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多尔·马洛伊
我们正与老将军亨里克一起，在他的匈牙利城堡里。时间是1940年。自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以来，将军已有二十年没有公开露面。现在他要接见一位访客，他从前的知心朋友康拉德。
将军凝望双亲的画像：父亲是警卫队军官，母亲是法国女贵族，她尽其所能给这座林中花岗岩陵墓注满色彩和音乐，但最终还是被其冰冷的重量压死了。在一次长时间的闪回中，他记得他少年时代怎样被带往维也纳入读军校；他怎样在那里结识康拉德，两人怎样难分难离。在放假回家时，他与康拉德一起骑马，一起击剑，发誓要保持忠贞。“没有什么可以跟这种关系的微妙相比。生活后来所提供的一切，感伤的渴望或原始的欲望，强烈的感情以及最终的激情联结，都只会更粗鄙、更野蛮。”[2]
两个青年人如期从军校毕业，加入警卫队。亨里克过普通的军官生活，康拉德则开始独自在夜里读书。然而，即使在亨里克与美丽的克里斯蒂娜结婚之后，两个青年之间的纽带似乎也没有断裂。
闪回结束。老将军打开一个秘密抽屉，拿出一支上子弹的左轮枪。
康拉德在黑暗中抵达（他如何竟能穿越德国占领的欧洲，他没有解释）。在餐桌上，他描述自他与亨里克四十年前各走各路以来的生活。他在马来亚替英国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现在他是英国公民，住在英格兰。亨里克则讲述君主国被废除之后，他如何辞去他的军官职务。
两人都同意1919年之后的管治不能在他们身上引起效忠的感情。康拉德：“我的家乡是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已受了致命伤……我们发誓要维护的东西已不再存在……那时的世界，是活得有价值，也死得有价值。那世界已经死了。”亨里克有不同看法：“那世界还活着，即使在现实中它已不再存在。它活着，因为我曾发誓要维护它。”（第92— 93页）
闪电击中输电网。城堡里两个老人继续在烛光下进餐。一百页过去了。我们来到《余烬》的中途（匈牙利语标题《烛火燃尽》）。现在是亨里克开始谈正经事的时候了。
过去这四十年来，他对康拉德说，他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现在机会来了，他必须得到答案。事实上，要不是康拉德今晚来了，他也会出发去找他，即使下到地狱最底层。他提醒康拉德1899年某个宿命的日子发生的事，那天他去康拉德的单身汉寓所，并吃惊地——他从未到过这里，以为他一定是家徒四壁——发现寓所里充满各种美丽的物件，“窗帘和地毯、银、青铜、水晶和家具，罕见的毛织品”。（第118页）当他站在那里叹为观止时，克里斯蒂娜从门外进来，真相大白。
康拉德和克里斯蒂娜欺骗及背叛他——这就是为什么康拉德逃到国外。但他们的背信弃义是不是比表面上的还要深？他不能忘记那一刻，他与康拉德出去打猎，第六感告诉他康拉德的枪不是对准那头鹿而是对准他的后脑勺。（他没有转过头来：他不想体验“受害者感到的那种耻辱，被迫两眼注视杀人者”。）他们是不是还计划谋杀他，而如果是，为什么计划失败了？是不是因为康拉德没胆扣动扳机？（第148页）
亨里克回忆他父亲对康拉德的私下判决：骨子里康拉德不是一个军人。像现已死去多年的克里斯蒂娜一样，康拉德也是音乐爱好者。亨里克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如同托尔斯泰的《克鲁采奏鸣曲》中那个病态地嫉妒的主人公一样，他把音乐斥为一种放荡和无政府的召唤，一种“小撮人”使用的秘密语言，用来表达“放纵、不正常的，还可能是下流和不道德的事情”。“你把我心里某样东西杀死了，”他对康拉德说，“今晚，我要杀死你心里某样东西。”（第178页、第141页）
然而，即使他可以任意处置康拉德，他的复仇欲望却似乎减退了。究竟杀死康拉德可达到什么呢？似乎，随着年事渐高，我们开始接受一个事实，也即在这世间我们的欲望以前找不到、将来也找不到真正的回声。“我们爱的人不爱我们，或不以我们所希望的方式爱我们。”（第135页）因此，对康拉德，他仅仅要求他讲出真相。他与克里斯蒂娜之间究竟计划什么？
对亨里克的问题、谴责、威胁和恳求，康拉德都没有反应。拂晓时他离去。最后一页翻过去，左轮枪依旧没用过。
