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斯：《反美阴谋》
1993年，出现一本以“菲利普·罗斯”之名写的书，叫作《夏洛克行动：一个告白》。它除了是对似乎已被约翰·巴思和超小说作家们划定的领土发动的一次令人目眩的突袭外，还描写以色列与其犹太人散居者的关系。《夏洛克行动》被当作一位叫作菲利普·罗斯的美国作家的作品（然而在书中，有两个这样的菲利普·罗斯），他承认自己长期秘密协助以色列情报部门。我们也许可以选择把这个告白当真。另一方面，这个告白可能是一部更大的小说的一部分，这部更大的小说是《夏洛克行动——一个告白：一部长篇小说》。哪一种解读才是更正确的解读呢？该书结尾《给读者的说明》似乎应允一个答案。该说明以“这本书是一部虚构作品”开始，以“这个告白是假的”结束。换句话说，我们置身于“克里特说谎者”[1]的领域。[2]
如果罗斯又想又不想人们把这本有关以色列的书当作一个谎言、一个发明来读，那么他这部关于美国的新书——此书也包含一个相似的“说明”，开头说“《反美阴谋》是一部虚构作品”——是不是应以同样方式来解读，也即把它的真实状态搁置？在一定程度上，不可以；应该说，显然不可以。《反美阴谋》的情节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书中涉及的很多事件都从未发生过。例如在1941年至1942年白宫并没有一位查尔斯·林德伯格总统执行来自柏林的秘密命令。然而，罗斯连篇累牍地编造这个有关美国受纳粹支配的幻想故事，也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活动。那么，他的故事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他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呢？[3]
罗斯的林德伯格总统喜欢一种以清脆干净的宣言式句子为基础的雄辩风格。他的政府实施一些邪恶计划，却使用了令人放心的名目例如“老百姓”和“家园42”（不妨比较一下“国土安全”“《爱国法案》”）。总统背后暗藏着一位副总统，他是一个理论家，迫不及待地要操纵权力的控制杆。林德伯格总统职位与乔治·布什总统职位之间的相似性，是抹不掉的。那么，罗斯这部描写法西斯统治下的美国的小说，是“关于”小布什统治下的美国吗？
小说出版时，罗斯便采取措施阻止人们做这样的解读。“有些读者会想把这本书当作描写美国当下时刻的真人真事小说，”他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这将是一个错误……对这两年（1940—1942），我不是在假装感兴趣——我是真的感兴趣。”[4]
这个免责声明听上去毫不含糊，也确实如此。然而，一个像罗斯这样富有经验的小说家，知道我们着手要去写的故事有时候会自己写起来，这之后，是真是假便不在我们掌控之中，作者的意图也失去作用。此外，一本书一旦问世，便成为读者的财产，读者只要有半个机会，就会忙不迭地按自己的先入之见和愿望扭曲其意义。罗斯再次清楚这点：在同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的文章中，他提醒我们，虽然弗朗茨·卡夫卡并不是把小说当成政治寓言来写，但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人却把这些小说当成政治寓言来读，并把它们用于政治目的。
最后，我们会注意到，这并不是罗斯第一次邀请我们思考领导人怎样带领人们陷入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牧歌》（1997）中，主人公的父亲在观看电视上的水门事件听证会时，对理查德·尼克松周围的圈子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些所谓的爱国者……会把这个国家变成纳粹德国。你知道《不能让它发生在这里》那本书吗？那是一本奇妙的书，我忘了作者是谁，但那个想法实在太适合形容当前的情况了。这些人已把我们带到某种可怕的边缘。[5]
小说中提到的那本书，是如今已几乎难以卒读的《不能让它发生在这里》（1935），辛克莱·刘易斯在书中想象美国政府被极右派和民粹主义混合起来的不稳定势力所接管。刘易斯用来作为法西斯主义总统的模型人物，不是林德伯格，而是休伊·朗格。
