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据传世文献，在楚国崛起北上问鼎中原之前，两国都不是什么大国，也几乎没有多少交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大体属实，这或者也是西周大部分诸侯国的一般情况。
晋国在西周初年封于唐地，“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西周时期的晋国几乎无名于史籍，至西周末年，晋文侯与郑武公、秦襄公、卫武公合力勤王，促成周平王东迁建立东周，晋国始得政治发展时机。春秋初期，晋多内乱，晋献公（前661年—前651年）时期实力开始壮大，但内耗一直较重。晋文公重耳君晋（前636年—前628年），称霸中原，此后直至三家分晋，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有政治军事影响的诸侯国。
考古所见晋国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近似。西周时期晋国的范围，如邹衡先生所言：“西周初期的晋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翼城、曲沃两县境内，又比较集中在翼城县的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河以东，浍河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以南，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广约15公里的长形地带”。[1]天马—曲村晋侯墓地也说明了西周时期晋国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和晋侯的地位。墓地中多数侯墓如M91、M64、M9等都使用的是五鼎四簋的组合，在西周诸侯中不属于较高的礼制。晋侯墓地中应该属于晋文侯的M93随葬使用的青铜礼器丰富程度，也远远不及同时期等级类似的虢国墓地M2001、M2009以及苏家垄曾仲斿父墓。至春秋晚期，晋国国力雄厚，其实力也表现在文化艺术水平上。侯马铸铜作坊出土陶范，以及可能是该作坊生产的青铜器，在铸造技术、装饰艺术上的水准，应该超出了同时期其他诸侯国。春秋末年的太原市金胜村M251墓主为晋国卿士，随葬包括7件列鼎的青铜礼器近百件，单就墓葬及随葬品规模而言，与同时期的寿县蔡申侯墓相当。春秋时期晋国发达的物质文化水平，也是其政治称霸的基础与底蕴。
图1 春秋时期诸国形势示意图
和晋国是周人正宗后裔的情况不同，楚国原是“辟在荆山”的土著。周成王封楚熊绎“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西周中晚期，楚国利用周王室的衰微，在江汉地区得到了发展，并在春秋早期挥师北上，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历程：（图1）
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左传·桓公二年》）；
前706年、前704年、前690年，楚武王伐随；
前700年开始，楚人伐绞、伐罗、伐申、伐邓、伐蔡；
前678年，楚伐郑，锋芒触及中原势力核心，也就开始频繁与中原霸主发生冲突：
前662年，“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前639年，楚与宋战于泓；
前632年，楚、晋城濮之战；
前606年，楚庄王问鼎中原。
在前7世纪中叶至前6世纪中叶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楚国屡屡北上争霸，直至晋国重用楚国逃亡而来的巫臣为大夫。前584年，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判楚”（《左传·成公七年》），“吴晋始通，约伐楚”（《史记·晋世家》）。春秋晚期，楚国疲于应付吴国的攻击，自此失却逐鹿中原的能力。
考古学中的楚国面貌不甚明晰，我们迄今仍然不能肯定战国时期之前的楚国都城所在。春秋中期之前的典型楚文化面貌也不明确。不过，2012年在宜昌市万福垴出土有一件凤鸟纹鼎、12件甬钟等青铜器，[2]这是目前唯一明确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的楚国遗存，可能暗示西周晚期楚人活动的重心在长江中游一带。基于文化面貌的传承和万福垴的发现，可以认为，在西周中晚期的江汉地区，西至三峡地区、东至江汉平原、北及襄（阳）宜（城）平原的较为广大范围内，包括宜昌市万福垴、江陵县梅槐桥、钟祥市六合、襄阳市真武山等地点，存在那种以鬲、豆、罐为特质，面貌近似周文化的陶器文化，应该就是西周时期的楚文化。如果是这样，西周晚期的楚人“甚得江汉间民和”，利用西周中晚期周王室走向衰微、无暇远顾南方的形势，在江汉地区形成了较大的势力范围。春秋中晚期，楚国文化的发展可以在淅川下寺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中得到反映。例如春秋晚期阶段的下寺M2，墓主倗为楚令尹，社会等级与金胜村M251近似，墓葬随葬青铜器包括7件升鼎的列鼎，青铜器的装饰、制作工艺水平，已可比拟侯马铸铜作坊。战国时期，楚国的经济文化实力，还可通过曾侯乙墓来体现。曾国是该时期楚国的附庸国，考古学文化面貌已全面楚式化。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总量超过10吨，其中包括65件之多的编钟、九鼎八簋的鼎簋组合，以及尊盘、鉴缶等诸多超高制作水准、宏大体量的青铜器，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青铜器群。
文献记载中的楚、晋交流，始于前637年晋公子重耳流亡楚国。重耳在楚国受到楚成王的厚遇。重耳谢别楚王时说：“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楚成王则说：“楚远，更数国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史记·晋世家》）两段对话反映了两位政治家的谋略，重耳远见到了晋楚争霸的未来，楚成王则显露出利用晋国牵制秦国发展的用心。[3]
春秋中晚期，楚晋争霸是大国之间政治博弈的主旋律，楚晋之间或者是楚晋两国阵营之间多次发生政治、军事冲突，较为著名的战役如城濮之战（前632年，楚成王与晋文公）、邲之战（前597年，楚庄王与晋景公）、鄢陵之战（前575年，楚共王与晋定公）。文献记载博弈之中也有议和，如前628年在城濮之战后双方媾和，“晋、楚始通”，两国建立官方的联络。
楚晋争霸的冲突中，双方互有胜负，但从战略角度观察，晋国始终扼制着楚人北上的锋芒，楚国也一直未能越过郑国为标志的中原势力而进一步北上深入。及至晋以吴制约楚国，楚基本无力再向北发展，只在前387年吴起自魏奔楚，楚悼王任之为相，楚国有过短暂的北进势头。从政治实效而言，楚国一直有争霸的实力，但未曾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践行过霸主的地位。