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惠特曼
1863年8月，第一四一纽约志愿军团二等兵埃拉斯图斯·哈斯克尔在华盛顿特区军械库广场医院死于伤寒。不久，他父母收到一个陌生人寄来的一封长信。“我非常希望救活（埃拉斯图斯），”陌生人写道，
他们也全都这样希望——他得到很多服务人员的悉心照料……很多个晚上我在医院坐在他床边……——他总是喜欢我坐在那里，但不想说话——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夜晚，那是一个令人好奇又庄严的场面，到处都是躺在帆布床上的病员和伤员……而这个亲爱的年轻人就躺在身边……我不知道他过去的生活，但就我所知和就我所见，他是一个高贵的青年——我感到他是一个我会十分依恋的人……
我给你们写这封信，是因为我至少可以做点回忆他的事——他的命运是艰苦的命运，这样死去——他是我们成千上万无名的美国年轻普通士兵之一，他们没有什么纪录或名声，他们临死的情况是如此无人知晓，但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宝贵和忠诚的人……可怜亲爱的儿子，虽然你不是我的儿子，但我觉得我爱你如儿子，在我看你生病和垂死的短暂时光里。
这封信署名“沃尔特·惠特曼”，并附有布鲁克林地址。[1]
写慰问信只是充当“士兵们的传教士”的惠特曼承担的其中一项义务而已。他奔波于华盛顿各医院，给士兵带来新内裤、水果、冰淇淋、烟草、邮票等赠品。他还跟他们聊天，安慰他们，吻他们，拥抱他们，而如果他们要死了，便设法减少他们的痛苦。“以前从未有过任何事情像这些亲爱的、受伤的、生病的、濒死的小伙子，如此深入骨髓地牵动我的感情，如此彻底和（迄今）如此永久，”他写道，“我在医院已形成了如此的依恋，我愿意永远这样下去，直到我死去之日，而他们也一样，毫无疑问。”[2]
在1862年至1865年，据惠特曼自己说，他照顾约十万名士兵。虽然他的参与并未受到普遍欢迎——“那个讨厌透顶的沃尔特·惠特曼（来）把邪恶和不信上帝灌输给我那些小伙子。”一名护士写道——但也没有哪家医院不准他进入。我们不禁要思量在我们时代一个中年男子、一个出了名的淫秽诗歌作者，会不会被允许出入病房，在一个个有吸引力的青年床边流连，或他会不会转眼被两三个医院助手撵出门外。[3]
惠特曼保持写其华盛顿经验的笔记，后来把这些笔记整理成报纸文章和演讲，然后于1876年出版了一个限定版，书名《战时备忘录》，再后来又成为《典型的日子》（1882）的一部分。《备忘录》并非都是来自第一手经验。虽然惠特曼令人觉得他目睹林肯在福特戏院被暗杀，并提供了有关这次事件的戏剧性描写，但是他事实上并不在那里。不过，他确实相信他与林肯有某种特殊关系。两人都是高个子。林肯穿过街道时，惠特曼常常在场，所以他相信这位民选领导人从攒动的人头上认出这位未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并向他点头（惠特曼像雪莱一样，对自己的使命有着崇高的信念）。
惠特曼年轻时，对颅相学这门新学科印象深刻。他曾接受过标准颅相学测验，其“多情”和“黏合力”获高分数，语言技能则中等。他对自己的分数自豪得足以使他把它们刊登在《草叶集》广告中。
在颅相学术语中，“多情”是色欲；“黏合力”是依恋、友谊、同志情谊。这个特点在惠特曼的情欲生活中变得很重要，因为这赋予他对其他男性的感情一个名称，实际上还是一种敬意。它还赋予他的民主观念一个形体：黏合力作为一种多样性的爱，不局限于性伴侣，因此可构成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惠特曼式民主是黏合力的明显扩大，是一个全国性的兄弟情谊网络，颇像他在那些奔赴战场的年轻士兵中间目睹和他后来照料他们时发觉自己心中感到的那种互爱的同志关系。在1876年版《草叶集》序言中，他写道：“最有效地把……未来的合众国焊接、穿插和锻造成一个活生生整体的，将是一种炽热、获接受的同志情谊的发展，那潜在于所有小伙子身上的男人对男人的美丽而心智健全的深情……以及直接或间接地随着这种发展而来的东西。”[4]
在惠特曼看来，黏合力不只是多情的崇高形式，而是一种自主的情欲力量。惠特曼梦想的合众国最具吸引力的特点，是它不要求其公民为国家利益而把爱欲崇高化。在这方面，它有别于其他十九世纪的乌托邦。
惠特曼不仅具有高度黏合力，而且如果我们相信他所写的，他还是高度地多情：“我把新郎从床上推开，自己与新娘待在一起，／我彻夜用我的大腿和唇紧贴着她。”他的多情到底以什么身体形式表现出来，这个问题最近已愈来愈引起惠特曼研究者们的注意。（《草叶集》第65页）