《余烬》是一部几乎没发生什么事的长篇小说——实际上是中篇小说。在三个演员中，克里斯蒂娜只是一个影子，康拉德则固执地沉默。那个城堡、那场风暴和康拉德的夜访无非起到一个布景和场合的作用，让亨里克自言自语，讲述他的痛苦和嫉妒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突变，以及谈论他对生命的想法。全书读起来就像一个由舞台剧改编而成的故事，有时还挺笨拙。
亨里克表达那些有点平凡的思想所涉的问题，包括刚爆发的战争（一个发疯的世界）；原始的民族（至少他们仍觉得杀人有某种神圣感）；沉默所包含的阳刚美德，孤独，一诺千金；友谊（只有男人才懂的感情，比性欲更高贵，因为它不要求回报）；打猎（男人仍可以体验被禁止的快乐仅剩的场地，也即本身无善无恶，纯粹是为了打败对手的那种冲动）。
亨里克的见解，都是些我们也许预期任何脾气暴躁的退休将军会有的见解。但他不止于此。他还是世纪初尚未重整的欧洲军队精英中盛行的那种对尼采的粗俗化解释的追随者，把暴力浪漫化，并带有同性恋的神秘性。解读《余烬》的一个方法是把它当作一部讽刺作品，旨在使人世间的亨里克们用他们自己的话暴露他们思想的粗糙，而不必作者去饶舌。但要做这样的解读，读者必须把这本书当作一部伪装得天衣无缝的作品，其中刻意不显露马洛伊的任何情绪。若是如此，则那些陈词滥调就是反映亨里克本人的粗糙感受，那些简陋的场面描写也是如此：哥特式城堡弥漫着“难以捉摸的神秘感”；桌上摆着“雅致迷人”的瓷器；主人与照料主人的老扈从之间的关系“深得文字无法形容”；他在探究生命的意义时阅读的“古老文字”；等等等等。（第25页、第83页、第15页、第111页）
对这本谜一样的书——谜一样，因为它与其时代是如此明显地脱节（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另一种解读方法，是侧重用它来解读马洛伊对我们是否有能力理解别人所持的悲观态度和他本人那斯多葛式心甘情愿的默默无闻。“在文学中如同在人生中，”他在回忆录《陆地，陆地！……》中写道，“只有沉默才是‘真诚’的。”[3]一旦你放弃最内在的秘密，你也就放弃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停止成为你自己（因此，马洛伊瞧不起以治疗为目标的心理分析）。即使老将军内心里感到他不是别人眼中的漫画式人物，他也未见得会抗议或斗争，而是必须把他的角色扮演到底。在一个重要段落，马洛伊写道：
我们不仅行动、讲话、思想、做梦，我们还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我们一生都对我们是谁保持沉默，我们是谁只有我们知道，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不能跟别人说。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不能说的东西恰恰构成“真相”。我们就是我们保持沉默不说的东西。（《陆地，陆地！……》第83页）
他在别处还说，在爱情领域，一个女人冒着输掉游戏的危险交出她的自我的秘密。[4]
在对《余烬》的第二种解读中，也许最忠实于自己的是康拉德和克里斯蒂娜，前者决意拒绝替自己辩护，后者从康拉德逃亡的那个致命日子起，直到她逝世，都未再跟丈夫说过一句话（“个性很犟。”他赞赏地说）。（《余烬》第191页）
《余烬》于1942年在布达佩斯出版，如果与早三年出版的中篇小说《艾斯泰的遗产》并读，会更有收获。[5]像《余烬》一样，《艾斯泰的遗产》似乎是作为戏剧来构思的。它同样从头至尾聚焦于一个舞台人物，同样是隐晦的心理导致意想不到的行为：一名中年妇人在不知所措的环境下签字，把其财产送给一个她很了解的男人，然后编织很多滥情的谎言来欺骗自己。一如她以饶有兴味的超脱态度指出的，她内心似乎有什么东西促使她被愚弄。她可以抗拒，但这样做不符合她的身份。抗拒意味着拒绝漫画版的女性气质，也即女人是爱听谎话、爱顺服的。抗拒这幅漫画将意味着大声谴责生活的戏剧，意味着挣扎着从命运的梦游中醒来。我们推断，更深刻的英雄主义存在于斯多葛式的接受。
《艾斯泰的遗产》的叙述策略要比《余烬》更直接，其父系血统也更透明——契诃夫、斯特林堡——因此也许是一个较不那么像谜的引介，让我们认识马洛伊那严厉而激进的宿命论。
