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源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一直都用以纪月(星命月)，从未用于纪年，难以作为中国十二生肖的起源。放马滩秦简《十二支占盗》等篇中的十二禽与后世生肖大体近似，并已与阴阳五行结合，作为占卜的工具，应是今日十二生肖的源头。东汉中期，《太平经》中出现以十二支记述生年，配合十二禽卜算命运的记载，标志着十二生肖的初步形成。《大集经》中的十二神兽很可能是译者昙无谶根据中国已有的十二生肖，并结合佛经中某些内容编创出来的。斯坦因第565号文书是一件以十二禽为纲领的占卜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汉地日书的佉卢文译本，其创作者很可能是某个通晓佉卢文的内地僧人。
中国古代曾有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星宿体系，《星分度》篇所见星宿名称与石氏一致。现存石氏体系中的距度又有古、今两种，该篇所见距度数值与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二十八宿圆盘”及刘向《洪范传》中的古度较为接近，应属同一系统。从古四分历的发展情况来看，《星分度》篇中的二十八宿古度大体形成于春秋末年，并在此时应用于历法实践。至汉武帝太初改历，采用唐都等人所测今度，这种古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该篇中的星月固定搭配反映了秦人对日躔问题的认识，其中月序是基于太阳视运动周期划分的节气月，而不是基于月亮视运动周期划分的朔望月。其中逐月日躔之宿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天文》有所不同，前者是由于二者所用星宿体系不同所致，后者是由于二者所取距度系统不同所致。
《丹》篇前半部分讲述了一个名为“丹”的人死而复生的故事。从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等材料来看，这个人物很可能是根据某个原型编创出来的，并非当时实际生活中的人，更不是墓主。该篇后半部分借丹之口讲述鬼的种种好恶及祭祀鬼神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意在宣扬鬼神信仰，传播祭祀礼仪，应是全篇的主旨所在。该篇内容在实质上与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相似，应是数术家的作品。秦汉时期的“日书”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内容涉及《汉书·艺文志》所载数术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各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该篇可归入广义上的日书。
【注释】
[1](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30《主持篇·罗汉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83年版，第511页。
[2](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餘丛考》卷34《十二相属起于后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9页。
[3](法)沙畹著，邢克超等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1页。
[4]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5]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于豪亮:《秦简〈日书〉纪时纪月诸问题》，《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2页；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7页。
[6]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马英昌:《中国十二生肖起源探微》，《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孔庆典:《十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以简帛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8页。
[7]自19世纪以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埃及的黄道十二宫是古代两河流域和希腊影响的产物。说见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颜海英:《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
[8]采自颜海英:《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
[9]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10]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11]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7页。
[12]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夏氏所据为《英国百科全书》1964年修订版，第960页。
[13]郭沫若后来(1952年)也说:“《释干支》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谜。我把它解释为起源自巴比仑的十二宫，在今天虽然还是没有更好的直接物证，但也没有更坚实的反证……希望在地下发掘有系统地广泛开展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证明。”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开》，《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14]郭沫若主张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与巴比伦及中亚已有文化交流，就是受到安特生的影响。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开》，《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7～328页。
[15]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16]此表采自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17]于豪亮:《秦简〈日书〉纪时纪月诸问题》，《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2页。下同不注。
[18]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8页。
[19](隋)萧吉:《五行大义》卷5《论三十六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323～324页。
[20]迟至今日，有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十二生肖仍与汉族存在较大差异。如毛道黎族以“虫”代“虎”，以“猫”代“兔”，以“鱼”代“蛇”，以“肉”代“马”，以“人”代“羊”；西双版纳傣族改“猪”为“象”，改“龙”为“蛟”或“大蛇”，改“羊”为“蚁”。哀牢山彝族十二生肖顺序则为:虎、兔、穿山甲、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除排序不同外，又改“龙”为“穿山甲”。详见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21]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22]这一点，容易从孔家坡汉简日书中写在367号简上端的自有篇题“盗日”看出。
[23]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3页；董家遵:《古姓与生肖同为图腾考》，《社会科学》1946年第1期；麻根生:《十二神兽文化探源》，《民俗论坛》1993年第3期；张秉伦:《十二生肖与动物崇拜》，《大自然》1984年第1期；陈冠英、张维萍等:《十二生肖与伏羲图腾》，《民俗研究》2002年第2期。
[24]王贵元:《十二生肖来源新考》，《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
[25]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
[26]转引自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见氏著《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9页。
[27]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2页。
[28]姜守诚:《汉晋时期“十二辰配禽”说的方术化》，《四川文物》2015年第2期。
[29](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56《杂文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7页。
[3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临淄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31](北凉)昙无谶等译:《大方等大集经》卷23《虚空目分·净目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3册，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83年版，第167页。
[32]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33]王仲尧:《智
〈摩诃止观〉之三十六兽说考论》，《佛学研究》(年刊)2004年。
[3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35](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卷1，中华书局1992版，第4页。
[36](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卷1，中华书局1992版，第15页。
[37](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卷3，中华书局1992版，第138页。
[38]《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08页。
[39]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40]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2001年第17、18期。
[41]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42]刘文琐:《沙海古卷释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9页。
[43]如放马滩秦简《建除》篇“建日，良日殹”与《十二属星占文》“鼠日，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相近，《建除》篇“开日，逃亡，不得”与《十二属星占文》“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相近。
[44]刘文琐:《沙海古卷释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6页。
