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
在纳丁·戈迪默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篇小说中，一对英国工人阶级夫妇收了一个来自中东的安静、好学的年轻人做房客。他与他们的女儿相好，使她怀了孕，并求婚。父母疑虑地同意。然而，这个房客宣布说，女孩必须没人陪同地到他祖国见他父母，他才可以跟她结婚。他在机场跟她说再见时，偷偷把炸药放入她的手提箱。飞机爆炸；乘客全部死亡，包括他那受骗的未婚妻和他们未出生的孩子。[1]
在故事中，没有迹象显示戈迪默对为什么房客的行为会如此没人性——实际上应该说如此凶残——感兴趣，以及更笼统地对是什么力量在影响青年穆斯林男子，驱使他们从事恐怖活动感兴趣。十年后，仿佛为了修补这种不好奇似的，她重访该故事的核心处境——那个为了隐秘动机而追求并娶一个西方女子为妻的阿拉伯人——并从中找到种子，来发展一个远远更具原创性和有趣的故事。长篇小说《偶然相识》就是这次再探索的成果。[2]
朱莉·萨默斯是一个南非白人富家女。她年轻，有一份好工作，生活中一切如意。有一天她的汽车在市中心抛锚。替她修车的技工是一个英俊、黑眼睛的外国人。她跟他交上朋友；后来他们相恋了。
这位自称阿卜杜的技工，原来是一个“非法者”，是南非数十万在正式经济体边缘打工的没证件的外国人之一。这些非法者大多数来自其他非洲国家，但阿卜杜来自一个没有披露名字的中东国家，一个没有石油或其他自然资产的国家。南非是阿卜杜设法逃离贫困和落后的几条路线之一：他已在英国和德国逗留过，做当地人嗤之以鼻的工作。
对自己的出生地，阿卜杜只有鄙视。它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他说，而只是一片沙漠，由某个早已死去的欧洲人草草在地图上划界。他炽烈的野心是成为一个合法移民，最好是某个富裕西方民主国家的合法移民。
阿卜杜与朱莉之间的性关系很美妙；其他方面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她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读报纸。她透过种族和阶级的透明图样纸看人，他则把人分成合法或非法来看。他不喜欢她的朋友圈，他们是后种族隔离时代新知识分子阶层不满的成员，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所无法认同的，他认为他们是幼稚的，对真实世界一无所知。他喜欢她父亲和她父亲的银行界同事，而朱莉则为他们的粗俗价值和道德空白感到羞耻，他们反过来亦不想跟她偶然相识的这个身无分文的外国人有任何关系。
在阿卜杜争取成为合法移民的努力中，他促请朱莉动员她家人支持他。但他耽搁太久，已经来不及了：他接到移民局通知，要把他递解出境。
这时他预期朱莉会抛弃他，如同他会抛弃任何其利用价值已过期的人。可是她却出去买来两张机票，默默出示给他。这姿态令他震动。有那么一刻，他觉得她神秘莫测，一个自主者，有自己的希望和欲望。接着，老障碍又竖立起来了：如果这女人忠于他，那必定也是因为她在性方面为他所迷，或她在玩某种只有清闲的富人才有时间玩的复杂的道德游戏。
朱莉决定陪他回国，这带来了实际困难。他无法带一个比娼妓好不了多少的女人去见家人。他必须先跟她结婚。因此他们匆匆在婚姻登记处结婚了。
为什么朱莉会采取这个重大而显然愚蠢的举措，放弃一种并非不满意的生活和并非没趣的环境，而跟随一个男人私奔去世界一个落后角落，且她自己也必定知道他并不爱她，他一会儿亮起微笑一会儿熄掉微笑都只是一种控制她的方式？
其中一个理由是性，这性带着朱莉，还有站在朱莉背后的戈迪默，赋予它的含义。语言可能会撒谎，但性永远讲真话。由于与阿卜杜的性关系继续深深地满足，因此这段关系中必然蕴含某种深藏的潜力。此外，在朱莉对阿卜杜的感情中，有某种母性和保护性的东西。在他那强硬的男性鄙视底下，她发现他动人地孩子气和脆弱。她不能抛弃他。
然而，最主要的是朱莉厌倦南非，这种厌倦尽管发生在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子身上似乎很难以置信，但是发生在戈迪默那一代某个人身上却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厌倦于一个具有数百年剥削与暴力和令人心寒的贫富悬殊之历史的国家每天对他们的道德良心提出的要求。朱莉充满渴望地向对诗歌不感兴趣的阿卜杜背诵威廉·普洛麦尔[3]的诗句：“让我们去另一个国家／不是你的或我的／然后重新开始。”（第88页）要不是《另一个国家》这个书名已被詹姆斯·鲍德温[4]抢先用去，这个标题用来称呼戈迪默这本书将是再合适不过了，它要比《偶然相识》更能捕捉她笔下这对男女热切的关注——如何创造新生活。