山多尔·马洛伊1900年出生于外省城市卡绍，卡绍在奥匈帝国于1919年解体之后不再属于匈牙利，而是以科希策之名归入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当律师的父亲这边，其家族为撒克逊血统：名字是格罗施密特，但在1848年起义时，他们为匈牙利民族主义这边作战，之后他们改名。在家里，他们讲德语而不是匈牙利语。
马洛伊的教育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他十七岁应召入伍，但服役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入住医院。战后他曾与左派学生短暂来往，然后出国。在莱比锡，他入读新创办的新闻学院，但觉得课程学术味太浓，遂转往法兰克福，这里气氛较活跃，他感到更自在。他颇谙人际关系之道，很快便在权威的《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作品。他读卡夫卡，并把卡夫卡一些作品译成匈牙利文。
他从法兰克福向柏林进发，入读柏林大学。他的计划是取得一个德语学位，使自己完全同化为德国人，然后成为一个德语作家——实际上就是继承他的格罗施密特遗产。但他却与一个来自卡绍的女孩结婚，放弃学习，迁往巴黎，过一个有松散中欧背景的自由流动知识分子的生活。在五年中，他以巴黎为基地，做广泛旅行。他为匈牙利报纸写文章；还写了第一部后来被他否定的长篇小说。
1928年，他返回匈牙利定居，重新正规学习匈牙利语。他写作量很大，有戏剧和长篇小说。在1930年至1939年，他共出版十六本书，通过这些书开始在匈牙利和德语世界赢得不少读者。他不属于任何政党，过私人生活。他对小说家哲鲁拉·克鲁迪[6]的称赞亦很能说明他自己的价值：“他不准备为某个社会阶层或大众而写，只为独立者这一阶层和大众而写。他从不想做民族的宠儿。”[7]
战争爆发，但他的著作仍源源不断地出版。这些作品包括一部关于他重返卡绍的回忆录，卡绍现在又成为匈牙利的一部分。1943年，他与其他匈牙利作家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呼吁抵抗外来影响，保护他认为已受到威胁的匈牙利文化。他开始写一部打算要出版的日记，第一卷于1945年出版，内容覆盖1943年至1944年。
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至1948年，马洛伊出版了另八本书。但是，随着在莫斯科指示下对匈牙利各机构的接管开始启动，官方对他的态度亦愈来愈冰冷。他预感到事情不妙，遂开始流亡，先是流亡瑞士，继而是意大利，然后是纽约。1956年匈牙利起义给他带来新希望。他回到欧洲，却只是遇见大批溃逃的难民。1979年他和妻子随着领养的儿子——一个战争孤儿——前往加州。1989年，他自杀。
在流亡期间，马洛伊的著作由多伦多的沃勒什瓦里-韦勒出版社以匈牙利语出版，以及翻译成法语和德语出版。在1931年至1978年，他的德语译本总数达二十二种。他的作品不受政治气候转变的影响这一事实，表明他坚持的超越当时政治的理念在德国中产阶级中间引起回响。与此同时，马洛伊继续写他的《日记》；1958年至1997年出版了另五卷。1990年他获死后追认，得了匈牙利最高荣誉的科苏特奖。
根据马洛伊的美国经验写成的唯一一本书，是《来自西方的风》。这是一本游记结集，以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旅行西南部和南部以及涉足墨西哥的经验为基础。游记作品质量的一项测试，是它有没有给本地人提供看待自己的新角度。马洛伊未能通过这个测试。他有关美国的信息，似乎更多是来自美国报纸而不是亲身观察；他对所见所闻难得有新鲜或惊人的见解。很难想象美国人会对这本书太感兴趣，也许除了勉强作为记录一个马洛伊那一代和那一背景的欧洲人如何看美国（例如，圣迭戈是因其挤迫的市中心、因其意大利南方的典雅而受到礼赞）。[8]