在战后岁月，惠特曼形成了对青年男子的重要依恋，其中两人特别瞩目：华盛顿铁路售票员彼得·道尔和印刷厂学徒哈里·斯塔福德。与道尔的关系——道尔近乎文盲，而据惠特曼说，他认为《草叶集》是“一大堆疯狂谈话和艰深字眼，全都纠结成一团，毫无感觉或意义”——似乎给惠特曼带来颇大的苦恼。在笔记本一个用密码写的条目中，惠特曼责备自己：
从这一刻起，彻底和永远放弃这种（对道尔的）狂热、起伏、无用无尊严的追求——坚持得太久（太太久了）——如此羞耻……避免见她（原文如此），或与她会面，或任何谈话或解释——或任何会面，不管是什么，从这一刻起，永远地。
（惠特曼在审查自己的文稿的过程中，小心地擦掉敏感的男性人称，代之以女性人称。）[5]
与哈里·斯塔福德的依恋则似乎较为平静——惠特曼比斯塔福德大差不多四十岁。惠特曼获斯塔福德家人的接受：他作为付钱的客人待在他们农场，他在那里可以悠闲地行其早晨泥浴仪式，然后在泉水里泡，且全都是伴着大声唱歌。
如果我们从自传角度来读他1859年的所谓“活橡”[6]诗，我们还可以发现他在1850年代末期曾有过一次重要依恋，这一次令惠特曼明白到他对其他男性的感情不能永远不让人知道：“一个运动员倾心于我，我倾心于他，／但我内心对他有某种猛烈而可怕的东西，要爆裂开来，／我不敢用文字讲述它，甚至不敢在这些歌中。”（《草叶集》第132页）
根据保存在手稿中的形式，这十二首“活橡”诗都是讲述这次依恋的故事。但要出版时，惠特曼失去胆量，并打乱它们的秩序，把它们分散在一个其总题为《芦笛集》的大型组诗中，这组诗宽泛地说，更多是颂扬黏合力而不是多情。
也许是基于策略上的理由，惠特曼宁愿让人以为他与女人有暧昧关系。他甚至散布他在新奥尔良和其他地方有私生子女的谣言。他显然很吸引女人；而我们亦很难相信写《我歌唱带电的肉体》的诗人对异性恋的性爱乐趣完全无知：“新郎的爱之夜渐渐确定而温柔地进入俯卧的黎明，／起伏着进入愿意而依顺的白天，／迷失在紧抱着而又肉体甜蜜的白天的裂开里。”（《草叶集》第96页）
《草叶集》中的爱欲段落，尤其是自恋和暴露癖的段落，有很多幽默的俏皮话容易被误为自吹自擂，这些段落曾使惠特曼的朋友，尤其是使惠特曼的同代前辈爱默生感到难堪。爱默生是使惠特曼受惠最多的人，一开始就看到惠特曼的天才，即使当惠特曼不知羞耻地利用爱默生的名字来推广自己的诗集的时候，也依然站在他一边。但爱默生关于把1860年版的性爱指涉淡化的温和建议，则未获惠特曼接纳。
同代人对《草叶集》的反应使我们吃惊之处，是冒犯人们的显然并非《芦笛集》背后的同性情欲，而是异性性爱；也是异性性爱最终引发波士顿地方检察署扬言，除非净化1881年版本，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这时，惠特曼在男同性恋知识分子中间已有颇多拥戴者，尤其是在英国：奥斯卡·王尔德巡回访问美国时曾探视惠特曼，并宣称离开时放肆地吻他的唇。随笔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要求惠特曼承认《芦笛集》诗中隐蔽的题材是与一个男人的恋爱事件。但惠特曼拒绝了，而这拒绝，恐怕更多是出于狡黠而不是害怕。这些诗，他冷冷地说，不会得出这类“病态的结论——我予以否认，并觉得这是该谴责的”[7]。
那么是不是说惠特曼时代的读者对男人之间的性爱的容忍度要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大，只要它不要太公然地表白出来？是不是这位带电的肉体的诗人被默认为同性恋者？“我是女人的诗人如同我是男人的诗人……我是那与温柔而渐浓的黑夜同行的他，／我呼唤被黑夜半搂抱着的大地和大海。／紧压着的裸胸的黑夜——紧压着的磁性而滋养的黑夜！／南风的黑夜——几颗硕大的星星的黑夜！／静静点着头的黑夜——狂疯赤裸的夏天的黑夜。”（《草叶集》第49页）
在为1855年版《草叶集》一个重印本而写的后记中，戴维·雷诺兹取笑反对淫秽文学的斗士安东尼·科姆斯托克，后者谴责1881年版的异性性爱，却忽视《芦笛集》中的诗。雷诺兹问道，科姆斯托克怎会看不出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明显不过的同性恋基调？“答案似乎是，当时对同性之爱的解释与今天不同。”“不管（惠特曼与青年男子）关系的性质是什么，他诗中那些同性之爱的段落大多数与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实践并不相悖，也即强调这类爱的健康。”[8]
雷诺兹在其《沃尔特·惠特曼》一书中重申其立场：