就这样，朱莉和阿卜杜降临阿卜杜所鄙视的祖国，而这个拐骗朱莉的男人的真实姓名亦告披露出来：易卜拉欣·伊本·穆萨，其三个兄弟分别是屠夫助手、侍者和用人。易卜拉欣抵达时，不是作为一个在外国建立成功生活的充满自豪感的儿子，而是作为一个被遣返者，一个被拒绝者。
易卜拉欣在他们居住的荒凉外省城镇把妻子安顿在母亲眼皮下之后，便奔赴首都，终日在各国大使馆走动，找关系，希望获得难求的前往西方的签证。
对哈姆雷特来说，向官僚叩头乃是日常生活的侮辱之一，它毒害生活的意志。在现代，说到忍受办公室的傲慢，莫过于一个第三世界的签证申请者。然而，易卜拉欣愿意吞忍任何程度的傲慢，只要“永久居留”的灯塔继续闪光。“永久居留”是一种幸福的状态。“永久居民”是世界的主人。钱包里有这些神奇文件，所有大门就都为他们敞开。
至于易卜拉欣为换取这新生活而必须付出的，可谓微不足道：一所少为人知的阿拉伯大学的可疑学位，能讲结结巴巴的英语，急于把祖籍身份脱掉的热望，在策略上准备好随时接受西方本身的价值，而现在，则是一个娇妻——“那种最有利的外国人”。（第140页）
易卜拉欣一边等待上面的批示，一边坐在咖啡店里跟朋友们谈论政治。他的朋友们是典型的阿拉伯青年民族主义者。他们要现代世界及其附属物，但不要被它接管。他们要摆脱腐败的政府，如果必要就通过革命来达到，只要革命兼容传统道德和宗教。
易卜拉欣私底下持怀疑态度。在他眼中，卷入中东政治将使他暗无天日地永久居留于贫困和落后。他的向往是另一种向往；这向往以他无法言喻的方式激励他，使他与他的朋辈截然不同。
澳洲拒绝他，然后是加拿大和瑞典。但是经过一年申请之后美国竟然发给他们两个签证。易卜拉欣高兴雀跃。他和朱莉将生活在加州（“大家都希望生活在那里”）；他将进入资讯科技行业工作，又或者在朱莉继父的帮助下进入赌场工作。（第238页）当朱莉宣布她不想跟他去时，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将继续与他的家人在一起，她说；她已找到另一个国家，它不是美国，而是这里。
易卜拉欣的朋友们都希望伊斯兰教吸纳西方某些精华，成为新的、更好的伊斯兰教。易卜拉欣的家人也有同样的观点，尽管更实际。他们要大汽车、肥皂剧、手机、家用器具。至于西方的其他东西，他们不想与它有任何关系。西方是一个“假神的世界”。（第189页）他们无法明白为什么易卜拉欣要去那里。
关于为什么经过一百年民主运动和造反，西方式民主仍无法在中东生根，其中一个较貌似有理的解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想从西方的丰饶角中拣选，拿走科技和／或教育制度和／或政府机构，而不准备吸纳西方的哲学基础，也即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物质主义这些假神。按这个说法，如果易卜拉欣的朋友们已处于跌入与他们的父辈与祖父辈同样的陷阱的过程，而易卜拉欣则根本就是沉溺于妄想的话，那么朱莉站在哪里呢？
扎进一个中东家庭之后，朱莉最初对自己作为妇女的低下地位和失去以前所享受的舒适感到沮丧。但她很快就屈服，成了好媳妇，做那些较卑微的家务，通过开设英语课来服务社会，开始研读《古兰经》，基本上适应新的生活节奏。
这绝非只是做给人看，也不是做文化旅游练习。我们明白无误地了解到，朱莉在易卜拉欣家中的一年间，精神本质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不是宗教本质。她开始明白成为家庭的一分子可以意味着什么；她还开始明白生命是可以如此深刻地与伊斯兰法典融为一体，以至日常行为与宗教仪式几乎无法区分。
发生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易卜拉欣的家庭特别典型。虽然易卜拉欣的母亲成了朱莉的楷模，并逐渐对儿子的外国新娘亲热起来；虽然她过着深刻的精神生活，但其他家庭成员都只是他们此时此地的平凡人。这次改变之发生，也不是因为她沉溺于伊斯兰教。她的精神发展反而是受这样一种东西影响，这东西我们只可以把它称作那个地方的精神。离易卜拉欣家几个街区，就是沙漠了。朱莉逐渐养成黎明前起床的习惯，坐在沙漠边缘，让沙漠进入她。