马洛伊本人以另一种视角理解他对美国的评论。他写道，在旧时，一个来美国观光的欧洲人可假装自己是一块未发现的土地的勘察者。但在今天的美国，已没有什么可发现的了，因为已不存在诸如未知的事物这样的东西了。作者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利用他的旅行经验来欣赏一个事实，也即他是这块大陆的陌生人，他是一个欧洲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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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伊最成功最受欢迎的书，其德语标题《一个中产阶级的自白》可意释为“一个旧欧洲中产阶级成员的自白”。它1934年出版时，被当成一部自传作品。马洛伊感到担忧，遂在第三版增加一篇作者说明，强调他所写的是“虚构性的传记”，其人物“并不活在也未曾活在真实世界上”。然而，《自白》的主人公的生涯，就我们所知，颇接近马洛伊早年生活的轮廓，其意见也完全与马洛伊本人的意见吻合。至于他到底虚构了些什么，则有待未来的传记作者来澄清。
《自白》第一卷带领我们经历无名主人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先是在他父母位于卡绍的家中，继而在布达佩斯的寄宿学校。这本书所唤起的对早已消逝的可爱而悠闲的生活方式的记忆，是它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它是一种即使在它已消逝之后其记忆也仍被马洛伊紧抱不放的生活方式——中欧中产阶级的、苦干、爱国、有社会责任感、尊重知识的生活方式。
第二卷记述主人公在战后欧洲漂泊的“漫游生活”，先是作为三心二意的学生，继而作为自由写作者，从莱比锡到法兰克福到柏林到巴黎到佛罗伦萨，直至1928年重返布达佩斯认真定居下来，过作家生活。
在柏林，由于马克暴跌，而他袋子里装的是匈牙利福林，因此他发现他的生活过得颇舒适。他与一些朋友租了一个办公室，出版一本文学杂志。他有情欲冒险；他写第一个剧本。生活从未如此惬意和无拘无束过。
在巴黎，他和新婚妻子尝试波希米亚生活。他们境况凄惨。食物差，卫生条件坏透了，他们无法明白巴黎人的讲话。“我们的生活就像流亡者，在一个原始、吝啬的城市。”一年后，他们放弃这项实验：他们搬到右岸，租了一个舒适的公寓，从卡绍引进一个女仆，买了一辆小汽车，活得较体面。他本人被蒙帕尔纳斯吸引（“集大学研讨班、蒸气浴和户外舞台于一身”），但更愿意充当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10]
逐渐地，他学会对法国人更存善意。他们也许讲究实际，战争也许打击了他们的信心，但他们没有丧失他们基本的分寸感，懂得什么对他们才是有益的。他们的适可而止和缺乏品味——“自我意识，近乎谦卑”——变得惹人喜爱。而打开心扉和热情待人对他们也非难事。（第372页）
至于德国人，他们有未赎、神秘的罪孽感，群众倾向，难解、神经兮兮的好战性，令人不安的制服，对秩序的无情渴望和内心的缺乏秩序，这些，很可能对欧洲构成危险。然而，在这“迂腐、疯狂”的德国背后，闪耀着另一个较温柔的德国，歌德和托马斯·曼的德国。谁知道哪个才是真的呢？（第316页）
第二卷以主人公安坐在他布达佩斯的书房里结束，此时他对世界局势的走向和他自己的前途充满疑虑。在他离开的十年间，他已失去对母语的感觉。在整个欧洲，文化正在堕落，文明的标准正在消退，到处弥漫着羊群心态。然而，哪怕会令人觉得他有点过于早老，他仍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发声，这场启蒙运动是“一个由数代人构成的时代，宣布理性战胜本能，相信精神有力量抵制和克服奔向死亡的冲动”。（第420页）
作为一部叙述性虚构作品，《自白》是插曲式的，缺乏戏剧性。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柏林和巴黎的艺术生活的回忆录，它的观察不深入，判断流于表面。最好是把它当成其标题所宣称的来接受：一个青年人的信仰表白，他在经历了侨居的波希米亚生活之后，在亲眼见识过意大利和德国令人不安的政治发展之后，为自己证实了他似乎一直都早已知道的：在所有重要方面，他都属于一个垂死的品种——奥匈帝国的进步资产阶级。
匈牙利人的共识似乎是，马洛伊最终将会以他的六卷本日记留名。这些日记尚未有英译本，新近的德语版则因其编辑功夫的草率而受抨击。
与日记一起的，还可加入1972年最先在多伦多出版的那部书名被不幸地称作《陆地，陆地！……》的回忆录（书名令人想起哥伦布旗舰上那个守望的水手看到新世界时的惊呼）。1996年《陆地，陆地！……》的英译本出版，用的是一个无生气的书名《匈牙利回忆录1944—1948》。[11]这个译本很糟糕，故本文未予引用。然而，在我们有马洛伊的日记和他更多的小说被译成英文之前，这个译本却是英语读者可以读到的马洛伊最实质性的作品，我们对他的评估也将严重依赖它。
