信新技术促成创新、互动的世界……但他们也知道，科技可能让人分心，不仅随时随地，也让我们忘记该去的地方。(21)
戈德哈默灵光一闪，找到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提出了问题，又谄媚了科技大亨。他号称发现，我们大家还在跟桀骜不驯的分神搏斗时，谷歌、LinkedIn、推特等大型科技公司的领袖却似乎“开掘到了引领其工作的心灵维度”。(22)他称之为“智慧”。他最初以旧金山为大本营开始举办名为“智慧2.0”的系列年会，企业领袖在名人大亨的陪伴下在年会上分享他们平心静气的缘由，正念迅速为人所知。
此时，在伦敦，拥有马戏艺术学位的前佛教僧人安迪·普迪科姆（Andy Puddicombe）正在费心地琢磨，怎么把佛教的冥想术在普遍讨厌宗教的商业界传播。他跟人合伙创办了名叫“顶端空间”（Headspace）的公司，起初公司举办活动，让聚集的人群付费上冥想引导课程。客户想要更方便的一揽子体验，于是“顶端空间”售卖起了CD、播客，最后还有苹果和安卓发布的手机APP。从政治和金钱两方面，这又是个灵光一闪的神来之举。它让普迪科姆从一文不名之人摇身一变成身价2500万英镑的富翁，(23)同时凭借“智慧2.0”之类的活动，把科技大亨从注意力涣散这种流行病的罪魁祸首变成了公认的救世主。《快公司》（Fast Company）指出，“用科技对越来越疲于应付科技的人口进行正念培训”很是“反讽”。(24)畅销书作者、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更加直言不讳地评论道：“多妙的赚钱点子啊：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25)
面向大众市场的正念像一款新推出的APP，源源不断地从湾区涌出。实在很像一款APP或一大批APP。如今可用的正念APP有五百多个，冠以“简单存在”和“佛系”之类的名目。以前，自我提升的潮流由书籍、鼓舞人心的演说家和CD传播；如今，正念可以在智能手机上随身携带。这些APP多以设定好的冥想时段为主要内容，有的只有短短一分钟，伴随着抚慰人心的语音、催眠的音乐和森林、瀑布等甜腻画面。
这是把佛教切碎了零卖，跟超脱全无干系。硅谷的风险资本家生怕它与高科技业的纽带不够清晰，他们为一本影响巨大的正念手册摇旗呐喊，说它是“应当跟iPhone和黑莓搭配销售的指导手册”。(26)你也许认为佛陀本人曾经坐在菩提树下专心致志地做过产品测试；“启蒙”这个词从来不曾在正念的字典里出现。
而今，正念以光鲜的世俗形式远远传到了硅谷及其标志性行业以外，成了语言版图上又一个无孔不入到让人麻木无感的组成部分，就像当年的“正向思考”。除了理查·基尔以外，早年艰苦版的佛教没有吸引到几位名人，正念却号称拥有大批杰出的修行者——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格温妮丝·帕特罗(**)（Gwyneth Paltrow）和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等赫然在列。2013年，它在达沃斯首次登场面对圈外人士，“智慧2.0”会议也在纽约、都柏林及旧金山召开，参会者往往围坐在一起，充当起这种新的思维模式的传教士——开展培训业务或设计自己的APP。前不久，在旧金山举办的“智慧2.0”活动为星巴克、艾琳费雪（Eileen Fisher）的企业代表及谷歌和脸书等几张熟面孔的演讲打出了广告。安泰人寿（Aetna）保险公司为3.4万员工提供为期12周的课程，它梦想扩大规模，把全体客户囊括进来，想必客户会因为心思澄明而更加健康吧。连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通用磨坊公司（General Mills）也在楼里添加了冥想室，并且发现为期7周的课程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83%）的参加者自称“每天抽时间优化个人生产率”——比上课前提高了23%。82%自称抽时间剔除生产力价值有限的任务——比上课前提高了32%。(27)
但是，让正念在商界其他地方合法化的是硅谷。假如正念最先在通用磨坊公司扎根，它绝不会达到在谷歌和脸书取得的地位；烘焙产品缺乏电子设备的威信。硅谷毕竟是“宇宙的创新中心”，热情拥护者称，是“最好和最聪明者”及新的“宇宙主人”的家园，在金融崩溃暂时让华尔街低眉顺眼之后，他们取代了原先的主人。正念也许根源于古老的宗教，但硅谷的认可确立了它的理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对于高科技行业，正念的巨大优点在于，它似乎坚定地以科学为依据；与“嬉皮士的胡说八道”或其他“哼哼唧唧”不相干。正向思考对硅谷从来没有多少吸引力，可能因为科技大亨不用帮助就相信自己只要有决心，几乎什么都能做成（侵入或破坏）。正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博士级别的“正向心理学家”再三努力，它却缺少明确的科学支持，实际上很像“神奇式思考”——“只要我这样想，它一定会这样。”而正念的倡导者总会指向神经学家200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冥想已达约一万小时的佛教僧人改变了大脑活动模式。(28)短时多次冥想似乎至少暂时能给新手造成变化。“冥想神经学”领域应运而生，硅谷迫不及待地抓住它，用于期待已久的“神经侵入”。通过寺庙或APP指导下的冥想，人人均可直接进入自己潮乎乎的大脑组织，朝着更加平静和专注的方向“重塑”它。如宣传家所言，正念促进——常见的说法是甚至“导向”——“神经可塑性”。
