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塞巴尔德及其《效仿自然》
W．G．塞巴尔德[1]1944年生于德国南部的角落，那里是德、奥、瑞士交汇点。二十余岁时，他到英国深造，研究德语文学，并在英国一所外省大学教书，其大部分工作生涯都在那里度过。在2001年逝世时，他已出版了为数颇丰的学术著作，主要是论述奥地利文学。
但塞巴尔德在人到中年时，才开始成为一位成果累累的作家，先是出版一部诗集，然后是连续四部散文虚构作品。后者的第二部《移民》（1992，英译1996）使他引起广泛注意，尤其是在英语世界。在书中，他把讲故事、旅行记录、虚构性自传、古文物研究随笔、梦、哲学思考混合起来，写成优雅但有点哀伤的散文，并辅以具有惹人喜爱的业余质素的照片，作为文件证据——这手法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是十分新鲜的（德语读者这时已习惯于穿越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之间的边境，甚至可以说熟视无睹了）。[2]
塞巴尔德著作中的人物，大都是一般所谓的忧伤型人物。他们生命的音调，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主宰着，觉得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觉得也许整体的人类也不属于这里。他们都很谦虚，不敢宣称他们对历史潮流具有超自然的敏感度——事实上他们倾向于相信是自己出毛病——但塞巴尔德著作的高音，是暗示他的人物是先知式的，尽管在现代世界中先知的命运是无人知晓和默默无闻。
他们忧伤的基础是什么呢？塞巴尔德一而再地暗示他们在欧洲近期历史的重负下劳作，在这历史中大屠杀占据主要画面。内心里，他们被一种冲突折磨着，一方面是自我保护的迫切性要求他们阻断痛苦的过去，另一方面是盲目地摸索寻找某个已失去的东西，至于它是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虽然在塞巴尔德的故事中，克服记忆缺失，通常是以艰苦研究的成果——在档案馆的故纸堆中苦觅、追寻目击者——来达成的，但是寻回来的过去却只是证实了他的人物在内心最深处已知道的东西，一如他们在面对世界时的持续忧伤早已表达的，一如他们间歇性地崩溃或患僵住症时，他们的身体就一直以它们自己的语言、症状的语言在诉说的：没得治，没有救。
塞巴尔德的忧伤人物遇到危机时，其体现形式是清楚界定的。先是有一个充满强迫性活动的前奏，常常包括夜间散步，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恐惧。世界似乎充满着用密码写的信息。梦频繁而快速。然后是经验本身：人在悬崖上或在飞机里，在空间中俯视，但也在时间中回望；人及其活动似乎微小到毫无意义；所有目的感全部消散。这个幻象预示着某种昏厥，心智在昏厥中崩溃。
《眩晕》（1990）是塞巴尔德首部长篇散文作品，强调这种精神危机的灾难性向度。在书中最后一部分，叙述者“我”前往出生地W．镇旅行。他在一个充满尘埃的阁楼里检视一批物件，阵阵回忆涌来，然后是出现种种征兆，显示该镇就要遭报应。他害怕自己会疯，于是逃走。这次穿越德国南部的故乡之行阴森可怖。风景都有一种异样感；火车站的人群看上去像来自末日城市的难民；有人在他眼前阅读一本书，而根据他后来对书目进行的研究，这本书根本就不存在。[3]
在塞巴尔德著作中，1914年常常代表着欧洲发生错误转折的年份。但是，细看之下，1914年前的田园生活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那么，真正的错误转折是发生在更早，在启蒙运动的理性得胜和进步思想获加冕的时候吗？虽然塞巴尔德著作中有很多历史意识——他的人物穿行的城市和风景都充满鬼影，涂着一层过去的记号——虽然他总体的阴郁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以进步之名摧毁栖居地，但他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缅怀某个人类以美好、自然的方式在世上安居的黄金时代。相反，他时时以怀疑的态度检视家的概念和安家的概念。他其中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是研究奥地利文学中“家园”的概念。他利用uheimlich（不像家、不熟悉，因而诡异）这个词的多义性来提出他的一个看法，也即对今天奥地利人——一个其领土和人口随着现代欧洲历史的每一转折而变迁的徒有虚名的国家的公民——来说，安家的感觉应包含某种怪异。[4]