《陆地，陆地！……》是马洛伊从1944年红军抵达布达佩斯外围到1948年他离开匈牙利开始流亡生涯的回忆录。它对事件的记述并不浓厚——马洛伊并不是任何实际战斗的目击者，而对马洛伊家族来说紧接着战后的时期基本上是在一座被摧毁的城市勉强度日的时期。它反而是一部有关共产党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之际，首都政治、社会和精神转变的记录。
在1944年夏天，马洛伊必须与俄罗斯士兵共住他位于布达佩斯以北的别墅，而这个在其闲暇时间沉浸于阅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高大、优雅的欧洲中部人与俄罗斯、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小伙子们之间这种被迫的接近，以及他们需要通过一名讲捷克语的妇女作为中介而进行的简单交流，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打开眼界的经验。“你不是资产阶级，”一名较有眼光的俄罗斯人对马洛伊说，“（因为）你不是靠（继承来的）财富或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是靠你自己的劳动。但是……在你的灵魂里你依然是资产阶级。你紧紧抓住某种已不再存在的东西不放。”（《陆地，陆地！……》第53页）
至于马洛伊，在他那斯宾格勒式的心态中，他私底下把苏联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称为“东方人”。在东方与西方各式各样的意识之间，他指出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东方意识含有内在空间，这些内在空间是由征服的辽阔地理和历史创造的，而这是西方人所不能效仿的。俄罗斯人也许可以把德国人逐出匈牙利，“但他们不能带来自由，（他们自己）没有的自由。”几乎看不出俄罗斯年轻人与“希特勒年轻人”有什么差别：“在他们灵魂中，传统文化的反射作用（已）消失。”（第64— 66页、第19页、第35页）
虽然他很清楚，他所鄙视的纳粹利用对斯宾格勒的粗俗解读来作为纳粹的历史理论的支柱，但是马洛伊仍求助于斯宾格勒来作为他本人对俄罗斯向西扩张的历史解释。为什么呢？一部分原因是斯宾格勒身上文化与种族的混合，与马洛伊本人与生俱来的文化概念是可兼容的，也因为斯宾格勒对西方的命运（也即西欧基督教徒的命运）所持的悲观主义态度与他意气相投，复因为斯宾格勒本来就属于马洛伊的阅读储备，而马洛伊的保守信条中较固执的一项，是决不在不做斗争的情况下放弃任何东西。[12]
德国人被逐走后，马洛伊和妻子便重返布达佩斯市，但发现他们的寓所已变成废墟，藏书基本上被毁尽。他们搬到一个临时居所，与其他市民一起等待预期中他们下一阶段的解放，也即匈牙利被重新纳入基督教、天主教的欧洲的版图。当他们明白他们的等待是徒劳的（马洛伊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准确捕捉到这种政权空白的状况），明白匈牙利已被抛弃给俄国人，一股没有具体方向的憎恨的浪潮便蔓延全国。事实上，马洛伊争辩说，战后时期的一个总特征，是精神病式的憎恨浪潮的蔓延——所以全世界才会涌现如此多复仇性的革命运动。
比马洛伊的世界历史观更有趣的，是他不能不讲述的布达佩斯普通人的生活的故事，他们先是在俄罗斯占领下，继而在匈牙利共产党统治下生活。通货膨胀不仅摧毁全国的社会生活，而且摧毁全国的道德生活。秘密警察回来了，他们是那种同样可鄙的人，他们像以前那样是从“无产者”当中吸纳来的，只是换上新制服而已。有一则八页的连篇累牍的轶事，讲的是一个犹太人，他在战时遭追捕，如今是有权势的警官，坐在时髦的伊姆克咖啡馆让吉卜赛乐队为他演奏来自法西斯主义三十年代的爱国主义音调，乐融融地微笑着，邻桌的吉尔吉斯士兵则不信任地望着他。“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走出来的。”马洛伊评论道。（第157页、第145页）