“神经可塑性”是个听上去很科学的动人术语，但它是神经组织的固有特征，不管我们是否刻意努力重新连接大脑，它都一如既往。我们主观体验的一切，每个念头、每种情绪都至少给大脑造成稍纵即逝的生理变化。创伤和成瘾可以造成更为持久的变化；连过眼烟云的事件也会给大脑留下我们作为记忆体验的化学痕迹。实际上，“可塑性”是对大脑长期持续发生改变的苍白描述：神经元借由名叫“棘”的微小的细胞膜突起相互接触，这些突起能在分秒之间形成或消失。棘似乎参与形成连接神经元的新突触，新突触又把神经放电模式不断变化的结构联结起来。频繁放电的突触成长壮大，不活跃的突触萎缩。连接广泛的神经元欣欣向荣，遭到忽略的神经元死去。有些证据竟然表明成熟动物的神经元能够生殖。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冥想具有有益健康的特殊效果，尤其是字节大小的剂量。一项由联邦政府出资对现有研究进行“元分析”的庞大项目证实了这个结果，并于2014年发表，它发现冥想项目虽然有助于治疗压力相关的症状，却并不比其他干预效果如肌肉放松、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等效果更好。(29)没有理由无视这项研究，这项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也许冥想的确具有使人平静、“精神集中”的效果，但一小时专心致志地做一道数学题或者跟朋友们喝杯葡萄酒，也能达到这种效果。我本人建议每天跟幼童或婴儿共处几个小时，他们不知不觉就让人进入了另一个宇宙。至于硅谷的特殊贡献——正念APP，近期一项研究得出了结论：
这些应用的实用性几乎全无证据支持。我们没有找到评估此类正念培训或健康指标应用效果的随机临床试验，移动正念应用的潜力基本上尚未开发。(30)
作为以经验科学为基础并大量雇佣工程师的行业，硅谷对正念的科学依据惊人地缺乏好奇心——也许因为“神经可塑性”的概念过于诱人。推理路径——我应该说类比路径如下：既然大脑可以经由刻意努力加以重铸，那么正念就像体育运动一样势在必行；大脑是“肌肉”，如同一切肌肉，它需要锻炼。大脑像肌肉这个比喻在正念行业几乎无所不在。例如，一款好评如潮的流行正念APP叫作“获得顶端空间”（Get Some Headspace），它自我标榜为“思维的健身会员”。谷歌的首席激励官陈一鸣（Chade-Meng Tan）在公司的官方头衔是“开心一哥”，2007年他在公司设置了正念培训项目“搜寻内心”，后来他告诉《卫报》：
如果你是公司领导，你说应该鼓励员工锻炼身体，谁也不会莫名其妙地看着你……冥想和正念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今它越来越科学，已经不再神秘化。人们会把它看成是思维的健身。(31)
所以，让正念合法化的不是“科学”。科学只是贡献了神经可塑性这个概念，它变形为头脑像肌肉的比喻，进而暗示把正念比喻为一种健身训练。可以像控制身体一样控制头脑——通过严格规定的运动，可以在特定场所，比如公司的冥想室进行，陈一鸣建议，不该把冥想室看得比公司的健身房还要夸张。
当然，这里有一道小小的形而上谜题：谁说了算？就身体健康来说，二元性只在于身体（被认为迟钝懒惰）和头脑（想象中无影无形）之间——头脑是“我”（I）或“我们”（us）的所在。若是头脑也沦为物质，所幸是可锻造的物质，能够加以打造和控制，那么“我”在哪里？这是设法利用头脑的一个悖论，因为构想中头脑是个具有意识、控制着自己的主体。高调的英国正念老师和宣传家鲁比·瓦克斯（Ruby Wax）似乎暗示了这个问题，她说：
难点在于，大脑说不出它自己哪里出了毛病。你腿上长了皮疹，低下头就能看见。但是没有一个备用大脑对它自己做出评估。好比出轨，你总是最后一个知情——就是那个婊子。(32)
但身心二元无论哪一方胜出，希望和目标（这是个珍贵的假设）都是通过齐心协力，身心能像自我调控的机器一样运行无碍。1932年生理学家沃尔特·B．坎农（Walter B．Cannon）出版了著作《身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阐述身体凭借精妙的动态平衡机制，努力把血糖水平、酸碱平衡和体温保持在恒定的“正常”水平。既然如此，身体似乎肯定愿意合作。现在添加了大脑，大脑能把个体思维汇入由书籍、专家和互联网所体现的集体思维——并带回重要的新信息：多吃蔬菜（或姜黄，看当前流行吃什么），每天锻炼，抽时间放松。把身心与最新出炉的数据结合——部分数据可能收集自你的自我监测设备，迅速行动起来，发出新鲜指令，把隐约露头的问题防患于未然。在我想象中，硅谷的“永生主义者”这样消磨时间——扫描健康相关信息，不断地加以应用，这也许是他们为永生付出的小小代价。
(*) 《赫芬顿邮报》联合创始人。
(**) 美国著名女演员。
(***) 美国记者、作者及电视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