[45](南朝)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8页。
[46]伊斯拉斐尔·玉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维吾尔十二生肖文化源流考》，《民族语文》2009年第3期。
[47]马英昌:《中国十二生肖起源探微》，《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8]《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下》云:“谓岁首为茂师哀，以三哀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卷492《吐蕃传》云:仁宗遣刘涣使唃厮啰，其首领厮啰延使者劳问，“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
[49][法]沙畹著，邢克超等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7页。
[50](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9页。
[51]《隋书》卷1《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3页。
[52]《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0页。
[53]《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1页。
[54]《隋书》卷84《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68页。
[55]王建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第7期。
[56]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57]刘信芳、苏莉认为系“斗土”二字。见氏著《曾侯乙墓衣箱上的宇宙图式》，《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58]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
[59]王建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第7期。
[60]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年第7期。
[61]潘鼐认为:“圆盘上危、井两宿的6度与26度，从字形及七宿小计来看，‘六’字当为‘九’之误。”见氏著《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潘氏似曾见过实物，若从其说，则本篇与该盘有十二宿距度相合，八宿相差在三度之内。
[62]饶尚宽:《颛顼历辨正——“古历论稿”之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63]张闻玉也说:“秦用颛顼(历)实为殷历甲寅元，只是岁首不同而已；而所谓乙卯颛顼历，虽于六历中有颛顼之名，实为殷历甲寅元的变种。”见氏撰《元光历谱之研究》，《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
[64]宋会群、苗学兰:《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
[65]参看陈美东:《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66]程少轩:《放马滩简〈星度〉新研》，《自然科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
[67]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68]《史记》卷26《历书》亦见相关记载。
[69]宋会群、苗学兰:《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
[70]《汉书》卷21上《律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4页。
[71]公孙臣上书之时间，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为孝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则在孝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此取后说。
[72]《史记》卷26《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60页。
[73]《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3页。
[74]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0页；王建民、刘金沂:《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圆盘上二十八宿古距度的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8页。
[75][日]池田知久著，刘兴邦译，林树校:《从〈史记〉、〈汉书〉看〈淮南子〉的成书年代(节译)》，《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76]引文中的“终”，即闰月。《史记·历书》:“举正于中，归邪于终。”裴骃集解引韦昭曰:“终，闰月也。中气在晦则后月闰，在望是其正中也。”
[77]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谓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
[78]何宁:《淮南子集释》卷3《天文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1页。
[79]已有研究者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除》《官》等篇中星月搭配与日躔有关。见王胜利:《〈云梦秦简日书初探〉商榷》，《江汉考古》1987年第11期；张铭洽:《秦简〈日书〉“玄戈”篇解析》，《秦汉史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胜利:《睡虎地〈日书〉“除”篇、“官”篇月星关系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下同不注。
[80]王胜利已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除》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间的星宿差很可能是二者所采用星宿系统不同所造成的，前者采用石氏，而后者采用甘氏。
[81]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82]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83]《汉书》卷21上《律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58～959页。
[84][日]成家彻郎撰，苌岚译:《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占星盘》，《文博》1989年第6期。
[85]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44～158页。
[86]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
[87]张修桂:《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不注；李纪祥:《甘肃天水放马滩〈墓主记〉秦简所反映的民俗信仰初探》，《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恩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不注。
[88]任步云:《放马滩出土竹简日书刍议》，《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
[89]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下同不注。
[90]张宁:《放马滩秦简〈墓主记〉的文学价值》，《秦文化论丛》第7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沈颂金:《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魏晓虹、姚晓黎:《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9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7页。
[92]祝中熹:《对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陇右文博》2001年第2期。下同不注。
[93]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94]宋华强:《放马滩秦简〈邸丞谒御史书〉释读札记》，《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晏昌贵:《放马滩简〈邸丞谒御史书〉中的时间与地点》，《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
[95]李零:《秦简的定名与分类》，《简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下同不注。
[96]孙占宇:《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下同不注。
[97]赵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40页。
[98]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
[9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00]鲁迅在研究志怪小说的起源问题时亦有类似看法:“盖当时以为幽明殊途，而人鬼乃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见氏著《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101]李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文物》2012年第6期。下同不注。
[102][美]夏德安著，陈松长、熊建国译:《战国民间宗教中的复活问题》，《简帛研究译丛》第1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页注6。“报告对”的“对”疑应是“与”字。
[103]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04]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105]部分研究者认为该篇是一份实际使用过的官文书，并对其何以出现在墓葬中的原因进行过种种猜测。如张修桂:“由于丹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呈文所记述的又是他的生平功过是非，所以在谒文呈报中央的同时，抄录一份随丹入葬。”雍际春:“丹本人则以这段真假混杂的离奇经历为荣耀，把邽丞上报的文书抄来保存，时时炫耀于人，借以提高自己的影响和卜筮的权威性，并要求将抄件在死后随葬入墓。”李纪祥:“《墓主记》无疑是一篇邽丞向当地御史上报，叙述‘丹’复活事件的文字记录。”后来“邽丞保留此一木简并随之入葬”。
[106]郭伟民:《虎溪山一号汉墓葬制及出土竹简的初步研究》，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07]目前，一些论者将日书限定在择日术，当本于此。
[108]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109]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