回匈牙利是不是一个错误？马洛伊问自己。他回想1938年那一天，消息传来，说奥地利的舒施尼格总理已向希特勒的威胁屈服并已辞职。像大家一样，马洛伊知道脚下的世界正在改变。然而，第二天，他照常打网球，然后洗澡和按摩。他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当你发现自己不是英雄而是受骗者，一个历史的受骗者时，你总是感到羞耻。”但他现在该做什么呢？向自己头顶倒灰烬？捶胸顿足？他拒绝。“我只是遗憾，遗憾我没有过上更舒适更多样的生活，尽管我曾有这样的机会。”（第125页、第127页）
写出这样的句子，是需要相当的自信以至傲慢的。《陆地，陆地！……》是一部比1934年的《自白》更发人深省的自白。马洛伊对自己是率直的：像匈牙利其他精英一样，他未能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回应二十世纪的各场危机。他的行为就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幅漫画，蔑视左派的乌合之众和右派的乌合之众，躲入自己的私人乐趣。
然而他辩称，这种失败不应解释成欧洲中产阶级活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身份认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问题。我们并非只是我们的私人自我，我们还参与我们自己的漫画版，这个漫画版存在于社会领域。既然我们不能躲避这幅漫画，倒不如拥抱它。何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并非只有我是一幅漫画：在匈牙利整体生活中——在其制度，在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中——存在着某种漫画式的东西。知道并非只有自己如此，是件好事。”（第132页）
战争结束一年后，马洛伊允许自己去了一趟瑞士、意大利和法国。瑞士引起他忧伤地省思人道主义——欧洲贡献给世界的最大礼物——在奥斯威辛和卡廷的消亡。一个已丧失其人道主义使命感的欧洲，对于像他这样的“边缘欧洲人”还有什么意义？瑞士人蔑视他们这个贫穷、衣衫褴褛的访客。至少俄罗斯人不会这样。（第196页）
在法国，他在留意着他预期法国人会有的“勇敢而确切的自我批评、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但他根本看不到这类行动。似乎，法国人只想拾起他们在1940年残剩的东西，而拒绝正视“白人”历时四百年的上升已来到终点。（第206页）
回到匈牙利，最后镇压已着手，秘密警察无所不在。马洛伊停止为报纸写东西，但仍继续出书，包括一部有关希特勒时期的三部曲的前两卷，它们遭到卢卡奇的猛烈抨击，后者把马洛伊对法西斯主义者的描写解读成对共产党人的隐蔽评论。之后，马洛伊便沉默了，靠版税过普通生活。他以沉浸于阅读十九世纪匈牙利次要小说家度日，他们的故事所描写的世界，正是他童年的世界。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要他们支持政权。他渐渐明白，像他这类人，即使是保持沉默的自由，这种内在流亡的形式，也将被剥夺。他请教他敬爱的歌德，歌德告诉他，如果这是他的命运，那他就有义务实现这个命运。他为离开做准备。奇怪的是，官方没有阻挠他。
流亡生活一年年过去了，一年年的无能为力，与“奇妙、寂寞的匈牙利语言”切断，（第89页）但他对他出身的阶级和那个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信念，却未受动摇：
我以前是一个资产阶级（哪怕只是漫画中的），现在也依然是，尽管年纪大了并且在外国。对我来说身为资产阶级绝不是一个阶级地位的问题——我一向把它视为一种职责。对我来说，资产阶级依然是现代西方文化生产的最好的东西，因为资产阶级生产了现代西方文化。（第86页）
最近对马洛伊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并不容易解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有五本书在法国出版，引起充其量只能说是表示敬意的评论。接着是1998年，在阿德尔菲出版社的罗伯托·卡拉索的推广下，《余烬》的意大利语译本登上畅销书榜。在德国，《余烬》德语译本受到文学书评领军人物马塞尔·赖希-拉尼基的青睐，精装本卖七十万册。“一位新大师，”德国《时代》周刊一位书评人热情地说，“将来会被我们拿来与约瑟夫·罗特、斯蒂芬·茨威格、罗伯特·穆齐尔和天知道我们还有哪些被淡忘的半神们相提并论，也许甚至能与托马斯·曼和弗朗茨·卡夫卡相提并论。”[13]