用任何理智的角度解读，《反美阴谋》都只是一部最外围意义上的“关于”乔治·布什总统执政的小说。除非是妄想狂读者，否则不会把它当成一部二十一世纪初真人真事的小说来读。然而，《反美阴谋》所描写的主题之一，恰恰是妄想狂。在罗斯的故事中，来自上层的阴谋——它首先是针对美国犹太人的阴谋，最终是针对美国共和政制的阴谋——其操作是如此狡诈，以致明智之士最初都看不出。那些认为这是阴谋的人，都被斥为神经病。
罗斯这部虚构历史作品，开始于1940年，趁着一场旨在阻止美国卷入新爆发的欧洲战争的运动的势头，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在总统竞选中击败罗斯福。很多人对一位著名的纳粹同情者当选感到恐惧。但是，由于新总统成功地维持美国的和平与繁荣，反对力量逐渐收缩。罗斯福退隐，默默舔其伤口。首批针对犹太人的法律获通过，并没有引起大声抗议。
抵抗活动却是围绕着一个不大可能的中心形成。新闻记者瓦尔特·温切尔一周复一周，利用其电台节目炮轰林德伯格。除了犹太人社区，没有什么人支持温切尔。《纽约时报》批评他激烈的长篇大论，指责它们“品味成问题”，并称赞那些迫使他离职的广告商。温切尔做出反应，谴责《时报》的老板们是“极端文明化的卖犹者”。在被剥夺了唯一的媒体平台之后，温切尔宣布自己将竞争194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然而，在林德伯格的腹地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遭暗杀。在追悼会上，费奥雷洛·拉瓜迪亚[6]对着灵柩发表了一篇马克·安东尼[7]式的演说，充满尖锐的讽刺。林德伯格做出反应，爬上其飞机，飞入蓝天，从此销声匿迹。（第240页、第242页）
林德伯格失踪后，事态先是恶化，然后才好起来。他的副总统和继任人伯顿·惠勒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在惠勒任期内，曾出现过短暂的恐怖统治。发生暴动；犹太人和犹太商店成为袭击目标。偏偏只有安妮·莫罗·林德伯格高声抗议，并立即被联邦调查局带走，实行保护性拘留。人们开始谈论美国会向加拿大宣战，因为加拿大为那些逃出其强大南方邻国的犹太人提供庇护。
接着，国家开始步上正轨。抵抗运动促使诸如拉瓜迪亚和辛克莱·刘易斯的妻子（她是刘易斯写作《不能让它发生在这里》背后的精神力量）多萝茜·汤普森这样的政治人物与各阶层的正派美国人团结起来。在1942年11月份一次不平凡的总统竞选中，罗斯福重返白宫，日本偷袭珍珠港。从而，历史之船——也即美国历史之船——在迟了刚好一年之后，重返其惯常的航线。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通过一个叫作菲利普·罗斯的年轻人的眼睛传达给我们的。这个菲利普·罗斯生于1933年，其性情平和而快乐，而这源自他是“一个美国孩子，有一对美国父母，在一所美国学校读书，住在一座美国城市，生活在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的美国”。然而，随着林德伯格的计划逐步实施，年轻的菲利普不得不逐步吸取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很可能是其作者写作事业的核心，也即我们从历史书中所了解的历史，是真实历史的审查版和驯化版。真实历史是无法预料的，有“无情的不可预见性”。“不可预见性的恐怖，正是历史科学所遮掩的。”就其记录“无情的不可预见性”闯入一个孩子的生命而言，《反美阴谋》可以说是一本历史书，但这本历史书是幻想型的，有它自己的真实性，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谈到诗歌比历史更真实时心中所想到的真实性——之所以更真实，是因为它有能力以典型方式浓缩和表现多种多样的事物。（第7页、第113页、第114页）
菲利普的父亲赫尔曼·菲利普——他的真实生活的化身，已被他儿子在《遗产》（1991）中颂扬过了——是一个具有优异质素的人，其对美国民主的忠诚比书中任何人都更热烈，或者可以说更浪漫。赫尔曼竭尽所能保护其家人，抵挡来势汹汹的风暴；但为了不使家人从家乡纽瓦克重新安排到偏僻地区（这正是“家园42”计划的目的——隔离犹太人），他不得不辞掉推销保险的工作，在生产市场上夜班，搬运板条箱；而即使是在那里，他仍不安全，仍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工麦科克尔的威胁。