虽然惠特曼显然曾与女人有过一两次恋情，但他主要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同志，与青年男子们有一系列热烈的关系，他们大多数后来都结婚，有了孩子。不管他与他们的肉体关系性质是什么，他诗中那些同性之爱的段落大多数与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实践并不相悖，也即强调这类爱的健康方面。[9]
杰罗姆·洛文在其1999年出版的惠特曼传记中，以同样谨慎的态度写道，彼得·道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惠特曼的情人”。“很难弄清楚他们的关系的亲密细节。”关于哈里·斯塔福德，洛文写道：“今天，我们对惠特曼与（斯塔福德）的关系的看法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现时对惠特曼可能的同性恋倾向的兴趣，而不是反映实际情况。”[10]
在我看来，雷诺兹和洛文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似乎都太简单了。洛文所谓的“亲密细节”和雷诺兹较为微妙的“（惠特曼与青年男子）肉体关系的性质”只能指涉一件事：惠特曼与上述这些青年男子单独在一起时，他们多情的器官做了些什么。如果科姆斯托克可被当作笑柄，那也是因为他愚蠢地看不出《芦笛集》诗中具有黏合力的崇高语言风格底下那多情的内容。
在不必站在审查员一边的情况下（尽管像雷诺兹那样奚落科姆斯托克“有络腮胡子和大腹便便”是搔不到痒处的——惠特曼本人也有络腮胡子和颇为大腹便便），难道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争辩吗，也即在那些不认为《芦笛集》的诗冒犯他们的读者中，也可能有一些人看不出其多情的内容，而这看不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男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必须包含些什么有错误观念，而是因为他们不觉得需要问自己那种亲密关系的多情内容到底是什么，也即他们并不是把亲密关系这个概念简化为这些男人用他们的性器官做什么。[11]
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从早年起就被教导要压抑某些思想，尤其是有关“人生的事实”的思想，直到空气中挤塞着性压抑的云团。但是，对压抑的憎恶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纲领的一部分，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与父母一代的亲密战争中锻造的武器之一。请弗洛伊德恕罪，但我们绝对有可能不去幻想别人，甚至不去幻想父母的私生活，而又不必在我们自己的心灵生活中压抑那些幻想和承担压抑的后果——那臭名昭著的被压抑的东西的重现。譬如当我们不去苦思冥想别人进厕所时所做的事情的“亲密细节”和“实际情况”时，我们并不需要付出心灵的代价。
换句话说，认为惠特曼情诗的同时代读者看不出这些诗真正讲什么，也许更多是暴露了对什么才是“真正讲什么”持头脑简单的看法，而不是揭示惠特曼的读者有什么看法。
对惠特曼究竟如何写这些同性爱诗而不被发现的问题，彼得·科维洛的反应要比洛文和雷诺兹的反应微妙，但最终也是没有击中要害。科维洛写道，潜存于《芦笛集》诗中和《备忘录》中的依恋“使现有关于亲密关系的分类法毫无用武之地”。
我想，对如何看待这些依恋，存在着颇多无所适从的苦恼，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希望，也即不想以惠特曼时代不通用的措辞来对各种关系——渴望同性关系——做不合时宜的描述。但这种本意良好的迟疑不应引导我们去用一种假贞洁来掩盖惠特曼与士兵们的关系。首先，这样做等于忘记十九世纪中叶提供给男人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在那个时代，尚未广泛流行以较明白的惩罚式语言来描述性偏常行为。[12]
十九世纪中叶男人确实享受二十世纪中叶男人享受不到的自由：他们可以公开接吻，他们可以手拉手，他们可以给彼此写发自最深刻的爱的诗（丁尼生的《悼念》就是一个明证），他们甚至可以同床，全都不会遭社会排斥或受法律惩罚。但是，科维洛似乎是隐约指出，这类行为不会被惩罚是因为不会被误解：尤其是不会被误解成这样一个征兆，也即灯光熄灭时多情的器官会做出不贞洁的把戏。