易卜拉欣把妻子接触沙漠斥为愚蠢的浪漫游戏。朱莉本人非常清楚西方对沙漠的浪漫化，对她所称的诸如T.E.劳伦斯[5]和赫斯特·斯坦厄普[6]等人的“做戏”的浪漫化。对她来说，沙漠具有另一种意义，这意义她只能以一句“它总是在那里”来解释。不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很难的，也即每天单独面对沙漠时，这位已经在大多数重要事情上弃绝西方物质主义诱惑的年轻女子，正在学习面对自己的死亡。（第198页、第229页）
戈迪默的小说《七月的人民》（1981）是一部以未来为背景的小说，那个未来幸而没有被言中。在小说中，南非陷入内战。一对白人夫妇的世界被粉碎了，他们在一个前黑人仆人的保护下，到偏远地区避难。他们的世界图景经受一次惨痛的修订。如同在《偶然相识》中，够敏感和够坦白地在这次经验中成长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
《偶然相识》具有《七月的人民》所没有的内向和灵性维度，却具有一股足以跟《七月的人民》相比的政治推力，不仅在其对经济移民或某类经济移民的心态的探讨，而且在其对西方假神的批评和最终对西方假神的摒弃。西方被市场资本之神所掌控，这个神的种种怪念头被朱莉的南非毫无保留地接受，其魔力甚至伸至易卜拉欣那块受鄙视的沙漠（易卜拉欣的父亲在一家国际洗钱公司充当小喽啰，领取微薄薪水）。
在灵感方面，《偶然相识》明显受惠于阿尔贝·加缪的短篇小说《通奸的女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法国裔阿尔及利亚女人，她夜里背着丈夫偷偷跑到沙漠里去，体验沙漠诱发的神秘狂喜，既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7]《偶然相识》尽管颇长，但它更像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其幅度要比戈迪默重要阶段的作品例如《自然资源保护者》（1974）和《伯格的女儿》（1979）狭窄。它要等到摆脱了一个次要情节之后，其体裁才变得较清晰。这个次要情节，与朱莉和易卜拉欣的故事仅有微弱联系，写的是朱莉一位妇科学家叔叔被谬控行为违反专业操守。
《偶然相识》尚有一些方面，其叙述技术是不够完美的。例如，主要情节是建立在一个不大可信的基础上的。易卜拉欣为了争取签证而使自己受羞辱，并没有客观的必要性。他的妻子是一个受过昂贵教育的人，还有一定的从商经验，有一家以她的名义成立的信托基金，还有一个嫁给美国富人的母亲。因此，她眨一眨眼就能获得在美国居留的幸运身份，并以配偶名分把易卜拉欣也带去。如果戈迪默选择发展一个不大可信的情节，那么只能说这是因为她非要她的主人公去阿拉伯的中东不可，而不是去加州。
虽然有这些缺点，但是《偶然相识》依然是一本极其有趣的书。有趣，既因为它提示了戈迪默著作趋向的轨道，也因为她在书中探讨的两个类型：那个迷茫和冲突的青年男子，他对形成他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一点好奇心，甚至视而不见，其更深层的心灵生活与其母亲紧紧联系在一起，鄙视自己身体的欲望，想象自己可以通过移居另一个大陆而重新创造自己；还有那个普通的年轻女子，她信任自己的冲动，通过使自己谦卑而找到自己。实际上，这不只是一本有趣的书，而是一本令人惊讶的书：很难想象在别处看到比这本书更富同情心、更亲密的关于普通穆斯林的生活的介绍，而且这是出自一位犹太作家之手。
如果有某个重要的原则，使戈迪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南非民主化期间的作品充满活力，那就是对公正的追求。她笔下的好人都是无法在不公正环境下生活或获益的人；而被她拿来严厉审问的人，则都是那些想方设法窒息自己的良心、使自己顺应世界现况的人。
戈迪默所渴望的公正，要比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政治分配更广泛。在某种较不容易定义的程度上，她还渴求私人领域的公正关系。因此，可以说，戈迪默的公正具有某种理想主义性质。却不能说具有某种灵性维度。因而，朱莉·萨默斯的内心转向，她对非人性的沙漠的迷醉，标志着戈迪默一次新的开始。
在《偶然相识》之后两年，戈迪默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掠劫》，她思想中的灵性转向在这本书中进一步拓宽了，尽管必须说并未深化。小说集里最突出的，是一组九十页的短篇小说，叫作《业》。这组小说向伊塔洛·卡尔维诺做了不仅是一眼掠过的示意，描写一颗灵魂的冒险。这颗灵魂达到或未能达到在不同人类个体生命中转世。