目睹父亲对抗国家却又无能为力，这成为菲利普一次精神崩溃的导火索。这场危机开始时，只是轻微的不良行为，通过异化表现出来（“她是别人，”他自忖道，望着母亲——“大家都是”），最后演变成离家出走，在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寻求庇护。他对离家出走的意义是颇清楚的。“我不想与历史有任何关系。我想尽可能活得像一个最起码的男孩。”（第194页、第232页）
菲利普的崩溃，是以轻描淡写处理的——尽管空气中充满威胁，但小说的音调却是喜剧性的。他的出逃所表达的，更多是对家庭和遗产的恐惧而非厌恶。罗斯的第二自我之一内森·朱克曼过去曾暗示说，服从、尽职的儿子罗斯是一个冒名顶替者，而且——更糟糕——是一个沉闷的冒名顶替者，而真实的罗斯则是那个首次在《波特诺的怨诉》（1969）中露面的狡猾、猥亵的反抗者。《反美阴谋》实际上是在回应朱克曼，为更孝顺、“平民”的罗斯提供一个家谱。[8]
然而，林德伯格，以及林德伯格所代表的东西——美国心灵中出现的一切最丑陋和胡作非为的事情的许可证——却迫使菲利普成长得太快，太早失去其童年幻想。长远而言，这种骤然从童年苏醒过来的经验，对菲利普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由于罗斯的小说终止于1942年，因此我们看不到九岁以后的菲利普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如果作者菲利普·罗斯的本意是描写一个虚构的孩子，那孩子唯一的存在是在一部小说的书页间，则他就不会把那孩子称作菲利普·罗斯，其出生年份与他相同，其父母姓名也与他父母姓名相同。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我们读到其童年生活的年轻人菲利普·罗斯，其生命在那个六十年后不只讲述而且撰写该孩子的故事的菲利普·罗斯的生命中继续着。
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读的，不只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觉悟起来的那一代人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犹太孩子的故事——尽管这里是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反常版——而且是在读真实的、历史的菲利普·罗斯的故事。揣摩一下可以在哪种意义上断定真实的菲利普·罗斯仍留着那个孩子菲利普饱受蹂躏的童年的痕迹，也许有助于我们回答一个问题，也即这本书，这部虚构作品，到底在讲什么？
一旦我们审视菲利普留着不管是什么的痕迹，这些痕迹都显得更加怪异。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心里或身上承载着比菲利普更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不想与历史有任何关系。奥斯卡维护童年的权利，不是通过躲避历史，因为躲避历史是不可能的，甚至也不是通过躲进孤儿院，而是通过停止成长，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办得到的。但是，奥斯卡与之冲突的历史，第三帝国的历史，并不是某种抽象的“不可预见”的事情：它是真实发生过的，为共同记忆所证明，为数以千计的书籍和数以百万计的照片所记录。另一方面，使菲利普留下创伤的历史，只发生在菲利普·罗斯的头脑中，只记录在《反美阴谋》中。因此，理解《反美阴谋》及其想象世界的含义，绝不像理解《铁皮鼓》的含义那样直截了当。
然而，究竟罗斯书中所记录的世界，包含多大的想象性？林德伯格的总统职位，虽然是想象的，但真实的林德伯格的反犹主义却不是想象的。而林德伯格并不是孤立的。他替本土反犹主义发声，这种本土反犹主义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基督教中具有悠久的历史背景，在欧洲移民社群中滋长，并且从反黑人偏见中吸取力量。本土反犹主义与反黑人偏见通过非理性的种族主义逻辑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罗斯说，在美国所有“历史上不受欢迎的族裔”中，最不相像的莫过于黑人和犹太人）。[9]被表面而不是实质所吸引的变化莫测、反复无常的选民——托克维尔[10]早就预见到这种危险——在1940年轻易地因飞行英雄林德伯格一句简单的话而投票支持他的机会，与他们投票支持政绩卓著的现任总统一样高。在这个意义上，林德伯格当选总统这种幻想，无非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某种潜在可能性的诗意化的体现和实现罢了。
