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序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作为一个内涵极富张力的词汇，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给出了这样的描述，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的复合体”。这不仅界定了文化的内核，也开启了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范式。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毫无疑问，文化所展现的导向作用、调控作用、凝聚作用和驱动作用无与伦比。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下的断言，“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当前，地处祖国西南的民族自治区——广西——正以文化改革创新为引擎，加快建设文化强区。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广西之于国家的定位是——建设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国际通道、战略支点、重要门户”的“三大定位”，注定广西在“内区域”和“外区域”的发展上大有可为，为广西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更加开放的视角。
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广西文化发展存在严重滞后、优势不显、赶超压力大等问题，不管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必然面临着比国内发达地区更大的困难。但同时，广西文化发展也有潜力大、后劲足等优势，近年来尤其发展迅速。作为有着沿海沿江沿边“三区统筹”格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广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边关文化风情浓郁，生态文化清丽独特，山水文化得天独厚，民间文化资源特有富足，海洋文化恢宏开放，历史文化遗存开发潜力高，这些为广西建设民族文化强区奠定了重要后发优势。
广西各地的民间风俗和文化与东盟各国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广西一直以来都很重视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合作，以文化与东盟相牵手。特别是近十年来，广西紧紧抓住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全面实施的契机，结合广西实际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东盟的前沿窗口。广西通过打造文化外宣品牌、建立创新型交流载体、建设开拓性对外文化贸易品牌、扩大文化外交的成果，让广西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东盟的前沿窗口、成为中国-东盟进行文化交流合作的聚集区、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东盟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为建设具有广西气派、壮乡风格、时代特征、开放包容的广西文化作出贡献。
广西与东盟各国文化产业整合发展的空间也很大，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框架下，把区域文化资源潜力转化为产业实力，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各自的区域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更有效地承继、发展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区域内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广西与东盟的区域文化传承创新也必须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框架下从“通道”向“战略支点”转型升级，把广西建设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域文化中心。推动广西与东盟区域文化发展繁荣，形成区域文化建设前景谋划与交流、区域文化资源共同开发与利用、区域文化市场共同开拓与繁荣等机制，实现区域文化事业共同推进、区域文化内涵共同提升、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等目标，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文化合作交流中的影响力。
广西与东盟区域文化交流合作也有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广西与东盟国家不同文明的发展。“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通商互信之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无论是古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都源自不同民族的人们对文化交流交融的向往与参与，更需要依托于促进文化艺术取长补短、商贸活动热络开展、不同文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建设“一带一路”尤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中，广西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
广西正处于赶超跨越的关键期与转型发展的攻坚期，大力推动广西文化特色研究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提升广西与东盟区域文化研究的品位，用文化研究的学术积累来丰富和发展广西文化品牌的内涵，提升广西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正当其时。着力打造广西文化强区，使文化软实力提升成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支撑，这既是建设文化强区的重要任务，又是实现发达广西战略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广西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积极对接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围绕广西民族文化、东盟国家文化以及广西与东盟区域文化交流等领域展开研究，使高校服务社会、推进区域文化的传承创新相互融合、彼此促进，成效显著。特别是立足广西独特的区位和资源等优势，加强中国与东盟区域文化传承创新与交流研究，不断提升学校人文社会学科的实力和水平。本丛书定名为“区域文化与传播”的意义即在于此。总体上说，该套丛书中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广西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如《桂南前戏剧形态“跳岭头”研究》《壮族民俗文化双语平行语料库》《铜鼓文化与现代设计》《沿海跨境合作的文化动力——来自北部湾及粤港澳湾区的例证》等；二是东盟国家文化研究，如《马来西亚大伯公庙建筑文化研究》《菲律宾〈世界日报〉研究》等；三是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研究，如《兰那——中国东南亚壮泰族群的稻与家屋文化研究》等。此外，丛书还涉及文化产业、传媒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可谓题材丰富，选题精准，既有理论性又有现实性，有些成果展现了一定的研究深度和探索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丛书不仅呈现了区域文化传播和研究的新进展，也反映了广西大学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新成果。
最后，作为广西大学“211四期”区域文化传承创新与交流研究学科群负责人，我谨向所有为本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人士致以衷心谢意！同时，我代表丛书全体作者，热切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是为序。
商娜红
2015年10月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