《土星环》（1995）是塞巴尔德著作中最接近于我们通常认为是非虚构类的作品。写这部作品是为了克服其作者——即是说，书中的“我”这个人物——面对英格兰东部地区的衰微及其风景遭摧毁时“吓得不能动弹的恐怖”。（当然，塞巴尔德著作中的“我”，与历史的W．G．塞巴尔德并不是同一个人。然而，作为作者的塞巴尔德，却恶作剧地捉弄两者之间的相似性，甚至在文本中复制“塞巴尔德”的快照和护照头像。）[5]
继步行穿越该地区之后，塞巴尔德或“我”住院，处于僵住症状态，症状包括一种与幻觉有关的绝然异化感，看见自己在高处俯视世界。对这眩晕，他给出一个形而上学的而不只是心理学的解释。“如果我们从极高处俯视自己，”他说，“我们会非常恐怖地发觉我们几乎对我们的物种、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终点一无所知。”当我们从上帝的观点看自己时，我们的头脑便会旋转，然后精神崩溃。（第92页）
塞巴尔德并不把自己称为小说家——散文作家是他较喜欢的称呼——但他的写作事业的成功，却有赖于扬弃传记或随笔的写法——普通意义上的散文体——升入想象性写法的王国。他近乎神秘地轻易达到这种扬弃，恰恰证明他的天才。但《土星环》并非总是在这方面取得成功。讲述约瑟夫·康拉德、罗杰·凯斯门特[6]、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7]和中国最后一个女皇帝的篇章，依然停泊在散文体中，这几个人物——令人吃惊地——都与东英吉利有关。
在早期著作中，时间这个主题并未获深度处理，因为塞巴尔德对自己的媒介能否承受得起太多哲学考虑的重量并不是很有把握。当他思考这个主题时，他往往是通过指涉豪·路·博尔赫斯的唯心主义悖论来思考，或就《土星环》而言，是通过指涉博尔赫斯的导师之一、新柏拉图主义者托马斯·布朗爵士。但在塞巴尔德最具野心的著作《奥斯特利茨》（2001）中，他充分地直面时间的主题。[8]
时间没有真实的存在，雅克·奥斯特利茨如此断言。他是欧洲艺术与建筑学教授，小时候他的犹太人父母为了逃避即将来临的灾难而把他带到英格兰，从此他失去他的过去。奥斯特利茨说，不是存在着时间这个持续的媒介，而是存在着互相联系的一小块一小块的空间-时间，这种小块时空的结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但所谓的生者和所谓的死者可以在一小块一小块时空之间活动，并因此互相认识。他继续说，一张快照是过去与现在之间联结的某个眼或结，使生者可以看到死者和死者可以看到生者也即幸存者。（回顾起来看，这种对时间的现实的否认，为点缀塞巴尔德散文文本的那些照片提供了一个解释。）
否认时间的一个结果，是过去被缩减成生者脑中一系列互相纠结的记忆。奥斯特利茨被一个认识所困扰，也即随着人们死去、记忆灭亡，每天也消失了一部分过去，包括他自己的一部分过去。这里，他呼应了赖纳·马利亚·里尔克在书信中对艺术家作为文化记忆承载者的责任表达的焦虑。实际上，在塞巴尔德的学者主人公背后，耸立着在二十世纪末看来是如此不合时宜的几位来自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的已故大师：里尔克、写《尚多斯勋爵的信》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卡夫卡、维特根斯坦。
塞巴尔德在逝世前不久出版了一本诗集，配有艺术家特斯·贾拉伊的插图。[9]这是一本没有大野心的作品，表明写诗只是他的一个消遣。然而，他第一部诗集《效仿自然》（1988）却是一部颇具规模的作品。虽然它的意象比塞巴尔德散文著作中的任何东西都更具挑战性，但是这部诗集保留塞巴尔德修辞优雅与清晰的优点，在英译本中也保存得很好——实际上他的作品在英译本中都保存得很好。[10]