有了这种对林德伯格的解读做底，我们也许就可以回到伴随着那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孩子进入未来的伤疤的问题。而在这里，如果不去探究真实的菲利普·罗斯的生活和性格——这项工作在任何环境下都是成问题的——而是把目光投向罗斯家另一个少年，也许更有帮助。他就是菲利普的哥哥桑迪，一个没有逃离历史（也没有写一本有关他的童年的书）的人。有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操的菲利普，喜欢收集模范美国人的头像（邮票）。具有艺术才能的桑迪，则喜欢画他心目中的英雄。两人都珍惜飞行员林德伯格的图像；作为犹太人，两人都在林德伯格暴露其真实政治色彩时面临一场危机。菲利普不想放弃他的林德伯格邮票；桑迪把他所画的林德伯格画像藏在床底。
桑迪一位姨丈是拉比，也是通敌者，在他的影响下，以及不顾父母的反对，桑迪主动参加“老百姓”计划，该计划旨在把犹太儿童带离城市度暑假，并让他们入住典型的（也即林德伯格倾向的）农村地区非犹太人家庭。他在肯塔基州一个农场度过夏天，回家时身强力壮、皮肤黝黑，无法明白为什么父母提起希特勒就那么激动，并把他们讥为患上“迫害情结”的“隔离区犹太人”。桑迪花了一整年时间才明白到他所谓的迫害情结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生存机制。（第193页）
以任何客观标准衡量，在经历了林德伯格执政年份之后的桑迪，其伤痕累累不亚于弟弟，甚至受创更深，因为他必须像一个外人住在与他有隔阂的父母家。如果小说中所讲的年份真的发生过，它们也将在历史的菲利普·罗斯的哥哥——他真实如菲利普，并且经历同样的历史——身上留下印记。但实际上不存在林德伯格年份，因此也就不存在林德伯格的印记。如此一来，则这两兄弟，作家和非作家，因那段被诗意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诗意）称为林德伯格总统任期的历史而留下的伤疤到底是什么伤疤呢；或者，是不是只有那个作家弟弟留下疤痕？又或者，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疤痕？
虽然青年菲利普当然会长大，成为一位著名作家，但是《反美阴谋》讲的并不是这位作家的灵魂的潜伏期。罗斯在书中并没有使用诸如艺术家被生活所伤而这伤又变成其艺术的泉源之类的比喻说法。林德伯格伤疤唯一似乎说得通的答案是，这伤疤是犹太性本身的伤疤——然而，这又是某一特定病源论的犹太性：局外人（而且是敌意的局外人）心目中犹太人是什么这一意义上的犹太性。这局外人的看法太早地强加在一个成长中的儿童身上，而且强加的手段虽然本身并不极端，却很容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个不可预知性的重要年代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变得极端。
这次反美阴谋对七岁至九岁时的年轻菲利普造成的伤害是可怕的。它强加给他——尽管必须指出，这种强加主要不是通过第一手经验，而是通过新闻短片、电台节目和无意中听到父母忧心忡忡的谈话达至的——一种基于仇恨和怀疑的视域，用这个视域来看世界，一个他们与我们界线分明的世界。它把他从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变成一个美国犹太人，或者，在他的敌人眼中，只是一个在美国的犹太人。它使他太早地醒来面对“现实”，从而剥夺了他的童年。或不如说，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角度看，它剥夺了他的幻想。一个犹太人不能期望在地球上安家，除了在犹太人的家园。
成为一个在美国的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一个犹太人属于美国吗？美国可以成为一个犹太人真正的家吗？菲利普的父母赫尔曼和贝斯·菲利普于二十世纪初出生于美国移民家庭。他们爱自己土生土长的国家，并努力工作，在这个国家中出人头地。菲利普以并非不带有挽歌意味的语气向父母一代表示敬意：
对我来说，用来分辨和识别我们的邻居的，更多是工作而不是宗教。没有谁……留胡须或穿过时的旧大陆风格的衣着，或戴无檐便帽……成年人不再以外观上辨认得出的方式恪守教规……那个确实留胡须……隔几个月便在入夜后出现，以破碎的英语要求捐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族家园的陌生人……似乎无法明白我们已有一个历时三代的家园……（第3—4页）