这些小说中最强有力的一篇，讲述莫斯科一位酒店女服务员的故事。她迷上一名来访的意大利商人，并让他把她带去米兰。在米兰，商人厌倦她之后，便把她嫁给他的一位表弟，后者是一个屠夫和养牛人。她参观养牛场时，首次发现她在这些西欧人眼中代表着什么：一头动物，一个养牛人，一个拥有某种运作良好的生殖系统的女性单位。她不想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遂刻意把所怀的孩子流产，这个孩子原本也许可给她那颗无家的灵魂有一个着落。
《业》系列小说中的另一篇，讲述一对女同性恋者，她们是南非白人自由主义者，背后有着一段惨烈的反种族隔离活动的经历。她们决心要养一个孩子。可是，她们无法确保她们从精子银行获得的精子不是某个种族隔离酷刑施行者的精子。她们担忧被她们带到世上的生命，可能会是旧南非精神的转世，于是撤回她们的决心。
在这两个故事中，那颗灵魂都敲了大门但都被拒绝进入：为了它好，那些看守大门的女人都决定不让它进入那个世界，也即当前这个世界。然而，在该系列的另一篇小说中，那颗迷惑不解的灵魂获准不仅在一个南非人身上转世，而且是双重转世。这个南非人被困在旧种族隔离国家的种族分类法律的地狱边境，按其遗传身份，她是“白人”，但按社会身份她是“有色人种”。
《业》系列小说把历史批评，主要是对新世界秩序的批评，与冷嘲式的观察混合起来，有些观察是从宇宙角度看的（这也将成为过去，戈迪默似乎在说），有些是超小说的：那个灵魂觉得，参与一个又一个生命，如同做一个小说家，栖居在一个又一个人物身上。
《掠劫》中另一篇重要小说，沿袭较熟悉的戈迪默路线：以一个叫作《使命声明》的故事向世界报告南非的情况。
罗贝塔·布莱内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离婚英国女人，冷静而明智。她在一家国际援助机构工作，该机构按大多数标准，可以说是开明的：据该机构的估计，非洲“在本体论上”并非“无可救药”，尽管解救之道尚未找到。罗贝塔本人可以说是弥漫于《掠劫》中对实际改善地球持消极态度的代表人物，但她认同该机构的看法。[8]
在她派驻的那个没提到名字的讲英语的非洲国家，罗贝塔认识一名高级公务员格德斯通·沙德拉克·查布鲁马，并与他发生长期恋情。查布鲁马是一个已婚男人，同样冷静和克制。他们实际上成了一对伴侣。
在她的派驻任务快结束时，查布鲁马提议罗贝塔留下来。他将娶她做第二个妻子，在正式场合与他一齐露面的妻子，她将促进他的事业，同时追求她自己的事业。这是一种非洲式解决之道：他的第一个妻子，一个未受教育的女人，将会适应。他的第一个妻子被罗贝塔一个同事称为“新型的恋家女人，（某种）城市农民”。（第53页）
戈迪默的小说常常发生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交叉点，这篇小说也是如此。虽然罗贝塔生长于英国，但原来她也有非洲隐情。事实上，我们从小说中得知，在英国没人——至少某一社会阶层没人——可以逃避英帝国与非洲纠结的阴影。就罗贝塔而言，是她的祖父在这个旧殖民地经营一个煤矿，这位只给她留下模糊记忆的祖父老爱讲一个故事，说他怎样每周一次派遣一个非洲仆人走几天路去商店帮他买一箱威士忌。仆人会用头顶着箱底把威士忌扛回来。“他们（非洲人）的头啊……厚得像圆木。”祖父会说，他的朋友们会大笑。（第42页）
在一个感人的时刻，罗贝塔躺在查布鲁马怀中流泪——她承认受种族主义傲慢遗产的影响，抗拒内心那股想搂抱和爱抚其情人那颗受欺凌和受侮辱的头的冲动。作为一位作家，戈迪默在表现这类瞬间时最为强有力：在身体的姿态和外形中，情景的真实性袒露无遗。
查布鲁马试图安慰忧伤的罗贝塔。种族主义谈话是“他们的传统”，他说；她无须为此怀疚。（第65页）但这使她陷入窘境：如果她要以历史只是历史这一理由来卸下过去的重负，则她如何能拒绝接受查布鲁马关于风俗就是风俗、他自己的传统赋予他拥有两个妻子的权利的说法呢？故事以罗贝塔陷入深深的不安结束。如果她接受查布鲁马的求婚，难道不可以说这只是一种想补偿过去的愿望吗？而如果她拒绝，难道不可以说这只是出于一个西方女人的骄傲，觉得理当如此吗？
《掠劫》包含太多不足道、易被忘记的篇什，使它难以跟早期小说集例如《利文斯通的伙伴们》（1972）、《那里有什么事》（1980）或《一个士兵的拥抱》（1984）的水准匹比。然而，这些较短的篇什中，有一篇《钻石矿》特别值得重视。它对一个女孩的性觉醒做了令人赞叹地熟练而自信的处理，也提醒我们，戈迪默在写到性的时候，总是非常出色的。
自初出道以来，戈迪默一直对她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历史位置这一问题感到不安。这个问题有两面：历史将对非洲南部的殖民计划做出怎样的裁决，而她本人不管愿不愿意都是这计划的一部分；以及，像她这样一位出生在晚期殖民地社会的作家，可以扮演怎样的历史角色。