要问的反而是，这样的行为是否真的会被解释，也即是否会被审问，审问贞洁不贞洁。此中有某种世故，由未言明的社会共识制约着，这共识的本质是按照事物表面上的样子来接受事物。而我们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拒绝承认我们的维多利亚时代先人有这类社会共识——称为圆通也不妨。
学者们似乎同意，在1880年之后某个时候，一种关于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新范式——科维洛有时候所称的“以惩罚式语言来描述性偏常行为”——开始从性学（“科学”）文献进入日常生活谈话，并取而代之，成为基本特征，然后以此为准，对各种各样的性欲做出区分。至于被取代的范式是什么，则不是太清楚。乔纳森·内德·卡茨认为，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基本特征是在道德品格而不是性学品格上做出区分：在激情与感官之间，在高与低之间，在爱与欲之间。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的激情关系不会受诘问，只要这些关系是较高级的、深情的关系。[13]
惠特曼生于1819年，成长于一个激进民主党人的家庭。终其一生，他都相信一个由自耕农和独立手艺人构成的美国，尽管这种杰克逊[14]式的社会理想日益变成空想，原因是到世纪中叶时，新的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本土手艺人阶层——且不说从旧大陆源源涌至的移民——变成了工厂的受薪劳工。
作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的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惠特曼站在民主党政治激进派一边。然而，到1855年，由于民主党在奴隶制问题上含糊其词，他感到失望，遂退出政治生活。从根本上说，他的政治信仰现时已固定下来：他身边的世界也许会改变，但他不会改变。
虽然他反对奴隶制，但是如果我们说惠特曼在种族问题上的观点走在其时代前面，那会太夸张。他绝不是废奴主义者——事实上他对废奴主义者“可憎的狂热”大发雷霆。[15]南方与北方的冲突点是拥有奴隶的权利扩展至新的西部诸州。由于奴隶制在其效果上是反民主的，由于奴隶经济在他眼中是独立自耕农经济的对立面，因此惠特曼支持针对奴隶拥有者的战争。他支持战争并不是为了给黑奴在一个民主制度中赢得一个正当地位。
同样地，战后南方的状况也不是他庆祝的泉源。他哀叹南方重建的“无法量度的降级和侮辱”，他谴责“黑人的优势，与野兽差不多”，不应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在1876年给他的《备忘录》写了一个注释，称如果奴隶制给他的世纪带来一个可怕的问题，“那么假若自由的美国黑人群众在接下去的整个世纪带来更可怕、更深刻的复杂问题，该怎么办呢？”虽然他不再重申他战前的提议，也即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最佳方案是在别处为他们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他也没有收回这个提议。[16]
因此，我们在《我自己的歌》和《各行各业的歌》中所见对劳动的美国人的连篇累牍的颂扬，是倾向于颂扬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的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甚至在《草叶集》1855年首次出版时就已不再是反映现实：“木匠修整木板……／伙伴绷紧肌肉站在捕鲸船上……／纺织女在大轮的嗡嗡声中俯前仰后，／农民……凝视燕麦和黑麦……”然而，这视域却是惠特曼要投射为美国的未来的视域。要成为美国诗人，成为民族诗人，他必须以一个已退入过去的世界的视域，来压倒一个日益受人力市场支配和受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现实。（《草叶集》第41页）
最瞩目的，要算惠特曼在这个难以克服的任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他直到临死似乎都始终相信那股催生共和国的力量，那股被他称为民主的力量，将会胜利。他这信仰来自一个信念，这个信念随着他对政治的兴趣的消退而日益强烈起来，也即民主并不是人类理性的一个浅薄发明，而是永远处于发展中的人类精神的一个方面，根植于爱欲本能：“我总要不厌其烦地重申（民主）是一个其真实含意仍在沉睡中的词……它是一个伟大的词，其历史我认为尚未被写下来，因为那个历史尚未上演。”[17]