这些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并不需要很多规定说明，也不需要信仰表白或教条，肯定也不需要别的语言——他们有一种语言，那是他们的母语，其通俗的表达力他们都可以轻易驾驭……他们的身份，是他们无法摆脱的身份——甚至是他们根本未想过要摆脱的身份。他们是犹太人，源自他们是他们自己，如同他们是美国人。（第220页）
罗斯在这里所阐述的他父母那类人所奉行的犹太人生活方式，是完全正面的。这里没有任何他在别处所做的暗示，他在别处暗示说，对某些犹太人而言，一个宗教若简化成某个伦理准则再加上某些社会行为模式，也许就会变得贫瘠；他们为了使生活获得更充分的意义，可能会歇斯底里地陷入迷信（《萨巴斯剧院》中萨巴斯的妻子）或革命暴力（《美国牧歌》中的利沃夫）。
赫尔曼·罗斯和他那类人的犹太性也许不具备某种形而上学的要素，但它确实体现了某种化学作用，这种化学作用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家园42”的设计师都无法理解的。犹太美国性是一种复合物，而不是简单的混合。你不能简单地抽走其中一个元素（“犹太性”或“美国性”）而不理会另一个。成为美国人——讲美国话、参与美国生活方式、被美国文化吸纳——并不需要你停止成为犹太人或意味着你失去犹太性；相反地，奉命从犹太人社区迁移到“美国人”（也即“非犹太人”）社区也不会使你更像美国人。这同样适用或曾经适用于欧洲犹太人。罗斯赞许地援引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尖锐的观察：“我一贯喜爱被同化的犹太人，因为这正是犹太人性格，可能还有犹太人命运，以最大力量凝聚之处。”[11]
在林德伯格当选之后，赫尔曼带着一家人前往华盛顿特区旅行，希望在那里接触美国民主的永久纪念碑能够有助于洗脱坏感觉。然而，一家人却品尝到公共生活在更广大的美国正在变成什么的味道。他们遭以某种借口逐出酒店，并受其他游客的反犹言行的恫吓。林德伯格的胜利显然已被美国中产阶级解读成狩猎季节可以开锣了的讯号。
一个奇怪的男人来跟罗斯一家套近乎。他宣称自己是职业导游，不会被他们甩掉。他究竟是谁？罗斯父母正处于新的妄想狂状态，故怀疑他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并测试他。他通过每个测试。简单的真相是，他确如他所言，是一个导游，还是一个优秀的导游。但是在新美国，再也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了。一次旨在向儿子们保证他们的共同遗产完好无损的旅行，变成一堂被排挤的课。菲利普：“一座爱国乐园，美国的伊甸园，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站在那里挤作一团，全家人被驱逐。”从最严苛的角度看，这就是罗斯的书名中所称的阴谋所要达到的，而在想象的层面上，也确实达到了：把犹太人逐出美国。犹太人滚蛋。这正是菲利普所无法忘记的。（第66页）
最后，在客观透视所有这类隐喻意义上的伤疤时，我们不应忘记罗斯家中的第三个男孩：二十一岁的阿尔文，他是受他们保护的孤儿，一个真真正正的孤儿。阿尔文逃离罗斯家，投奔加拿大军队，与纳粹作战，不光荣地失去一条腿，然后带着一枚勋章坐着轮椅重返纽瓦克，对每个人都满怀愤怒。阿尔文怀着阴郁的决心，坠入犯罪生活，并把自己反法西斯主义的过去斥为愚蠢的青少年越轨行为。阿尔文的伤痕比任何一个兄弟都要深，他在书中的意义，是作为一个严肃的提醒，提醒我们在摧残生命方面，历史可以真正做到什么。
虽然小说是通过一个孩子的思想来省思1940年至1942年的事件，但是我们所读到的叙述并非假装成天真的叙述。向我们讲话的那个声音，是一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声音，但这个成年人服从于他本人年幼的自我的视域，反过来把一种任何孩子都不具备的强烈自我意识借给了这个年幼的自我。