《余烬》英译本出版于2001年，由卡罗·布朗·詹韦不是译自匈牙利语而是转译自德译本——一个成问题的专业做法。美国书评人似乎未加思考就接受出版商的说法，出版商宣称《余烬》在1999年前不为现代读者所知（事实上1950年有一个德译本，1958年有一个法译本，后者于1995年再版），并把马洛伊当作失而复得的大师。该书在欧洲的成功又再在英语世界重复一遍。
不能不相信，这种成功很大部分是对该书大众化言情因素的反应——森林中的城堡、激情与通奸和复仇的故事、康拉德的香艳情人、夸饰的语言等等——即是说，恰恰是马洛伊以他复杂的反讽方式既与之保持距离又将之当作不可避免来加以接受的那层表面的漫画化矫情；不过，就欧洲读者而言，我们不应忽略一股更深层的历史潮流，也即一种二十世纪视域的耗尽以至对这种视域的不耐烦：一切都要么引向要么引离大屠杀的黑洞。此外就是一种引起共鸣的怀旧，怀念那个道德问题依然有相当分量的时代。
在2004年，马洛伊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博尔扎诺的客串演出》（1940）英译本以不同书名出版：在英国叫作《博尔扎诺的谈话》，在美国叫作《博尔扎诺的卡萨诺瓦》。[14]
《博尔扎诺的谈话》的情节极少——本书的构思原就是要如此。故事开始时，贾科莫·卡萨诺瓦抵达博尔扎诺。他刚从威尼斯的监狱逃出来，并且心中有未了事：五年前，他曾为了帕尔马公爵的十五岁未婚妻弗兰切丝卡而与公爵决斗。公爵当时已警告他，别再回到这里来。现在，他又来了。
公爵获悉他在这里，便来他旅馆的房间里见他。公爵提出一项交易：为了交换让他自由去追求弗兰切丝卡，也许还可以跟她共度一个良宵，卡萨诺瓦必须承诺以后永不再见她。至于他因此所受的痛苦，他将获得一万达克特补偿和一封确保他平安离开的通行信。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卡萨诺瓦问道。这是我给妻子的礼物，公爵答道：与一个痴情的伟大艺术家共度一晚的经验，以及吸取一个教训，知道他根本就承受不起真爱。公爵寄望在妻子受这个教训之后，能赢得妻子的感激和感情。
卡萨诺瓦接受公爵眼中的这项交易，但他把它视为一个挑战。
公爵离开后不久，弗兰切丝卡就出现了。她丈夫低估了她，她说。她准备抛弃一切与卡萨诺瓦生活在一起，向他证明真爱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但她看得出，他的激情与她不能相比。他只对他的艺术忠诚。她告辞时，预言他晚境凄凉，充满遗憾。
《博尔扎诺的谈话》主要就是由这两场漫长的谈话构成，基本上是戏剧独白（公爵的部分长达五十页），以及卡萨诺瓦对这些谈话的反复思考。一如小说原名暗示的，小说玩弄名人表演这个概念，让人以为表演会发生在公爵的假面舞会上，也许是舞会结束后公爵夫人的睡房里；而开始于卡萨诺瓦房间里的开场白，围绕着是否会有任何表演这个问题展开，但结果这个开场白竟是唯一的表演。《博尔扎诺的谈话》具有一种静态的性质，没有当下的行动，而是对过去的行动的记忆以及对未来可能的行动的省思——这种性质，再加上叙述骨架单薄，都表明这部小说与《余烬》一样，显示作者在十九世纪戏剧中比在小说中更自如。
同样地，就像在《余烬》中，小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三个人物都设定位置，并从各自的立场讲话，就连年轻的公爵夫人也是如此，而三个人的讲话都无非是阐明各自的立场。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集体而言，作为这场表演的参与者，他们都是典型的马洛伊式人物。“你跟我一样，”公爵对卡萨诺瓦说，“只是一个木偶，一个演员，是那玩弄我们的命运的工具，而那命运的目的有时候似乎深不可测。”（第202页）虽然弗兰切丝卡催促卡萨诺瓦反叛为他准备好的角色——也即充当没心肝的诱惑者——但她的催促不含任何她希望改变他的暗示。两个恋人似乎意识到他们正在表演某出悲剧，在这出悲剧中爱的诺言将一方面以家庭生活之名、另一方面以感官享受之名遭窒息；然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渴望反叛他们置身其中的角色。一种忧伤的斯多葛主义取代了悲剧的勇气。