《效仿自然》由三首长诗构成。第一首写的是16世纪画家马蒂亚斯·格伦沃尔德，有关他的历史资料寥寥无几，但塞巴尔德把这些零散的资料串联起来，加上一些对格伦沃尔德画作的看法，拼凑成格伦沃尔德的生平故事。格伦沃尔德的主要面作，包括格伦沃尔德为阿尔萨斯的伊森海姆的安东尼娜修道院所作的圣坛背壁装饰画——在格伦沃尔德时代，伊森海姆是一家收留各类瘟疫病患的医院的所在地。在其中一些最黑暗的伊森海姆时期面作中——圣安东尼的诱惑、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和遗体从十字架上放下——塞巴尔德笔下的格伦沃尔德把造物视为盲目、非道德的自然力量的一个实验场，而自然的一个较疯狂的产物是人类头脑本身，它不仅有能力模拟其造物主和发明各种巧妙的毁灭方法，而且有能力以生活中疯狂的幻象来折磨自己——格伦沃尔德就是一个例子。
同样阴郁的是格伦沃尔德在巴塞尔的《耶稣受难像》，怪异、浑浊的布光创造了一种时间向后飞驰的效果。塞巴尔德认为，画作蕴含着源自中欧1502年日食的对末日的预感，“世界渐渐地秘密病死，／在如同一阵眩晕的白天里，幻景似的蚕食性黄昏／从苍穹直泻而下。”（第30页）
格伦沃尔德的黑暗视域，不只是怪僻阴郁的脾性所致。格伦沃尔德通过与弥赛亚式的先知托马斯·闵采尔[11]的联系，了解“三十年战争”的恐怖并对它做出反应，这些恐怖包括一种任何艺术家都会为之战栗的流行极广的暴行：抠出眼珠。此外，通过他那位生于法兰克福犹太人隔离区、后来信教的妻子，格伦沃尔德对欧洲犹太人受迫害情况非常熟悉。
这第一首诗的结尾包含一个形象：世界被一个新冰河时代接管，白茫茫无生命，这正是视神经撕裂时大脑所见的。
《效仿自然》第二首诗再次是有关无垠、空白和冰冻状态的诗。诗中主人公格奥尔格·威廉·施特勒（1709—1746）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一个德国青年知识分子，放弃神学，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为了追求对冰冻的北方动物群和植物群进行编目分类的目标，施特勒前往圣彼得堡，这是一座怪影似的城市，耸现于“未来那回响的虚空”中。他在圣彼得堡加入由维图斯·白令率领的探险队，绘制从俄罗斯北极港口至太平洋的海上航道的地图。（第48页）
这次探险很成功。施特勒甚至在北美大陆上行走了数小时。然而，在返回俄罗斯途中，航海者们遭遇海难。忧伤的白令死了；幸存者们都乘坐一艘临时造的船回家，除了施特勒，他深入西伯利亚腹地，搜集样本，并结识当地人。他也死在那里，留下一份植物清单和一部手稿，该手稿注定要成为猎人和野兽诱捕者的指南书。
关于格伦沃尔德和施特勒的这两首诗，其目标并不是任何普通意义上的传记或历史作品。虽然两首诗背后的学问功夫做到十足——塞巴尔德曾出版过艺术史类的著作；他显然研究过白令探险队——但是，相对于他凭直觉对这些题材的了解，可能还有他对这些题材的规划（这也许是一条线索，使我们了解塞巴尔德如何在后期散文虚构作品中建构其人物），学问仅居第二位。例子一：他宣称格伦沃尔德虽然结了婚，但私底下是同性恋者，与一个叫作马蒂斯·尼特哈特的画家同行有过多年的“介乎恐怖与忠诚之间的／男性友谊”，这项宣称在专家中是争议极大的。马蒂斯·尼特哈特可能是格伦沃尔德的教名。例子二：历史上的施特勒似乎是一个虚荣和目空一切的青年人，主要对成名感兴趣，他是在酒醉不省人事时，在零下温度的环境中死去的。这些事迹都不见于塞巴尔德的诗中。
因此，最好是把格伦沃尔德和施特勒视为面具，这些面具使塞巴尔德得以把一个人物类型投射到过去，这个人物类型在这世界上感到不自在，实际上被逐出这世界，也许是塞巴尔德自己的类型，但他觉得这个人物类型有某种系谱，他可以通过他的解读和研究来揭示它。以二元论观点看待造物的格伦沃尔德这个面具，要比施特勒这个面具表现得更充分，后者仅仅是一系列姿势，这也许是因为塞巴尔德无法在后者的性格中找到——或创造——什么可信的深度。
《效仿自然》的第三首诗《黑夜毅然出发》具有较明显的自传色彩。这里，作为“我”的塞巴尔德不仅把自己作为个人来反思，而且作为德国近期历史的继承者来反思。该诗以图像和叙述碎片，讲述他从1944年作为一个土星座人（一个冷星座）出生以来的历史，直到八十年代。有些图像——此时我们已熟悉塞巴尔德的散文虚构作品的实践了——来自欧洲文化的聚宝箱，就此诗而言是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1480—1538）的两幅面；一幅是关于所多玛的毁灭[12]；一幅是关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与波斯王大流士之间交战的阿尔比勒之役。