没有任何具体迹象显示那个成年人的声音是从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发出的（几乎看不到任何超越1945年的前瞻式视角），但是这声音却散发种种自传痕迹，我们可以把这些痕迹视为属于历史的菲利普·罗斯或他在小说中的第二自我“菲利普，罗斯”，这个菲利普·罗斯刻意不在其作品中透露任何事后的真知灼见，并放弃任何不顾孩子的视角而炫耀聪明的机会。若要说一个成年男子对其童年自我的深情，那么作家对年轻菲利普的深情与尊敬，无疑是全书最吸引人的方面之一。青春视域的鲜活性与成年人的洞见之间的衔接，是完成得如此巧妙，使得我们难以觉察是谁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在我们耳边说话，到底是孩子还是男人。罗斯仅在若干场合失手，例如孩子菲利普眼中伊芙琳阿姨的样相：“她那俏脸蛋，大大的容貌和厚厚的化妆，突然使我觉得很不像样——肉欲的面孔，充满如饥似渴的狂躁。”（第217页）
服从一个孩子的世界观，意味着罗斯必须避开众多的风格资源，尤其是更冷峻的反讽和以激烈的雄辩术构成的嚎啕和怒斥，这类特征在诸如《垂死的动物》（2001）和伟大的《萨巴斯剧院》（1995）之类的小说中都十分显著——那是一种由世界无情地抵抗人类意志所引发的，或由即将来临的灭绝这一前景所引发的雄辩术。另一方面，在避开这些风格资源的同时，罗斯也远离威廉·福克纳的影响范围，而我们知道，福克纳迅猛的散文风格对罗斯的影响之深远，在近期有时候已淹没了他，尤其是在《人性污点》（2000）。
随着罗斯年纪渐迈，他的作家地位亦日益增长。在最好的时候，他现在已是一位真正具有悲剧深度的小说家；在他绝好的时候他可以达到莎士比亚的高度。按《萨巴斯剧院》的标准来衡量，《反美阴谋》不是一部重要作品。它提供的不是悲剧，而是一种揪心的感染力，以尖刻的幽默来避免陷入滥情，这是极具风险、走刀锋似的表演，而罗斯完成得无可挑剔。
最强烈的感染力的对象，不是年轻的菲利普——尽管紧握着集邮册，走入黑暗中，决心要仅仅做回一个男孩的菲利普，是够感染人的——而是菲利普的邻居和影子自我塞尔登·维什诺。像菲利普一样，塞尔登也是一个聪明、敏感、服从的小男孩。他也是致命地不幸的，是天生的受害者，而菲利普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当然，塞尔登敬佩菲利普）。菲利普努力要摆脱塞尔登的纠缠，遂向在人口迁移局工作的阿姨伊芙琳建议说，应把维什诺寡妇和儿子送往肯塔基。令他懊丧的是，她真的按他的建议去做。在抵达丹维尔镇后数个月，塞尔登的母亲就被反犹警戒员会设计谋杀，塞尔登不得不被遣回纽瓦克，变成孤儿。因此，菲利普不仅要承受使维什诺太太送死的罪责，而且要承受让塞尔登跟自己住在一起的惩罚。
塞尔登在母亲失踪之夜，打电话回纽瓦克（他在肯塔基不认识任何人），罗斯太太动用她母性的坚韧的所有资源，挑起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尽可能使这个激动的小孩保持清醒。他们之间的长途电话包含罗斯作品中一些最令人心碎（我们知道塞尔登的母亲死了，但塞尔登和罗斯太太仍不知道，尽管她已怀疑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却又是最风趣的对话。
历史小说按定义是以真实的过去历史为背景的。作为《反美阴谋》的背景的过去，却不是真实的。因此，笼统地说，《反美阴谋》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不过却又是一部不寻常的反面乌托邦小说，因为反面乌托邦小说的背景通常是未来，一个似乎是现在所要通往的未来。乔治·奥威尔的《l984》是一部堪称典范的反面乌托邦小说。它从1948年的视角展望1984年，在这个视角中，专制的威胁似乎不祥地强烈。
在典型的反面乌托邦小说中，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道方便的鸿沟——方便是因为它使作者免除必须逐步展示现在如何变成未来这一束缚。罗斯的任务较艰难。他必须提供两条缝合线：想象性的林德伯格执政的年份，一端必须接上从1940年年中偏离出来的真实历史，另一端必须接上两者在1942年底重新接合的真实历史。按严格标准，罗斯这个手术失败了，并且必须失败。即使是在绝对孤立主义的政府统治下，美国历史也不能独立于世界历史而推进。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缺席两年，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战争的进程，从而改变世界。