惠特曼的民主是一种市民宗教，其活力是由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女人对女人但尤其是男人对男人的感情激发的，这主要是一种爱欲感情。基于这个理由，他诗歌中（散文是另一回事）所表达的社会视域弥漫着爱欲色彩。这诗歌通过某种爱欲魅力来产生效力，把读者带进一个世界，在那里所有人对所有人几乎都怀着善良的、不加区别的深情。就连诸如《从那永远摇荡着的摇篮里》这样的诗中，死亡的号召也具有爱欲的诱惑力。
难怪惠特曼中年时，就已被包围在先知和圣人的光环中（那流泻的胡须也起了作用），或者说，他与其说是吸引了大批他的诗艺的欣赏者，不如说吸引了大批信徒，这些惠特曼主义者都是因为不满现代生活、向往宇宙精神和渴望更丰富更美好的性爱而聚集在一起。洛文在其传记中认为，惠特曼甚至把女乐迷的现象带到美国，还援引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一位苏珊·加内特·史密斯做例子，她突然给这位同性恋诗人写信，告诉他，她的子宫“干净纯洁”随时准备为他生孩子。“天使们守卫在前庭，”她向他保证，“直到你来存放我们和世界的最珍贵宝物。”[18]
与此同时，在尤利塞斯·格兰特担任总统期间，美国踏入镀金时代无节制的唯利是图和炫耀财富。惠特曼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然而，他继续以坎登的圣人这个角色和以保罗·茨威格所称的“冻结的乐观主义”的精神，发布听上去像宇宙精神的预言（似乎受了阅读黑格尔的影响），预言黏合力民主的胜利。[19]
*
虽然惠特曼仅受过粗浅的正式教育，但如果以为他无教养或知识上狭隘将是错误的。在他大部分生涯中，他基本上是自己的时间的主人，并利用这些时间来博览群书。虽然他摆出工人的姿势，但他与艺术家和作家厮混，绝不少于与他所谓的粗人厮混。在他做报人的岁月，他写了数百本书的书评，包括严肃的哲学和社会批评著作。他追读英国主流书评，也很了解最新的欧洲思想潮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迷上了托马斯·卡莱尔——就像很多其他骚动不安的年轻人——并吸取了卡莱尔对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批判。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给他造成巨大震荡。在他那个时代的作家中，影响他最深和他觉得最难表达他的感激之情的两位作家是美国人爱默生和英国人丁尼生。
虽然他宣布——实际上是大声疾呼——美国的文化自主，但是最使他抵不住诱惑的，是到英国做一次凯旋式巡回演说的念头。如果说这样一次巡回演说未能实现，那也不是因为他在英国缺乏拥戴者，而是因为名人演说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英国不如在美国流行。为了使《草叶集》能够在英国出版，他净化那些较有伤风化的措辞，而这是他在美国绝不允许的。
汇编自己的诗，出版一部《诗汇编》，并不意味着收录一生中所写的全部诗作。按惯例，汇编者有权修改旧作和悄悄删掉他或她懒得再去做说明的诗作。因此，《诗汇编》是塑造自己的过去的一个捷径。
惠特曼似乎从一开始心里就很清楚《草叶集》将成为一部进行中的《诗汇编》，不断增长，并随着他自己的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它总共经历了六版，其中一些以各种形式出版，原因是惠特曼把一些新诗插入已出版的版本中。我们很难知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该问——六个版本中哪一个最好，哪一个是我们应该读而把其他排除在外的，因为它们代表着沃尔特·惠特曼到底是谁的六种组构和重新组构形式。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855年他是“沃尔特·惠特曼，一个美国人，一个粗人，一个宇宙”，到1881年，他是“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20]（“［惠特曼］是一个宇宙，这可是我们没想到的新闻。至于一个宇宙到底是什么，[21]我们相信他会尽早找机会告诉不耐烦的公众，”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在一篇关于1855年版《草叶集》的书评中写道。）[22]