她本人一生著作的伦理框架，根植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时种族隔离的铁幕正落下，而也是在这时，她首次阅读让-保罗·萨特和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加缪的作品。在这种阅读的影响下，她担当了南非命运的目击者的角色。“作家的功能，”萨特写道，“是以这样的方式行动，也即谁也不能对世界视若无睹，谁也不能说他与世界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9]戈迪默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所写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其人物，主要是南非白人，都生活在萨特所指的不诚实中，骗自己说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她自定的任务是把真实世界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粉碎他们的谎言。
现实主义小说的核心是幻灭这个主题。在《堂吉诃德》结尾，出发去纠正世界的错误的主人公，悲伤地回家，意识到他不仅不是英雄，而且现在这个世界已变得没有英雄了。戈迪默作为一位剥光一般幻想之衣服和撕掉殖民地不诚实之面具的作家，是塞万提斯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在那个传统里，她得以颇令人满意地作业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然后她明白到，对南非黑人——而她是南非黑人的斗争的历史见证者——来说，左拉这个名字，更不要说普鲁斯特，是没有意义的；明白到她太欧洲化了，她在那些对她最重要的人眼中根本不重要。她这个时期的随笔表明她正没有结果地在一个问题的泥潭中挣扎，这就是为一个民族写作——为他们而写和代他们写，以及被他们读——意味着什么。[10]
随着种族隔离的结束和曾经在种族隔离统治下以其紧迫性遮盖所有文化事务的意识形态的放松，戈迪默亦从自寻烦恼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她在新世纪出版的小说，显示一种令人欣喜的就绪状态，随时准备描写世界的新场所和新感觉。我们能感到，如果这些作品与她重要时期的作品相比显得有点儿无实体，有点儿粗略，如果体现在她最佳作品中的对真实世界的肌理的全力刻画如今只是间歇性地表露，如果她有时满足于向她要表达的意思打打手势而不是用文字确切地突显出来，那也是因为她觉得她已经证明自己了，不需要再表演那些大力士式的重活。
（2003）
[1] 《有些人天生享受甜美的愉悦》，见《跳跃和其他故事》（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1991），第67—88页。
[2] 《偶然相识》（纽约：企鹅出版社，2001）。
[3] 普洛麦尔（1903—1973），英国作家，生于南非。
[4] 鲍德温（1924—1987），美国黑人小说家和批评家。
[5] 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学者，著有《七根智慧之柱》。
[6] 斯坦厄普（1776—1839），英国女作家和旅行家。
[7] 阿尔贝·加缪《通奸的女人》，见《流放与王国》（1957），贾斯廷·奥布赖恩译（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62），第9—29页。
[8] 《掠劫和其他故事》（纽约：法-吉-斯出版社，2003），第32页。
[9] 《什么是文学？》，伯纳德·弗雷希特曼译（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67），第14页。
[10] 参考《一个作家的自由》（1957）、《生活在过渡期》（1982）和《基本姿态》（1984），收录于随笔集《基本姿态》，斯蒂芬·克林格曼编（开普敦：戴维·菲利普出版社，1988）；《参考：文化密码》（1989），收录于随笔集《生活在希望和历史中：本世纪笔记》（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