叙述者第一次看到这幅所多玛画时，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塞巴尔德将它与德国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轰炸以及他父母拒绝谈论这个问题联系起来。他父母那一代人普遍刻意的记忆缺失，是他不满他们和疏离他们的主要原因，并迫使他替他们记忆。（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终结这个历史遗忘症在德国变成一件引起全国关注的大事。它是塞巴尔德自己1999年出版的《空战与文学》的主题，该书英译名为《论毁灭的自然历史》[13]。）
在诗中，所多玛毁灭的奇观引向一场个人危机（“我几乎精神失常”），塞巴尔德把这场危机与自己一再出现的眩晕联系起来。事后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它还将引向他的修补努力。这项修补努力由他的四部散文作品构成，尤其是由他那些想象的（《移民》中的人物；奥斯特利茨）或真实的（《土星环》中的他的朋友、现在是他的英译者的迈克尔·汉布格尔）犹太人传记构成。（第91页）
《效仿自然》中叙述性最明显的部分，有着威廉·华兹华斯关于他性格形成期的长诗《序曲》的影子，它讲述塞巴尔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次在曼彻斯特逗留的故事。在这个城市中，早期工业时代的欧洲作为某种古代城市大墓地或死人王国的方式存活在二十世纪末（“这些形象／常常使我陷入一种类似／受月球影响的深刻的／忧郁状态”）。（第103页）
塞巴尔德后来生活其中的东英吉利风景，同样荒凉：农场被收容院或监狱或老人院或武器试验场取代。现代英格兰的丑陋也并非独一无二。飞越德国上空，他有另一次黑暗幻象的经验：
河岸上发着
磷光的城市，在缕缕轻烟下
海洋巨人般
等待警笛嘶鸣的
闪烁的
工业建筑群，铁路——还有公路
抽搐的光，百万倍
扩散着的软体动物的咕哝，
潮虫和水蛭，冷的腐烂，
呻吟和石肋骨，
水银光，匆匆穿过
法兰克福一座座高塔的云朵，
伸展的时间和加速的时间，
这一切从我脑中飞驰而过，
已如此接近终点，
每呼吸一口空气都使我
脸部震颤。（第118页）
诸如此类的幻象使他把自己想象成伊卡罗斯，希腊神话中那个用自制的翅膀在大地上空飞翔的少年，看到普通凡人看不到的事物。当他掉下来，而他是注定要掉下来的，会有人去注意吗？或如同在勃鲁盖尔那幅著名的画中那样，世界根本就不把这当作一回事，照常运作？
眩晕向后指向他无法维持平衡的童年问题，也向前指向第二幅阿尔特多费尔画作《阿尔比勒之役》，它对一场大规模屠杀进行全景式描绘，却以幻觉似的、足以令人眩晕的精微的细节来完成。这幅画原应引发他另一次忧郁式的崩溃才对。但却没有，而是引向不太令人信服的超越，全诗也在这超越中结束：在无尽头的东方与西方的战争的地平线之外，张开着通往新未来的视域：
……在更远处，
在缩减的光中耸立起
群山之巅的轮廓，
雪盖着，冰封着，
奇异、未勘探过的
非洲大陆。
《效仿自然》有些无生气的斑块和空洞预兆的时刻，但整体上它是一部具有伟大力量和严肃性的作品，完全可以跟塞巴尔德最后十年那些散文作品比肩。
（2002）
[1] 又译作泽巴尔德。
[2] 《移民》，迈克尔·赫尔斯译（纽约：新方向出版社，1996；伦敦：温塔奇出版社，2002）。
[3] 《眩晕》，迈克尔·赫尔斯译（纽约：新方向出版社，2000；伦敦：温塔奇出版社，2002）。
[4] 《诡谲的家园：奥地利文学论集》（萨尔茨堡和维也纳：雷斯登孜出版社，1991）。
[5] 《土星环》，迈克尔·赫尔斯译（纽约：新方向出版社，1998；伦敦：温塔奇出版社，2002），第5页。
[6] 凯斯门特（1864—1916），爱尔兰诗人、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
[7] 菲茨杰拉德（1809—1883），英国诗人，著名的《鲁拜集》译者。
[8] 《奥斯特利茨》，安西娅·贝尔译（纽约：兰登书屋，2001；伦敦：企鹅出版社，2002）。
[9] 《已有很多年了》（伦敦：短书出版社，2001）。
[10] 《效仿自然》，迈克尔·汉布格尔译（纽约：兰登书屋，2002；伦敦：企鹅出版社，2004）。
[11] 闵采尔（1488—1525），德国神学家。
[12] 所多玛是一个古城，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被上帝毁灭。
[13] 《论毁灭的自然历史》，安西娅·贝尔译（纽约：兰登书屋，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