学术世界的经验法则是把作者的最后修订版、他或她的最后说法，当作是确定版。但也有些例外的情况，批评界的共识是最后修订版不如原版，甚至是对原版的诋毁。因此，我们倾向于读华兹华斯自传诗《序曲》1805年版，而不是1850年修订版。大致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也许有理由认为读惠特曼早期诗应读初版，因为自1865年以来他的趋势是朝着“诗意”（也即丁尼生式的）方向修改，以期赢得更广泛的读者群。
惠特曼意图把第六版的《草叶集》作为选定版。该版本于1881年在波士顿出版，但因受到以淫秽罪检控的威胁而停止发售。惠特曼在费城找到一家新出版社出版，其突然的臭名远扬使诗集销路骤增。
第六版收录三百首诗，归入不同主题之下和编号的系列中。其核心包括从1855年那个由十二首诗构成的初版保存下来的诗，主要是那首后来题为《我自己的歌》的长诗，加上《横过布鲁克林渡口》（1856年添加）；《从那永远摇荡着的摇篮里》和那些多情诗（1860年添加）；以及《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前开放》和《桴鼓集》的诗（添加在1867年版的不同版次中）。
这个核心并不大。虽然他努力重新评估重新修订重新编排重新改题重新出版他的诗，尽管他晚年喜欢重申《草叶集》有一个隐秘、大教堂式的结构，而他一生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完善，但是看来除了对专家之外，惠特曼将永远以某几首诗闻名而不是以一部单本的伟大诗集——美国新诗歌圣经——的作者闻名。
（2005）
[1] 沃尔特·惠特曼《战时备忘录》，彼得·科维洛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第167—168页。
[2] 引自保罗·茨威格《沃尔特·惠特曼：诗人的形成》（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84），第339页。
[3] 《战时备忘录》，第xxxviii页。
[4] 《草叶集：读者版》，哈罗德·W.布洛德杰特、斯库利·布拉德利编（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65），第751页。以后简称《草叶集》。
[5] 贾斯廷·卡普兰《沃尔特·惠特曼传》（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80），第313页、第316页。
[6] “活橡”正式译名应是“弗吉尼亚栎”或“常绿槠”。
[7] 引自卡普兰，第47页。
[8] 《草叶集：150周年纪念版》，戴维·S.雷诺兹编及作跋（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第101页。
[9] 戴维·S．雷诺兹《沃尔特·惠特曼》（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第118页。
[10] 杰罗姆·洛文《沃尔特·惠特曼：他自己的歌》（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297页、第299页、第376页。
[11] 雷诺兹《沃尔特·惠特曼》，第101页。
[12] 《战时备忘录》导言，第xxxvi—xxxvii页。
[13] 乔纳森·内德·卡茨《异性恋的发明》（纽约：达顿出版社，1995），第43—47页。
[14] 指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1767—1845）。
[15] 引自卡普兰，第133页。
[16] 《战时备忘录》，第126页。
[17] 惠特曼语，引自卡普兰，第337页。
[18] 引自洛文，第259页；引自卡普兰，第329页。
[19] 茨威格，第343页。
[20] 雷诺兹编，第17页；《草叶集：读者版》，第52页。
[21] 一个宇宙，原文a kosmos，kosmos拼写与发音都与宇宙cosmos近似，音译科斯莫斯。科斯莫斯实际上指什么，历来有各种解释。
[22] 雷诺兹《沃尔特·惠特曼》，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