马洛伊绝没有在任何地方暗示说，历史人物卡萨诺瓦留传下来的回忆录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然而，从他对女人的吸引力和从他引起当局本能的不安——他在威尼斯坐牢，不是因为他做错任何事情，而是因为“他整个存在方式，他的灵魂”——从这个角度看，卡萨诺瓦是大众心目中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反叛者的体现。（第107页）《卡萨诺瓦的谈话》的知识中心，在于艺术家作为真理的象征这一幼稚的设想——弗兰切丝卡照单全收——与卡萨诺瓦作为这种艺术家的反面榜样之间的对抗。卡萨诺瓦在道德上和美学上都屈从于行使幻觉，甚至是那种最老掉牙的幻觉。卡萨诺瓦表示，诱惑的艺术家为所欲为，不是因为他打开女孩的眼睛使她发现真实的自己，也不是因为他用谎言蒙蔽她的双眼，而是因为他和她都感到历代诱惑者不断重复的谎言拥有它们自己的真理。
当弗兰切丝卡和卡萨诺瓦登上舞台表演他们的大场面，他们（由于某种难以令人信服的情节设计的结果）是以伪装的方式表演的：弗兰切丝卡戴上面具并扮成男人，卡萨诺瓦扮成女人。弗兰切丝卡提出她在爱情问题上的幼稚立场：爱情意味着除下幻觉，拥抱爱人的赤裸真相。“我们依然是假面人物，我的爱，”她说，“而且你我之间还有很多面具，必须一个个除下，然后我们才能最后认识彼此真实、赤裸裸的面孔。”（第261页）
卡萨诺瓦在给公爵的告别信中实际上给出了艺术家的回应。爱情依赖错觉，他说，“不过，仍有一样东西是我知道而帕尔马公爵夫人不知道的，也即只有欲望和渴望的隐蔽面纱在她面前拉下一道帷幕并遮掩她，真相才有可能存在下去。”（第291页）卡萨诺瓦式的艺术所进入的忧伤的真相是，不仅我们永远戴着面具，而且我们无法在除掉面具的情况下存在下去。
《博尔扎诺的谈话》开始是作为一部例常的历史小说，但匆忙填充背景和再创造环境的工作很快就惬意地完成了，使小说可以安顿下来，成为马洛伊要它成为的样子：一个他用来传达他对艺术的伦理的看法的载体。据说还会有更多的马洛伊小说译本出版；但就不谙匈牙利文的读者迄今所能读到的而言，读者无法抖掉这样一个印象，也即无论他是一个多么深思熟虑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个黑暗十年的纪事家，无论他多么勇敢地（或许只是不害臊地）为他出身的阶级说话，无论他那似是而非的面具哲学多么具有挑衅性，他关于长篇小说形式的设想都依然是老套的，他对长篇小说的潜能的发掘是有限的，因而他在这个媒介中的成就也是微弱的。
（2002）
[1] 现多译马洛伊·山多尔，此处随作者原文，保留匈牙利语姓名顺序。
[2] 山多尔·马洛伊《余烬》，卡罗·布朗·詹韦转译自克里斯蒂娜·维拉格的德语译本（纽约：克诺夫出版社，2001；伦敦：企鹅出版社，2003），第42页。
[3] 《陆地，陆地！……回忆录》，德语版，汉斯·斯基雷基译自匈牙利语（慕尼黑：皮珀出版社，2001），第114页。
[4] 《一个中产阶级的自白：回忆录》，德语版，汉斯·斯基雷基译自匈牙利语（慕尼黑：皮珀出版社，2001），第310页。
[5] 《艾斯泰的遗产》，德语版，克里斯蒂娜·维拉格译自匈牙利语（慕尼黑：皮珀出版社，2000）。
[6] 克鲁迪（1878—1933），匈牙利作家和记者。——译注
[7] 引自拉斯洛·罗瑙伊“马洛伊年表”，见山多尔·马洛伊《陆地，陆地！……》（柏林：奥伯鲍姆出版社，2000），第二卷，第161页。
[8] 《来自西方的风》，德语版，阿图尔·塞特努斯译自匈牙利语（朗根-米勒出版社，1964）。
[9] 日记1968—1975，收录于《日记选》（柏林：奥伯鲍姆出版社，2001），第25—26页。
[10] 《一个中产阶级的自白》，第323页、第350页。
[11] 艾伯特·泰兹拉译自匈牙利语（布达佩斯：科维纳出版社／中欧大学出版社，1996）。
[12] 指马洛伊不会轻易放弃阅读斯宾格勒。
[13] 《时代》，2000年9月14日。
[14] 《博尔扎诺的谈话》（伦敦：维京出版社，2004）；《博尔扎诺的卡萨诺瓦》（纽约：克诺夫出版社，2004），乔治·西尔泰什译自匈牙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