如果按其性质，罗斯的另类历史不能通过真实历史的测试，那它有可能通过貌似真实这一较次的测试吗？例如，眼看着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印尼、印度、澳洲，从而为一个由东京统治的辽阔“共荣圈”奠定基础，美国国会竟然无动于衷，这是否貌似真实呢？美国武装部队在真实历史中花了四年时间（1942—1945）所达到的成果，在修订的历史中三年就达到了（1943—1945），这又是否貌似真实呢？
如果罗斯沉溺于某种“要是……会怎样呢”式的寓言，这类问题就会变得较为无关宏旨。但是，他为自己提出的挑战要艰难得多。罗斯是在写一部关于想象性事件的现实主义小说。从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被选入白宫这个前提开始，其他一切都得根据貌似真实的逻辑来执行。这就是为什么，罗斯为了解释美国的不行动，必须费尽心机，一方面创造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之间一系列秘密协议，另一方面创造它们在白宫的傀儡。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修订战争的编年史。但是按照他为自己制定的貌似真实的标准，这个历史框架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在真实生活中，查尔斯·林德伯格对偷袭珍珠港的反应是加入战争努力，驾驶轰炸机与日本人作战。他逝世于1974年。虚构中的林德伯格在1942年10月单独驾驶飞机离开，人们再也未见过他，那这之后他情况如何呢？
我们得不到确切答案，只有谣言。根据一个谣言，林德伯格被英国飞机迫降在加拿大领土。根据德国人的说法，他遭国际犹太人串谋绑架了。英国人说，他的飞机掉进大西洋，被一艘德国潜艇带往德国。安妮·莫罗·林德伯格则发布一个故事，称林德伯格的孩子不是在1932年被谋杀，而是被绑架去德国，他在那里被当作人质，以确保他父母按他们的德国主子的意思办事；还说查尔斯·林德伯格本人是在空中遭德国特工击落死亡，因为他已被认为没有价值了。面对这些不同说法，作为这部虚构历史的读者，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林德伯格到底怎样了，更严肃的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林德伯格当总统或林德伯格这宗阴谋必须这样结束，因为对阴谋的抵抗都还未真正开始呢。
《反美阴谋》最后那几页令人觉得有点匆促的描写，隐约有豪·路·博尔赫斯的幽灵在徘徊。但博尔赫斯会更好地利用罗斯赖以建立他这本书的那层坚实的历史研究。随着林德伯格消失在空中，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的总统职务也告消失，仅在那个后来成为作家菲利普·罗斯的男孩心中留下痕迹。除了我们手中拿着的这本书外，没有任何林德伯格的遗产。这个美国故事中——而由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也是世界故事中——那鬼影似的、平行发展的两年，也有可能根本未发生过。
博尔赫斯知道的，是历史的途径要比这更复杂也更神秘。如果确实有过一个林德伯格总统，我们今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很可能更差，尽管究竟差成怎样，我们不能确定。
（2004）
[1] 克里特人被认为好说谎。
[2] 菲利普·罗斯《夏洛克行动：一个告白》（伦敦：凯普出版社，1993），第399页。
[3] 菲利普·罗斯《反美阴谋》（纽约：霍顿-米夫林出版社，2004），第365页。
[4] 2004年9月19日，第2页。
[5]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纽约：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97），第287页。
[6] 拉瓜迪亚（1882—1947），美国参议员。
[7] 安东尼（公元前83—前30），古罗马统帅。
[8] 《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伦敦：凯普出版社，1989），第169页。
[9] 菲利普·罗斯《人性污点》（2000）（纽约：温塔奇出版社，2001），第132页。
[10]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论美国的民主》作者。
[11] 《夏洛克行动》，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